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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雅与俗本身应该具有内在的精神通道，而非绝对的对立。从生活本质看，生活中其实离不开俗；在文化欣赏习俗上，也存在着俗与雅的认知转换过程。俗的积累，造就了雅，但最终雅还是要回归大众。雅与俗的认定和转换，与传播工具的演变之间，也有很高的关联性。传播工具的每一次更新和革命，都会给一般意义上的雅与俗的概念带来巨大的变化。
【关键词】雅俗 文化积累 认知转换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谈及雅与俗的关系，不应急着把二者对立起来。从生活本质看，生活中其实离不开“俗”，比如人要每天刷牙，是俗还是雅？因为现在人人每天都刷牙，于是这就不可能是“雅”。但在文明之风开启之初，绝大多数人都不知刷牙为何时，刷牙之人一定会被不刷牙的人们围观，于是，一件今天看来的平常事，会被不明白的人看成怪事，同时也会被有点明白的人当做“雅”事，当做时尚。于是由俗向雅的运动就会慢慢发生。当我们知晓2018年中国牙膏业收益在270亿元人民币时，我们就会明白，这种曾经的“雅”，已经真真切切地成为了大众普遍接受的“俗”了。这是生活中俗与雅成功转换的例子。
在文化欣赏习俗上，也存在着俗与雅的认知转换过程。其实，雅的来源就是俗，俗是来自于社会生活的一般性经验，在经验升华的基础上，文化的习俗不断自我总结提升，就成为了愈益成熟和逐步走向优雅的文化品类。这是文化品类形成中的凝聚现象，是由俗而雅的。然后，雅需要生存，就会想尽办法推广和延续自身生命。我们熟知的京剧成长过程，就正好验证了这一规律。早年间，京剧的前身还飘荡在安徽安庆一带的山野林间、田垄地头，是民众用以缓解劳作辛苦，也是男女青年间调情的小腔小调，就这样自然而然地流淌开来，后来再由有心人加以简单总结，并建立起用以专事演出的艺术团体，就成为了所谓的“徽班”。及至清中期乾隆年（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间，徽剧三庆班、四喜班、和春班、春台班人称“四大徽班”先后进京，他们得以在更大的舞台上和市场中，不断地经受着磨炼和捶打而一步步成熟起来。特别是到了清晚期，能够进到宫廷里演戏的艺人，由于慈禧对他们有着极为严苛的艺术品位要求，这对艺人的本事是极大的考验，于是这等于又发生了一番蜕变，最终小腔小调演变成了门当齐全、角色体系完备、唱念做打一套行当日渐炉火纯青的京剧，徽班也演变成了更专业的戏剧团体，终于一个精粹型的艺术品类成熟了，脱胎换骨地完成了由俗而雅的蜕变。
文化就是人类精神经验不断自我超越的产物，雅与俗本身应该具有内在的精神通道，而非绝对的对立。然而，我们也应该承认，文化的层级化也是自然存在的现象。或者说，雅与俗的分层分类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直存在并会继续存在下去的。社会要做的努力，是将雅与俗的流动通道打通，而不是人为地隔绝他们。沉浸于世俗化的，甚至有些浅陋现象存在的俗文化氛围中，是对生活压力的纾解行为，但在这样的状态中，还能够保持对更精致、更艺术化、更具有文化超越意义的雅文化的景仰之心，也就是文化的完好状态了。而雅文化必须秉持清晰明确的责任意识，对社会生活本身的意义抱有更多的尊重而非鄙视，对普通大众的文化旨趣更要学会汲取养分而非自视清高，那雅文化也就有了更好的生存土壤。
