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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光甫的企业家精神是上海银行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陈光甫的企业精神主要包括改革创新精神、开拓进取意识和服务社会的理念、重视信用的思想以及以人为本的管理观念。
陈光甫（1881-1976）——字德辉，江苏镇江人。1904年留学美国，毕业于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财经学院，获商学士学位。回国后，于1915年创办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简称上海银行，起初仅实收资本7万元，员工7人，被称为“小小银行”。但这样一不起眼的“小小银行”，在陈光甫主持经营下获得迅速发展，1916年资本增至30万元，1919年资本增至100万元，到1937年抗战爆发前，资本已达500万元，成为江浙财团重要的核心银行之一。上海银行在我国近代金融史上创造了一个奇迹。陈光甫也因此被誉为中国近代最成功的企业家之一。在促使上海银行迅速发展的诸多因素中，陈光甫的企业家精神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所谓企业家精神，一般说来是指企业家在日常经营管理活动中表现出来的具有顽强进取特征的精神状态或意识。陈光甫在对上海银行的经营管理中，积极进取、勇于开拓、锐意改革、知人善任、注重诚信，体现出了良好的企业家精神，极大地促进了上海银行的发展。陈光甫的企业家精神有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特色，也有他个人的特点，其中比较突出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改革创新的精神
陈光甫在经营上非常注重改革创新，他认为“现在世界上不论什么事业都在日新月异变化，银行事业也得推陈出新，才能站稳”，否则“必有落伍之虞”，因此“吾人之精神，完全在于改革，更在于继续不断的改革”。这种对改革创新的强调，正是陈光甫企业家精神的生动体现。陈光甫为了在竞争中取胜，经常率先采用一些先进的经营管理方法，从而在银行界开创诸多第一，其中较为显著的有：
1、率先开展一元起存。当时上海各大银行、钱庄资本雄厚，主要以政府和富商大贾为业务对象，对一般平民的小额储蓄不屑一顾。而陈光甫看到一般平民虽没有大笔业务，但他们数量众多，可以积小钱而为大钱，于是，陈光甫首先在上海实行一元即可开户的储蓄办法，甚至对那些未满一元的储户，可由上海银行发给储蓄盒，以便将积下的铜元、银毫随时贮入，到凑足一元起储数时再送到银行收入存折。
2、率先实行银两、银元并存。当时，中国金融界币制混乱，银两、银元等并行流通。而上海银钱业仍按惯例，无论收付银没两或银元，只以银两记帐，若以银元进出，则每元必须加减二毫半作为手续费，而且银元存款不计利息。这使银元存户蒙受了损失，且倍感繁琐。为了吸引顾客，陈光甫又率先在上海实行银两、银元并存，并向银元存户付息。这在当时金融界也是一项较大的改革。
3、率先设立调查部。陈光甫设立调查部的目的是从事顾客的信用调查和经济调查，确保放款资金的最佳流向和安全。信用调查注重放款客户的资本、能力、人格，随时调查他们的营业状况及其资产信用。经济调查则着重调查国内外财政、金融、货币、生产、消费、物价、商情等方面情况。银行决策者即依据調查部提供的信息资料，确定“货物押款之伸缩，一业一户放款数量之进退”，“使一举一动皆与商情合拍”，从而建立了一套有效的决策机制，大大降低了资金风险。
