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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危险增加通知义务是保险法上一个重要的的学术问题，在2009年新修订《保险法》对此进行了较大程度的修改，但修改力度有限，立法过于粗疏致使该问题在保险法适用中依存在较大争议。针对目前我国《保险法》第52条对该义务规定过于粗疏的基础上，本文在围绕论述危险增加义务的涵义、特征、法理依据的基础上，从试从界定该义务的法律性质和适用范围，进而涉及履行方式、履行主体、履行的时间以及选择权的问题等问题着手，意在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进而为推动危险增加通知义务的立法完善提出自己的一些建议。
关键词 危险 增加 义务 保险法
作者简介：邓兰兰，中国政法大学。
中图分类号：D922.2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3）02-065-02
一、危险增加通知义务基础理论
（一）危险增加通知义务涵义
“这里所谓的危险程度增加，是指订约当时所未曾预料或未予估计的危险可能性的增加。” 而我国另一著名保险法学者温世扬先生的定义则为：“危险增加，是指当事人在订约之际未曾预见，但在保险有效期间内，作为保险合同基础的原危险的状况发生了变化，使保险标的受损的可能性增加。” 相比较而言，可以看出，后一种观点对危险增加的定义更为细微，也在一方面指出了危险增加通知义务的来源。笔者赞同后一种观点。
原保险法第37条“在合同有效期内，保险标的危险程度增加的，被保险人按照合同约定应当及时通知保险人，保险人有权要求增加保险费或者解除合同；被保险人未履行前款规定的通知义务的，因保险标的危险程度增加而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相比较2009年《保险法》第52条分别增加了危险程度“显著”二字，和提前解除应“退还多余保费”的规定，无疑对投保人和被保险人更为有利。
此处所谓的危险程度的增加，仅仅是程度的增加而非是种类的增加。因为不同的保险合同承保的风险种类是特定的。若是因为承保的保险标的风险种类的增加，由于其不是保险合同承保的风险，所以保险人是不必承担保险责任的，这里也就没有更深一步讨论的必要。
关于危险程度的增加，不同的学者观点亦是不完全相同。“危险程度显著增加，通常具备三个特性：（1）重要性。对保险人继续承保或者提高保费有重要影响的危险；（2）持续性。如果危险只是一时的变化，继而又恢复原状的，则不构成危险的增加；危险改变这一状况须持续一段时间，对价平衡受到破坏，投保方需履行通知义务。（3）不可预见性，即危险增加必须是当事人订约之初未曾预料到，保险人未估算在危险之内的。” 也有其他学者将其归纳为“显著性、持续性、不可预见性”等等。还有学者主张，还应当有“期间性”，即危险程度的增加必须是在合同成立并生效，或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期间。
笔者此处有不同理解，笔者认为这主要涉及危险程度增加的发生和履行的期间，应当是危险程度增加通知义务的题中之义，否则又何谈危险程度增加通知义务一说呢？
（二）危险增加通知义务的法理基础
此涉及风险和保险的涵义区别。“风险是指损失的不确定性。它有两层含义：一是可能存在的损失；二是这种损失是不确定的” 而“保险（insurance）是源自14世纪意大利商业用语，本意为抵当、担护、保护、负担之意，至14世纪后半期扩充为保险之意” 目前关于保险的涵义主要有损失说的损失赔偿说、损失分担说和损失转嫁说；非损失说中技术说、欲望满足说等。单就危险程度增加通知义务而言，笔者赞成损失分担说和损失转嫁说。但是从微观上，单就投保人和保险人订立的保险合同，根据合同的相对性适用损失转嫁说更贴切。
从保险学原理上来说，保险人根据投保人履行如实告知义务，运用大数法则进行精密的计算，进而估算出所保标的物遭遇风险的概率。投保人缴纳相应的保险费把损失的风险转嫁给了保险人。但是由于保险合同是一个继续性合同，标的物遭遇风险也在随时的变化，由于保险人计算的风险概率是以标的物遭遇正常风险的概率，一旦标的物在实务中所面临的风险程度增加超过了保险人承保风险的范围，则是保险学大数法则的颠覆。“保险人无论于缔约时或定约后关于危险的掌握及控制于事实上几乎立于无能之地位” 所以需要投保人履行相应的危险程度增加的通知义务，进而是保险人重新运用大数法则进行计算，或增加保费或解除合同，此处也可以称为对价平衡原则。
