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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看数据，你会觉得，这几年中国的有钱人都倾向往外跑。
2011年，胡润联合中国银行私人银行发布的《2011中国私人财富管理白皮书》显示，14%的中国千万富豪已移民或者在申请移民中，还有近一半在考虑移民。1/3的千万富豪有海外资产，投资标的以房地产为主。
去年底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发布了国际人才蓝皮书《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2）》，号称中国第一份年度国际移民报告。里面的数据显示，2011年中国对各国的投资移民总数超过1万人，而近3年至少有170亿元人民币资金流向国外。
继上世纪70年代的劳工移民潮以及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技术、留学移民潮之后，现下的中国迎来了第三波大规模的移民潮，社会精英和新富阶层是“出走”的主力军，主要手段是境外投资，因此又被称为是移资潮。
富豪群体在海外一掷千金以寻求更高的资产安全感和生活幸福感，却引发了国内社会对“人财两失”的担忧，甚至夹带着“富而忘国”的道德审判。投资移民，是否等同于肥水流向外人田？
移民动力源
中国人民大学商法研究所研究员、美国密歇根大学法律科学博士胡天龙接受《新民周刊》采访认为，中国富人阶层在强大物质基础上完成移民基于三大动因：关注子女教育；保值增值需要；追求生活质量。
为子女提供优质的教育资源是富豪海外投资的首因。胡润《2012财富报告》统计称，85%的千万富豪为子女选择国际化教育，其中中学留学的比例高达56%。这一趋势带动了海外房地产市场。基于方便移民、以房养学、较低价格和永久产权等考虑，中国富豪纷纷选择在海外置产，其中拥有海外资产的已达1/3 ，在尚没有海外资产的富豪中，也有将近30%的人在未来3年有进行海外投资的计划。
为迎合这一趋势，不少国家为来自中国的财富开通了绿道。留学和移民备受关注的一个国家——美国，为了振兴经济并带动房地产市场，联邦参议员向美国国会提交了买房产50 万美元以上的外籍人士给予为期3 年的签证，期满后只要还拥有其购买的房子，不仅签证期可以得到延长，持有人的未成年子女还可以进入美国公立中小学就读。基于中国富裕阶层的经济能力及他们对美国的好感，该项提案则被外界普遍解读为是针对申国富人而推出的。
《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再次让世界看到了中国富豪的不差钱：虽然美国的按揭付款方式已经完全对中国买家开放，但对个人信用等资质的审核门槛非常高，因此现金仍然是跨境购房的主要付款形式，“绝大多数中国买家还是选择一次性付清房款”，还有的买家孩子还不足两岁就开始购置海外学房。英国媒体也惊呼，大量中国买家涌入英国市场，推高了当地房价。
子女教育考量以外，43%的富翁把保障财富安全作为投资移民考虑的第二大因素。“由于目前资本市场处于低潮期，国内资本流动出现限制、跨区域投资政策不透明等因素，持有大量资产的企业主在投资方向和目标上出现偏差和真空，难以维持此前相对理想的发展速度和企业收益，因此希望从国外寻求途径，实现资产的增值。”胡天龙说。
相对而言，发达国家的市场经营较为完善，国内私营和个体经营者希望通过移民方式到商业竞争更为规范的环境中取得融资便利等条件。获得一些发达国家的居民身份，也确实更容易在世界各国进行商务旅行，有利于企业进入国际市场。
类似例子在国外稀松平常，有欧洲商人为了投资方便而获取美国绿卡，也有美国中小企业者为了发展，转换身份到澳大利亚、拉美国家等进行投资。
另外，人民币与国际货币汇差对成本和利润的影响，促使高资产群体转移部分资产以保值。
