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二○○四年，布什在伊战陷入僵局，却仍以较二○○○年更高比例的票数赢得大选。美国的右翼力量，曾一度为此欢呼雀跃，认为美国人民已选择了共和党右翼作为长期领导美国的政治力量。在堕胎权、同性恋等社会议题上均采取基督教原教旨立场，并反对种族平权政策的社会保守主义，和在外交上以强硬军事方式解决一切问题，确保美国霸权永不受挑战的新保守主义，仿佛已成了屹立不倒的主导意识形态。
但二○○六年底的一场中期选举，却出其不意地让打着反战旗号的民主党重夺参、众两院的控制权，打破了共和党右翼对行政、立法、司法机器的垄断。世界各地的主流媒体，纷纷猜想民主党若一旦在二○○八年的总统选举中胜出，美国的外交政策将会做何种调整。届时的民主党政府，又将会以何种方式结束在国内外均极不受欢迎的伊拉克战争。
但主流媒体往往太看重民主、共和两党的戏剧性斗争，而较少关注美国决定出兵伊拉克背后的更深远背景。在这一不足下，媒体才会产生民主党一旦当政即天下太平的一厢情愿预期。但只要我们仔细考察一下，便不难发现，无论是二○○四年挑战布什的约翰·克里，还是大有机会在二○○八年大选代表民主党出战的政治人物如希拉里，都一直不敢否定伊战。他们强调伊战本身并无原则性错误，错的只是布什政府的具体战略。
一九五六年，深受马克思与韦伯影响的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C.Wright Mills）出版了《权贵精英》一书，指出当时美国的政治和社会权力，高度集中在一群分别掌控国家行政权力、军队与大企业的精英手里。这一精英集团的成员皆由绵密的姻亲、社交，甚至秘密会社网络连成一体。这个小集团拥有庞大财政资源和广泛人脉。美国的选民虽拥有选票，但民主、共和两党的争论和向选民提出的政策选择，往往难以超越这个集团划下的界限。米尔斯因此认为这个小集团的利益，才是左右美国主要国内外政策的关键力量。选民在表面上乃国家主人，但实际上，他们的生活却牢牢地被一个“军事——工业综合体”及其政治代理人操控着。
该书出版后，即为五十年代美国麦卡锡时期莫名其妙地从天而降的反共白色恐怖提出了一个合理阐释。六十年代，越战在民众强烈反对下仍不断升级。当时的民主党与共和党在越战问题上口径一致，令很多反战的民主党支持者失望。米尔斯的权贵精英说，因而得到更广泛的传播。该书在五六十年代畅销不止，并迅速成为二十世纪美国社会科学的经典。
二○○四年大选期间，有媒体发现两名看来水火不容的总统候选人，原来在耶鲁大学求学期间均是组织极严密、神秘，每年只钦点十五名新会员加入的耶鲁骷髅会（Skulls and Bones）成员。记者翻查记录，发现历届骷髅会成员，还包括了老布什、小布什任内提拔的五名主要政府官员，及不少呼风唤雨的企业家、高级将领和特务头子等。小布什和克里在被记者问到他们的骷髅会会籍怎样影响他们的世界观和帮助他们在权力阶梯迅速攀升时，均异口同声地以会员曾起誓对有关骷髅会的一切保守秘密为由，坚拒作答。媒体有关骷髅会的发现，引起了公众对横跨民主、共和两党的寡头精英集团的关注，并再思考“谁统治美国？”的问题。
其后两年，伊战在美国人民日益厌倦和反对下不断升级、恶化。民众由此而产生的无力感，令《权贵精英》一书在其出版五十周年之际，再次成为媒体和学术圈热烈讨论的题材。《纽约时报》和《当代社会学》等报章刊物，纷纷组织专题讨论该书的当代意义。不少论者感叹，美国在经历了民权运动与各种社会运动的冲击后，现今国家的权力结构与一九五六年相比，并没有进步多少。有趣的是，《权贵精英》再次洛阳纸贵，竟触动了精英们的神经，连以中上阶层男性读者为对象的“高档”色情杂志《花花公子》，也罕有地加入学术辩论，发表文章抨击米尔斯散布阴谋论，破坏公众对建制的信任。
按照米尔斯的思路，我们要探讨美国二○○三年为何要攻伊，这场战争将迈向何方，便不能囿限于战争的民意支持度、两大政党的态度等表面因素，而要深入探究这场战争背后的长时段政治经济背景，和这个背景怎样导引美国的权贵精英不计成本地发动战争。