所谓的雅，虽来源于俗，但在其完成了脱俗为雅以后，似乎也就形成了与俗的相互对立的关系。曾经在日常生活中创造了文化的人们，又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享受雅的资格。雅俗间有了距离，甚至隔膜，形成了“高”与“低”的分隔。比如，人们在劳动实践中创造了文字，并以文字记录思想、情感和经验，但文字在成熟并实现了体系化后，反而难以为普通大众所方便使用了。我们可以认定，文字产生之初，一定不是少數文人自我玩味的“高雅”之物，而是对生活的真实形成记录和经验总结。但问题是，随着文字的不断丰富和功能提升，它在完成着精致化的过程中，也逐渐离开了生活的原初出发点，形成了精致化后与大众间离的结果。创造了文字的人们，却越来越没有资格享受文字的快乐和便利。以至愈到后来，能够掌握并运用文字的人愈成为少数，他们只能寒窗苦读，去努力掌握愈益诘屈聱牙的古文，费尽心力地“读解”同样用“雅”文传递的圣贤思想，然后再以同样艰深的文字去解读，以示自己有资格进入到有能力、有资格掌握文字的社会精英层次，也就当然地成为掌控大众命运的社会精英，这大约就是“雅”的变态后果。
我们不妨读上两三句当年科举考试中的所谓“代圣人立说”的“雅”文，以期读懂那些以为掌握了这样的文字，就自然可以成为“人上人”的精神品位。且见此文：“则尝试拟而求之，意必诗书之内有其人焉。爰是流连以志之，然吾学之谓何。而此诣竟遥遥终古，则长自负矣。窃念自穷理观化以来，屡以身涉用舍之交，而充然有余以自处者，此际亦差堪慰耳。”（出自清代康熙癸丑一甲一名进士韩菼之殿试文出自《论语》子谓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韩菼，字元少，别字慕庐，长洲人，授修撰，官至礼部尚书）文字之精雅，内涵之深奥，堪称一奇，但于大众之日常，似乎也绝无关联了。作为代圣人立说，成败另说，但雅与俗的对立，似已成必然。
后来在20世纪中国文化人的另一番努力中，就是要还原文化与普通人的关系，这就是新文化运动，尤其是新文化运动前后时期的活跃人物，如黄遵宪、裘廷梁、陈荣衮、王照、梁启超、胡适等人所倡导的说白话，写白话文的意图所在。当年胡适明确提出：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做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烂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胡适《文学改良刍议》）打出了文化新生的关键一面旗帜。其实黄遵宪更早些时候就已提倡过“我手写我口”；裘廷梁也在力倡“白话为维新之本”；陈荣衮明确主张报纸应改用白话文；王照以制定官话字母，只拼“北人俗话”作为实践；梁启超更是最先向桐城派古文挑战，提倡写“新文体”，所用虽为文言，但平易畅达，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也向白话文实践迈出了第一步。这些人的努力，虽不被胡适等人看重，但其初衷却是同样的。白话文运动就是为了还雅为俗，以唤醒大众。以严复在甲午之败特别感喟的需要“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思想目标为准，胡适一群人是在努力寻找合适的工具，以求打破知识精英和庶民大众的精神隔离，进而解决中国文化的前途命运问题。实为一次以雅而俗的努力，客观上为文化的大众化做了奋争。 我们所关注的雅与俗的转换和关系，其实就是要学会运用好人类文化积累的规律。俗的积累，造就了雅，但最终雅还是要完成回归大众，这就是社会文化成长的基本路径，也是检验社会发育程度的标准。社会大众创造了文化，最终在精英化、经典化、精致化过程中被剥离了享受“雅”文化的权利，那么，文化的异化就走上了不归之路。而社会发展的一个核心要求，就是要将经典化了的“雅”文化，再还给社会大众，在这样的循环中，完成人类文明的步步演化。
