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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欧洲文学史上两个经典女性形象苔丝和娜拉为例，将女性所受的压迫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硬性”的形式，以普世的道德标准压迫女性，另一种是“软性”的形式，将女性置于需要特殊照顾的位置上。本文进一步探讨了形式的转变，揭示出转变原因，最后说明两种形式本质上的相同。
关键词：女性；压迫形式；转变
一、传统硬性压迫形式—以普世道德标准进行压迫
对女性在道德层面的压迫在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强弱程度不同。例如在西方二战时期女性地位提高，压迫减轻，而二战结束后女性再次回归家庭，压迫再次强化。[1]而《德伯家的苔丝》中女主人公苔丝正处在维多利亚时代，这是一个对女性道德压迫强化的时代。
首先，我们在宏观上分析维多利亚时代对女性压迫强化的历史背景。苔丝所处的维多利亚时代，是英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期。工业革命使社会的下层妇女走出了家庭，成为雇佣工人。[2]但新的经济现象导致了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的严格划分，性别分工的加强。女性的社会地位和家庭地位并未因女性参与更多劳动而提高，相反却“丧失了在中世纪和革命年代已经获得的权利”。[3]女性地位的下降导致了道德压迫的加重。强化的道德压迫首先加之于贵族和中产阶级女性，进而诸如苔丝这样的底层劳动女性也受到影响。
性道德是这种道德压迫的集中体现。根据裔昭印《西方妇女史》的研究，在维多利亚时代，社会普遍认为女性智力低下，非理性，需要进行道德管制。性道德为男女设置双重标准。“妇女必须‘贞洁’，这包括婚前的贞操和婚后的‘庄重’”，而男性则不然，“晚婚的单身汉经常去寻花问柳，而有钱的已婚男人则可能回去找一位情妇”。[4]
苔丝被亚雷强暴失贞，是苔丝悲剧的“祸根”，也是其道德压迫产生的起点。道德压迫可以分为两个角度去分析。首先，这种压迫来自苔丝内心。苔丝是维多利亚时期一个普通农村女孩，对于道德问题，她不可能有超脱历史环标境的独立认知，必然不自觉的接受了当时的主流的道德习惯。（虽然我们能够从文中看到她的离经叛道的表现的片段，例如她从纯瑞脊背回家的路上看到标语的表现，但这可以看做是弱者朦胧的反抗，她的价值观念依然是属于维多利亚时代的）这样一来，苔丝势必会在自身道德观念的驱使下产生强烈的内心痛苦。在小说第二期“陷沼沾泥”的开头，对这种痛苦的表现是很巧妙的。苔丝在受了亚雷玷污后毅然的离开了纯瑞脊，在回家的路上，苔丝整个人的精神状态都是麻木的，“篮子又大，包裹又重，但是她却满不在乎，拖着它们往前奔去，好像一个人，觉不出物质东西特别累赘似的”。[5]当她面对追来的亚雷的时候，她也很坦然，“无情无绪，老老实实”，“她现在不怕他了”。[6]这些描写生动的表现出人在遭受巨大打击时茫然、麻木的精神状态。当亚雷的话触动了她内心痛处时，她的痛苦爆发了出来——“我的老天爷，我恨不得能把你从车上摔到车下去！难道你从来就没想到，别的女人只是嘴里说说就算了的事，有的女人可真心难过吗？”。[7]这些话充分的反应了苔丝在道德习惯的影响下，失身之后内心的痛苦。之后小说又安排了苔丝看见圣经中道德教化语录的情节，这些观念再一次冲击了她的内心，以至于回到家中之后，对于道德标准的象征——教堂心存胆怯；就连独自一人在树林中，周围的树木风声都化身为道德压迫的喊叫。除此之外，在苔丝与克莱相识相爱，克莱向她表明爱意时，这种内心痛苦又达到了一次高潮。这种以自责为表现形式的道德压迫，贯穿整个小说。其次，道德压迫也来自他人。克莱没有完全囿于传统的道德标准，在他的心里隐约可以看到性道德层面男女的平等，但道德熏陶的力量是巨大的，他并不能在第一时间清晰的表示出对苔丝的原谅；压迫甚至来自父母，父亲虽然没有明确的指责苔丝，但言语之中可以看出对女儿的不满，女儿的失贞辱没了他“荣耀”的门庭。
