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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敏:最普通的“第一女儿”
“妈妈很朴素,我从来没有见她戴过一件首饰”;
“妈妈特别温柔,特别谦让别人,非常爱孩子”;
“妈妈当年挺难的,她夹在外婆和外公之间,性格又不是很泼辣,既要为外婆豁得出去,又要顾及外公很多……”
当《环球人物》杂志记者问起李敏情况时,孔东梅一连串地说了很多很多。
在孔东梅看来,母亲李敏的命运也十分坎坷。“但妈妈的婚姻是很成功的,她和父亲自由恋爱,我经常开玩笑说他们是早恋。他们一辈子非常相爱,这同时也是我和哥哥的幸运。”
主席家的“洋宝贝”
李敏是毛泽东和贺子珍唯一活下来的孩子。1936年冬,她出生在陕北的保安县。赶来贺喜的邓颖超看她长得又瘦又小,怜爱地说:“真是个小娇娇呀!”于是,在一旁的毛泽东当时就给孩子起了个小名“娇娇”。
但几个月之后,贺子珍远赴苏联,把娇娇留在了延安。4岁时,娇娇被送到苏联,和贺子珍团聚。
李敏曾告诉采访她的记者王行娟,她在俄罗斯有过一段非常快乐的时光。那里不仅有她的妈妈,还有她两个哥哥毛岸英和毛岸青。然而,在父母“分手”之后,她发现妈妈的脾气也越来越坏。她有时候觉得妈妈“太厉害,甚至有些狠心”。但她知道妈妈对她的爱是无私的。
在苏联,有一次,娇娇患了肺炎,医生告诉贺子珍,孩子没救了,准备送往太平间副室。但贺子珍没有放弃,她硬是把娇娇带回了家,自己护理。为了每天能找到一点牛奶给她喝,贺子珍四处奔波,拿自己种的土豆去换。就这样,她奇迹般地救活了女儿。
后来,贺子珍被强行送进精神病院,娇娇被留在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开始了一种孤儿般的生活。
那时的娇娇,不知道自己的父亲就是中国革命的领袖毛泽东。她曾在后来写的《我的父亲毛泽东》一书中回忆:“国际儿童院里面挂着好多国家的伟人像,哥哥指着其中一幅告诉我,这就是我们的爸爸。我不相信,认为他在骗我。”
1947年,贺子珍在精神病院呆了两年之后,终于带着娇娇回到中国,住在哈尔滨。那时候,娇娇对中文半懂不懂,是个十足的“洋娃娃”。后来,毛泽东派人接娇娇回北京,她还半信半疑。娇娇用俄文给毛泽东写了一封短信:“毛主席:大家都说您是我的亲生爸爸,我是您的亲生女儿。但是,我在苏联没有见过您,也不清楚这回事……请赶快来信告诉我,这样,我才好回到您的身边。”
毛泽东接到娇娇的信,发现全是一行行歪歪扭扭的俄文。他请人翻译成中文后,哈哈大笑。当即回信写道:“娇娇:看到了你的来信很高兴。你是我的亲生女儿,我是你的亲生父亲。你去苏联十多年一直未见过面,你一定长大了长高了吧?爸爸想念你……爸爸欢迎你回来。”
1949年初夏,娇娇回到了毛泽东身边。毛泽东十分高兴,逢人就说,“我家有个会说外国话的洋宝贝”。送娇娇上学时,毛泽东给她取了一个正式的名字李敏。娇娇在陕北时,毛泽东曾化名为“李得胜”。
泪别中南海
李敏曾告诉王行娟:“和爸爸在一起的那段快乐时光,太短暂了。”
1949年9月,江青带着李讷从苏联考察归来,家里的气氛变得不一样了。江青对娇娇的评价,从开始的“文静”、“听话”,逐渐变成了“倔脾气”、“娇气”;而贺子珍又不愿意让娇娇叫江青妈妈,这种矛盾不断激化。娇娇夹在中间,生活中所受到的压抑,可想而知。
1959年,在北京师范大学读书期间,李敏和北京航空学院的高材生孔令华结了婚。孔令华是炮兵副司令孔从洲的儿子,也是李敏在中学时的同学,两人彼此了解,情投意合。这桩婚事得到了毛泽东的赞同。
婚后,李敏和丈夫住在中南海。一年后,李敏生了个男孩,也就是孔东梅的哥哥孔继宁。毛泽东经常抱抱小外孙。江青却容不得这些,她对李敏一家冷漠、轻视,还常常寻衅滋事。李敏考虑再三,向爸爸提出搬出去住的打算。毛泽东听了也没有阻拦,只是颇有感触地说:“手心手背都是肉啊!”