雅与俗的认定和转换，和传播工具的演变也有很高的关联性。传播工具的每一次更新和革命，都会给一般意义上的雅与俗的概念带来巨大的变化。戏曲、小说、电影、电视、网络，一次次的工具革命，让人们对高雅、低俗的判断，都在不断地发生很大的改变。从文学的形式变革看，唐诗是唐代的俗，而又是宋代的雅，宋人的词是俗的，配之以各类不同的曲调，宋词在复杂多样婉转的曲调中，在大众化的传播形式中，成为市井间最通俗易懂、最方便传播的文化形式，所谓“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说的就是南宋时，北宋著名词人柳永作品的普及程度。但到了元代，元曲的兴盛，让社会大众更容易接受这一新的艺术形式，由于其杂剧和散曲有着更为多样化的传播形式，因而更易于被市井生活所容纳，还因为元曲直指社会时弊，反抗情绪强烈，主题是反抗政治专权和社会黑暗，深刻地因应了社会情绪，因而迅速流传开来。比较之下，宋词就成为俗文化大环境中的高雅之物了。明清之际，小说兴起，因为能够承载更多的内容，更能实现完整讲述大故事的初衷，更有表述上的完整性，小说逐渐被更多的人接受，并且辅之以说书人的努力，作为文本的这一文学形式也走向了成熟，著名的四大名著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于是，元曲又被时代推向了高雅的层级。
早在1872年，美国人就发现了影像存留的奥秘，美国人斯坦福和科恩二人，为一个马蹄落地的过程记录而打赌，而他们的英国朋友爱德华·麦布里奇决定用24部照相机记录这一过程，后来就奇妙地发现了一个完整过程被记录了下来，这就成了最早的电影。后来电影的发展一发而不可收拾，迅速普及世界，并延续到今天。问题是，当电影普及后，这种传播方式非常有利于被更多人同时享用，于是，戏剧表演和文本形式，又悄悄地成为了“雅”的代表，而电影则担当了俗的使命。更奇妙地是，在电视时代到来后，电影又具有了一定程度的“雅”的含义。俗雅转换和工具变迁之间的关系，就这样一代一代，一层一层地更替演化着。
今天的问题是，传播工具更为多样化，人们的文化目标也被分解得更加多层级化。因此，我们期望以一部分人理解的“雅”去感化大众，并让大众更加自觉和有效地接受“雅”，实现新时代中雅与俗的转化，这种思路有些过于理想化。但不是说在这样的情势下，就没有优秀文化共享的方法了。在多媒体时代，如果先不提内容状况的话，仅从形式上看，现场演出就是高雅的，进博物馆看真实的作品就是高雅的。但我们的时代要求是将这样的高雅推广开去，实现再一次的由雅而大众的俗化过程。由俗向雅，是文化演化的必然，而由雅及俗，又是文化的使命。在文化积累的过程中，人们一定会有一种自觉的意识，去推动文化的总结、提升，完成经典化的升华。但是，如果文化经典化后，反而脱离了社会实践和大众需求，自我隔离于尘世，那也就失去了文化提升的意义。
我们应该警惕的是，所谓雅文化从包装上也许可以保持着鲜明的“识别性高雅”，比如某些玩味于“乾隆风流故事”的高雅剧，无论其故事设置的精致，还是布景美工的静雅，抑或演员群体的精神投入与把握精准，都呈现了类似的历史演义中难得的超越性景致。但如果我们再细作深究，却又能从中识别出还隐藏不够深的“真俗”，那种更高妙地迎合所谓大众口味的媚俗。这样的电视剧的问题，其实是作品基本放弃了对历史走势的把握定位。因为谁都知道，所谓乾隆盛世，可以相比照的对应物，不正是欧洲在完成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蓬勃兴起的时代吗？如果让人们沉醉于过多的后宫争斗的场景中，而缺失了应有的历史性思考，这不正是对文化的最大不负责任吗？我们不是要求所有观众都必须看一本正經的历史“正剧”，但至少要在那些影响力较大的“大剧”中，应该包含有更好的、更准确的、更有历史意义的文化讯息吧。如果颇具影响力的文艺作品，都是以貌似“雅”的形式，这实际是在媚俗，而让人一步步地丧失基本的文化和历史判断力，其实才是最危险的“阵地丢失”呢！