4、率先开展农贷业务。19世纪30年代，农村资金不断向都市集中，造成城市游资壅塞，而农村贷款利率奇高，农业建设资金匮乏。为解决这一问题，陈光甫率先在上海银行成立农贷部，支持农业发展，并聘请农业专家来主持。
另外，上海银行也是较早使用机器记帐、推行新式薄记和使用其它现代化设备的银行。
陈光甫的创新精神不仅表现在新举措的实行上，而且也表现在对旧制度的改进上。上海银行成立之初，陈光甫一直遵循英国商业银行的模式，业务专一，专门经营商业金融。可随着上海银行的发展，这种英国专营商业银行的模式逐渐成为上海银行进一步发展的桎梏。他感到这种模式经营渠道狭窄，业务范围小，难以求得进一步的发展。于是，他开始“脱离正统的英国专营商业金融的范围，而采取新颖的美国银行所谓百货商店式的经营方法”，创办了一系列的附属企业，如中国旅行社、宝丰保险公司、大业贸易公司及仓库、招待所、打包厂等。对此，陈光甫指出：“吾并非专以外国之办法为根据，不过介绍外国各种之规程办法，而加以精密之研究，择其可用者用之，不可用者置之，此种研究即为我行之生命。”陈光甫所创办的附属企业，不仅大大拓宽了上海银行的业务范围，并为上海银行扩大了影响，增加了接触联系面。
开拓进取的意识
在陈光甫的企业家精神中，与改革创新精神相伴随的，是强烈的开拓进取意识。上海银行开办后刚刚立稳脚跟，陈光甫就开始考虑设立分支机构，谋求向外发展。当年秋天，他就分别在常州、无锡设立两处分支机构，以后又陆续在其它各地设立多处。到1924年，已设立了南通、苏州、南京、临淮、汉口、济南、天津、杭州、烟台、镇江、长沙、北京等处分支机构。1930年到1934年，分支机构猛增，共设40多处。这些分支机构都是开设在当时工商业比较发达的大中城市，从地区分布格局来看，它是以上海总行为据点，以南京、汉口、郑州、徐州为一个井字形的四个支撑点，沿着交通线向外延伸，形成了一个网络，从而使上海银行能迅速掌握各地的商情变化，大大增强了它的应变能力。开办国外汇兑业务也充分展示了陈的开拓进取意识。
上海银行成立初期，外汇业务几乎全为外商银行所垄断。陈光甫感到国外汇兑是一项利润很丰厚的业务，若不早日开办国外汇兑业务，不仅会使这丰厚的利源全部外流，而且外商银行也将会利用其所操纵的国外汇兑进行经济侵略。他克服资金缺乏、业务不熟悉等诸多困难，毅然于1918年开办了国外汇兑业务，设立了国外汇兑处，以重金聘请德国专家为顾问，同时派员赴英、美各国学习、考察，并在英、美、法、荷兰、新加坡、日本等地设立代理机构，1920年通汇地点已遍于国外许多重要都市商埠。1936年该行进口结汇已达1100万元，出口结汇达1018万元，在国内外经营外汇的银行中崭露头角。外汇业务的开展不仅使上海银行获得丰厚利润，而且极大地提高了其在同业中的地位。 服务社会的理念
陈光甫早年留学美国，学习商业金融，对西方商业之道之真谛谙熟于心。他秉承西方现代商业中的服务精神，认为“银行业务，不若他种商店有陈列货物可以任人选择，银行之货物即为服务”，银行是“尽其为人服务之责任，使顾客对我满意，而换得份内之报酬”，因此，他明确指出上海银行宗旨为“辅助工商、服务社会”，并一再向职工宣扬“我行一无所持，可持者乃发挥服务之精神。” 服务社会的理念成为陈光甫企业家精神的重要内容。
本着服务社会的理念，陈光甫提出要“接近社会、深入社会、适应社会之需要”，并有针对性的提出了许多服务措施并加以实践，如上文提到的一元开户，银两、银元并存等储蓄方法，就是本着服务社会、方便群众的思想而实行的。陈光甫还推动上海银行走出家门，深入基层开展储蓄业务，如到工人居住区办理工人储蓄，在机关、商店职工中开办节俭储蓄，在居民区办理婴孩储蓄，真正做到从最细微处着手，把服务面向中下层群众。他甚至不计人力、物力消耗，在距离上海市区较远甚至外地的一些学校开设办事处，为学校师生服务。如1918年在圣约翰大学设立梵王渡办事处，1919年为南京金陵大学设立了鼓楼办事处。他特别重视为学校师生的服务。因为学校师生都是知识分子，社会联系广阔，影响大。他常说：“今日办储蓄之学校，无异于为我行的播音台也。”
