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跌荡一百年》所呈现的近代中国企业家生存状态是尴尬和悲哀的，他们在历史的舞台上终归是个配角，物质上的富有并未给他们带来起码的安全感。
　　
　　酝酿了许久，吴晓波最终还是放弃了写一部近现代企业家列传的念头。在《激荡三十年：中国企业1978～2008》大获成功之后，吴晓波选择了撰写《跌荡一百年：中国企业1870～1977》。如果说，《激荡三十年》是在描述中国企业家光荣与梦想的三十年，那《跌荡一百年》则是在记录起伏不断、饱受挫折、艰难前行的中国近代商业史。吴晓波希望通过这样的全景式叙述，还原、分析与辩驳出断裂和被遗忘的历史，为当代中国企业家具有的精神气质和成长基因提供某种合理性解释，当然，也包括重新定义中国社会进步的某些逻辑。
　　令吴晓波感到几分苍凉的是，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企业家一方面在中国所有大的社会变革中，都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例如，无论是从鸦片战争到洋务运动，还是从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甚至从新中国的创建到最近一次的改革开放，“几乎都可以看到企业家们活跃的身影”。但另一方面，在中国的正史里，这群人总是未被像样地纳入历史记录者的视野，就像费正清在《剑桥中国史》中断言的：“在中国这部历史长剧的发展中，中国商人阶层没有占据显要位置。它只是一个配角——也许有几句台词——听命于帝王、官僚、外交官、将军、宣传家和党魁的摆布。”即便当世最杰出的历史学家，如美国耶鲁大学的史景迁——他因独特而生动的历史写作，在中国知识界广为人知，他在著名的《追寻现代中国》一书中，从1600年写到1989年，整整390年，就是只字不提企业家。可有可无、若隐若现，中国的企业家们似乎成了一个“下落不明”的阶层。
　　《跌荡一百年》所呈现的近代中国企业家生存状态是尴尬和悲哀的，他们在历史的舞台上终归是个配角，物质上的富有并未给他们带来起码的安全感。更进一步说，尽管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并不比任何一个革命者淡薄，但却从来都不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在一个把革命与现代化混为一谈的动荡世纪里，他们注定要一次次遭遇时代的暗伤。不过话又说回来，也许正是这种独有的成长经验或多或少塑造了中国企业家阶层的生存智慧，影响了他们的行为方式，即使从一个多世纪后的今天来看，当中国再度开始经济变革的时候，很多企业家仍无师自通地走进成长逻辑的怪圈之中。对于这个怪圈，吴晓波曾在《激荡三十年》中提到过，他认为，意识形态争论对现代化的干扰，中央集权观念对国家商业主义的催生，以及传统的轻商和官商文化对新生企业家阶层的影响，这三个命题仍然在困扰着这个国家，使得中国的企业难以健康生长。
　　自吴晓波投入“企业史”的研究以来，他一直试图能完整、独立地讲述这个国家的商业进程和给予中国企业家应有的身份地位、历史评价。从早前的《大败局》和《大败局2》，到最近的《激荡三十年》、《跌荡一百年》，吴晓波已然透露出他的抱负和雄心。在一次媒体采访中，当记者问他对于历史人物的清晰认知与定性，一言难尽、殊非易举，那么在写作《跌蕩一百年》时又如何体现对于商业人物的“全面”评价与“公允”判定，他回答道，作为一个书写者和记录者，他一定要是一个旁观者。吴晓波的“旁观者”说得益于他所敬佩的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在《旁观者》中的一段话，“我从来没这么高兴过，我终于发现我不属于那一群人”。心怀中正，从容平和，方能处于商业核心而凭海临风、波澜不惊，吴晓波要做的就是像德鲁克那样，在一百多年断断续续、模糊不清的中国企业发展进程中重现发现历史，以及从历史中找到用于当今的借鉴。
　　吴晓波在书中提到了沃尔特·李普曼。他是美国史上最伟大的专栏作家，其一生为世人贡献了2万多篇专栏文章，被公认为当时的意见领袖。在那个时代，李普曼的文章和牛奶一样，成为美国民众每天早上的必需品。吴晓波对李普曼推崇备至，事实上，他现在所做的也正是当年李普曼做过的那样，以新闻工作者独有的敏锐和洞察，以还原事实、揭示真相为己任，去寻求中国商业递进的动力之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