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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站在扣斯扣的柜台前，准备付款的时候，看到了昆山，他穿着员工的红马甲，留着壶盖儿头，头顶上的长发梳成一个小辫子，有点像日本武士，今年蒙特利尔的年轻人流行这样的发型。这个发型让我对他有了一种新奇感，因为上次看到他，他还梳着一个小平头，那时他还是妈妈的家宝，这样想的时候，我有点心酸，就更加注意他的行踪。他正在另一条收款线上工作，他现在长成了高大健壮的样子，干活时胳膊伸得很开，显得大手大脚，很舒展，脸上挂着平和友好的笑，有点矜持的样子，我很喜欢他笑的样子，昆山有两道平行线一样的上眼皮，柔软的嘴角，他用英语说water的时候非常柔软，好像水在流动一样。
Water.前半个音嘴张得很开，呈圆形，发后半个音时，舌尖抵在上颚，发出短促的声音。刘倩说你听他说得多好听，我怎么也发不出这么好听的声音，但其实刘倩的声音也很好听，这一对母子的声音都有一种微微的沙哑，嗓音很柔软，我以前并不知道济南女人说话的腔调这么好听，在我认识他们之前，我以为山东人都是《水浒传》里的豪放英雄，女人都像扈三娘一样，刘倩和她的儿子昆山，他们柔软的嗓音颠覆了我对某个地域的看法。
我认识昆山时，他还是一个7岁的男孩，那时我们刚到蒙特利尔，住在圣劳伦河边的低地里，我们住的那条街叫拉夫勒尔，中文就是花街，但那时我们没有将法语和中文对应上，就一直叫拉夫勒尔。那时我还在衣厂打工，等待被大学录取，晚饭后西蒙说想去公园玩，我说哪里有公园，西蒙说就在河边。
我们就去河边，一望无际的野地，终于看到有一个滑梯，一个吊桥样的儿童玩具，在苍茫的河边显得十分渺小。
就在这里。西蒙指给我看。他是个挑食的孩子，7岁看起来好像5岁，还常常黏在我身上。西蒙是一路狂奔着过去的，那里有几个孩子和女人，孩子们在玩沙子滑梯，女人们聚在一起说着什么，风吹过来，女人们的头发在风中飘起来。女人和孩子们，在这空旷的河边，不仅显得渺小，而且无依无靠。那时候，我还没有从中国的公园概念中解脱出来，在加拿大，公园就是大地，没有栅栏，也没有门，小公园就是街道交叉地带的三角地，大公园就是一片森林或者一个岛，我们身处的河边低地就叫河边公园。
我慢慢走过去，女人们还在说话，他们看见我，并没有理睬。都是华人说着中文，看样子和我一样是新来的，但比我来得早一段时间。那时花街上已经住了很多新移民，都是朋友间相互介绍。凡尔登是蒙特利尔低收入区，相同的衣物食物、蔬菜水果比别的区便宜，房租也便宜，而且社会治安相对好，住的都是法裔。華人正在形成这个区的少数民族。
女人们说着这个新世界的事情，她们说在威灵顿街拐角处有一个太阳店，那里无论什么蔬菜水果都是9毛9一包，还有4100号，一个肤色暗黑，长着小圆脸的女人说，圣凯瑟琳街4100号有罐装酸菜，跟东北酸菜味道一样，特别好吃。女人们站得松松散散，互相之间都隔着距离，站在这大空地儿上已经显得很亲密。有人打量我，但没有人说话。我是一个有些害羞的人，我那时还不太会自我介绍，自我介绍是我后来学会的，无论去哪里，人们首先要自我介绍，这是第一课的内容，无论是学法语还是学技能，即使是去参加一个私人聚会也要先自我介绍，我们来自五湖四海，我们是对方的陌生人。
西蒙拉着一个孩子跑过来，对我说这是昆山。
那是我第一次看见昆山，他先问我好，然后跑到女人圈里，拽着一个女人走到我面前。
我给你介绍我妈妈，昆山说，这是我妈妈刘倩。
刘倩是一个细高身材的女人，额头上有一排弯曲的刘海，脑后梳着丹凤朝阳的马尾辫，她的衣服很合身，脖颈上围着一条小丝巾。他们母子都有细长的眼睛，薄嘴唇，是清秀的脸庞，刘倩是一个贤妻良母的模样，我现在想起她的样子，就是那样的温婉，有好听的嗓音，她是一个好女人，我想。
2
我那时处在一种失重的状态里。在这个城里，我只认识我的丈夫和孩子，我丈夫已经开始打工读书，他经常不在家，只有我和西蒙在家。魁北克规定12岁以下的孩子不能单独在家里，如果被发现政府就会将孩子领走，去福利院或者让其他家庭领养，所以我的大部分时间不能出门，什么也不能做。在西蒙的影响下，我很快与刘倩有了交往。
我第一次去刘倩家，是在一个下午，他们住在距离我们十米左右的另一栋小楼，他们住在二层。推开门是一堆鞋，一堆完全不一样的鞋，有女人的，男人的，小孩的，有女人的高跟鞋，也有平底鞋，当然还有拖鞋，但那些拖鞋大多找不到相同的第二只。
你进来就好了，不用换鞋。刘倩站在一堆鞋的那边说。
我看了一下她的脚，她穿一双粉红色的拖鞋，我很想表现出我的礼貌，但我弯下腰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可以穿的拖鞋。
进来好了。刘倩再次说。