自从搬出中南海,李敏夫妇出入中南海的证件就被收回了。要进中南海得在门口先联系,通报后才能进入,有时候等了半天还进不去。1964年,李敏夫妇搬进了兵马司胡同的一所普通民居里,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平民生活。
毛泽东晚年,江青更加飞扬跋扈,李敏等人要见毛泽东一面更难。从爸爸患病到逝世,李敏总共见过他三次面。
第一次是陈毅逝世时,毛泽东出席追悼会。他见到李敏,拉着女儿的手说:“娇娇,你为什么不常来看我呢?你要常来看我啊!”李敏不便向他诉苦,只是含泪点点头。第二次是李敏接到堂弟、时任中央政治局“联络员”毛远新的电话,说主席病重,让她赶紧去。等李敏赶回来去见爸爸时,江青只许她看一眼就走:“主席抢救过来了,好多了,你走吧。”李敏不肯走:“这个时候我要守候在爸爸身旁。”江青冷硬地说:“你待在这里,主席出了问题,你负得起责任吗?”
李敏第三次见到父亲,是在父亲逝世前几天。他拉着李敏的手说:“娇娇你来看我了?你为什么不常来看我呢?”李敏无言以对,只能默默流泪。
相夫教子度清贫
离开毛泽东后,李敏的日子一直过得很简朴,有时甚至很清苦。
据多次跟踪采访李敏的王行娟介绍:李敏夫妇一直都是靠工资吃饭,他们自从搬离毛泽东的住处就自己做饭,和普通家庭一模一样。而当时,李敏和丈夫都在国防科委上班,工资不高,不仅要抚养两个孩子,每个月还要另外寄些零用钱给母亲贺子珍。
面对这种艰苦的生活,李敏不但毫无怨言,还显得非常适应。李敏常常教育孩子说,外公曾经为一顿伙食召集过一次家庭会议。一次,印尼总统苏加诺送了咖啡和牛奶等给孩子们改善伙食。他们煮了吃,这事被毛泽东知道了,就开了一次家庭会议。在会上,他严肃地告诉大家,国家财政收入是多少,还有多少人吃不饱,要他们的生活不能超标。那时,他们早饭都是稀饭、咸菜、馒头片。这种艰苦朴素的作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也影响了李敏对孩子们的态度。她让儿子穿丈夫穿过的衣服,孔东梅也穿过哥哥的衣服。
王行娟对此颇为感慨:“李敏太节俭了,有时候连她的丈夫都不能理解,两人还为此闹过一些小别扭。李敏现在走在大街上,也几乎没有人能够认出她,就是一个普通的老人。”
孔东梅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虽然母亲经历了苦难,但她和外婆不同。母亲是一个非常爱家庭,重视家庭的人,一辈子相夫教子,非常贤惠温柔的女人。她的生活简单、平静。只有那次回到莫斯科学校的小树林时,我才感受到妈妈的另一面,她好像年輕了,有了活力。”
(摘自《环球人物》)
“妈妈很朴素,我从来没有见她戴过一件首饰”;
“妈妈特别温柔,特别谦让别人,非常爱孩子”;
“妈妈当年挺难的,她夹在外婆和外公之间,性格又不是很泼辣,既要为外婆豁得出去,又要顾及外公很多……”
当《环球人物》杂志记者问起李敏情况时,孔东梅一连串地说了很多很多。
在孔东梅看来,母亲李敏的命运也十分坎坷。“但妈妈的婚姻是很成功的,她和父亲自由恋爱,我经常开玩笑说他们是早恋。他们一辈子非常相爱,这同时也是我和哥哥的幸运。”
主席家的“洋宝贝”
李敏是毛泽东和贺子珍唯一活下来的孩子。1936年冬,她出生在陕北的保安县。赶来贺喜的邓颖超看她长得又瘦又小,怜爱地说:“真是个小娇娇呀!”于是,在一旁的毛泽东当时就给孩子起了个小名“娇娇”。
但几个月之后,贺子珍远赴苏联,把娇娇留在了延安。4岁时,娇娇被送到苏联,和贺子珍团聚。
李敏曾告诉采访她的记者王行娟,她在俄罗斯有过一段非常快乐的时光。那里不仅有她的妈妈,还有她两个哥哥毛岸英和毛岸青。然而,在父母“分手”之后,她发现妈妈的脾气也越来越坏。她有时候觉得妈妈“太厉害,甚至有些狠心”。但她知道妈妈对她的爱是无私的。
在苏联,有一次,娇娇患了肺炎,医生告诉贺子珍,孩子没救了,准备送往太平间副室。但贺子珍没有放弃,她硬是把娇娇带回了家,自己护理。为了每天能找到一点牛奶给她喝,贺子珍四处奔波,拿自己种的土豆去换。就这样,她奇迹般地救活了女儿。
后来,贺子珍被强行送进精神病院,娇娇被留在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开始了一种孤儿般的生活。
那时的娇娇,不知道自己的父亲就是中国革命的领袖毛泽东。她曾在后来写的《我的父亲毛泽东》一书中回忆:“国际儿童院里面挂着好多国家的伟人像,哥哥指着其中一幅告诉我,这就是我们的爸爸。我不相信,认为他在骗我。”