陈光甫还提出必须把服务社会贯彻到银行整个工作中去，提高服务质量，要把顾客当作“衣食父母”，向他们提供优质的服务，以此赢得顾客的好感和信赖。为此，他要求全体职工在工作中必须做到如下几点：1、仪容整洁，热情待客。他说：“对于本行一切顾客无论何界中人或乡愚妇女，应谦恭和悦竭诚招待”，“无论贫贱，视同一律。”严禁职工得罪顾客，规定如有与顾客吵架者，不问是非曲直一律开除。2、处理业务要认真礼貌。他说：“如抄结单给顾客，必须行列整齐，内容清晰，让顾客乐于核闻”，否则，“满纸涂鸦，顾客随即弃置一隅，不愿详阅，且对本行发生不好印象”。3、业务娴熟，力求手續简便，收付敏捷。对于主要存户的存款余额表要心中有数，对于支票上的签字或印鉴，要能够一看即知真伪，不必验对所留模式，以免顾客久等。4 、严禁上班时间吸烟、闲谈、阅报，应以“全副精神接待顾客，得社会之好感”。这些要求有些未免过于苛刻，却是服务性行业必须遵循的原则。
陈光甫服务社会的思想和上海银行服务顾客的举措，赢得了顾客。各界人士纷纷前来存储，从而使上海银行的存款额迅速上升，1915年开办的当年存款额即达577万元，1916年达144 5万元，1919年增至1061 3万元，1937年抗战前更高达2亿元。
重视信用的思想
在陈光甫的企业家精神中，重视信用也是比较突出的内容。他表示，办银行者“第一在于信用”，“金融贵在流通，流通全靠信用”。如何维持银行信用呢？陈光甫认为要奉行诚实、稳健的经营管理方针，“银行经营，首重稳健，若意存侥幸，惟利是图，未有不趋于失败者。”
为确保银行信用，稳健发展，陈光甫十分重视银行的准备金问题。当时，美国各银行的准备金，法定数额是百分之十八，但陈光甫仍使上海银行的准备金达到百分之二十七，并且“尚虑不敷”。事实上，上海银行每年除确实的证券、股票作为准备外，还保持充分的现金准备，现金与存款的比例一般都维持在40%以上，使储户随时都能提取现款。
其次，他还提倡对物信用，推行货物抵押贷款。为了确保放款资金的安全，陈光甫摒弃了银钱业对人信用的不稳妥做法，采用对物信用，推行货物抵押贷款。上海银行开业后，即联络可靠的货栈，凭客户存栈货物作押借，并于1916年与中国、交通、浙江实业、浙江兴业等银行联合设立“上海公栈”，承做押款。业务扩大后，凡在各地设有分支行的地方，均有自办仓库或特约仓库多处。
再次，陈光甫也尽力避免滥发纸币损害银行信用，为此，他决定不发纸币，只向银行领取银行兑换券。
此外，陈光甫首倡设立调查处，同样重视和注意顾客的信用，不致由于顾客的信用问题而使银行受到损失。
所谓牢固树立银行信用，实际上主要是树立储蓄存户对银行的信用，陈光甫将此看成是重中之重，切实加以维护。为了保证储蓄存款的绝对安全，1918年，他宣布将储蓄部与商业部分立，另拨储蓄部资本，实行会计独立，由银行董事及经理向储户负无限责任。1923年，他又规定将储蓄部贷借对照表，每三个月由执业会计师查帐登记，并登报公布，且将投资类别制成简表，公开张贴，“以令社会明了本行之内容，并无一切危险性质，所投资金皆甚稳妥”，使“存款人士对于本行之经营有不可动摇之信仰”。
在银行目前利益与信用产生矛盾时，陈光甫宁可牺牲银行目前利益，也不能丧失信用。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四·一二”事变后，出现宁汉对立的局面，武汉国民政府为集中现金、摆脱经济困境，颁布停兑令，使汉钞急剧贬值，市价仅一折有余。在如此险恶的形势下，为不使上海银行信用遭到损失，陈光甫乃命令上海银行汉口分行不执行停兑令，继续支付现金，规定凡停兑前存入的存款一概如数支付现金，停兑后存入的钞票则按存款之日的钞票市价支付。这样，上海银行为此多支付了200万元，损失巨大，但却维护了自身的信用。于是，上海银行的信用如日中天，人人称道，从而将上海银行的发展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