富豪的不安全感还出于对“原罪”和“仇富”的担忧。胡天龙认为，部分个体经营者在获取财富的初始阶段，利用了社会制度转型期的便利、道德体系转换时出现的漏洞，所获得的财富处于“灰色状态”，他们担心国家会对拥有非法私产的个人展开“秋后算账”，便倾向于把财富转移到私人财产保护体系更完善的国家，以分散和规避风险。另外，国内部分人对富人的仇视，使得富豪对未来的变化产生不确定感，从而到国外寻求安定的环境。
寻求更高的生活品质、可多生子女等也是投资移民的实际考虑。胡天龙说，目前中国处于经济、社会、人文发展的敏感阶段，具有经济实力的人群更希望在法律制度健全的环境下寻求更高的生活品質，比如享受清洁的空气、放心的食品、健全的社保体系、完善的公共服务、便捷的旅游出行等，而这些生活条件国内有钱也未必买得到。
误区和误解
然而，投资移民却并非移民中介广告上说的那么简单。移民或打算移民的富人存在认知误区，公众对这个群体的身份转换、资产转移也有误解。
胡天龙把有投资移民需求的群体分为三块：处于新富阶层末端的人群；身价在5000万到1亿元人民币的较大私营企业主，他们是“认真的玩家”（serious player）；另外是资产2000万美元以上的新豪阶层。
新富阶层末端对资产的担忧、对移民的渴望程度远远超过新豪阶层，但投资移民不光是转移一个地方，需要在专业人士指导下，对移民后的生活和资产管理进行有效规划。
“如果只想拿绿卡而不考虑企业发展的话，是没多大意义的。移民是增加财富的手段，并不单纯是阳光、沙滩和大豪宅。”胡天龙在上海、香港和纽约等地从事律师工作期间，经常碰到这样的客户，他们卖掉了国内的几套房，获得财富选择投资移民后，余下的财力不足以在移民接收国维持同样高端品质的生活。“他们所取得的就是一张身份，在我看来不是标准意义上的投资移民，只能过着一代移民的艰苦生活，为二代移民创造环境。”
事实上，近年一些移民目的国迫于移民人数不断增长的压力也在提高投资门槛，例如加拿大在2010年将投资者的净资产下限从80万加元增加到160万加元，澳大利亚也在2010 年将投资移民的个人资产数额从25万澳元提高到50万澳元。 新富末端的人在纠结理想与实际的落差时，“大玩家”如俏江南创始人张兰则因为国籍变更事件被推上公共舆论的风口浪尖。有专业人士分析，在股权置换模式中，拟上市企业的实质控制人必须变更国籍，从而以境外公司身份规避现行监管条文，俏江南就是典型案例。“不是为了在香港上市，谁愿意放着中国公民不当当岛民呢？”张兰最终面对媒体时也这样自嘲。“到一个鸟不拉屎、气温四十多度的小岛，去一次我就得飞24个小时。”
类似做法在国外并不少见。美国“脸谱”首次公开募股之前，联合创始人之一的爱德华多·萨韦林就出于个人投资便利的考虑，退出美国国籍，以省下大笔税金。
但是在国内，“张兰”们容易成为众矢之的，公众的理解中，先富人群拒绝留下来回馈社会，携资产出洋过上了更好的日子，“富而忘国”之举又怎能不讨伐？
更容易引起激愤的是贪腐分子借着投资移民“开溜”。这也是为什么一则名为《美国帮中国反腐》的帖子在网上被转疯了。这篇帖子写道：“美国对其国民或绿卡持有者在全世界的资产征税。美国国税局欢迎举报移民美国的华人在华资产，为举报人保密，并给予举报人涉税金额15%至30%的奖励。”而这篇帖子最后还提供了美国国税局（IRS）北京办事处的电话。
记者在IRS网站上并未找到相关内容，但确有北京办事处的联系方式。按号码拨打IRS驻京办事处电话，留言称号码不再使用，并提供了一个邮箱地址。记者发邮件询问信息详情，也未收到回复。
帖子的所谓利好消息延伸于源于美国2011年12月对《海外账户税收遵从法》的调整。《海外账户税收遵从法》（FACTA）规定，居住在美国境内、在海外拥有5万美元以上资产或者居住在美国境外、在海外拥有20万美元以上资产的美国公民和持有美国绿卡的外国人都需要在2012年4月15日前向政府申报；如果藏匿不报或漏报，会被处以1万美元罚款；如果被国税局发现后仍瞒报，罚款可追加至5万美元，严重的还会被判刑。