我就迈进去，跨过足有一米宽的鞋阵，那不是容易的事，而且鞋子之间又没有缝隙。有些甚至摞起来，我想是一年四季的鞋子都在吧。我几乎是跳过去的，不知为什么我有些羞愧，大概羞愧自己的没有礼貌。我择了最近的一张沙发，试图坐下，但沙发上堆满了什物，只有沙发的扶手还有底色，我就斜签着身子坐下来。
我不大会理家，刘倩说。我家就这么乱。
如今我坐在沙发扶手上，有一百八十度的视野，可以看到这个房间的一半。无论是床上地上还是桌上，无处没有什物，西蒙和昆山正在玩，他们很开心。对孩子们来说，满地的玩具，随时可以坐下来玩，也算是一个乐园。桌上有碗碟，有饮料瓶，瓶里还插着吸管。被子没有叠，就堆在床上。刘倩穿得很整齐，她的衣裤尺寸都很合适，不大不小，让她看起来很利索，不拖拉，她微微弯曲的头发梳得一丝不乱，笑容恰到好处。我现在想起来，她天生就有一头整齐滑润的头发，她从来没有夸张的语气和表情，她就是那么一个安静的女人。刘倩站在她的房间里，就像一个公主站在贫民窟里，刘倩不像这家的女主人，她更像这家的客人。
然后我转过身，看见房间的另一半。那是厨房，工作台后面是橱柜和炉台。然后我在炉台边看到一道晃动的阴影。我循着阴影看过去，看见墙上挂着一个物件，在午后的阳光中，闪着无可名状的色彩。我说，这是什么？我站起身，浑然不觉地走上台子，一个铁钉上挂着那东西，干硬，有些油迹，它卷曲着，好像一个抽象的什物。 那是一片猪皮。刘倩说。已经挂了很久了。
你要做成什么吗？我很好奇。
没有。我只是觉得，它或者可以做成什么。刘倩说着，把沙发上的东西抱起一摞，扔到床上去，现在沙发出现了一个凹陷。
坐下吧。她说。
但我不忍心坐。因为沙发上还有一些衣物，衣物中还有昆山的玩具，长方形的积木，小机器人的胳膊，还有一个眼皮会动的洋娃娃。刘倩只有一个昆山，昆山是男孩，昆山玩洋娃娃吗？我依然坐在沙发扶手上，我斜签着身子坐着，这种坐姿让我想起与贾雨村说话的门子。
门口出现了一个小男人，精瘦，平头，小脑袋，他正在弯腰寻找落脚的缝隙，然后他抬起头，有客人呀。他说。他的嗓门大得吓人，明亮，宽阔，高音部，完全不像是这个小人的声音，他的声音瞬间充满了房间。
这是昆山的爸爸。刘倩介绍说。
她介绍的时候，小男人已经走进房来，他脚上套着两只颜色尺码都不一样的拖鞋。
他穿一件黑色短衫，显得身体更加矮小，刀条脸上几乎没有多余的肉，这是一个精瘦且精干的男人，他进了房间，也不急于做什么，而是顺势坐在另一个沙发的扶手上。看得出来他是经常坐在扶手上的，因为他坐得自然流畅，姿势平衡。他坐在那不宽的木板上，怡然自得，好像那天生就是他的王位，我对他的从容自得感到惊讶，我正了正自己的身体——他是对的，我们应该在任何板凳上都保持端正的坐姿。
后来的事情，是夫妻俩你一言我一语告诉我的，他们说话的时候好像说相声，高大的刘倩和矮小的老尹，他们是高中同学，高一时就陷入了爱情。
我家里当然不同意，刘倩说。他太矮了，才到我肩膀。
我家也是不同意的。老尹说，她太高了，鞋码比我大两号。
我们老师也不同意。刘倩说。
就要高考了，当时影响很不好。老尹说。
可是我们也没分手，刘倩说。她实在是一个平和的女子，她的声音与老尹的声音是没有可比性的，她的声音略略低沉，有点无力，没有抑扬顿挫，刘倩的声音毫无特点，她的声音在老尹明亮的声音中，是没有色彩的低音部。
但是他没有问题。刘倩说。他照样考上了大学。我就没有考上，其实我的成绩不比他差，但是女孩子就这样，有了男朋友就学不下去了。他却没事，该干什么干什么，一点没有耽误学业。
那后来呢？我对他们的爱情产生了兴趣。
后来就结婚了。老尹奇怪地看我一眼。
我环顾四周，对他们的生活有了新认识，两个人怡然自得地坐在一堆杂乱的家居中，杂乱得好像刚被抢劫过。水池中的锅碗还没有洗，熟食物和尚未加工的菜蔬都摆在一起，他们兴趣盎然地与客人谈着青春时的爱情，脸上散发出光彩。老尹说他现在正在读麦吉尔的博士。
很辛苦，不过西洋参对我有帮助。外国同学喝红牛的时候，我含两片西洋参就成，还没有崩溃时刻。他说。
刘倩站在窗子边上，她说你看琼一家回来了。老尹和我就站起来，俯身向街上看。见琼和她的父母，每个人背着一个双肩背包，像一个小分队一样走在街上。琼是一个小女孩，跟昆山、西蒙在一个班上。刘倩说你知道吗？这一家人特奇葩，他们三口人，每天一起出门，母女俩走一站，父亲坐一站地铁，在地铁自动售票机出三张公交联票，然后三个人坐巴士，每天可以省四张车票。我说真的？能这样？老尹说够聪明的。刘倩叹一口气，说真的会算。但是我知道可以这样，也懒得去做。太辛苦了。我便向琼的一家人看，见三个人站在街上，那男人正在将女儿和妻子的书包都挂在自己身上，我一直盯着看，看他披挂停当，一家人继续向前走了。
我告辞，我们该回家了，西蒙依依不舍。我迈过鞋阵走到房门前，再次回头时看见吊在墙上的那一卷陈年猪皮。