在伊拉克战争刚开打的二○○三年春天，一直是美国外交官摇篮的乔治城大学（Georgetown University）外交服务学院(Edmund Walsh School of Foreign Service)邀请了世界体系学派的老中青三代学者(包括沃勒斯坦、阿瑞基、Christopher Chase-Dunn、Ravi Palat、Peter Gowan、Faruk Tabak等)，从美国、欧洲与亚洲的三角关系探讨美国霸权的前途。会议结束后，多位作者就局势的最新发展修改论文，特别加强了有关伊拉克战争的讨论。这些论文，已于二○○五年结集成书出版(Allies as Rivals:US,Europe and Japan in a Changing World System Paradigm Publisher)。该书的大视野，为我们思考伊战的去向，提供了不少崭新的启发。
该书每一章都有特定主题，但各章内容互相呼应，令全书呈现出一个鲜明主旨，那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起，美国相对于欧洲与亚洲的政治和经济实力，一直下滑；最近的伊拉克战争，乃美国权力精英为扭转这一几乎是不可逆转的趋势而做出的一场豪赌。
七十年代，美国霸权在石油危机、经济衰退和越战挫败中摇摇欲坠。沃勒斯坦等世界体系学派的始创者，即通过考察资本主义体系自十六世纪始的长时段规律，指出美国正进入荷兰在十八世纪初和英国在二十世纪初经历的霸权没落阶段。该学派一时被认为是最有能力捕捉世界大势的政治社会理论。八十年代末美国打赢了冷战，加上九十年代由互联网泡沫带动的持续繁荣，令人觉得美国已重振雄风，甚至比以前更强大。世界体系理论所代表的美国衰落论，一时被视为过时，渐被冷落。
但事实上，美国在九十年代的风光背后，国势下滑的趋势其实并无止息。当时欧洲在法国和德国的主导下加速整合，进行货币一体化，甚至将建构独立军事体系提上议程，大大削弱了美国在大西洋事务中的影响力。中国崛起，日本经济下滑，韩国开始走出冷战体系，与美国疏远，则对美国通过日韩主导太平洋地区的布局构成威胁。同时，无论是欧盟成员还是亚洲国家，均开始向中东产油国猛送秋波。不想继续对美国保护伞过度依赖的油王们，亦乐于与这些新兴力量礼尚往来。当时仍受联合国制裁，却拥有大量石油资源的伊拉克，即设法拉拢德、法，后来更承诺以欧元代替美元结算其石油出口。这一举动，成功换取到德、法支持联合国撤销对伊制裁。
若当时萨达姆能够成功打开先例，其他石油国便有可能跟着考虑完全或局部改以欧元结算出口，减低对美元的依赖。若美元丧失了在世界石油市场的独特地位，世界各国便可能在不同程度上将外汇储备转向欧元等其他货币。美国经济自八十年代起即受到不断扩大的财政赤字与贸易赤字困扰，工业竞争力每况愈下。美国之所以仍能够维持繁荣，全赖美国凭美元独尊地位向外国大规模举债的能力。一旦美元不再独尊，美国经济和美国企业在世界经济的主导地位，将立即受到重创。
美国的权贵精英把这种种趋势看在眼里，当然会为外强中干的国势忧心如焚。在九十年代仍然在野的新保守主义者，于一九九七年初组成名为“新美国世纪计划”（Project for the New American Century）的智囊机构，为永久地延续美国霸业提供药方。这个机构的成员，包括后来成为布什外交军事团队中坚的切尼、沃尔福威茨、拉姆斯菲尔德，企业巨头霍布斯（Steve Forbes）和布什的弟弟（Jeb Bush）等，可谓粒粒巨星。他们汇聚资源深入研究的结论是，如要确保二十一世纪仍是美国世纪而不是别人的世纪，美国便应加强对中东石油资源的控制，实行以油制欧、以油制亚。
他们在众多评论、政策研究报告中或明或暗地表达出的思路十分清晰：美国无本钱跟新崛起的欧洲与亚洲作正面冲突；但只要美国能重建对中东产油区的绝对控制权，砍断欧洲与亚洲在该区新近经营的关系网，美国在大西洋与太平洋的竞争对手，便难以真正崛起，最后只能继续仰美国鼻息而活。自七十年代石油危机起动辄以减产来与美国讨价还价的产油国威权政府，已不再是美国在中东的最可靠盟友。美国要实现以石油控制全球的计划，便须在中东建立一个完全受美国控制，又拥有巨大石油资源的新国家。将伊拉克政府推倒再建，在当时看来即为实现这一计划的最佳杠杆。