这种压迫形式可以概括为硬性的道德压迫，具有普世性、公理性的特点。现代社会视角下严重的压迫是当时英国社会中被普遍接受的生活方式，被压迫的女性也很难意识到自身性别所处的困境。“广大妇女领悟了社会对于女性的角色期待，把男性社会的女性角色规范，内化为自己的意识和行为指针”。[8]我们可以从，诸如英国诗人考文垂·帕特莫尔长诗《家庭天使》这样的文学作品中看到社会对女性的普遍期待。另外，通过当时女性自己的言行也可以看到这种压迫的接受程度，例如伊莉莎百·加斯克尔在给表姐的信中的描述。[9]
二、新的软性压迫形式——以“宠爱”为名进行压迫
《玩偶之家》主人公娜拉，其所受的压迫在形式上与苔丝有着很大差异，代表了一种压迫女性的新形式。那就是“宠爱”的形式。这里所谓的“宠爱”，就是将女性置于一种被特殊照顾的位置上，这种特殊照顾从表面上看并非对女性有害，而且使女性受益，表面上看男性是在无偿的付出。例如我们常说的“丈夫的责任”，生活中“女士优先”的习俗，夫妻产生矛盾时男性的退让等等。
在《玩偶之家》这部戏剧中，海尔茂对娜拉的压迫就是这种软性压迫的具体体现。海尔茂将娜拉唤作小松鼠儿，小鸟儿，从这些昵称中可以看出海尔茂将娜拉看成了自己的一个宠物。在生活中，他挣钱养家，乐于给娜拉零钱花，他也能够原谅娜拉“乱花钱”的行为，这些无不体现“丈夫的责任”；海尔茂从来不和娜拉说正经事，谈正经事意味着妻子不再是宠物，而是升到了与自己平等的地位上。然而命运为娜拉安排了一个机会，使得她在家庭的小范围内打破了软性压迫，娜拉替海尔茂还款这一行为的发生，就标志着海尔茂对娜拉的软性压迫不甚牢固了，当海尔茂得知事情的真相，软性压迫被进一步打破，海尔茂的怒火就是压迫权力丧失的表现，而后海尔茂主动与娜拉和解，其实质是海尔茂欲再次“宠爱”娜拉，将其至于软性压迫之下。
这种软性压迫成功的培养起了女性这样的意识——女人是應该被照顾的（仅仅因为自己是女性）。娜拉理所当然的接受海尔茂的金钱，对于“小松鼠”、“小鸟儿”之类的称呼也十分满意。女性被培养起的这种心理习惯赋予了男性实施压迫的条件，是否照顾弱者的权力掌握在男性手中。虽然娜拉是海尔茂的“小松鼠”，但获得零花钱的数额却必须由海尔茂决定；这种软性压迫使女性丧失了发展自我的机会。在男性的“宠爱”之下，女性的智力和体力长期不能得到锻炼，纵观整个剧本，娜拉性格天真，所有的劳动能力也仅限于做家务，直至最后出走，娜拉虽然认清了自己的玩偶地位，但劳动能力并没有实质提升。 三、形式转变的原因
苔丝与娜拉所受到不同形式的压迫有其具体原因：苔丝是贫穷的劳动妇女，而娜拉是中产阶级太太，苔丝存在的历史背景是礼法森严的维多利亚英国，娜拉存在的历史背景是19世纪的北欧，妇女的地位同英国相比略略提高。[10]但宏观的看，女性被压迫形式发生着由“苔丝”式向“娜拉”式的转变。在文以上分析的具体原因之外，我们还应将两种压迫形式的差异放入更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中去考察。
首先，转变的原因在于妇女地位不断提高。工业革命以来，西方妇女的地位在总的趋势上是上升的，产业革命让妇女更多的参与社会劳动，近代民主政治与社会改革，尤其是几次女权主义运动，使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些旧的普世性的对女性的硬性道德规范已经丢失了话语阵地。西方女性的自我意识开始觉醒，要想继续保持女性的他者身份，必须转变压迫形式。