从民法原理，保险合同订立生效后，危险增加通知义务是诚实信用原则的体现。此外有一些学者也主张，根据情势变更原则来推定危险增加通知义务的合理性。笔者并不赞同，“所谓情势变更原则是指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出现了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的客观情况的异常变动，致使合同成立时的基础丧失，合同的基本目的因此不能实现，基于公平原则，法律允许当事人变更或解除合同而免于承担责任的法律制度。” 在此可以看出，情势变更是不可归责合同双方当事人的原因的客观情况的变动，而事实是在保险中的引起危险程度增加的原因，有相当一部分是归责于当事人的。所以情势变更原则不能推定危险增加通知义务合理性。
二、危险增加通知义务性质
（一）关于危险增加通知义务的性质，学术界的观点集中在法定义务、约定义务之间
其中法定义务是指，法律明文规定苛责于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来承担，无论保险合同本身是否约定。而约定义务则是，法律并不明文规定把这项义务强行加于投保人或被保险人，而是根据保险合同双方来约定。
对此我国《保险法》52条规定如下：“在合同有效期内，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被保险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及时通知保险人……”由此可见我国《保险法》将其界定了约定义务。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合同双方不得为第三人设定义务，除非该第三人同意，否则该义务约定不对第三人产生效力。所以此处让危险增加的通知义务让被保险人承担，且被保险人并不一定是保险合同的当事人，笔者认为这一点在法理是说不通的。如果规定其为约定义务，那么必须在合同中明确约定已征得被保险人的同意。因此笔者建议我国立法应该将其界定为法定义务。 （二）危险增加通知义务的分类
目前学术界对危险增加进行不同的分类。较为普遍的是约定的危险增加与非约定的危险增加；主观的危险增加与客观的危险增加。其中前者是“根据重要危险增加是否以书面约定为标准，可将之分为约定危险增加与非约定危险增加，前者，是经当事人在保险合同中约定而列为重要危险增加，后者是保险合同上虽未约定，但在客观上足以提高危险发生率，符合重要危险增加构成要件的危险增加。”
后者是主观危险增加与客观危险增加。在如日本的一些国家得到更大推崇。其中，“根据危险增加的原因事实的不同，可将其分为主观危险增加与客观危险增加……日本以是否可归责于要保人或被保险人为主客观危险增加的区分标准；德国以是否与要保人的意思有关作为标准。据此若危险增加由要保人的意思所致，则不论是否可归责于要保人，均为主观危险增加。我国台湾地区，将主观危险增加是否是由于要保人或被被保险人行为所致……” 德国保险法的行为标准与台湾地区的意思标准范围不足以涵盖主观危险增加的范围，笔者赞同采纳日本的，以危险增加原因是否可归责于要保人或被保险人为主客观危险增加的分类。
三、危险增加通知义务具体履行问题
（一）危险增加通知义务适用范围
关于该问题，我国《保险法》规定在财产保险部分，即并没有将这一义务赋予人身保险。根据笔者查阅的资料，无一例外该义务都涵盖了有关人身类的保险中。“人身保险合同是以人的寿命和身体为保险标的的保险合同。” 可以分为寿险合同、意外伤害保险合同和健康保险合同等。笔者认为，我国保险法未将人身保险列为危险增加通知义务，一个考虑或许因人身保险的保险标的极为特殊，加之保险利益的限制，人性避害趋利的本性，所以不会主动增加风险故而排除。
但是笔者认为，如前文所述危险增加的原因，分为主观和客观风险增加。人身保险利益的限制，固然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排除主观风险增加，尤其是人身保险中的道德风险，但是还有相当一部分是不能苛责于投保人和被保险人的客观风险是无法排除的，如工作的变动所引起的风险的变动等。所以笔者认为，该义务的适用范围应该扩展人身保险。
（二）履行主体问题
我国《保险法》第52条明确规定为“被保险人”而未将投保人或受益人列入。德国保险法只是将其投保人作为履行主体、日本商法典为投保人和被保险人，意大利民法典为被保险人、韩国商法典为保险合同人、被保险人、受益人，俄罗斯民法典为投保人。由此可见，不同国家对此规定是不相同的，但前述各国是把危险增加通知义务规定为法定义务这个前提下进行的。我国保险法将其规定为约定义务，把被保险人列为履行义务主体，明显违背合同法相对性的原理。笔者主张在该义务变更为法定义务的前提下增加投保人。