以人为本的管理观念
首先，陈光甫十分重视人才，认为“银行之真正力量，在于人事之健全”，“有人才，虽衰必盛；无人才，虽盛必衰”。为了延揽到真正人才，陈光甫坚持“唯才是举”的用人制度。员工进入上海银行都要通过严格的考试，如果不能胜任，立即走人，决不讲情面；而对于能力强、工作成绩卓著的员工，则不拘一格，提升到重要岗位。上海银行的许多高级管理人员都是从一般职员中破格提拔的。如果发现人才，陈光甫总是千方百计的将其罗致到他的事业中来。如他在《银行月刊》上看到一位名叫资耀华的人写的关于人事管理和信用调查的文章，深为赏识，就想法与资耀华联系上，并说服他到上海银行工作，委以重任，最后资成为上海银行的高级管理人员。 其次，陈光甫重视员工主观能动性的调动。他提出“银行是我，我是银行”的口号，将职工和银行密切联系在一起，使“大我小我化为一体”，力图造成行兴我兴、行败我败的局面。为此，陈光甫除采取吸收员工入股，变员工为股东的办法外，还制定了职工特别储金制度。它规定凡在职人员自试用助员月薪35元以上者，按月存储月薪的1/10，于每月发薪之日提存，并由银行赠送同等数目的特薪，一同存入，储金利息为一分。并特别规定：此项储金开户后十年才能提取全数，若已在行工作五年的职工，开户后五年方可提取全数，工作四年的，开户后六年才能提取全数，依次类推；自行辞职及被银行解职辞退的人员，若存期不满六年，只可提取此项储金的半数。这样，不仅促进了广大职工的工作热情和积极性，自觉地认真工作，也使得那些具有杰出才能的高级职员无法中途辞职，堵绝了竞争者抢挖人才的漏洞。
再次，陈光甫十分重视人才的培养和人才素质的提高。针对银行業务的专门性，陈光甫特别设立“实习学校”，在银行内部自造人才。“实习学校”以6个月为期，期满考试及格者，派往银行各部实习。不久，陈光甫发现“实习学校”学期太短，不易造就所需人才，遂改办“传习所”，招收高中、大学预科毕业生及大学肄业两年的学生入所训练，以一年为期，毕业后分派行内各部工作。后来，针对“传习所”缺乏精神方面训练的情况，他又办起“训练班”，招收19岁以下的高中毕业生，由银行高级职员担任教师，除授以有关银行实务及技术的科目外，更注重精神方面的训练。陈光甫还选派职员中的优秀分子到欧美各国银行实习，学习其先进的管理经验，以吸收新知识、扩大视野。为提高员工素质， 1923年，陈光甫将私人藏书移存行内，设立图书馆，供职工们阅读。1927年，他还创办《海光》月刊作为上海银行的行刊，登载国内外商情、银行业务及人事消息，职工对于改进行务的意见、各人工作经验的回忆及职工的生活状况等有关报道，并转载中外书报杂志中有价值的文章，以“唤起行员对于银行所负使命之注意，并供给各人一种精神食粮”。为了丰富职工的业余生活，他还鼓励职工业余时间从事体育活动，1920年组织了体育会，开展球类比赛；1930年举办了行运动会，并组织了音乐会、平剧社，开展文娱活动，从而改善了职工生活和工作的条件、环境。正是通过这些培养人才的办法，陈光甫造就了上海银行一支高素质的职工队伍，成为上海银行成功发展的无形资产。
综上所述，陈光甫企业家精神主要包括改革创新的精神、开拓进取的意识、服务社会的理念、重视信用的思想和以人为本的管理观念。今天，中国改革开放已走过了20多个春秋，特别是加入世贸组织后，各行各业都必须与国际接轨，需要大力整顿和规范市场秩序，逐步在全社会形成开拓创新、积极进取、诚信为本的良好风尚。对陈光甫企业家精神的探讨，无疑会给人们，尤其是给企业家们以有益的启示，也必将会有助于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有序的发展。