我走到街上，不知为什么心情很好，我想人们总是说爱情是这样的那样的，但刘倩和老尹向我呈现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爱情，刘倩不是一个理家的好手，他们的外貌完全不般配，但你看他们是快乐的，他们相互之间没有挑剔。他们如鱼得水。
3
我的生活慢慢步入正轨，开始打工上学，进入了对异国生活奋不顾身的努力中。就像所有新移民一样，我们需要把生活安顿好，然后付出双倍的努力，去适应这个陌生的社会。我们把一分钱掰成两半花，把一分钟掰成两半用。在汽车上地铁里，别人听音乐，我们听外语，中午休息，别人喝咖啡，我们翻字典。我忘记了许多事情，与许多人少了来往，但刘倩是独特的一个，因为我们的孩子已成为好朋友。开朗而清秀的昆山和西蒙在同一个欢迎班里，他们共同对付那些找他们麻烦的当地孩子。我對昆山刮目相看，因为在西蒙口中，昆山与众不同。比如有一天，几个法国孩子堵在学校门口，要和他们打架，一个称自己是老子的四川孩子冲到门前，昆山却拉着西蒙说走，我带你从后门出去。
放暑假时，刘倩来找我，说她发现了一个学法语的夏令营，问西蒙能不能与昆山一起去，政府给低收入家庭打折扣。
我当时被计算机搞得焦头烂额，有这样的事情当然最好，我因此见到刘倩，她还是老样子，弯曲的刘海一丝不乱，穿合体的衣服，脖子上系着手帕般大小的丝巾，很像飞机上的空姐。刘倩说她在学秘书专业，她比较满意，课程不多，上午上课，下午就回家了。学的内容也不需要动脑筋，我手快，敲字没问题。她说。
好找工作吗？我问。那时候我们选择任何一个学科，目的都是找工作。好专业是能找到工作的，而不是你喜欢的。比如我最初想去学东亚史，但学东亚史很难找到工作，我就放弃了，我当然心有不甘，但我三十多岁，有西蒙，需要钱。那时候我的存在好像不是为我自己，而是为了下一代——人类的代际关系大概就是这样。也许别人不这样想，但我是这样想的，我已年至中年，而西蒙才是初升的太阳，谁是潜力股？生命是一个梯子，现实就这么残酷，生命就这样残酷。
但是刘倩说她不想找工作，她只是在学校混助学金。
你知道老尹在读博士，她沉吟一下说，等他读完找到工作，我就在家当太太。 一个人工作，钱够用吗？我问。
也许不会很多，那我也不想工作，我就在家待着。刘倩说，她这样说时很固执，我第一次感到她的固执。
老尹说了，穷太太也是太太。
我们就转了话题。说起那个四川女人，老子的妈妈去了美国，老子的老子在波士顿找到了工作，四川女人在家当太太。原来的邻居安宁去了温哥华，在机场附近开一家炸鸡店，生意很好，安宁的老公本来开中医诊所，倒没有她赚钱多，于是干脆也炸鸡块去了。
我把她送走后开始读书，为了补上与她交谈的两个小时，我读书到凌晨。
昆山是一个聪明的孩子，我一直这样认为。他同西蒙一起出了欢迎班，去读四年级，而西蒙读三年级，他那时爱上打篮球，而西蒙更喜欢游泳。后来我们搬了家，西蒙说昆山要回国了，我以为他们海归了，却不是。老尹还在读博士，而刘倩决定带昆山回国住一年，她说昆山如今不会中文了，她要带他去学中文。
中国人怎么能不会中文呢？刘倩说，蹙着眉头。
果然一年后我又见到他们。是昆山来找西蒙，到他家去玩。
我再次站在刘倩家的时候，发现刘倩有了很多改变，首先我没有通过鞋阵，就进了她的家，虽然床和沙发上还有些杂七杂八的东西，但比第一次少多了。刘倩穿短袖黑白点的小上衣，依然苗条着，坐在那里，不急不缓，说着济南女人有点咬舌的语言。一阵风吹来，落下半块窗帘。昆山的玩具堆在一个墙角。昆山现在是大孩子，不再玩那些玩具了。我看到刘倩的第一眼，就想起她说的话，穷太太也是太太。
刘倩是有些太太的样子的。她慢，干什么都慢，行动慢，说话慢，显得从容不迫。她对生活也从容不迫，她并不着急改变自己去适应社会。我有时想，我们都在忙忙碌碌地生活着，从一个学校到另一个学校，从一个工作到另一个工作，假期里去打工，急着想改变生活，每个人都这样，我，开炸鸡店的安宁，但刘倩却不是这样，她守道安贫，坐在一堆破烂不堪的家具中，安心地做着她的穷太太。她好像小溪中的石头，细水流动着，石头却不动，日复一日地没有什么改变。刘倩坐在她的家中，就像那块感觉不到时间的石头。
或者她打定主意，将生活的赌押在老尹身上，我想。
老尹像几年前一样精瘦，却精神，哈哈笑着，露出一排白牙。老尹说他们两个回国的时候，他很想念他们。如今可好了。他快乐地笑着，赤诚而坦白。刘倩白了他一眼，似嗔似喜。然后刘倩说如今昆山的中文好起来了，他能读中文报纸了，于是她弯下腰，在沙发角里翻出一张当地的中文报纸，叫做《七天》，让昆山读，昆山就站在地中央，大声读起来。昆山的口音与母亲一样，有呢喃的鼻音，可爱的济南口音。他读的是一个连载小说，叫做《溯流而上》。老尹和刘倩都笑着，望着他，他们的眼里满是骄傲。我后来常常想起那时的情景，那间小屋里的快乐。人并不是有能力才可爱的，在情人老尹眼中，刘倩就是西施。