“新美国世纪计划”的主要成员在九十年代起不遗余力地推销侵占伊拉克的大计。根据他们的观点，美国要再造伊拉克，须用上各种极端手段，美国的经济和声誉亦可能要为此付出极大代价。但一旦成功，美国将获无比利益。换句话说，伊拉克战争，乃一场关系到美国能否在“家道中落”的颓势中翻身的豪赌。
说伊战是一场豪赌，并不为过。这场战争打从第一天起，便由外债支撑。主战者在还未开打前，已不断明言，将来美国成功在中东腹地建立起一个民主和石油存量充沛的亲美新国家后，美元的国际公信力将大大提高，世界市场亦将充斥直接受美国支配的廉价石油。美国的赤字问题到时便能迎刃而解。布什团队的这一赌徒心理，解释了他们为何会对美国史上最庞大的双赤字置若罔闻，反而将全副精力放在一场令赤字暴增的战争之上。
由此观之，德、法等欧洲国家与美国在二○○三年初就伊战问题上的争论，其实并非理念之争，而是美元与欧元之间，以及两个货币体系背后的两地权贵集团之间的较量。当时美国一意孤行地攻伊，迅速地将日益亲欧的萨达姆推翻逮捕，对德、法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打击。现在美军在伊拉克的族群冲突和反美游击战中泥足深陷，德、法肯定不会像他们在阿富汗战争和阿战后重建中一样帮美国一把，反而会乐于隔岸观火。
二○○三年美国的权贵集团通过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谎言和“九一一”后爱国主义的余温动员起国民对侵伊的支持。但当谎言被揭穿和战争陷入僵局后，美国民众对直线飙升的美军伤亡数字和战争对国库造成的压力深感不安。为权贵集团的宏大谋略在伊拉克赴汤蹈火的军人，不少是来自美国内陆地区，因没钱念大学或缺乏工作机会而受军队种种优厚待遇吸引的穷孩子。他们的生命受到与日俱增的威胁，令他们原本毫无保留地支持布什的父母，逐渐对战争产生疑问。小布什一边发动战争一边向富人减税，则令越来越多人意识到，精英集团将不用为这场战争付出什么代价。这场豪赌为美国带来的财政负担，将不可避免地通过进一步缩减社会福利、医疗、教育开支等方式填补。
欧洲主要国家和美国民众对伊战的厌恶，表明了这场战争，绝非一场“西方”的战争，亦非一场“美国”的战争，而是一场只属于美国权贵集团的战争。从现在的形势看来，美国在这场赌博中的赢面，一点也不大。但越输越赌，越赌越大，乃赌徒的典型行为。共和党在最近的中期选举中大败后，布什除了将不受欢迎的国防部长撤换之外，并没有真心聆听选民的声音，更缺乏改用外交而非军事方式解决伊拉克问题的诚意。相反，他竟然迫不及待地增兵伊拉克，准备将战事升级。被反战选民寄予厚望的新一届国会，除了对增兵计划提出强烈的口头抗议之外，已束手无策。
若美国能在这场越赌越大的世纪豪赌中侥幸过关，世界或许会进入一个相对稳定但极度不公义的单一帝国秩序。若美国顺着当下的发展趋势在此豪赌中输光离场，伊拉克爆发全面内战，区内其他产油国家将很难不被卷入其中，引发更广泛的区域冲突。由此而产生的残局，在一段时间内恐怕没有任何一个地缘政治力量有能力和意愿去收拾。产油区陷入持久的大混战，将对世界经济带来何种打击，大家都必定心里有数。
无独有偶，当世界体系学者在前面介绍的会议上探讨美国国势走向之时，著名社会地理学家大卫·哈菲也在伊战爆发前的二○○三年春天，在牛津大学发表一系列演讲，探讨美国在二十一世纪中的可能走向。这一连串演讲的内容，已在同一年年底以《新帝国主义》为题出版（牛津大学出版社）。
哈菲对伊战的解释与前述世界体系学者的观点惊人的一致，认为伊战乃美国加紧控制中东石油供应的手段。而加紧控制石油供应，为的正是要卡住欧洲与亚洲(特别是中国)的咽喉，借此延续美国的唯我独尊地位。但哈氏对这一观点还提出了一个特别的补充：攻打伊拉克，并非美国权贵精英延续美国霸业的开始；直接控制世界石油供应，亦非他们达到此一目的的唯一方法。