这样再谈雅与俗的关系，或者更直接地讨论如何以“雅”去影响“俗”，并改造“俗”的问题，就不可以简单地就事论事了。我们说雅，也许可以借用一般人们理解的雅，那就不外乎中国的文人画、茶道、香道、昆曲等，或者是外国的交响乐、歌剧、美术馆等。以普遍感受讨论，大约也是距离遥远，或者负担不起昂贵的消费，或者完全就是陌生，没兴趣，没感觉。
前面我们谈到了雅俗层级是存在的客观事实，也会长久存在下去，但不意味着雅与俗就必然永远有着截然分明的界限。以“雅”脱“俗”的过程，越是自然而然地完成，效果就越好。越是非要把“雅”搞的很“雅”，效果离预期可能就越远。雅俗分野，既是社会文化的真实生态现象，也是应该充满活力的生命交互状态。这样的文化状态，就更加健康，也会有更好的社会效应。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文史教研部教授）
【参考文献】
①胡适：《胡适精选集》，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13年。
【关键词】雅俗 文化积累 认知转换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从生活本质看，生活中其实离不开俗；在文化欣赏习俗上，也存在着俗与雅的认知转换过程
谈及雅与俗的关系，不应急着把二者对立起来。从生活本质看，生活中其实离不开“俗”，比如人要每天刷牙，是俗还是雅？因为现在人人每天都刷牙，于是这就不可能是“雅”。但在文明之风开启之初，绝大多数人都不知刷牙为何时，刷牙之人一定会被不刷牙的人们围观，于是，一件今天看来的平常事，会被不明白的人看成怪事，同时也会被有点明白的人当做“雅”事，当做时尚。于是由俗向雅的运动就会慢慢发生。当我们知晓2018年中国牙膏业收益在270亿元人民币时，我们就会明白，这种曾经的“雅”，已经真真切切地成为了大众普遍接受的“俗”了。这是生活中俗与雅成功转换的例子。
在文化欣赏习俗上，也存在着俗与雅的认知转换过程。其实，雅的来源就是俗，俗是来自于社会生活的一般性经验，在经验升华的基础上，文化的习俗不断自我总结提升，就成为了愈益成熟和逐步走向优雅的文化品类。这是文化品类形成中的凝聚现象，是由俗而雅的。然后，雅需要生存，就会想尽办法推广和延续自身生命。我们熟知的京剧成长过程，就正好验证了这一规律。早年间，京剧的前身还飘荡在安徽安庆一带的山野林间、田垄地头，是民众用以缓解劳作辛苦，也是男女青年间调情的小腔小调，就这样自然而然地流淌开来，后来再由有心人加以简单总结，并建立起用以专事演出的艺术团体，就成为了所谓的“徽班”。及至清中期乾隆年（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间，徽剧三庆班、四喜班、和春班、春台班人称“四大徽班”先后进京，他们得以在更大的舞台上和市场中，不断地经受着磨炼和捶打而一步步成熟起来。特别是到了清晚期，能够进到宫廷里演戏的艺人，由于慈禧对他们有着极为严苛的艺术品位要求，这对艺人的本事是极大的考验，于是这等于又发生了一番蜕变，最终小腔小调演变成了门当齐全、角色体系完备、唱念做打一套行当日渐炉火纯青的京剧，徽班也演变成了更专业的戏剧团体，终于一个精粹型的艺术品类成熟了，脱胎换骨地完成了由俗而雅的蜕变。
社会要做的努力，是将雅与俗的流动通道打通，而不是人为地隔绝他们
文化就是人类精神经验不断自我超越的产物，雅与俗本身应该具有内在的精神通道，而非绝对的对立。然而，我们也应该承认，文化的层级化也是自然存在的现象。或者说，雅与俗的分层分类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直存在并会继续存在下去的。社会要做的努力，是将雅与俗的流动通道打通，而不是人为地隔绝他们。沉浸于世俗化的，甚至有些浅陋现象存在的俗文化氛围中，是对生活压力的纾解行为，但在这样的状态中，还能够保持对更精致、更艺术化、更具有文化超越意义的雅文化的景仰之心，也就是文化的完好状态了。而雅文化必须秉持清晰明确的责任意识，对社会生活本身的意义抱有更多的尊重而非鄙视，对普通大众的文化旨趣更要学会汲取养分而非自视清高，那雅文化也就有了更好的生存土壤。