陈光甫（1881-1976）——字德辉，江苏镇江人。1904年留学美国，毕业于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财经学院，获商学士学位。回国后，于1915年创办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简称上海银行，起初仅实收资本7万元，员工7人，被称为“小小银行”。但这样一不起眼的“小小银行”，在陈光甫主持经营下获得迅速发展，1916年资本增至30万元，1919年资本增至100万元，到1937年抗战爆发前，资本已达500万元，成为江浙财团重要的核心银行之一。上海银行在我国近代金融史上创造了一个奇迹。陈光甫也因此被誉为中国近代最成功的企业家之一。在促使上海银行迅速发展的诸多因素中，陈光甫的企业家精神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所谓企业家精神，一般说来是指企业家在日常经营管理活动中表现出来的具有顽强进取特征的精神状态或意识。陈光甫在对上海银行的经营管理中，积极进取、勇于开拓、锐意改革、知人善任、注重诚信，体现出了良好的企业家精神，极大地促进了上海银行的发展。陈光甫的企业家精神有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特色，也有他个人的特点，其中比较突出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改革创新的精神
陈光甫在经营上非常注重改革创新，他认为“现在世界上不论什么事业都在日新月异变化，银行事业也得推陈出新，才能站稳”，否则“必有落伍之虞”，因此“吾人之精神，完全在于改革，更在于继续不断的改革”。这种对改革创新的强调，正是陈光甫企业家精神的生动体现。陈光甫为了在竞争中取胜，经常率先采用一些先进的经营管理方法，从而在银行界开创诸多第一，其中较为显著的有：
1、率先开展一元起存。当时上海各大银行、钱庄资本雄厚，主要以政府和富商大贾为业务对象，对一般平民的小额储蓄不屑一顾。而陈光甫看到一般平民虽没有大笔业务，但他们数量众多，可以积小钱而为大钱，于是，陈光甫首先在上海实行一元即可开户的储蓄办法，甚至对那些未满一元的储户，可由上海银行发给储蓄盒，以便将积下的铜元、银毫随时贮入，到凑足一元起储数时再送到银行收入存折。
2、率先实行银两、银元并存。当时，中国金融界币制混乱，银两、银元等并行流通。而上海银钱业仍按惯例，无论收付银没两或银元，只以银两记帐，若以银元进出，则每元必须加减二毫半作为手续费，而且银元存款不计利息。这使银元存户蒙受了损失，且倍感繁琐。为了吸引顾客，陈光甫又率先在上海实行银两、银元并存，并向银元存户付息。这在当时金融界也是一项较大的改革。
3、率先设立调查部。陈光甫设立调查部的目的是从事顾客的信用调查和经济调查，确保放款资金的最佳流向和安全。信用调查注重放款客户的资本、能力、人格，随时调查他们的营业状况及其资产信用。经济调查则着重调查国内外财政、金融、货币、生产、消费、物价、商情等方面情况。银行决策者即依据調查部提供的信息资料，确定“货物押款之伸缩，一业一户放款数量之进退”，“使一举一动皆与商情合拍”，从而建立了一套有效的决策机制，大大降低了资金风险。
4、率先开展农贷业务。19世纪30年代，农村资金不断向都市集中，造成城市游资壅塞，而农村贷款利率奇高，农业建设资金匮乏。为解决这一问题，陈光甫率先在上海银行成立农贷部，支持农业发展，并聘请农业专家来主持。