由八十年代里根政府展开，再由九十年代克林顿发扬光大的全球化政策，同样是美国重建全球霸权的重要一环。美国政府和企业在七十年代起遇到的一连串财政和经济困难，很大程度上与来自欧洲、亚洲和其他新兴经济体的竞争有关。美国政府通过在各主要国际经济组织中仍然巨大的影响力，在八十和九十年代威迫利诱各个发展蓬勃的新兴经济体开放市场(特别是金融市场)，让美国的跨国资本进入这些经济体中汲取利润。崛起中的经济体，也就由美国的竞争对手转化成为美国权贵精英的重要财富来源。
美国为新兴经济体提供资本，再分享它们的利润，看上去乃一个两者皆获益的双赢游戏。但在九十年代相继在不同区域爆发的金融危机，却显示美国资本的大规模跨国流动，其实是一场有意或无意地通过牺牲新兴经济体而让美资赚取暴利的零和游戏。在金融全球化之下，美国资本往往在一个特定时段大举进入特定的新兴国家，再配合西方媒体有系统的夸张吹捧，将该国的房价、股价和汇价炒热。当这些资产的价格见顶后，跨国资本往往会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借故套现离场。国际资本赢取暴利急速外逃后，原来的新兴国便剩下一个房、股、汇价贬至一文不值的烂摊子。这时候，当初外逃的跨国资本又会回流，利用其先前赚取暴利的一小部分，以低贱价格收购当地财团和政府急于脱手的资产。
这种跨国资本一进、一出、再回流的戏码，从一九九四年的墨西哥比索危机，到一九九七至一九九八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再到二○○一年的阿根廷金融危机，不断重复。这些受到打击的经济体，虽然大部分都在资本回流后复苏，但其国民经济中重要部门的控制权，却往往在这危机—复苏的急风暴雨中落入美资手里。哈氏因此将这过程称为“以掠夺他人财产完成的资本累积”(accumulation by dispossession)。这跟马克思笔下欧洲新兴资产阶级在十六到十八世纪通过到世界各地到处抢掠完成的资本原始累积，有异曲同工之妙。
美国过去二十年在世界经济中推动的新自由主义，跟以伊战为代表的新保守主义政策一样，都是美国权贵精英集团压抑新兴国家崛起，重建美国在世界支配地位的谋略。美国资本放弃本国经济舞台而在全球经济中四处投机，当然为富有的投资者带来可观利润。但同时，美国的百姓却要面对由此带来的产业空洞化、本土工作机会消失和工资下降等恶果。
这一谋略，其实也是一场豪赌。美资什么时候，向哪个新兴市场挺进，什么时候撤走，什么时候回流，往往要靠个别资本的大胆判断。时机的计算，永远都难以百分之百精准。偶有不慎，这些雄厚资本也会在金融投机的大风大浪中粉身碎骨。这些跨国资本不少都盛载着无数美国百姓的退休金、子女教育基金甚至毕生积蓄。它们一旦翻船，美国的金融稳定也必受威胁。九十年代的亚洲金融风暴，曾波及巴西、俄罗斯等其他金融市场，连美国金融巨鳄索罗斯最终也在此风暴中损失惨重。虽然事态最后都没有演变成很多人担心的全球金融大崩溃，但足以彰显金融全球化带来的风险。不少论者已开始猜度下一场金融风暴将会在何地爆发，并忧心世界经济能否在被一次比一次更具破坏力的金融危机搞得全面崩溃之前，发展出一套更稳健的全球金融秩序。
概括来说，二○○三年美国侵略伊拉克，并不像很多人所认为的那样，标志着美国对外政策的大革命。从较长时段看，小布什侵伊和八十年代由里根开始推动的全球化，同样都是美国权贵精英试图扭转国势下滑趋势而做出的豪赌。若他们胜出，他们将会是最大的赢家。但若他们输得倾家荡产，那么美国的百姓乃至全世界，都将要为其带来的大规模战乱和世界经济危机而付出沉重代价。
《权贵精英》一书虽对现存秩序做出深刻的批判，但书中弥漫着一股无可奈何的悲观情绪。米尔斯笔下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美国的一般百姓，都是被动、安于现状、已经自愿缴械的顺民，社会上似乎并不存在足以改变现状，令美国的民主体制更民主的力量。今天，美国的权贵精英正在迫使全世界人民在极不公正的帝国秩序及黑暗暴力的混沌时代之间做出选择。在这两个可能性之外，我们是否真的无法找到任何有能力和有抱负去促成更合理、更和谐的世界秩序的新力量？