（三）危险增加通知义务的履行时间
关于履行时间是学术界有较大争议的问题。我国《保险法》第52条规定较为简单，“被保险人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及时通知”，采用了“及时”二字，没有进行详细的规定。根据笔者查阅的资料，大陆法系的国家对此规定也是不完全相同的。德国保险契约法、意大利民法典、韩国商法典、俄罗斯民法典都无一例外的规定为了“立即”，而唯独日本商法典区分了主观危险增加与客观危险增加，规定了不同的时间。其中主观直接致使合同丧失效力没有所谓的时间约定；而客观使用了“从速”二字。笔者主张根据该分类，即主观与客观危险来确定不同的时间。其中主观危险增加，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应“立即”，建立在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是理性人且对保险合同较为了解的基础上，不考虑主观过错程度。而客观危险增加，笔者主张该投保人或被保险人了解或应当了解危险之日起履行，即主张过错责任原则，由保险人负责举证责任。
（四）危险增加通知义务履行的法律后果
关于该义务的法律后果，我国《保险法》第52条有相应的规定：“被保险人未履行前款规定的通知义务，因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人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 这与笔者查阅到的相关资料，除日本直接规定了因主观危险显著增加，致使保险合同直接失效外，其他的也都是只是规定未履行该义务，保险人不承担保险责任，没有规定合同此时的效力。我国保险法中对保险人因危险显著增加而行使增加保费或者解除的时间没有明确的规定。根据笔者上述分析，笔者主张此期间合同是有效的。但是还有一些国家如意大利、韩国等又规定了保险人行使增加保费的权利和解除权的时间都限定了，自保险人知道事实之日起一个月，或如日本限定的时间更短，为“立即”。笔者认为，即使是未限定时间，主张在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履行完相关通知义务后，保险人就必须履行给付保险金的义务，对保险人也是有很大的敦促作用。
另外对该义务赋予保险人增加保费或解除合同的权利，有没有必要进行选择权的问题。“同时义务旨在使保险人对于变更了的风险重新评估，以决定以何种条件继续承保或不再承保。按此，若在加收保费即可继续承保恢复对价平衡的情形下，应首先选择增加保费，而在加收保费亦不能符合承保条件，危险增加致事故发生几率超过保险风险性质所允许的程度，保险人才能选择他种权利进行救济。” 由于我国保险法修订后增加了，“保险人解除合同的，应当将已收取的保险费，按照合同约定扣除自保险责任开始之日起至合同解除之日止应收的部分后，退还投保人”，根据市场的自发作用，保险人凭此解除保险合同，成本就会加大。所以笔者认为，立法没有必要硬性的规定这样一个选择权的顺序，而应该赋予保险人更大的自主权。
危险增加通知义务是保险法上一个小而重要的的问题，我国保险法虽然对此有过相应的修改，仍然存在不少问题。本文在分析该义务相关问题后，笔者主张针对《保险法》第52条修改该义务为法定义务；适用范围由单一的财产保险，扩张至人身保险；履行时间，笔者主张在危险增加通知义务分类为主观义务和客观义务的基础上分别规定为理性人的“立即”和知道或应当知道之日起，但举证责任由保险人承担；选择权的问题，笔者认为根据我国《保险法》第52条的修改，应该交给市场来条件，没有必要通过司法成本来处理。
注释：
李玉泉.保险法.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210页.
温世扬.保险法.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110页.
彭乾芳.论危险增加通知义务在新〈保险法〉实践中的适用.上海保险.2010年.
王绪瑾.保险学.经济管理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
袁宗蔚.保险学.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4页.
江朝国.保险法论文集（一）.瑞兴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版.
夏先鹏，刘凌云，刘晓安.情势变更原则及其表现形式.法学评论.1993（3）.