另外，上海银行也是较早使用机器记帐、推行新式薄记和使用其它现代化设备的银行。
陈光甫的创新精神不仅表现在新举措的实行上，而且也表现在对旧制度的改进上。上海银行成立之初，陈光甫一直遵循英国商业银行的模式，业务专一，专门经营商业金融。可随着上海银行的发展，这种英国专营商业银行的模式逐渐成为上海银行进一步发展的桎梏。他感到这种模式经营渠道狭窄，业务范围小，难以求得进一步的发展。于是，他开始“脱离正统的英国专营商业金融的范围，而采取新颖的美国银行所谓百货商店式的经营方法”，创办了一系列的附属企业，如中国旅行社、宝丰保险公司、大业贸易公司及仓库、招待所、打包厂等。对此，陈光甫指出：“吾并非专以外国之办法为根据，不过介绍外国各种之规程办法，而加以精密之研究，择其可用者用之，不可用者置之，此种研究即为我行之生命。”陈光甫所创办的附属企业，不仅大大拓宽了上海银行的业务范围，并为上海银行扩大了影响，增加了接触联系面。
开拓进取的意识
在陈光甫的企业家精神中，与改革创新精神相伴随的，是强烈的开拓进取意识。上海银行开办后刚刚立稳脚跟，陈光甫就开始考虑设立分支机构，谋求向外发展。当年秋天，他就分别在常州、无锡设立两处分支机构，以后又陆续在其它各地设立多处。到1924年，已设立了南通、苏州、南京、临淮、汉口、济南、天津、杭州、烟台、镇江、长沙、北京等处分支机构。1930年到1934年，分支机构猛增，共设40多处。这些分支机构都是开设在当时工商业比较发达的大中城市，从地区分布格局来看，它是以上海总行为据点，以南京、汉口、郑州、徐州为一个井字形的四个支撑点，沿着交通线向外延伸，形成了一个网络，从而使上海银行能迅速掌握各地的商情变化，大大增强了它的应变能力。开办国外汇兑业务也充分展示了陈的开拓进取意识。
上海银行成立初期，外汇业务几乎全为外商银行所垄断。陈光甫感到国外汇兑是一项利润很丰厚的业务，若不早日开办国外汇兑业务，不仅会使这丰厚的利源全部外流，而且外商银行也将会利用其所操纵的国外汇兑进行经济侵略。他克服资金缺乏、业务不熟悉等诸多困难，毅然于1918年开办了国外汇兑业务，设立了国外汇兑处，以重金聘请德国专家为顾问，同时派员赴英、美各国学习、考察，并在英、美、法、荷兰、新加坡、日本等地设立代理机构，1920年通汇地点已遍于国外许多重要都市商埠。1936年该行进口结汇已达1100万元，出口结汇达1018万元，在国内外经营外汇的银行中崭露头角。外汇业务的开展不仅使上海银行获得丰厚利润，而且极大地提高了其在同业中的地位。 服务社会的理念
陈光甫早年留学美国，学习商业金融，对西方商业之道之真谛谙熟于心。他秉承西方现代商业中的服务精神，认为“银行业务，不若他种商店有陈列货物可以任人选择，银行之货物即为服务”，银行是“尽其为人服务之责任，使顾客对我满意，而换得份内之报酬”，因此，他明确指出上海银行宗旨为“辅助工商、服务社会”，并一再向职工宣扬“我行一无所持，可持者乃发挥服务之精神。” 服务社会的理念成为陈光甫企业家精神的重要内容。
本着服务社会的理念，陈光甫提出要“接近社会、深入社会、适应社会之需要”，并有针对性的提出了许多服务措施并加以实践，如上文提到的一元开户，银两、银元并存等储蓄方法，就是本着服务社会、方便群众的思想而实行的。陈光甫还推动上海银行走出家门，深入基层开展储蓄业务，如到工人居住区办理工人储蓄，在机关、商店职工中开办节俭储蓄，在居民区办理婴孩储蓄，真正做到从最细微处着手，把服务面向中下层群众。他甚至不计人力、物力消耗，在距离上海市区较远甚至外地的一些学校开设办事处，为学校师生服务。如1918年在圣约翰大学设立梵王渡办事处，1919年为南京金陵大学设立了鼓楼办事处。他特别重视为学校师生的服务。因为学校师生都是知识分子，社会联系广阔，影响大。他常说：“今日办储蓄之学校，无异于为我行的播音台也。”