但二○○六年底的一场中期选举，却出其不意地让打着反战旗号的民主党重夺参、众两院的控制权，打破了共和党右翼对行政、立法、司法机器的垄断。世界各地的主流媒体，纷纷猜想民主党若一旦在二○○八年的总统选举中胜出，美国的外交政策将会做何种调整。届时的民主党政府，又将会以何种方式结束在国内外均极不受欢迎的伊拉克战争。
但主流媒体往往太看重民主、共和两党的戏剧性斗争，而较少关注美国决定出兵伊拉克背后的更深远背景。在这一不足下，媒体才会产生民主党一旦当政即天下太平的一厢情愿预期。但只要我们仔细考察一下，便不难发现，无论是二○○四年挑战布什的约翰·克里，还是大有机会在二○○八年大选代表民主党出战的政治人物如希拉里，都一直不敢否定伊战。他们强调伊战本身并无原则性错误，错的只是布什政府的具体战略。
一九五六年，深受马克思与韦伯影响的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C.Wright Mills）出版了《权贵精英》一书，指出当时美国的政治和社会权力，高度集中在一群分别掌控国家行政权力、军队与大企业的精英手里。这一精英集团的成员皆由绵密的姻亲、社交，甚至秘密会社网络连成一体。这个小集团拥有庞大财政资源和广泛人脉。美国的选民虽拥有选票，但民主、共和两党的争论和向选民提出的政策选择，往往难以超越这个集团划下的界限。米尔斯因此认为这个小集团的利益，才是左右美国主要国内外政策的关键力量。选民在表面上乃国家主人，但实际上，他们的生活却牢牢地被一个“军事——工业综合体”及其政治代理人操控着。
该书出版后，即为五十年代美国麦卡锡时期莫名其妙地从天而降的反共白色恐怖提出了一个合理阐释。六十年代，越战在民众强烈反对下仍不断升级。当时的民主党与共和党在越战问题上口径一致，令很多反战的民主党支持者失望。米尔斯的权贵精英说，因而得到更广泛的传播。该书在五六十年代畅销不止，并迅速成为二十世纪美国社会科学的经典。
二○○四年大选期间，有媒体发现两名看来水火不容的总统候选人，原来在耶鲁大学求学期间均是组织极严密、神秘，每年只钦点十五名新会员加入的耶鲁骷髅会（Skulls and Bones）成员。记者翻查记录，发现历届骷髅会成员，还包括了老布什、小布什任内提拔的五名主要政府官员，及不少呼风唤雨的企业家、高级将领和特务头子等。小布什和克里在被记者问到他们的骷髅会会籍怎样影响他们的世界观和帮助他们在权力阶梯迅速攀升时，均异口同声地以会员曾起誓对有关骷髅会的一切保守秘密为由，坚拒作答。媒体有关骷髅会的发现，引起了公众对横跨民主、共和两党的寡头精英集团的关注，并再思考“谁统治美国？”的问题。
其后两年，伊战在美国人民日益厌倦和反对下不断升级、恶化。民众由此而产生的无力感，令《权贵精英》一书在其出版五十周年之际，再次成为媒体和学术圈热烈讨论的题材。《纽约时报》和《当代社会学》等报章刊物，纷纷组织专题讨论该书的当代意义。不少论者感叹，美国在经历了民权运动与各种社会运动的冲击后，现今国家的权力结构与一九五六年相比，并没有进步多少。有趣的是，《权贵精英》再次洛阳纸贵，竟触动了精英们的神经，连以中上阶层男性读者为对象的“高档”色情杂志《花花公子》，也罕有地加入学术辩论，发表文章抨击米尔斯散布阴谋论，破坏公众对建制的信任。
按照米尔斯的思路，我们要探讨美国二○○三年为何要攻伊，这场战争将迈向何方，便不能囿限于战争的民意支持度、两大政党的态度等表面因素，而要深入探究这场战争背后的长时段政治经济背景，和这个背景怎样导引美国的权贵精英不计成本地发动战争。