所谓的雅，虽来源于俗，但在其完成了脱俗为雅以后，似乎也就形成了与俗的相互对立的关系。曾经在日常生活中创造了文化的人们，又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享受雅的资格。雅俗间有了距离，甚至隔膜，形成了“高”与“低”的分隔。比如，人们在劳动实践中创造了文字，并以文字记录思想、情感和经验，但文字在成熟并实现了体系化后，反而难以为普通大众所方便使用了。我们可以认定，文字产生之初，一定不是少數文人自我玩味的“高雅”之物，而是对生活的真实形成记录和经验总结。但问题是，随着文字的不断丰富和功能提升，它在完成着精致化的过程中，也逐渐离开了生活的原初出发点，形成了精致化后与大众间离的结果。创造了文字的人们，却越来越没有资格享受文字的快乐和便利。以至愈到后来，能够掌握并运用文字的人愈成为少数，他们只能寒窗苦读，去努力掌握愈益诘屈聱牙的古文，费尽心力地“读解”同样用“雅”文传递的圣贤思想，然后再以同样艰深的文字去解读，以示自己有资格进入到有能力、有资格掌握文字的社会精英层次，也就当然地成为掌控大众命运的社会精英，这大约就是“雅”的变态后果。
我们不妨读上两三句当年科举考试中的所谓“代圣人立说”的“雅”文，以期读懂那些以为掌握了这样的文字，就自然可以成为“人上人”的精神品位。且见此文：“则尝试拟而求之，意必诗书之内有其人焉。爰是流连以志之，然吾学之谓何。而此诣竟遥遥终古，则长自负矣。窃念自穷理观化以来，屡以身涉用舍之交，而充然有余以自处者，此际亦差堪慰耳。”（出自清代康熙癸丑一甲一名进士韩菼之殿试文出自《论语》子谓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韩菼，字元少，别字慕庐，长洲人，授修撰，官至礼部尚书）文字之精雅，内涵之深奥，堪称一奇，但于大众之日常，似乎也绝无关联了。作为代圣人立说，成败另说，但雅与俗的对立，似已成必然。
后来在20世纪中国文化人的另一番努力中，就是要还原文化与普通人的关系，这就是新文化运动，尤其是新文化运动前后时期的活跃人物，如黄遵宪、裘廷梁、陈荣衮、王照、梁启超、胡适等人所倡导的说白话，写白话文的意图所在。当年胡适明确提出：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做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烂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胡适《文学改良刍议》）打出了文化新生的关键一面旗帜。其实黄遵宪更早些时候就已提倡过“我手写我口”；裘廷梁也在力倡“白话为维新之本”；陈荣衮明确主张报纸应改用白话文；王照以制定官话字母，只拼“北人俗话”作为实践；梁启超更是最先向桐城派古文挑战，提倡写“新文体”，所用虽为文言，但平易畅达，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也向白话文实践迈出了第一步。这些人的努力，虽不被胡适等人看重，但其初衷却是同样的。白话文运动就是为了还雅为俗，以唤醒大众。以严复在甲午之败特别感喟的需要“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思想目标为准，胡适一群人是在努力寻找合适的工具，以求打破知识精英和庶民大众的精神隔离，进而解决中国文化的前途命运问题。实为一次以雅而俗的努力，客观上为文化的大众化做了奋争。 我们所关注的雅与俗的转换和关系，其实就是要学会运用好人类文化积累的规律。俗的积累，造就了雅，但最终雅还是要完成回归大众，这就是社会文化成长的基本路径，也是检验社会发育程度的标准。社会大众创造了文化，最终在精英化、经典化、精致化过程中被剥离了享受“雅”文化的权利，那么，文化的异化就走上了不归之路。而社会发展的一个核心要求，就是要将经典化了的“雅”文化，再还给社会大众，在这样的循环中，完成人类文明的步步演化。