令中国一些网民对这一政策感到兴奋的，则是此政策可能涉及许多持有美国绿卡的中国人，于是欢呼：这是老美帮着中国人在反腐。这听上去是一厢情愿，美国国税局在乎的是自己的税源而已。
胡天龙说，他在美国求学期间的法学导师就是FACTA法案的起草者之一。拟定细则的原因之一是收紧税袋，防止纳税人因瞒报或虚报海外资产而造成美国的税源流失。在海外国家设立办公室，也主要是为了更好地为纳税人报税提供服务，以及与政府机构间实现信息共享和协调。反腐不是IRS设立北京站的原因，但是迎合了中国民众希望对新富阶层进行监控的心理。
中国未必人财两失
前建设银行副行长陈佐夫曾说，中国管理层的精英，通过办投资移民带走了大量财富，仅2009年我们国家就有3000人投资移民到美国和加拿大，他们投资的总额超过了80亿人民币。若再加上人民币比较热门的地区，2009年的统计，移民带出去的资金就超过了100亿元人民币。
比照他的说法，蓝皮书中“近3年至少有170亿元人民币资金流向国外”的说法就是相当保守的统计。人才与资产向海外转移的现象让不少人担心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力。
“移民出去并不意味着资产全部转移出去了。中国潜在的投资能力在海外得到发挥后，有企业主通过资金腾挪在中国再扩大投资获得更大的利润，所以还有移民出去后还有返程投资的过程。”胡天龙指出，投资移民，是用投资的方式达到移民的目的，用移民的途径来实现投资的回报，而很多人片面地看到投资移民只是资本的流通，没看到人员的流入和投资盈余的流入。
正如温州中小企业协会会长周德文所说：温州老板好多都变成了外国人，但他们的生意没移走。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教授丁学良也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尽管富人想移民，但至少从目前来看，富人移民并不等同于资金外流。研究发现，至少2/3的人还是把钱通过其他的名义和新的渠道再投资到中国大陆，只是把身份转移到国外，重新分析一下移民国家的投资环境和大陆的投资环境，大部分人还是会在大陆投资。
把整个事业平台搬到海外的人很少，因为欧美的萧条经济不会给他们提供太多机会。“国家鼓励民营企业走出去开拓国外市场，中国企业家做生意的話还是会和中国有关，选择熟悉的行业和地区做业务，那么资产就不算流失。”移民法学者、北京理工大学教授刘国福对《新民周刊》表示。至于在国内挣了钱就想金盆洗手、从此跑到海外逍遥享福的人，所带走的财富也算不上“资本”。
“资产外流只是一个表象。人口移动会带动迁移国之间的进出口经济，尤其是消费能力强的高素质人口对母国商品消费需求旺盛。”刘国福提醒，“还要看到中国还是很大的移民汇款接收国。”
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10年排在世界前10位的国际移民输出大国中，墨西哥、印度、中国、法国和菲律宾5个国家是接受国际移民汇款最多的国家，汇款总额达到1658亿美元。
《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2》称，2012年发展中国家的侨汇高达4060亿美元，比前年增长了6.5%，占全球侨汇的94%。2012年全球的侨汇达到了5340亿美元。可见，侨汇成为移民输出国经济建设的重要经济来源。
“我们现在单向移出过多，应该采取方法呼吁回流，关注如何吸引别人进来投资，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潜在群体。”胡天龙认为，这方面中国可以借鉴美国的做法。美国EB-5投资移民项目就相当于一种逆流的“招商引资”。2012年，EB-5已经为美国募集超过20亿美元资金，并创造4万多个工作岗位。
对于公众所担心的贪官携款潜逃海外的现象，刘国福曾建议，国家可以完善目前反洗钱、个人携带外汇出境、个人结售汇、官员财产公开、官员出境申报等方面的规定，用法律防止类似情况的发生。