陈光甫还提出必须把服务社会贯彻到银行整个工作中去，提高服务质量，要把顾客当作“衣食父母”，向他们提供优质的服务，以此赢得顾客的好感和信赖。为此，他要求全体职工在工作中必须做到如下几点：1、仪容整洁，热情待客。他说：“对于本行一切顾客无论何界中人或乡愚妇女，应谦恭和悦竭诚招待”，“无论贫贱，视同一律。”严禁职工得罪顾客，规定如有与顾客吵架者，不问是非曲直一律开除。2、处理业务要认真礼貌。他说：“如抄结单给顾客，必须行列整齐，内容清晰，让顾客乐于核闻”，否则，“满纸涂鸦，顾客随即弃置一隅，不愿详阅，且对本行发生不好印象”。3、业务娴熟，力求手續简便，收付敏捷。对于主要存户的存款余额表要心中有数，对于支票上的签字或印鉴，要能够一看即知真伪，不必验对所留模式，以免顾客久等。4 、严禁上班时间吸烟、闲谈、阅报，应以“全副精神接待顾客，得社会之好感”。这些要求有些未免过于苛刻，却是服务性行业必须遵循的原则。
陈光甫服务社会的思想和上海银行服务顾客的举措，赢得了顾客。各界人士纷纷前来存储，从而使上海银行的存款额迅速上升，1915年开办的当年存款额即达577万元，1916年达144 5万元，1919年增至1061 3万元，1937年抗战前更高达2亿元。
重视信用的思想
在陈光甫的企业家精神中，重视信用也是比较突出的内容。他表示，办银行者“第一在于信用”，“金融贵在流通，流通全靠信用”。如何维持银行信用呢？陈光甫认为要奉行诚实、稳健的经营管理方针，“银行经营，首重稳健，若意存侥幸，惟利是图，未有不趋于失败者。”
为确保银行信用，稳健发展，陈光甫十分重视银行的准备金问题。当时，美国各银行的准备金，法定数额是百分之十八，但陈光甫仍使上海银行的准备金达到百分之二十七，并且“尚虑不敷”。事实上，上海银行每年除确实的证券、股票作为准备外，还保持充分的现金准备，现金与存款的比例一般都维持在40%以上，使储户随时都能提取现款。
其次，他还提倡对物信用，推行货物抵押贷款。为了确保放款资金的安全，陈光甫摒弃了银钱业对人信用的不稳妥做法，采用对物信用，推行货物抵押贷款。上海银行开业后，即联络可靠的货栈，凭客户存栈货物作押借，并于1916年与中国、交通、浙江实业、浙江兴业等银行联合设立“上海公栈”，承做押款。业务扩大后，凡在各地设有分支行的地方，均有自办仓库或特约仓库多处。
再次，陈光甫也尽力避免滥发纸币损害银行信用，为此，他决定不发纸币，只向银行领取银行兑换券。
此外，陈光甫首倡设立调查处，同样重视和注意顾客的信用，不致由于顾客的信用问题而使银行受到损失。
所谓牢固树立银行信用，实际上主要是树立储蓄存户对银行的信用，陈光甫将此看成是重中之重，切实加以维护。为了保证储蓄存款的绝对安全，1918年，他宣布将储蓄部与商业部分立，另拨储蓄部资本，实行会计独立，由银行董事及经理向储户负无限责任。1923年，他又规定将储蓄部贷借对照表，每三个月由执业会计师查帐登记，并登报公布，且将投资类别制成简表，公开张贴，“以令社会明了本行之内容，并无一切危险性质，所投资金皆甚稳妥”，使“存款人士对于本行之经营有不可动摇之信仰”。
在银行目前利益与信用产生矛盾时，陈光甫宁可牺牲银行目前利益，也不能丧失信用。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四·一二”事变后，出现宁汉对立的局面，武汉国民政府为集中现金、摆脱经济困境，颁布停兑令，使汉钞急剧贬值，市价仅一折有余。在如此险恶的形势下，为不使上海银行信用遭到损失，陈光甫乃命令上海银行汉口分行不执行停兑令，继续支付现金，规定凡停兑前存入的存款一概如数支付现金，停兑后存入的钞票则按存款之日的钞票市价支付。这样，上海银行为此多支付了200万元，损失巨大，但却维护了自身的信用。于是，上海银行的信用如日中天，人人称道，从而将上海银行的发展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