“骂杀”不成，转为“捧杀”，我们应该承认，女性大众群体和女性主义精英之间有着巨大的鸿沟，上文所说的西方妇女意识的觉醒，一方面指少数精英对于女性平等和解放的真正追求，另一方面则是指女性大众群体所意识到的模糊的平等观念，这种模糊的平等观念本质上要求追求更多的利益，仅此而已。男性顺应了女性大众群体的这种心理，将女性捧上神坛，给予特殊的照顾。以前作为次要压迫形式的“娜拉”式压迫，逐渐发展成为主要的压迫形式。
其次，转变的原因还应该与阶级压迫联系起来考察，性别压迫往往是和阶级压迫捆绑在一起的。软性压迫必须以更多的物质财富作为支撑，这显然更有利于社会上层男性。女性作为“资源”的命运没有改变，但“资源”的占有权更加向社会上层集中了。掌握了大量物质财富和话语权的社会上层必然为自己的利益掀起新的社会思潮。
四、两种压迫形式本质上的相同
从存在主义女性主义的角度看，这两种压迫形式在本质上是相同的。二者都是在拼命的将女性塑造成男性需要的模样，使女性接受和内化他者性。这一过程被波伏娃称之为女性的“神秘”。[11]根本目的在于“压制他人的自我意识以确立自己的主体性和自由性”。[12]
从激进女性主义中某些理论的角度去衡量，也可以看出这两种压迫形式本质上的相同，米利特在《性政治》一书中持有以下观点：“当某一群体统治另一群体时，两者之间的关系就是一种政治关系。如果这种关系长久地存在着，它就会变成某种意识形态……”，[13]“社会等级制度取代了所以其他的不平等，除非最终抛弃这种积习，不再把男性最高权威看做与生俱来的权力；否则，所有的压迫制度都还将继续发挥作用……”。[14]在米利特看来，“男性——女性的关系是所有权力关系的范式”。[15]因此这两种压迫形式都属于权力关系的范式。
五、结语
《德伯家的苔丝》与《玩偶之家》这两部文学作品，都蕴含了性别压迫的主题，其代表的两种不同形式的压迫是西方近现代性别压迫形式转变的缩影。虽然西方妇女解放事业已获巨大成就，就整体而言，女性受压迫的程度在不断减轻，但父权制社会依然存在，女性的他者地位并没有改变。
参考文献：
[1]裔昭印：西方妇女史，商务印书馆，2009，458-456
[2]裔昭印：西方妇女史，商务印书，2009，323
[3]裔昭印：西方妇女史，商务印书馆，2009，325
[4]裔昭印：西方妇女史，商务印书馆，2009，332
[5]哈代：德伯家的苔丝，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114
[6]哈代：德伯家的苔丝，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116
[7]哈代：德伯家的苔丝，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117
[8]陆伟芳：英国妇女选举权运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10
[9]Bonnie S.Anderson and Judith P.Zinsser：A History of Their Own： Women in Europe from Prehistrory to the Present，vol.2，p.138
[10]参考裔昭印《西方妇女史》知，北欧五国在男女平等方面有着不同于西欧的历史传统，女性地位较高
[11]罗斯玛丽·帕特南·童：女性主义思潮导论，2002，268
[12]参见：《妇女：最漫长的革命.当代西方女權主义理论精选》，李银河、林春、谭深编选，三联书店，1997：14.