徐卫东，高宇.论我国保险法上危险增加的类型化与危险增加的通知义务.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2（2）.
我国《保险法》第12条.
我国《保险法》52条第2款.
徐卫东，高宇.论我国保险法危险增加的类型化与危险增加通知义务.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2（2）.
关键词 危险 增加 义务 保险法
作者简介：邓兰兰，中国政法大学。
中图分类号：D922.2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3）02-065-02
一、危险增加通知义务基础理论
（一）危险增加通知义务涵义
“这里所谓的危险程度增加，是指订约当时所未曾预料或未予估计的危险可能性的增加。” 而我国另一著名保险法学者温世扬先生的定义则为：“危险增加，是指当事人在订约之际未曾预见，但在保险有效期间内，作为保险合同基础的原危险的状况发生了变化，使保险标的受损的可能性增加。” 相比较而言，可以看出，后一种观点对危险增加的定义更为细微，也在一方面指出了危险增加通知义务的来源。笔者赞同后一种观点。
原保险法第37条“在合同有效期内，保险标的危险程度增加的，被保险人按照合同约定应当及时通知保险人，保险人有权要求增加保险费或者解除合同；被保险人未履行前款规定的通知义务的，因保险标的危险程度增加而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相比较2009年《保险法》第52条分别增加了危险程度“显著”二字，和提前解除应“退还多余保费”的规定，无疑对投保人和被保险人更为有利。
此处所谓的危险程度的增加，仅仅是程度的增加而非是种类的增加。因为不同的保险合同承保的风险种类是特定的。若是因为承保的保险标的风险种类的增加，由于其不是保险合同承保的风险，所以保险人是不必承担保险责任的，这里也就没有更深一步讨论的必要。
关于危险程度的增加，不同的学者观点亦是不完全相同。“危险程度显著增加，通常具备三个特性：（1）重要性。对保险人继续承保或者提高保费有重要影响的危险；（2）持续性。如果危险只是一时的变化，继而又恢复原状的，则不构成危险的增加；危险改变这一状况须持续一段时间，对价平衡受到破坏，投保方需履行通知义务。（3）不可预见性，即危险增加必须是当事人订约之初未曾预料到，保险人未估算在危险之内的。” 也有其他学者将其归纳为“显著性、持续性、不可预见性”等等。还有学者主张，还应当有“期间性”，即危险程度的增加必须是在合同成立并生效，或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期间。
笔者此处有不同理解，笔者认为这主要涉及危险程度增加的发生和履行的期间，应当是危险程度增加通知义务的题中之义，否则又何谈危险程度增加通知义务一说呢？
（二）危险增加通知义务的法理基础
此涉及风险和保险的涵义区别。“风险是指损失的不确定性。它有两层含义：一是可能存在的损失；二是这种损失是不确定的” 而“保险（insurance）是源自14世纪意大利商业用语，本意为抵当、担护、保护、负担之意，至14世纪后半期扩充为保险之意” 目前关于保险的涵义主要有损失说的损失赔偿说、损失分担说和损失转嫁说；非损失说中技术说、欲望满足说等。单就危险程度增加通知义务而言，笔者赞成损失分担说和损失转嫁说。但是从微观上，单就投保人和保险人订立的保险合同，根据合同的相对性适用损失转嫁说更贴切。
从保险学原理上来说，保险人根据投保人履行如实告知义务，运用大数法则进行精密的计算，进而估算出所保标的物遭遇风险的概率。投保人缴纳相应的保险费把损失的风险转嫁给了保险人。但是由于保险合同是一个继续性合同，标的物遭遇风险也在随时的变化，由于保险人计算的风险概率是以标的物遭遇正常风险的概率，一旦标的物在实务中所面临的风险程度增加超过了保险人承保风险的范围，则是保险学大数法则的颠覆。“保险人无论于缔约时或定约后关于危险的掌握及控制于事实上几乎立于无能之地位” 所以需要投保人履行相应的危险程度增加的通知义务，进而是保险人重新运用大数法则进行计算，或增加保费或解除合同，此处也可以称为对价平衡原则。
从民法原理，保险合同订立生效后，危险增加通知义务是诚实信用原则的体现。此外有一些学者也主张，根据情势变更原则来推定危险增加通知义务的合理性。笔者并不赞同，“所谓情势变更原则是指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出现了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的客观情况的异常变动，致使合同成立时的基础丧失，合同的基本目的因此不能实现，基于公平原则，法律允许当事人变更或解除合同而免于承担责任的法律制度。” 在此可以看出，情势变更是不可归责合同双方当事人的原因的客观情况的变动，而事实是在保险中的引起危险程度增加的原因，有相当一部分是归责于当事人的。所以情势变更原则不能推定危险增加通知义务合理性。