以人为本的管理观念
首先，陈光甫十分重视人才，认为“银行之真正力量，在于人事之健全”，“有人才，虽衰必盛；无人才，虽盛必衰”。为了延揽到真正人才，陈光甫坚持“唯才是举”的用人制度。员工进入上海银行都要通过严格的考试，如果不能胜任，立即走人，决不讲情面；而对于能力强、工作成绩卓著的员工，则不拘一格，提升到重要岗位。上海银行的许多高级管理人员都是从一般职员中破格提拔的。如果发现人才，陈光甫总是千方百计的将其罗致到他的事业中来。如他在《银行月刊》上看到一位名叫资耀华的人写的关于人事管理和信用调查的文章，深为赏识，就想法与资耀华联系上，并说服他到上海银行工作，委以重任，最后资成为上海银行的高级管理人员。 其次，陈光甫重视员工主观能动性的调动。他提出“银行是我，我是银行”的口号，将职工和银行密切联系在一起，使“大我小我化为一体”，力图造成行兴我兴、行败我败的局面。为此，陈光甫除采取吸收员工入股，变员工为股东的办法外，还制定了职工特别储金制度。它规定凡在职人员自试用助员月薪35元以上者，按月存储月薪的1/10，于每月发薪之日提存，并由银行赠送同等数目的特薪，一同存入，储金利息为一分。并特别规定：此项储金开户后十年才能提取全数，若已在行工作五年的职工，开户后五年方可提取全数，工作四年的，开户后六年才能提取全数，依次类推；自行辞职及被银行解职辞退的人员，若存期不满六年，只可提取此项储金的半数。这样，不仅促进了广大职工的工作热情和积极性，自觉地认真工作，也使得那些具有杰出才能的高级职员无法中途辞职，堵绝了竞争者抢挖人才的漏洞。
再次，陈光甫十分重视人才的培养和人才素质的提高。针对银行業务的专门性，陈光甫特别设立“实习学校”，在银行内部自造人才。“实习学校”以6个月为期，期满考试及格者，派往银行各部实习。不久，陈光甫发现“实习学校”学期太短，不易造就所需人才，遂改办“传习所”，招收高中、大学预科毕业生及大学肄业两年的学生入所训练，以一年为期，毕业后分派行内各部工作。后来，针对“传习所”缺乏精神方面训练的情况，他又办起“训练班”，招收19岁以下的高中毕业生，由银行高级职员担任教师，除授以有关银行实务及技术的科目外，更注重精神方面的训练。陈光甫还选派职员中的优秀分子到欧美各国银行实习，学习其先进的管理经验，以吸收新知识、扩大视野。为提高员工素质， 1923年，陈光甫将私人藏书移存行内，设立图书馆，供职工们阅读。1927年，他还创办《海光》月刊作为上海银行的行刊，登载国内外商情、银行业务及人事消息，职工对于改进行务的意见、各人工作经验的回忆及职工的生活状况等有关报道，并转载中外书报杂志中有价值的文章，以“唤起行员对于银行所负使命之注意，并供给各人一种精神食粮”。为了丰富职工的业余生活，他还鼓励职工业余时间从事体育活动，1920年组织了体育会，开展球类比赛；1930年举办了行运动会，并组织了音乐会、平剧社，开展文娱活动，从而改善了职工生活和工作的条件、环境。正是通过这些培养人才的办法，陈光甫造就了上海银行一支高素质的职工队伍，成为上海银行成功发展的无形资产。
综上所述，陈光甫企业家精神主要包括改革创新的精神、开拓进取的意识、服务社会的理念、重视信用的思想和以人为本的管理观念。今天，中国改革开放已走过了20多个春秋，特别是加入世贸组织后，各行各业都必须与国际接轨，需要大力整顿和规范市场秩序，逐步在全社会形成开拓创新、积极进取、诚信为本的良好风尚。对陈光甫企业家精神的探讨，无疑会给人们，尤其是给企业家们以有益的启示，也必将会有助于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有序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