[13]裔昭印：西方妇女史，商务印书馆，2009，540
[14]Kate Millett， Sexual Politics， Garden City，Doubleday，New York，1970，25
[15]裔昭印：西方妇女史，商务印书馆，2009，540
关键词：女性；压迫形式；转变
一、传统硬性压迫形式—以普世道德标准进行压迫
对女性在道德层面的压迫在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强弱程度不同。例如在西方二战时期女性地位提高，压迫减轻，而二战结束后女性再次回归家庭，压迫再次强化。[1]而《德伯家的苔丝》中女主人公苔丝正处在维多利亚时代，这是一个对女性道德压迫强化的时代。
首先，我们在宏观上分析维多利亚时代对女性压迫强化的历史背景。苔丝所处的维多利亚时代，是英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期。工业革命使社会的下层妇女走出了家庭，成为雇佣工人。[2]但新的经济现象导致了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的严格划分，性别分工的加强。女性的社会地位和家庭地位并未因女性参与更多劳动而提高，相反却“丧失了在中世纪和革命年代已经获得的权利”。[3]女性地位的下降导致了道德压迫的加重。强化的道德压迫首先加之于贵族和中产阶级女性，进而诸如苔丝这样的底层劳动女性也受到影响。
性道德是这种道德压迫的集中体现。根据裔昭印《西方妇女史》的研究，在维多利亚时代，社会普遍认为女性智力低下，非理性，需要进行道德管制。性道德为男女设置双重标准。“妇女必须‘贞洁’，这包括婚前的贞操和婚后的‘庄重’”，而男性则不然，“晚婚的单身汉经常去寻花问柳，而有钱的已婚男人则可能回去找一位情妇”。[4]
苔丝被亚雷强暴失贞，是苔丝悲剧的“祸根”，也是其道德压迫产生的起点。道德压迫可以分为两个角度去分析。首先，这种压迫来自苔丝内心。苔丝是维多利亚时期一个普通农村女孩，对于道德问题，她不可能有超脱历史环标境的独立认知，必然不自觉的接受了当时的主流的道德习惯。（虽然我们能够从文中看到她的离经叛道的表现的片段，例如她从纯瑞脊背回家的路上看到标语的表现，但这可以看做是弱者朦胧的反抗，她的价值观念依然是属于维多利亚时代的）这样一来，苔丝势必会在自身道德观念的驱使下产生强烈的内心痛苦。在小说第二期“陷沼沾泥”的开头，对这种痛苦的表现是很巧妙的。苔丝在受了亚雷玷污后毅然的离开了纯瑞脊，在回家的路上，苔丝整个人的精神状态都是麻木的，“篮子又大，包裹又重，但是她却满不在乎，拖着它们往前奔去，好像一个人，觉不出物质东西特别累赘似的”。[5]当她面对追来的亚雷的时候，她也很坦然，“无情无绪，老老实实”，“她现在不怕他了”。[6]这些描写生动的表现出人在遭受巨大打击时茫然、麻木的精神状态。当亚雷的话触动了她内心痛处时，她的痛苦爆发了出来——“我的老天爷，我恨不得能把你从车上摔到车下去！难道你从来就没想到，别的女人只是嘴里说说就算了的事，有的女人可真心难过吗？”。[7]这些话充分的反应了苔丝在道德习惯的影响下，失身之后内心的痛苦。之后小说又安排了苔丝看见圣经中道德教化语录的情节，这些观念再一次冲击了她的内心，以至于回到家中之后，对于道德标准的象征——教堂心存胆怯；就连独自一人在树林中，周围的树木风声都化身为道德压迫的喊叫。除此之外，在苔丝与克莱相识相爱，克莱向她表明爱意时，这种内心痛苦又达到了一次高潮。这种以自责为表现形式的道德压迫，贯穿整个小说。其次，道德压迫也来自他人。克莱没有完全囿于传统的道德标准，在他的心里隐约可以看到性道德层面男女的平等，但道德熏陶的力量是巨大的，他并不能在第一时间清晰的表示出对苔丝的原谅；压迫甚至来自父母，父亲虽然没有明确的指责苔丝，但言语之中可以看出对女儿的不满，女儿的失贞辱没了他“荣耀”的门庭。