二、危险增加通知义务性质
（一）关于危险增加通知义务的性质，学术界的观点集中在法定义务、约定义务之间
其中法定义务是指，法律明文规定苛责于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来承担，无论保险合同本身是否约定。而约定义务则是，法律并不明文规定把这项义务强行加于投保人或被保险人，而是根据保险合同双方来约定。
对此我国《保险法》52条规定如下：“在合同有效期内，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被保险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及时通知保险人……”由此可见我国《保险法》将其界定了约定义务。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合同双方不得为第三人设定义务，除非该第三人同意，否则该义务约定不对第三人产生效力。所以此处让危险增加的通知义务让被保险人承担，且被保险人并不一定是保险合同的当事人，笔者认为这一点在法理是说不通的。如果规定其为约定义务，那么必须在合同中明确约定已征得被保险人的同意。因此笔者建议我国立法应该将其界定为法定义务。 （二）危险增加通知义务的分类
目前学术界对危险增加进行不同的分类。较为普遍的是约定的危险增加与非约定的危险增加；主观的危险增加与客观的危险增加。其中前者是“根据重要危险增加是否以书面约定为标准，可将之分为约定危险增加与非约定危险增加，前者，是经当事人在保险合同中约定而列为重要危险增加，后者是保险合同上虽未约定，但在客观上足以提高危险发生率，符合重要危险增加构成要件的危险增加。”
后者是主观危险增加与客观危险增加。在如日本的一些国家得到更大推崇。其中，“根据危险增加的原因事实的不同，可将其分为主观危险增加与客观危险增加……日本以是否可归责于要保人或被保险人为主客观危险增加的区分标准；德国以是否与要保人的意思有关作为标准。据此若危险增加由要保人的意思所致，则不论是否可归责于要保人，均为主观危险增加。我国台湾地区，将主观危险增加是否是由于要保人或被被保险人行为所致……” 德国保险法的行为标准与台湾地区的意思标准范围不足以涵盖主观危险增加的范围，笔者赞同采纳日本的，以危险增加原因是否可归责于要保人或被保险人为主客观危险增加的分类。
三、危险增加通知义务具体履行问题
（一）危险增加通知义务适用范围
关于该问题，我国《保险法》规定在财产保险部分，即并没有将这一义务赋予人身保险。根据笔者查阅的资料，无一例外该义务都涵盖了有关人身类的保险中。“人身保险合同是以人的寿命和身体为保险标的的保险合同。” 可以分为寿险合同、意外伤害保险合同和健康保险合同等。笔者认为，我国保险法未将人身保险列为危险增加通知义务，一个考虑或许因人身保险的保险标的极为特殊，加之保险利益的限制，人性避害趋利的本性，所以不会主动增加风险故而排除。
但是笔者认为，如前文所述危险增加的原因，分为主观和客观风险增加。人身保险利益的限制，固然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排除主观风险增加，尤其是人身保险中的道德风险，但是还有相当一部分是不能苛责于投保人和被保险人的客观风险是无法排除的，如工作的变动所引起的风险的变动等。所以笔者认为，该义务的适用范围应该扩展人身保险。
（二）履行主体问题
我国《保险法》第52条明确规定为“被保险人”而未将投保人或受益人列入。德国保险法只是将其投保人作为履行主体、日本商法典为投保人和被保险人，意大利民法典为被保险人、韩国商法典为保险合同人、被保险人、受益人，俄罗斯民法典为投保人。由此可见，不同国家对此规定是不相同的，但前述各国是把危险增加通知义务规定为法定义务这个前提下进行的。我国保险法将其规定为约定义务，把被保险人列为履行义务主体，明显违背合同法相对性的原理。笔者主张在该义务变更为法定义务的前提下增加投保人。
（三）危险增加通知义务的履行时间