我们依然忙忙碌碌地生活，慢慢地联系也不多了。倒是从某些人口中，得知刘倩一家人的生活状态，昆山去考过魁北克第一的中学，却没有被录取，这让刘倩很受打击，其实昆山中断了一年在魁北克的教育，能够继续在法语学校读书已经很好，但刘倩对昆山有自己的要求，她认为魁北克的教育进程缓慢，回来补上一两个月就能跟上。但教育其实是水滴石穿的事，快速补习当然能在短时间内去应试，但文化与语言的形成却是需要时间的。
这次失败之后，昆山去了中国人办的补习学校，终于在第二年插班成功。老尹还在读博士，不知是太过疲劳，还是导师刁难，他的论文一直在进行中，却不能通过。后来有一天，我在楼下准备出门时，看到老尹在扶着一个妇人上车，那天下着大雨，老尹将伞罩在妇人头上，自己全部暴露在雨中，淋得精湿。我躲在门廊里，紧张注视，终于看清楚，那妇人不是刘倩。我心中十分诧异，又不知道是不是应该告诉刘倩。后来有人告诉我，那女人是个病人，每周要去医院做透析，老尹就载她去，挣一点钱做家用。
刘倩还是没有工作，她一直在家中做穷太太。身边的人开始毕业，工作，买房子，走上出国的小康之道，但刘倩一家沉默着，保持着原来的样子。刘倩还是去太阳店买九毛九一磅的水果青菜，穿国内带来的衣服，从容缓慢地过自己的日子。有一次我们打电话，说起陈年往事，说起琼一家。地铁站早就停止了用自动售票机出联票。我们笑说琼家的秘密被发现了。地铁站并没有抓住蹭票的人罚款，而是改变了制度。刘倩说琼已经跟着父母去美国了，他父亲是程序员，在美国找到了工作，年薪很高。
我倒不羡慕。我虽然穷，倒不钻制度的空子。刘倩说。
转一年刘倩生了一个男孩。
有一段时间，我常去扣斯扣买东西，有时路过，并没有采购计划，也会进去一下。开始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后来发现自己进去就到处看，希望能找到昆山的身影，昆山看起來过得不错，健壮有力，他的身材和五官都很像刘倩，但脸上的神情却很像老尹，他现在已经是一个小头头了，经常在不一样的位置上工作，有时在办信用卡，有时在收银，有时在烟草专卖柜台上。昆山是一个茁壮的年轻人，他穿扣斯扣职员的红马甲，梳一个日本壶盖头，他的神情恬然安静，工作效率很高，他有一种迅捷的精干，这不像他妈妈。但他微笑的样子让我想起他的母亲，于是有一天我走上去叫他，他只瞬间就认出了我。
你好，阿姨。他说。他的舌头还是很柔软，那种呢喃的济南口音，我想他是不会改变的，他七岁时的口音是这样，就会一直是这样。他继承了他母亲的口音。他说一切都好，父亲在做装修，有时有生意，有时没生意，有就做一点，没有就歇着，怎么都挺好的。昆山说。昆山这样说是有一种安然的语气，我从他的语气中听到一种熟悉，那熟悉就像刘倩。我也听出了一种骄傲，我想昆山的潜台词也许是，他可以供养家庭，他的父亲不需要努力工作，而他的弟弟也有他的支撑。他的弟弟也长大了，明年就要上小学了。
昆山十六岁开始在这家店做小时工，那时他还在读高中。他开始是摆货架，做一些清洁工作。面试的那天我曾遇到过他和刘倩，他们坐在一张椅子上，安静得近于胆怯，刘倩说正在等面试。那时昆山很瘦很单薄，还没有刘倩个子高。我以为昆山只是勤工俭学，并没有想到，他一做就做了7年，将这一份打工的工作做成了全职。西蒙说他还开着一家网站，卖运动装。
我并不认为他能卖出很多。西蒙说。因为不是什么品牌。
他们依然住在凡尔登的那间小楼里，我不知道那间房现在怎么样了。我每次想起来就会想起第一次去的时候，那时候刘倩还年轻，梳着丹凤朝阳的马尾辫，脖子上系一条小纱巾，像空姐一样。我没有看到刘倩生病的样子，衰老的样子，她一直都是年轻的，在我心里，在我的记忆里。我一直想她这些年的奔波，放不下丈夫，又放不下父亲。我后来听说他的父亲是一个老中医，续弦，续弦也早亡了，而刘倩是个独女，她好像还有个弟弟。
我什么都不能做，我随时都可能要回去。刘倩说。
我不知道刘倩为什么从中国到加拿大，再从加拿大到中国，翻来覆去地折腾，她在哪里也住不长久，好像不属于任何地方。没有人要求她做什么，她的内心却一直不得安宁，她在两个至亲的人之间跑来跑去，却没有帮上任何人的忙。她总是过几个月就要到另一个地方去，好像被命运呼唤着一样，一直到她得了癌症，她才不折腾了。命运最终将她留在了加拿大。她留下丈夫和两个儿子，我不知道她走时有怎样的牵挂。
我每次想到刘倩，就会想起她厨房墙上那块被岁月风干成抽象的猪皮，我不知道那代表着什么，也许什么都不代表。就像刘倩说的，我不知它能做什么，但我想，说不定它能做什么。
从知道刘倩去世，如今也有好几年了，那块猪皮就一直在我头脑中挥之不去，我无数次地想起它在刘倩墙上挂着的岁月，甚至想到它也许今天还挂在那里。我像寻找意义一样寻找它在刘倩生活中的含义，但最终我什么也没有找到。
它可能什么都不是。它只是一片未知的事物。就像命运一样。
（选自《湖南文学》）