这种压迫形式可以概括为硬性的道德压迫，具有普世性、公理性的特点。现代社会视角下严重的压迫是当时英国社会中被普遍接受的生活方式，被压迫的女性也很难意识到自身性别所处的困境。“广大妇女领悟了社会对于女性的角色期待，把男性社会的女性角色规范，内化为自己的意识和行为指针”。[8]我们可以从，诸如英国诗人考文垂·帕特莫尔长诗《家庭天使》这样的文学作品中看到社会对女性的普遍期待。另外，通过当时女性自己的言行也可以看到这种压迫的接受程度，例如伊莉莎百·加斯克尔在给表姐的信中的描述。[9]
二、新的软性压迫形式——以“宠爱”为名进行压迫
《玩偶之家》主人公娜拉，其所受的压迫在形式上与苔丝有着很大差异，代表了一种压迫女性的新形式。那就是“宠爱”的形式。这里所谓的“宠爱”，就是将女性置于一种被特殊照顾的位置上，这种特殊照顾从表面上看并非对女性有害，而且使女性受益，表面上看男性是在无偿的付出。例如我们常说的“丈夫的责任”，生活中“女士优先”的习俗，夫妻产生矛盾时男性的退让等等。
在《玩偶之家》这部戏剧中，海尔茂对娜拉的压迫就是这种软性压迫的具体体现。海尔茂将娜拉唤作小松鼠儿，小鸟儿，从这些昵称中可以看出海尔茂将娜拉看成了自己的一个宠物。在生活中，他挣钱养家，乐于给娜拉零钱花，他也能够原谅娜拉“乱花钱”的行为，这些无不体现“丈夫的责任”；海尔茂从来不和娜拉说正经事，谈正经事意味着妻子不再是宠物，而是升到了与自己平等的地位上。然而命运为娜拉安排了一个机会，使得她在家庭的小范围内打破了软性压迫，娜拉替海尔茂还款这一行为的发生，就标志着海尔茂对娜拉的软性压迫不甚牢固了，当海尔茂得知事情的真相，软性压迫被进一步打破，海尔茂的怒火就是压迫权力丧失的表现，而后海尔茂主动与娜拉和解，其实质是海尔茂欲再次“宠爱”娜拉，将其至于软性压迫之下。
这种软性压迫成功的培养起了女性这样的意识——女人是應该被照顾的（仅仅因为自己是女性）。娜拉理所当然的接受海尔茂的金钱，对于“小松鼠”、“小鸟儿”之类的称呼也十分满意。女性被培养起的这种心理习惯赋予了男性实施压迫的条件，是否照顾弱者的权力掌握在男性手中。虽然娜拉是海尔茂的“小松鼠”，但获得零花钱的数额却必须由海尔茂决定；这种软性压迫使女性丧失了发展自我的机会。在男性的“宠爱”之下，女性的智力和体力长期不能得到锻炼，纵观整个剧本，娜拉性格天真，所有的劳动能力也仅限于做家务，直至最后出走，娜拉虽然认清了自己的玩偶地位，但劳动能力并没有实质提升。 三、形式转变的原因
苔丝与娜拉所受到不同形式的压迫有其具体原因：苔丝是贫穷的劳动妇女，而娜拉是中产阶级太太，苔丝存在的历史背景是礼法森严的维多利亚英国，娜拉存在的历史背景是19世纪的北欧，妇女的地位同英国相比略略提高。[10]但宏观的看，女性被压迫形式发生着由“苔丝”式向“娜拉”式的转变。在文以上分析的具体原因之外，我们还应将两种压迫形式的差异放入更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中去考察。
首先，转变的原因在于妇女地位不断提高。工业革命以来，西方妇女的地位在总的趋势上是上升的，产业革命让妇女更多的参与社会劳动，近代民主政治与社会改革，尤其是几次女权主义运动，使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些旧的普世性的对女性的硬性道德规范已经丢失了话语阵地。西方女性的自我意识开始觉醒，要想继续保持女性的他者身份，必须转变压迫形式。