关于履行时间是学术界有较大争议的问题。我国《保险法》第52条规定较为简单，“被保险人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及时通知”，采用了“及时”二字，没有进行详细的规定。根据笔者查阅的资料，大陆法系的国家对此规定也是不完全相同的。德国保险契约法、意大利民法典、韩国商法典、俄罗斯民法典都无一例外的规定为了“立即”，而唯独日本商法典区分了主观危险增加与客观危险增加，规定了不同的时间。其中主观直接致使合同丧失效力没有所谓的时间约定；而客观使用了“从速”二字。笔者主张根据该分类，即主观与客观危险来确定不同的时间。其中主观危险增加，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应“立即”，建立在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是理性人且对保险合同较为了解的基础上，不考虑主观过错程度。而客观危险增加，笔者主张该投保人或被保险人了解或应当了解危险之日起履行，即主张过错责任原则，由保险人负责举证责任。
（四）危险增加通知义务履行的法律后果
关于该义务的法律后果，我国《保险法》第52条有相应的规定：“被保险人未履行前款规定的通知义务，因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人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 这与笔者查阅到的相关资料，除日本直接规定了因主观危险显著增加，致使保险合同直接失效外，其他的也都是只是规定未履行该义务，保险人不承担保险责任，没有规定合同此时的效力。我国保险法中对保险人因危险显著增加而行使增加保费或者解除的时间没有明确的规定。根据笔者上述分析，笔者主张此期间合同是有效的。但是还有一些国家如意大利、韩国等又规定了保险人行使增加保费的权利和解除权的时间都限定了，自保险人知道事实之日起一个月，或如日本限定的时间更短，为“立即”。笔者认为，即使是未限定时间，主张在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履行完相关通知义务后，保险人就必须履行给付保险金的义务，对保险人也是有很大的敦促作用。
另外对该义务赋予保险人增加保费或解除合同的权利，有没有必要进行选择权的问题。“同时义务旨在使保险人对于变更了的风险重新评估，以决定以何种条件继续承保或不再承保。按此，若在加收保费即可继续承保恢复对价平衡的情形下，应首先选择增加保费，而在加收保费亦不能符合承保条件，危险增加致事故发生几率超过保险风险性质所允许的程度，保险人才能选择他种权利进行救济。” 由于我国保险法修订后增加了，“保险人解除合同的，应当将已收取的保险费，按照合同约定扣除自保险责任开始之日起至合同解除之日止应收的部分后，退还投保人”，根据市场的自发作用，保险人凭此解除保险合同，成本就会加大。所以笔者认为，立法没有必要硬性的规定这样一个选择权的顺序，而应该赋予保险人更大的自主权。
危险增加通知义务是保险法上一个小而重要的的问题，我国保险法虽然对此有过相应的修改，仍然存在不少问题。本文在分析该义务相关问题后，笔者主张针对《保险法》第52条修改该义务为法定义务；适用范围由单一的财产保险，扩张至人身保险；履行时间，笔者主张在危险增加通知义务分类为主观义务和客观义务的基础上分别规定为理性人的“立即”和知道或应当知道之日起，但举证责任由保险人承担；选择权的问题，笔者认为根据我国《保险法》第52条的修改，应该交给市场来条件，没有必要通过司法成本来处理。
注释：
李玉泉.保险法.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210页.
温世扬.保险法.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110页.
彭乾芳.论危险增加通知义务在新〈保险法〉实践中的适用.上海保险.2010年.
王绪瑾.保险学.经济管理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
袁宗蔚.保险学.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4页.
江朝国.保险法论文集（一）.瑞兴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版.
夏先鹏，刘凌云，刘晓安.情势变更原则及其表现形式.法学评论.1993（3）.
徐卫东，高宇.论我国保险法上危险增加的类型化与危险增加的通知义务.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2（2）.
我国《保险法》第12条.
我国《保险法》52条第2款.
徐卫东，高宇.论我国保险法危险增加的类型化与危险增加通知义务.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