我站在扣斯扣的柜台前，准备付款的时候，看到了昆山，他穿着员工的红马甲，留着壶盖儿头，头顶上的长发梳成一个小辫子，有点像日本武士，今年蒙特利尔的年轻人流行这样的发型。这个发型让我对他有了一种新奇感，因为上次看到他，他还梳着一个小平头，那时他还是妈妈的家宝，这样想的时候，我有点心酸，就更加注意他的行踪。他正在另一条收款线上工作，他现在长成了高大健壮的样子，干活时胳膊伸得很开，显得大手大脚，很舒展，脸上挂着平和友好的笑，有点矜持的样子，我很喜欢他笑的样子，昆山有两道平行线一样的上眼皮，柔软的嘴角，他用英语说water的时候非常柔软，好像水在流动一样。
Water.前半个音嘴张得很开，呈圆形，发后半个音时，舌尖抵在上颚，发出短促的声音。刘倩说你听他说得多好听，我怎么也发不出这么好听的声音，但其实刘倩的声音也很好听，这一对母子的声音都有一种微微的沙哑，嗓音很柔软，我以前并不知道济南女人说话的腔调这么好听，在我认识他们之前，我以为山东人都是《水浒传》里的豪放英雄，女人都像扈三娘一样，刘倩和她的儿子昆山，他们柔软的嗓音颠覆了我对某个地域的看法。
我认识昆山时，他还是一个7岁的男孩，那时我们刚到蒙特利尔，住在圣劳伦河边的低地里，我们住的那条街叫拉夫勒尔，中文就是花街，但那时我们没有将法语和中文对应上，就一直叫拉夫勒尔。那时我还在衣厂打工，等待被大学录取，晚饭后西蒙说想去公园玩，我说哪里有公园，西蒙说就在河边。
我们就去河边，一望无际的野地，终于看到有一个滑梯，一个吊桥样的儿童玩具，在苍茫的河边显得十分渺小。
就在这里。西蒙指给我看。他是个挑食的孩子，7岁看起来好像5岁，还常常黏在我身上。西蒙是一路狂奔着过去的，那里有几个孩子和女人，孩子们在玩沙子滑梯，女人们聚在一起说着什么，风吹过来，女人们的头发在风中飘起来。女人和孩子们，在这空旷的河边，不仅显得渺小，而且无依无靠。那时候，我还没有从中国的公园概念中解脱出来，在加拿大，公园就是大地，没有栅栏，也没有门，小公园就是街道交叉地带的三角地，大公园就是一片森林或者一个岛，我们身处的河边低地就叫河边公园。
我慢慢走过去，女人们还在说话，他们看见我，并没有理睬。都是华人说着中文，看样子和我一样是新来的，但比我来得早一段时间。那时花街上已经住了很多新移民，都是朋友间相互介绍。凡尔登是蒙特利尔低收入区，相同的衣物食物、蔬菜水果比别的区便宜，房租也便宜，而且社会治安相对好，住的都是法裔。華人正在形成这个区的少数民族。
女人们说着这个新世界的事情，她们说在威灵顿街拐角处有一个太阳店，那里无论什么蔬菜水果都是9毛9一包，还有4100号，一个肤色暗黑，长着小圆脸的女人说，圣凯瑟琳街4100号有罐装酸菜，跟东北酸菜味道一样，特别好吃。女人们站得松松散散，互相之间都隔着距离，站在这大空地儿上已经显得很亲密。有人打量我，但没有人说话。我是一个有些害羞的人，我那时还不太会自我介绍，自我介绍是我后来学会的，无论去哪里，人们首先要自我介绍，这是第一课的内容，无论是学法语还是学技能，即使是去参加一个私人聚会也要先自我介绍，我们来自五湖四海，我们是对方的陌生人。
西蒙拉着一个孩子跑过来，对我说这是昆山。
那是我第一次看见昆山，他先问我好，然后跑到女人圈里，拽着一个女人走到我面前。
我给你介绍我妈妈，昆山说，这是我妈妈刘倩。
刘倩是一个细高身材的女人，额头上有一排弯曲的刘海，脑后梳着丹凤朝阳的马尾辫，她的衣服很合身，脖颈上围着一条小丝巾。他们母子都有细长的眼睛，薄嘴唇，是清秀的脸庞，刘倩是一个贤妻良母的模样，我现在想起她的样子，就是那样的温婉，有好听的嗓音，她是一个好女人，我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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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那时处在一种失重的状态里。在这个城里，我只认识我的丈夫和孩子，我丈夫已经开始打工读书，他经常不在家，只有我和西蒙在家。魁北克规定12岁以下的孩子不能单独在家里，如果被发现政府就会将孩子领走，去福利院或者让其他家庭领养，所以我的大部分时间不能出门，什么也不能做。在西蒙的影响下，我很快与刘倩有了交往。
我第一次去刘倩家，是在一个下午，他们住在距离我们十米左右的另一栋小楼，他们住在二层。推开门是一堆鞋，一堆完全不一样的鞋，有女人的，男人的，小孩的，有女人的高跟鞋，也有平底鞋，当然还有拖鞋，但那些拖鞋大多找不到相同的第二只。
你进来就好了，不用换鞋。刘倩站在一堆鞋的那边说。
我看了一下她的脚，她穿一双粉红色的拖鞋，我很想表现出我的礼貌，但我弯下腰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可以穿的拖鞋。
进来好了。刘倩再次说。