2011年，胡润联合中国银行私人银行发布的《2011中国私人财富管理白皮书》显示，14%的中国千万富豪已移民或者在申请移民中，还有近一半在考虑移民。1/3的千万富豪有海外资产，投资标的以房地产为主。
去年底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发布了国际人才蓝皮书《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2）》，号称中国第一份年度国际移民报告。里面的数据显示，2011年中国对各国的投资移民总数超过1万人，而近3年至少有170亿元人民币资金流向国外。
继上世纪70年代的劳工移民潮以及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技术、留学移民潮之后，现下的中国迎来了第三波大规模的移民潮，社会精英和新富阶层是“出走”的主力军，主要手段是境外投资，因此又被称为是移资潮。
富豪群体在海外一掷千金以寻求更高的资产安全感和生活幸福感，却引发了国内社会对“人财两失”的担忧，甚至夹带着“富而忘国”的道德审判。投资移民，是否等同于肥水流向外人田？
移民动力源
中国人民大学商法研究所研究员、美国密歇根大学法律科学博士胡天龙接受《新民周刊》采访认为，中国富人阶层在强大物质基础上完成移民基于三大动因：关注子女教育；保值增值需要；追求生活质量。
为子女提供优质的教育资源是富豪海外投资的首因。胡润《2012财富报告》统计称，85%的千万富豪为子女选择国际化教育，其中中学留学的比例高达56%。这一趋势带动了海外房地产市场。基于方便移民、以房养学、较低价格和永久产权等考虑，中国富豪纷纷选择在海外置产，其中拥有海外资产的已达1/3 ，在尚没有海外资产的富豪中，也有将近30%的人在未来3年有进行海外投资的计划。
为迎合这一趋势，不少国家为来自中国的财富开通了绿道。留学和移民备受关注的一个国家——美国，为了振兴经济并带动房地产市场，联邦参议员向美国国会提交了买房产50 万美元以上的外籍人士给予为期3 年的签证，期满后只要还拥有其购买的房子，不仅签证期可以得到延长，持有人的未成年子女还可以进入美国公立中小学就读。基于中国富裕阶层的经济能力及他们对美国的好感，该项提案则被外界普遍解读为是针对申国富人而推出的。
《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再次让世界看到了中国富豪的不差钱：虽然美国的按揭付款方式已经完全对中国买家开放，但对个人信用等资质的审核门槛非常高，因此现金仍然是跨境购房的主要付款形式，“绝大多数中国买家还是选择一次性付清房款”，还有的买家孩子还不足两岁就开始购置海外学房。英国媒体也惊呼，大量中国买家涌入英国市场，推高了当地房价。
子女教育考量以外，43%的富翁把保障财富安全作为投资移民考虑的第二大因素。“由于目前资本市场处于低潮期，国内资本流动出现限制、跨区域投资政策不透明等因素，持有大量资产的企业主在投资方向和目标上出现偏差和真空，难以维持此前相对理想的发展速度和企业收益，因此希望从国外寻求途径，实现资产的增值。”胡天龙说。
相对而言，发达国家的市场经营较为完善，国内私营和个体经营者希望通过移民方式到商业竞争更为规范的环境中取得融资便利等条件。获得一些发达国家的居民身份，也确实更容易在世界各国进行商务旅行，有利于企业进入国际市场。
类似例子在国外稀松平常，有欧洲商人为了投资方便而获取美国绿卡，也有美国中小企业者为了发展，转换身份到澳大利亚、拉美国家等进行投资。
另外，人民币与国际货币汇差对成本和利润的影响，促使高资产群体转移部分资产以保值。