“骂杀”不成，转为“捧杀”，我们应该承认，女性大众群体和女性主义精英之间有着巨大的鸿沟，上文所说的西方妇女意识的觉醒，一方面指少数精英对于女性平等和解放的真正追求，另一方面则是指女性大众群体所意识到的模糊的平等观念，这种模糊的平等观念本质上要求追求更多的利益，仅此而已。男性顺应了女性大众群体的这种心理，将女性捧上神坛，给予特殊的照顾。以前作为次要压迫形式的“娜拉”式压迫，逐渐发展成为主要的压迫形式。
其次，转变的原因还应该与阶级压迫联系起来考察，性别压迫往往是和阶级压迫捆绑在一起的。软性压迫必须以更多的物质财富作为支撑，这显然更有利于社会上层男性。女性作为“资源”的命运没有改变，但“资源”的占有权更加向社会上层集中了。掌握了大量物质财富和话语权的社会上层必然为自己的利益掀起新的社会思潮。
四、两种压迫形式本质上的相同
从存在主义女性主义的角度看，这两种压迫形式在本质上是相同的。二者都是在拼命的将女性塑造成男性需要的模样，使女性接受和内化他者性。这一过程被波伏娃称之为女性的“神秘”。[11]根本目的在于“压制他人的自我意识以确立自己的主体性和自由性”。[12]
从激进女性主义中某些理论的角度去衡量，也可以看出这两种压迫形式本质上的相同，米利特在《性政治》一书中持有以下观点：“当某一群体统治另一群体时，两者之间的关系就是一种政治关系。如果这种关系长久地存在着，它就会变成某种意识形态……”，[13]“社会等级制度取代了所以其他的不平等，除非最终抛弃这种积习，不再把男性最高权威看做与生俱来的权力；否则，所有的压迫制度都还将继续发挥作用……”。[14]在米利特看来，“男性——女性的关系是所有权力关系的范式”。[15]因此这两种压迫形式都属于权力关系的范式。
五、结语
《德伯家的苔丝》与《玩偶之家》这两部文学作品，都蕴含了性别压迫的主题，其代表的两种不同形式的压迫是西方近现代性别压迫形式转变的缩影。虽然西方妇女解放事业已获巨大成就，就整体而言，女性受压迫的程度在不断减轻，但父权制社会依然存在，女性的他者地位并没有改变。
参考文献：
[1]裔昭印：西方妇女史，商务印书馆，2009，458-456
[2]裔昭印：西方妇女史，商务印书，2009，323
[3]裔昭印：西方妇女史，商务印书馆，2009，325
[4]裔昭印：西方妇女史，商务印书馆，2009，332
[5]哈代：德伯家的苔丝，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114
[6]哈代：德伯家的苔丝，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116
[7]哈代：德伯家的苔丝，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117
[8]陆伟芳：英国妇女选举权运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10
[9]Bonnie S.Anderson and Judith P.Zinsser：A History of Their Own： Women in Europe from Prehistrory to the Present，vol.2，p.138
[10]参考裔昭印《西方妇女史》知，北欧五国在男女平等方面有着不同于西欧的历史传统，女性地位较高
[11]罗斯玛丽·帕特南·童：女性主义思潮导论，2002，268
[12]参见：《妇女：最漫长的革命.当代西方女權主义理论精选》，李银河、林春、谭深编选，三联书店，1997：14.
[13]裔昭印：西方妇女史，商务印书馆，2009，540
[14]Kate Millett， Sexual Politics， Garden City，Doubleday，New York，1970，25
[15]裔昭印：西方妇女史，商务印书馆，2009，5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