我就迈进去，跨过足有一米宽的鞋阵，那不是容易的事，而且鞋子之间又没有缝隙。有些甚至摞起来，我想是一年四季的鞋子都在吧。我几乎是跳过去的，不知为什么我有些羞愧，大概羞愧自己的没有礼貌。我择了最近的一张沙发，试图坐下，但沙发上堆满了什物，只有沙发的扶手还有底色，我就斜签着身子坐下来。
我不大会理家，刘倩说。我家就这么乱。
如今我坐在沙发扶手上，有一百八十度的视野，可以看到这个房间的一半。无论是床上地上还是桌上，无处没有什物，西蒙和昆山正在玩，他们很开心。对孩子们来说，满地的玩具，随时可以坐下来玩，也算是一个乐园。桌上有碗碟，有饮料瓶，瓶里还插着吸管。被子没有叠，就堆在床上。刘倩穿得很整齐，她的衣裤尺寸都很合适，不大不小，让她看起来很利索，不拖拉，她微微弯曲的头发梳得一丝不乱，笑容恰到好处。我现在想起来，她天生就有一头整齐滑润的头发，她从来没有夸张的语气和表情，她就是那么一个安静的女人。刘倩站在她的房间里，就像一个公主站在贫民窟里，刘倩不像这家的女主人，她更像这家的客人。
然后我转过身，看见房间的另一半。那是厨房，工作台后面是橱柜和炉台。然后我在炉台边看到一道晃动的阴影。我循着阴影看过去，看见墙上挂着一个物件，在午后的阳光中，闪着无可名状的色彩。我说，这是什么？我站起身，浑然不觉地走上台子，一个铁钉上挂着那东西，干硬，有些油迹，它卷曲着，好像一个抽象的什物。 那是一片猪皮。刘倩说。已经挂了很久了。
你要做成什么吗？我很好奇。
没有。我只是觉得，它或者可以做成什么。刘倩说着，把沙发上的东西抱起一摞，扔到床上去，现在沙发出现了一个凹陷。
坐下吧。她说。
但我不忍心坐。因为沙发上还有一些衣物，衣物中还有昆山的玩具，长方形的积木，小机器人的胳膊，还有一个眼皮会动的洋娃娃。刘倩只有一个昆山，昆山是男孩，昆山玩洋娃娃吗？我依然坐在沙发扶手上，我斜签着身子坐着，这种坐姿让我想起与贾雨村说话的门子。
门口出现了一个小男人，精瘦，平头，小脑袋，他正在弯腰寻找落脚的缝隙，然后他抬起头，有客人呀。他说。他的嗓门大得吓人，明亮，宽阔，高音部，完全不像是这个小人的声音，他的声音瞬间充满了房间。
这是昆山的爸爸。刘倩介绍说。
她介绍的时候，小男人已经走进房来，他脚上套着两只颜色尺码都不一样的拖鞋。
他穿一件黑色短衫，显得身体更加矮小，刀条脸上几乎没有多余的肉，这是一个精瘦且精干的男人，他进了房间，也不急于做什么，而是顺势坐在另一个沙发的扶手上。看得出来他是经常坐在扶手上的，因为他坐得自然流畅，姿势平衡。他坐在那不宽的木板上，怡然自得，好像那天生就是他的王位，我对他的从容自得感到惊讶，我正了正自己的身体——他是对的，我们应该在任何板凳上都保持端正的坐姿。
后来的事情，是夫妻俩你一言我一语告诉我的，他们说话的时候好像说相声，高大的刘倩和矮小的老尹，他们是高中同学，高一时就陷入了爱情。
我家里当然不同意，刘倩说。他太矮了，才到我肩膀。
我家也是不同意的。老尹说，她太高了，鞋码比我大两号。
我们老师也不同意。刘倩说。
就要高考了，当时影响很不好。老尹说。
可是我们也没分手，刘倩说。她实在是一个平和的女子，她的声音与老尹的声音是没有可比性的，她的声音略略低沉，有点无力，没有抑扬顿挫，刘倩的声音毫无特点，她的声音在老尹明亮的声音中，是没有色彩的低音部。
但是他没有问题。刘倩说。他照样考上了大学。我就没有考上，其实我的成绩不比他差，但是女孩子就这样，有了男朋友就学不下去了。他却没事，该干什么干什么，一点没有耽误学业。
那后来呢？我对他们的爱情产生了兴趣。
后来就结婚了。老尹奇怪地看我一眼。
我环顾四周，对他们的生活有了新认识，两个人怡然自得地坐在一堆杂乱的家居中，杂乱得好像刚被抢劫过。水池中的锅碗还没有洗，熟食物和尚未加工的菜蔬都摆在一起，他们兴趣盎然地与客人谈着青春时的爱情，脸上散发出光彩。老尹说他现在正在读麦吉尔的博士。
很辛苦，不过西洋参对我有帮助。外国同学喝红牛的时候，我含两片西洋参就成，还没有崩溃时刻。他说。
刘倩站在窗子边上，她说你看琼一家回来了。老尹和我就站起来，俯身向街上看。见琼和她的父母，每个人背着一个双肩背包，像一个小分队一样走在街上。琼是一个小女孩，跟昆山、西蒙在一个班上。刘倩说你知道吗？这一家人特奇葩，他们三口人，每天一起出门，母女俩走一站，父亲坐一站地铁，在地铁自动售票机出三张公交联票，然后三个人坐巴士，每天可以省四张车票。我说真的？能这样？老尹说够聪明的。刘倩叹一口气，说真的会算。但是我知道可以这样，也懒得去做。太辛苦了。我便向琼的一家人看，见三个人站在街上，那男人正在将女儿和妻子的书包都挂在自己身上，我一直盯着看，看他披挂停当，一家人继续向前走了。
我告辞，我们该回家了，西蒙依依不舍。我迈过鞋阵走到房门前，再次回头时看见吊在墙上的那一卷陈年猪皮。