富豪的不安全感还出于对“原罪”和“仇富”的担忧。胡天龙认为，部分个体经营者在获取财富的初始阶段，利用了社会制度转型期的便利、道德体系转换时出现的漏洞，所获得的财富处于“灰色状态”，他们担心国家会对拥有非法私产的个人展开“秋后算账”，便倾向于把财富转移到私人财产保护体系更完善的国家，以分散和规避风险。另外，国内部分人对富人的仇视，使得富豪对未来的变化产生不确定感，从而到国外寻求安定的环境。
寻求更高的生活品质、可多生子女等也是投资移民的实际考虑。胡天龙说，目前中国处于经济、社会、人文发展的敏感阶段，具有经济实力的人群更希望在法律制度健全的环境下寻求更高的生活品質，比如享受清洁的空气、放心的食品、健全的社保体系、完善的公共服务、便捷的旅游出行等，而这些生活条件国内有钱也未必买得到。
误区和误解
然而，投资移民却并非移民中介广告上说的那么简单。移民或打算移民的富人存在认知误区，公众对这个群体的身份转换、资产转移也有误解。
胡天龙把有投资移民需求的群体分为三块：处于新富阶层末端的人群；身价在5000万到1亿元人民币的较大私营企业主，他们是“认真的玩家”（serious player）；另外是资产2000万美元以上的新豪阶层。
新富阶层末端对资产的担忧、对移民的渴望程度远远超过新豪阶层，但投资移民不光是转移一个地方，需要在专业人士指导下，对移民后的生活和资产管理进行有效规划。
“如果只想拿绿卡而不考虑企业发展的话，是没多大意义的。移民是增加财富的手段，并不单纯是阳光、沙滩和大豪宅。”胡天龙在上海、香港和纽约等地从事律师工作期间，经常碰到这样的客户，他们卖掉了国内的几套房，获得财富选择投资移民后，余下的财力不足以在移民接收国维持同样高端品质的生活。“他们所取得的就是一张身份，在我看来不是标准意义上的投资移民，只能过着一代移民的艰苦生活，为二代移民创造环境。”
事实上，近年一些移民目的国迫于移民人数不断增长的压力也在提高投资门槛，例如加拿大在2010年将投资者的净资产下限从80万加元增加到160万加元，澳大利亚也在2010 年将投资移民的个人资产数额从25万澳元提高到50万澳元。 新富末端的人在纠结理想与实际的落差时，“大玩家”如俏江南创始人张兰则因为国籍变更事件被推上公共舆论的风口浪尖。有专业人士分析，在股权置换模式中，拟上市企业的实质控制人必须变更国籍，从而以境外公司身份规避现行监管条文，俏江南就是典型案例。“不是为了在香港上市，谁愿意放着中国公民不当当岛民呢？”张兰最终面对媒体时也这样自嘲。“到一个鸟不拉屎、气温四十多度的小岛，去一次我就得飞24个小时。”
类似做法在国外并不少见。美国“脸谱”首次公开募股之前，联合创始人之一的爱德华多·萨韦林就出于个人投资便利的考虑，退出美国国籍，以省下大笔税金。
但是在国内，“张兰”们容易成为众矢之的，公众的理解中，先富人群拒绝留下来回馈社会，携资产出洋过上了更好的日子，“富而忘国”之举又怎能不讨伐？
更容易引起激愤的是贪腐分子借着投资移民“开溜”。这也是为什么一则名为《美国帮中国反腐》的帖子在网上被转疯了。这篇帖子写道：“美国对其国民或绿卡持有者在全世界的资产征税。美国国税局欢迎举报移民美国的华人在华资产，为举报人保密，并给予举报人涉税金额15%至30%的奖励。”而这篇帖子最后还提供了美国国税局（IRS）北京办事处的电话。
记者在IRS网站上并未找到相关内容，但确有北京办事处的联系方式。按号码拨打IRS驻京办事处电话，留言称号码不再使用，并提供了一个邮箱地址。记者发邮件询问信息详情，也未收到回复。
帖子的所谓利好消息延伸于源于美国2011年12月对《海外账户税收遵从法》的调整。《海外账户税收遵从法》（FACTA）规定，居住在美国境内、在海外拥有5万美元以上资产或者居住在美国境外、在海外拥有20万美元以上资产的美国公民和持有美国绿卡的外国人都需要在2012年4月15日前向政府申报；如果藏匿不报或漏报，会被处以1万美元罚款；如果被国税局发现后仍瞒报，罚款可追加至5万美元，严重的还会被判刑。
令中国一些网民对这一政策感到兴奋的，则是此政策可能涉及许多持有美国绿卡的中国人，于是欢呼：这是老美帮着中国人在反腐。这听上去是一厢情愿，美国国税局在乎的是自己的税源而已。