在伊拉克战争刚开打的二○○三年春天，一直是美国外交官摇篮的乔治城大学（Georgetown University）外交服务学院(Edmund Walsh School of Foreign Service)邀请了世界体系学派的老中青三代学者(包括沃勒斯坦、阿瑞基、Christopher Chase-Dunn、Ravi Palat、Peter Gowan、Faruk Tabak等)，从美国、欧洲与亚洲的三角关系探讨美国霸权的前途。会议结束后，多位作者就局势的最新发展修改论文，特别加强了有关伊拉克战争的讨论。这些论文，已于二○○五年结集成书出版(Allies as Rivals:US,Europe and Japan in a Changing World System Paradigm Publisher)。该书的大视野，为我们思考伊战的去向，提供了不少崭新的启发。
该书每一章都有特定主题，但各章内容互相呼应，令全书呈现出一个鲜明主旨，那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起，美国相对于欧洲与亚洲的政治和经济实力，一直下滑；最近的伊拉克战争，乃美国权力精英为扭转这一几乎是不可逆转的趋势而做出的一场豪赌。
七十年代，美国霸权在石油危机、经济衰退和越战挫败中摇摇欲坠。沃勒斯坦等世界体系学派的始创者，即通过考察资本主义体系自十六世纪始的长时段规律，指出美国正进入荷兰在十八世纪初和英国在二十世纪初经历的霸权没落阶段。该学派一时被认为是最有能力捕捉世界大势的政治社会理论。八十年代末美国打赢了冷战，加上九十年代由互联网泡沫带动的持续繁荣，令人觉得美国已重振雄风，甚至比以前更强大。世界体系理论所代表的美国衰落论，一时被视为过时，渐被冷落。
但事实上，美国在九十年代的风光背后，国势下滑的趋势其实并无止息。当时欧洲在法国和德国的主导下加速整合，进行货币一体化，甚至将建构独立军事体系提上议程，大大削弱了美国在大西洋事务中的影响力。中国崛起，日本经济下滑，韩国开始走出冷战体系，与美国疏远，则对美国通过日韩主导太平洋地区的布局构成威胁。同时，无论是欧盟成员还是亚洲国家，均开始向中东产油国猛送秋波。不想继续对美国保护伞过度依赖的油王们，亦乐于与这些新兴力量礼尚往来。当时仍受联合国制裁，却拥有大量石油资源的伊拉克，即设法拉拢德、法，后来更承诺以欧元代替美元结算其石油出口。这一举动，成功换取到德、法支持联合国撤销对伊制裁。
若当时萨达姆能够成功打开先例，其他石油国便有可能跟着考虑完全或局部改以欧元结算出口，减低对美元的依赖。若美元丧失了在世界石油市场的独特地位，世界各国便可能在不同程度上将外汇储备转向欧元等其他货币。美国经济自八十年代起即受到不断扩大的财政赤字与贸易赤字困扰，工业竞争力每况愈下。美国之所以仍能够维持繁荣，全赖美国凭美元独尊地位向外国大规模举债的能力。一旦美元不再独尊，美国经济和美国企业在世界经济的主导地位，将立即受到重创。
美国的权贵精英把这种种趋势看在眼里，当然会为外强中干的国势忧心如焚。在九十年代仍然在野的新保守主义者，于一九九七年初组成名为“新美国世纪计划”（Project for the New American Century）的智囊机构，为永久地延续美国霸业提供药方。这个机构的成员，包括后来成为布什外交军事团队中坚的切尼、沃尔福威茨、拉姆斯菲尔德，企业巨头霍布斯（Steve Forbes）和布什的弟弟（Jeb Bush）等，可谓粒粒巨星。他们汇聚资源深入研究的结论是，如要确保二十一世纪仍是美国世纪而不是别人的世纪，美国便应加强对中东石油资源的控制，实行以油制欧、以油制亚。
他们在众多评论、政策研究报告中或明或暗地表达出的思路十分清晰：美国无本钱跟新崛起的欧洲与亚洲作正面冲突；但只要美国能重建对中东产油区的绝对控制权，砍断欧洲与亚洲在该区新近经营的关系网，美国在大西洋与太平洋的竞争对手，便难以真正崛起，最后只能继续仰美国鼻息而活。自七十年代石油危机起动辄以减产来与美国讨价还价的产油国威权政府，已不再是美国在中东的最可靠盟友。美国要实现以石油控制全球的计划，便须在中东建立一个完全受美国控制，又拥有巨大石油资源的新国家。将伊拉克政府推倒再建，在当时看来即为实现这一计划的最佳杠杆。