我走到街上，不知为什么心情很好，我想人们总是说爱情是这样的那样的，但刘倩和老尹向我呈现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爱情，刘倩不是一个理家的好手，他们的外貌完全不般配，但你看他们是快乐的，他们相互之间没有挑剔。他们如鱼得水。
3
我的生活慢慢步入正轨，开始打工上学，进入了对异国生活奋不顾身的努力中。就像所有新移民一样，我们需要把生活安顿好，然后付出双倍的努力，去适应这个陌生的社会。我们把一分钱掰成两半花，把一分钟掰成两半用。在汽车上地铁里，别人听音乐，我们听外语，中午休息，别人喝咖啡，我们翻字典。我忘记了许多事情，与许多人少了来往，但刘倩是独特的一个，因为我们的孩子已成为好朋友。开朗而清秀的昆山和西蒙在同一个欢迎班里，他们共同对付那些找他们麻烦的当地孩子。我對昆山刮目相看，因为在西蒙口中，昆山与众不同。比如有一天，几个法国孩子堵在学校门口，要和他们打架，一个称自己是老子的四川孩子冲到门前，昆山却拉着西蒙说走，我带你从后门出去。
放暑假时，刘倩来找我，说她发现了一个学法语的夏令营，问西蒙能不能与昆山一起去，政府给低收入家庭打折扣。
我当时被计算机搞得焦头烂额，有这样的事情当然最好，我因此见到刘倩，她还是老样子，弯曲的刘海一丝不乱，穿合体的衣服，脖子上系着手帕般大小的丝巾，很像飞机上的空姐。刘倩说她在学秘书专业，她比较满意，课程不多，上午上课，下午就回家了。学的内容也不需要动脑筋，我手快，敲字没问题。她说。
好找工作吗？我问。那时候我们选择任何一个学科，目的都是找工作。好专业是能找到工作的，而不是你喜欢的。比如我最初想去学东亚史，但学东亚史很难找到工作，我就放弃了，我当然心有不甘，但我三十多岁，有西蒙，需要钱。那时候我的存在好像不是为我自己，而是为了下一代——人类的代际关系大概就是这样。也许别人不这样想，但我是这样想的，我已年至中年，而西蒙才是初升的太阳，谁是潜力股？生命是一个梯子，现实就这么残酷，生命就这样残酷。
但是刘倩说她不想找工作，她只是在学校混助学金。
你知道老尹在读博士，她沉吟一下说，等他读完找到工作，我就在家当太太。 一个人工作，钱够用吗？我问。
也许不会很多，那我也不想工作，我就在家待着。刘倩说，她这样说时很固执，我第一次感到她的固执。
老尹说了，穷太太也是太太。
我们就转了话题。说起那个四川女人，老子的妈妈去了美国，老子的老子在波士顿找到了工作，四川女人在家当太太。原来的邻居安宁去了温哥华，在机场附近开一家炸鸡店，生意很好，安宁的老公本来开中医诊所，倒没有她赚钱多，于是干脆也炸鸡块去了。
我把她送走后开始读书，为了补上与她交谈的两个小时，我读书到凌晨。
昆山是一个聪明的孩子，我一直这样认为。他同西蒙一起出了欢迎班，去读四年级，而西蒙读三年级，他那时爱上打篮球，而西蒙更喜欢游泳。后来我们搬了家，西蒙说昆山要回国了，我以为他们海归了，却不是。老尹还在读博士，而刘倩决定带昆山回国住一年，她说昆山如今不会中文了，她要带他去学中文。
中国人怎么能不会中文呢？刘倩说，蹙着眉头。
果然一年后我又见到他们。是昆山来找西蒙，到他家去玩。
我再次站在刘倩家的时候，发现刘倩有了很多改变，首先我没有通过鞋阵，就进了她的家，虽然床和沙发上还有些杂七杂八的东西，但比第一次少多了。刘倩穿短袖黑白点的小上衣，依然苗条着，坐在那里，不急不缓，说着济南女人有点咬舌的语言。一阵风吹来，落下半块窗帘。昆山的玩具堆在一个墙角。昆山现在是大孩子，不再玩那些玩具了。我看到刘倩的第一眼，就想起她说的话，穷太太也是太太。
刘倩是有些太太的样子的。她慢，干什么都慢，行动慢，说话慢，显得从容不迫。她对生活也从容不迫，她并不着急改变自己去适应社会。我有时想，我们都在忙忙碌碌地生活着，从一个学校到另一个学校，从一个工作到另一个工作，假期里去打工，急着想改变生活，每个人都这样，我，开炸鸡店的安宁，但刘倩却不是这样，她守道安贫，坐在一堆破烂不堪的家具中，安心地做着她的穷太太。她好像小溪中的石头，细水流动着，石头却不动，日复一日地没有什么改变。刘倩坐在她的家中，就像那块感觉不到时间的石头。
或者她打定主意，将生活的赌押在老尹身上，我想。
老尹像几年前一样精瘦，却精神，哈哈笑着，露出一排白牙。老尹说他们两个回国的时候，他很想念他们。如今可好了。他快乐地笑着，赤诚而坦白。刘倩白了他一眼，似嗔似喜。然后刘倩说如今昆山的中文好起来了，他能读中文报纸了，于是她弯下腰，在沙发角里翻出一张当地的中文报纸，叫做《七天》，让昆山读，昆山就站在地中央，大声读起来。昆山的口音与母亲一样，有呢喃的鼻音，可爱的济南口音。他读的是一个连载小说，叫做《溯流而上》。老尹和刘倩都笑着，望着他，他们的眼里满是骄傲。我后来常常想起那时的情景，那间小屋里的快乐。人并不是有能力才可爱的，在情人老尹眼中，刘倩就是西施。