胡天龙说，他在美国求学期间的法学导师就是FACTA法案的起草者之一。拟定细则的原因之一是收紧税袋，防止纳税人因瞒报或虚报海外资产而造成美国的税源流失。在海外国家设立办公室，也主要是为了更好地为纳税人报税提供服务，以及与政府机构间实现信息共享和协调。反腐不是IRS设立北京站的原因，但是迎合了中国民众希望对新富阶层进行监控的心理。
中国未必人财两失
前建设银行副行长陈佐夫曾说，中国管理层的精英，通过办投资移民带走了大量财富，仅2009年我们国家就有3000人投资移民到美国和加拿大，他们投资的总额超过了80亿人民币。若再加上人民币比较热门的地区，2009年的统计，移民带出去的资金就超过了100亿元人民币。
比照他的说法，蓝皮书中“近3年至少有170亿元人民币资金流向国外”的说法就是相当保守的统计。人才与资产向海外转移的现象让不少人担心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力。
“移民出去并不意味着资产全部转移出去了。中国潜在的投资能力在海外得到发挥后，有企业主通过资金腾挪在中国再扩大投资获得更大的利润，所以还有移民出去后还有返程投资的过程。”胡天龙指出，投资移民，是用投资的方式达到移民的目的，用移民的途径来实现投资的回报，而很多人片面地看到投资移民只是资本的流通，没看到人员的流入和投资盈余的流入。
正如温州中小企业协会会长周德文所说：温州老板好多都变成了外国人，但他们的生意没移走。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教授丁学良也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尽管富人想移民，但至少从目前来看，富人移民并不等同于资金外流。研究发现，至少2/3的人还是把钱通过其他的名义和新的渠道再投资到中国大陆，只是把身份转移到国外，重新分析一下移民国家的投资环境和大陆的投资环境，大部分人还是会在大陆投资。
把整个事业平台搬到海外的人很少，因为欧美的萧条经济不会给他们提供太多机会。“国家鼓励民营企业走出去开拓国外市场，中国企业家做生意的話还是会和中国有关，选择熟悉的行业和地区做业务，那么资产就不算流失。”移民法学者、北京理工大学教授刘国福对《新民周刊》表示。至于在国内挣了钱就想金盆洗手、从此跑到海外逍遥享福的人，所带走的财富也算不上“资本”。
“资产外流只是一个表象。人口移动会带动迁移国之间的进出口经济，尤其是消费能力强的高素质人口对母国商品消费需求旺盛。”刘国福提醒，“还要看到中国还是很大的移民汇款接收国。”
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10年排在世界前10位的国际移民输出大国中，墨西哥、印度、中国、法国和菲律宾5个国家是接受国际移民汇款最多的国家，汇款总额达到1658亿美元。
《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2》称，2012年发展中国家的侨汇高达4060亿美元，比前年增长了6.5%，占全球侨汇的94%。2012年全球的侨汇达到了5340亿美元。可见，侨汇成为移民输出国经济建设的重要经济来源。
“我们现在单向移出过多，应该采取方法呼吁回流，关注如何吸引别人进来投资，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潜在群体。”胡天龙认为，这方面中国可以借鉴美国的做法。美国EB-5投资移民项目就相当于一种逆流的“招商引资”。2012年，EB-5已经为美国募集超过20亿美元资金，并创造4万多个工作岗位。
对于公众所担心的贪官携款潜逃海外的现象，刘国福曾建议，国家可以完善目前反洗钱、个人携带外汇出境、个人结售汇、官员财产公开、官员出境申报等方面的规定，用法律防止类似情况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