1947年,贺子珍在精神病院呆了两年之后,终于带着娇娇回到中国,住在哈尔滨。那时候,娇娇对中文半懂不懂,是个十足的“洋娃娃”。后来,毛泽东派人接娇娇回北京,她还半信半疑。娇娇用俄文给毛泽东写了一封短信:“毛主席:大家都说您是我的亲生爸爸,我是您的亲生女儿。但是,我在苏联没有见过您,也不清楚这回事……请赶快来信告诉我,这样,我才好回到您的身边。”
毛泽东接到娇娇的信,发现全是一行行歪歪扭扭的俄文。他请人翻译成中文后,哈哈大笑。当即回信写道:“娇娇:看到了你的来信很高兴。你是我的亲生女儿,我是你的亲生父亲。你去苏联十多年一直未见过面,你一定长大了长高了吧?爸爸想念你……爸爸欢迎你回来。”
1949年初夏,娇娇回到了毛泽东身边。毛泽东十分高兴,逢人就说,“我家有个会说外国话的洋宝贝”。送娇娇上学时,毛泽东给她取了一个正式的名字李敏。娇娇在陕北时,毛泽东曾化名为“李得胜”。
泪别中南海
李敏曾告诉王行娟:“和爸爸在一起的那段快乐时光,太短暂了。”
1949年9月,江青带着李讷从苏联考察归来,家里的气氛变得不一样了。江青对娇娇的评价,从开始的“文静”、“听话”,逐渐变成了“倔脾气”、“娇气”;而贺子珍又不愿意让娇娇叫江青妈妈,这种矛盾不断激化。娇娇夹在中间,生活中所受到的压抑,可想而知。
1959年,在北京师范大学读书期间,李敏和北京航空学院的高材生孔令华结了婚。孔令华是炮兵副司令孔从洲的儿子,也是李敏在中学时的同学,两人彼此了解,情投意合。这桩婚事得到了毛泽东的赞同。
婚后,李敏和丈夫住在中南海。一年后,李敏生了个男孩,也就是孔东梅的哥哥孔继宁。毛泽东经常抱抱小外孙。江青却容不得这些,她对李敏一家冷漠、轻视,还常常寻衅滋事。李敏考虑再三,向爸爸提出搬出去住的打算。毛泽东听了也没有阻拦,只是颇有感触地说:“手心手背都是肉啊!”
自从搬出中南海,李敏夫妇出入中南海的证件就被收回了。要进中南海得在门口先联系,通报后才能进入,有时候等了半天还进不去。1964年,李敏夫妇搬进了兵马司胡同的一所普通民居里,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平民生活。
毛泽东晚年,江青更加飞扬跋扈,李敏等人要见毛泽东一面更难。从爸爸患病到逝世,李敏总共见过他三次面。
第一次是陈毅逝世时,毛泽东出席追悼会。他见到李敏,拉着女儿的手说:“娇娇,你为什么不常来看我呢?你要常来看我啊!”李敏不便向他诉苦,只是含泪点点头。第二次是李敏接到堂弟、时任中央政治局“联络员”毛远新的电话,说主席病重,让她赶紧去。等李敏赶回来去见爸爸时,江青只许她看一眼就走:“主席抢救过来了,好多了,你走吧。”李敏不肯走:“这个时候我要守候在爸爸身旁。”江青冷硬地说:“你待在这里,主席出了问题,你负得起责任吗?”
李敏第三次见到父亲,是在父亲逝世前几天。他拉着李敏的手说:“娇娇你来看我了?你为什么不常来看我呢?”李敏无言以对,只能默默流泪。
相夫教子度清贫
离开毛泽东后,李敏的日子一直过得很简朴,有时甚至很清苦。
据多次跟踪采访李敏的王行娟介绍:李敏夫妇一直都是靠工资吃饭,他们自从搬离毛泽东的住处就自己做饭,和普通家庭一模一样。而当时,李敏和丈夫都在国防科委上班,工资不高,不仅要抚养两个孩子,每个月还要另外寄些零用钱给母亲贺子珍。
面对这种艰苦的生活,李敏不但毫无怨言,还显得非常适应。李敏常常教育孩子说,外公曾经为一顿伙食召集过一次家庭会议。一次,印尼总统苏加诺送了咖啡和牛奶等给孩子们改善伙食。他们煮了吃,这事被毛泽东知道了,就开了一次家庭会议。在会上,他严肃地告诉大家,国家财政收入是多少,还有多少人吃不饱,要他们的生活不能超标。那时,他们早饭都是稀饭、咸菜、馒头片。这种艰苦朴素的作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也影响了李敏对孩子们的态度。她让儿子穿丈夫穿过的衣服,孔东梅也穿过哥哥的衣服。
王行娟对此颇为感慨:“李敏太节俭了,有时候连她的丈夫都不能理解,两人还为此闹过一些小别扭。李敏现在走在大街上,也几乎没有人能够认出她,就是一个普通的老人。”
孔东梅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虽然母亲经历了苦难,但她和外婆不同。母亲是一个非常爱家庭,重视家庭的人,一辈子相夫教子,非常贤惠温柔的女人。她的生活简单、平静。只有那次回到莫斯科学校的小树林时,我才感受到妈妈的另一面,她好像年輕了,有了活力。”
(摘自《环球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