我们依然忙忙碌碌地生活，慢慢地联系也不多了。倒是从某些人口中，得知刘倩一家人的生活状态，昆山去考过魁北克第一的中学，却没有被录取，这让刘倩很受打击，其实昆山中断了一年在魁北克的教育，能够继续在法语学校读书已经很好，但刘倩对昆山有自己的要求，她认为魁北克的教育进程缓慢，回来补上一两个月就能跟上。但教育其实是水滴石穿的事，快速补习当然能在短时间内去应试，但文化与语言的形成却是需要时间的。
这次失败之后，昆山去了中国人办的补习学校，终于在第二年插班成功。老尹还在读博士，不知是太过疲劳，还是导师刁难，他的论文一直在进行中，却不能通过。后来有一天，我在楼下准备出门时，看到老尹在扶着一个妇人上车，那天下着大雨，老尹将伞罩在妇人头上，自己全部暴露在雨中，淋得精湿。我躲在门廊里，紧张注视，终于看清楚，那妇人不是刘倩。我心中十分诧异，又不知道是不是应该告诉刘倩。后来有人告诉我，那女人是个病人，每周要去医院做透析，老尹就载她去，挣一点钱做家用。
刘倩还是没有工作，她一直在家中做穷太太。身边的人开始毕业，工作，买房子，走上出国的小康之道，但刘倩一家沉默着，保持着原来的样子。刘倩还是去太阳店买九毛九一磅的水果青菜，穿国内带来的衣服，从容缓慢地过自己的日子。有一次我们打电话，说起陈年往事，说起琼一家。地铁站早就停止了用自动售票机出联票。我们笑说琼家的秘密被发现了。地铁站并没有抓住蹭票的人罚款，而是改变了制度。刘倩说琼已经跟着父母去美国了，他父亲是程序员，在美国找到了工作，年薪很高。
我倒不羡慕。我虽然穷，倒不钻制度的空子。刘倩说。
转一年刘倩生了一个男孩。
有一段时间，我常去扣斯扣买东西，有时路过，并没有采购计划，也会进去一下。开始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后来发现自己进去就到处看，希望能找到昆山的身影，昆山看起來过得不错，健壮有力，他的身材和五官都很像刘倩，但脸上的神情却很像老尹，他现在已经是一个小头头了，经常在不一样的位置上工作，有时在办信用卡，有时在收银，有时在烟草专卖柜台上。昆山是一个茁壮的年轻人，他穿扣斯扣职员的红马甲，梳一个日本壶盖头，他的神情恬然安静，工作效率很高，他有一种迅捷的精干，这不像他妈妈。但他微笑的样子让我想起他的母亲，于是有一天我走上去叫他，他只瞬间就认出了我。
你好，阿姨。他说。他的舌头还是很柔软，那种呢喃的济南口音，我想他是不会改变的，他七岁时的口音是这样，就会一直是这样。他继承了他母亲的口音。他说一切都好，父亲在做装修，有时有生意，有时没生意，有就做一点，没有就歇着，怎么都挺好的。昆山说。昆山这样说是有一种安然的语气，我从他的语气中听到一种熟悉，那熟悉就像刘倩。我也听出了一种骄傲，我想昆山的潜台词也许是，他可以供养家庭，他的父亲不需要努力工作，而他的弟弟也有他的支撑。他的弟弟也长大了，明年就要上小学了。
昆山十六岁开始在这家店做小时工，那时他还在读高中。他开始是摆货架，做一些清洁工作。面试的那天我曾遇到过他和刘倩，他们坐在一张椅子上，安静得近于胆怯，刘倩说正在等面试。那时昆山很瘦很单薄，还没有刘倩个子高。我以为昆山只是勤工俭学，并没有想到，他一做就做了7年，将这一份打工的工作做成了全职。西蒙说他还开着一家网站，卖运动装。
我并不认为他能卖出很多。西蒙说。因为不是什么品牌。
他们依然住在凡尔登的那间小楼里，我不知道那间房现在怎么样了。我每次想起来就会想起第一次去的时候，那时候刘倩还年轻，梳着丹凤朝阳的马尾辫，脖子上系一条小纱巾，像空姐一样。我没有看到刘倩生病的样子，衰老的样子，她一直都是年轻的，在我心里，在我的记忆里。我一直想她这些年的奔波，放不下丈夫，又放不下父亲。我后来听说他的父亲是一个老中医，续弦，续弦也早亡了，而刘倩是个独女，她好像还有个弟弟。
我什么都不能做，我随时都可能要回去。刘倩说。
我不知道刘倩为什么从中国到加拿大，再从加拿大到中国，翻来覆去地折腾，她在哪里也住不长久，好像不属于任何地方。没有人要求她做什么，她的内心却一直不得安宁，她在两个至亲的人之间跑来跑去，却没有帮上任何人的忙。她总是过几个月就要到另一个地方去，好像被命运呼唤着一样，一直到她得了癌症，她才不折腾了。命运最终将她留在了加拿大。她留下丈夫和两个儿子，我不知道她走时有怎样的牵挂。
我每次想到刘倩，就会想起她厨房墙上那块被岁月风干成抽象的猪皮，我不知道那代表着什么，也许什么都不代表。就像刘倩说的，我不知它能做什么，但我想，说不定它能做什么。
从知道刘倩去世，如今也有好几年了，那块猪皮就一直在我头脑中挥之不去，我无数次地想起它在刘倩墙上挂着的岁月，甚至想到它也许今天还挂在那里。我像寻找意义一样寻找它在刘倩生活中的含义，但最终我什么也没有找到。
它可能什么都不是。它只是一片未知的事物。就像命运一样。
（选自《湖南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