“新美国世纪计划”的主要成员在九十年代起不遗余力地推销侵占伊拉克的大计。根据他们的观点，美国要再造伊拉克，须用上各种极端手段，美国的经济和声誉亦可能要为此付出极大代价。但一旦成功，美国将获无比利益。换句话说，伊拉克战争，乃一场关系到美国能否在“家道中落”的颓势中翻身的豪赌。
说伊战是一场豪赌，并不为过。这场战争打从第一天起，便由外债支撑。主战者在还未开打前，已不断明言，将来美国成功在中东腹地建立起一个民主和石油存量充沛的亲美新国家后，美元的国际公信力将大大提高，世界市场亦将充斥直接受美国支配的廉价石油。美国的赤字问题到时便能迎刃而解。布什团队的这一赌徒心理，解释了他们为何会对美国史上最庞大的双赤字置若罔闻，反而将全副精力放在一场令赤字暴增的战争之上。
由此观之，德、法等欧洲国家与美国在二○○三年初就伊战问题上的争论，其实并非理念之争，而是美元与欧元之间，以及两个货币体系背后的两地权贵集团之间的较量。当时美国一意孤行地攻伊，迅速地将日益亲欧的萨达姆推翻逮捕，对德、法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打击。现在美军在伊拉克的族群冲突和反美游击战中泥足深陷，德、法肯定不会像他们在阿富汗战争和阿战后重建中一样帮美国一把，反而会乐于隔岸观火。
二○○三年美国的权贵集团通过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谎言和“九一一”后爱国主义的余温动员起国民对侵伊的支持。但当谎言被揭穿和战争陷入僵局后，美国民众对直线飙升的美军伤亡数字和战争对国库造成的压力深感不安。为权贵集团的宏大谋略在伊拉克赴汤蹈火的军人，不少是来自美国内陆地区，因没钱念大学或缺乏工作机会而受军队种种优厚待遇吸引的穷孩子。他们的生命受到与日俱增的威胁，令他们原本毫无保留地支持布什的父母，逐渐对战争产生疑问。小布什一边发动战争一边向富人减税，则令越来越多人意识到，精英集团将不用为这场战争付出什么代价。这场豪赌为美国带来的财政负担，将不可避免地通过进一步缩减社会福利、医疗、教育开支等方式填补。
欧洲主要国家和美国民众对伊战的厌恶，表明了这场战争，绝非一场“西方”的战争，亦非一场“美国”的战争，而是一场只属于美国权贵集团的战争。从现在的形势看来，美国在这场赌博中的赢面，一点也不大。但越输越赌，越赌越大，乃赌徒的典型行为。共和党在最近的中期选举中大败后，布什除了将不受欢迎的国防部长撤换之外，并没有真心聆听选民的声音，更缺乏改用外交而非军事方式解决伊拉克问题的诚意。相反，他竟然迫不及待地增兵伊拉克，准备将战事升级。被反战选民寄予厚望的新一届国会，除了对增兵计划提出强烈的口头抗议之外，已束手无策。
若美国能在这场越赌越大的世纪豪赌中侥幸过关，世界或许会进入一个相对稳定但极度不公义的单一帝国秩序。若美国顺着当下的发展趋势在此豪赌中输光离场，伊拉克爆发全面内战，区内其他产油国家将很难不被卷入其中，引发更广泛的区域冲突。由此而产生的残局，在一段时间内恐怕没有任何一个地缘政治力量有能力和意愿去收拾。产油区陷入持久的大混战，将对世界经济带来何种打击，大家都必定心里有数。
无独有偶，当世界体系学者在前面介绍的会议上探讨美国国势走向之时，著名社会地理学家大卫·哈菲也在伊战爆发前的二○○三年春天，在牛津大学发表一系列演讲，探讨美国在二十一世纪中的可能走向。这一连串演讲的内容，已在同一年年底以《新帝国主义》为题出版（牛津大学出版社）。
哈菲对伊战的解释与前述世界体系学者的观点惊人的一致，认为伊战乃美国加紧控制中东石油供应的手段。而加紧控制石油供应，为的正是要卡住欧洲与亚洲(特别是中国)的咽喉，借此延续美国的唯我独尊地位。但哈氏对这一观点还提出了一个特别的补充：攻打伊拉克，并非美国权贵精英延续美国霸业的开始；直接控制世界石油供应，亦非他们达到此一目的的唯一方法。
由八十年代里根政府展开，再由九十年代克林顿发扬光大的全球化政策，同样是美国重建全球霸权的重要一环。美国政府和企业在七十年代起遇到的一连串财政和经济困难，很大程度上与来自欧洲、亚洲和其他新兴经济体的竞争有关。美国政府通过在各主要国际经济组织中仍然巨大的影响力，在八十和九十年代威迫利诱各个发展蓬勃的新兴经济体开放市场(特别是金融市场)，让美国的跨国资本进入这些经济体中汲取利润。崛起中的经济体，也就由美国的竞争对手转化成为美国权贵精英的重要财富来源。
美国为新兴经济体提供资本，再分享它们的利润，看上去乃一个两者皆获益的双赢游戏。但在九十年代相继在不同区域爆发的金融危机，却显示美国资本的大规模跨国流动，其实是一场有意或无意地通过牺牲新兴经济体而让美资赚取暴利的零和游戏。在金融全球化之下，美国资本往往在一个特定时段大举进入特定的新兴国家，再配合西方媒体有系统的夸张吹捧，将该国的房价、股价和汇价炒热。当这些资产的价格见顶后，跨国资本往往会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借故套现离场。国际资本赢取暴利急速外逃后，原来的新兴国便剩下一个房、股、汇价贬至一文不值的烂摊子。这时候，当初外逃的跨国资本又会回流，利用其先前赚取暴利的一小部分，以低贱价格收购当地财团和政府急于脱手的资产。
这种跨国资本一进、一出、再回流的戏码，从一九九四年的墨西哥比索危机，到一九九七至一九九八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再到二○○一年的阿根廷金融危机，不断重复。这些受到打击的经济体，虽然大部分都在资本回流后复苏，但其国民经济中重要部门的控制权，却往往在这危机—复苏的急风暴雨中落入美资手里。哈氏因此将这过程称为“以掠夺他人财产完成的资本累积”(accumulation by dispossession)。这跟马克思笔下欧洲新兴资产阶级在十六到十八世纪通过到世界各地到处抢掠完成的资本原始累积，有异曲同工之妙。
美国过去二十年在世界经济中推动的新自由主义，跟以伊战为代表的新保守主义政策一样，都是美国权贵精英集团压抑新兴国家崛起，重建美国在世界支配地位的谋略。美国资本放弃本国经济舞台而在全球经济中四处投机，当然为富有的投资者带来可观利润。但同时，美国的百姓却要面对由此带来的产业空洞化、本土工作机会消失和工资下降等恶果。
这一谋略，其实也是一场豪赌。美资什么时候，向哪个新兴市场挺进，什么时候撤走，什么时候回流，往往要靠个别资本的大胆判断。时机的计算，永远都难以百分之百精准。偶有不慎，这些雄厚资本也会在金融投机的大风大浪中粉身碎骨。这些跨国资本不少都盛载着无数美国百姓的退休金、子女教育基金甚至毕生积蓄。它们一旦翻船，美国的金融稳定也必受威胁。九十年代的亚洲金融风暴，曾波及巴西、俄罗斯等其他金融市场，连美国金融巨鳄索罗斯最终也在此风暴中损失惨重。虽然事态最后都没有演变成很多人担心的全球金融大崩溃，但足以彰显金融全球化带来的风险。不少论者已开始猜度下一场金融风暴将会在何地爆发，并忧心世界经济能否在被一次比一次更具破坏力的金融危机搞得全面崩溃之前，发展出一套更稳健的全球金融秩序。
概括来说，二○○三年美国侵略伊拉克，并不像很多人所认为的那样，标志着美国对外政策的大革命。从较长时段看，小布什侵伊和八十年代由里根开始推动的全球化，同样都是美国权贵精英试图扭转国势下滑趋势而做出的豪赌。若他们胜出，他们将会是最大的赢家。但若他们输得倾家荡产，那么美国的百姓乃至全世界，都将要为其带来的大规模战乱和世界经济危机而付出沉重代价。
《权贵精英》一书虽对现存秩序做出深刻的批判，但书中弥漫着一股无可奈何的悲观情绪。米尔斯笔下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美国的一般百姓，都是被动、安于现状、已经自愿缴械的顺民，社会上似乎并不存在足以改变现状，令美国的民主体制更民主的力量。今天，美国的权贵精英正在迫使全世界人民在极不公正的帝国秩序及黑暗暴力的混沌时代之间做出选择。在这两个可能性之外，我们是否真的无法找到任何有能力和有抱负去促成更合理、更和谐的世界秩序的新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