传播工具的每一次更新和革命，都会给一般意义上的雅与俗的概念带来巨大的变化
雅与俗的认定和转换，和传播工具的演变也有很高的关联性。传播工具的每一次更新和革命，都会给一般意义上的雅与俗的概念带来巨大的变化。戏曲、小说、电影、电视、网络，一次次的工具革命，让人们对高雅、低俗的判断，都在不断地发生很大的改变。从文学的形式变革看，唐诗是唐代的俗，而又是宋代的雅，宋人的词是俗的，配之以各类不同的曲调，宋词在复杂多样婉转的曲调中，在大众化的传播形式中，成为市井间最通俗易懂、最方便传播的文化形式，所谓“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说的就是南宋时，北宋著名词人柳永作品的普及程度。但到了元代，元曲的兴盛，让社会大众更容易接受这一新的艺术形式，由于其杂剧和散曲有着更为多样化的传播形式，因而更易于被市井生活所容纳，还因为元曲直指社会时弊，反抗情绪强烈，主题是反抗政治专权和社会黑暗，深刻地因应了社会情绪，因而迅速流传开来。比较之下，宋词就成为俗文化大环境中的高雅之物了。明清之际，小说兴起，因为能够承载更多的内容，更能实现完整讲述大故事的初衷，更有表述上的完整性，小说逐渐被更多的人接受，并且辅之以说书人的努力，作为文本的这一文学形式也走向了成熟，著名的四大名著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于是，元曲又被时代推向了高雅的层级。
早在1872年，美国人就发现了影像存留的奥秘，美国人斯坦福和科恩二人，为一个马蹄落地的过程记录而打赌，而他们的英国朋友爱德华·麦布里奇决定用24部照相机记录这一过程，后来就奇妙地发现了一个完整过程被记录了下来，这就成了最早的电影。后来电影的发展一发而不可收拾，迅速普及世界，并延续到今天。问题是，当电影普及后，这种传播方式非常有利于被更多人同时享用，于是，戏剧表演和文本形式，又悄悄地成为了“雅”的代表，而电影则担当了俗的使命。更奇妙地是，在电视时代到来后，电影又具有了一定程度的“雅”的含义。俗雅转换和工具变迁之间的关系，就这样一代一代，一层一层地更替演化着。
今天的问题是，传播工具更为多样化，人们的文化目标也被分解得更加多层级化。因此，我们期望以一部分人理解的“雅”去感化大众，并让大众更加自觉和有效地接受“雅”，实现新时代中雅与俗的转化，这种思路有些过于理想化。但不是说在这样的情势下，就没有优秀文化共享的方法了。在多媒体时代，如果先不提内容状况的话，仅从形式上看，现场演出就是高雅的，进博物馆看真实的作品就是高雅的。但我们的时代要求是将这样的高雅推广开去，实现再一次的由雅而大众的俗化过程。由俗向雅，是文化演化的必然，而由雅及俗，又是文化的使命。在文化积累的过程中，人们一定会有一种自觉的意识，去推动文化的总结、提升，完成经典化的升华。但是，如果文化经典化后，反而脱离了社会实践和大众需求，自我隔离于尘世，那也就失去了文化提升的意义。
警惕雅文化包装下的“真俗”
我们应该警惕的是，所谓雅文化从包装上也许可以保持着鲜明的“识别性高雅”，比如某些玩味于“乾隆风流故事”的高雅剧，无论其故事设置的精致，还是布景美工的静雅，抑或演员群体的精神投入与把握精准，都呈现了类似的历史演义中难得的超越性景致。但如果我们再细作深究，却又能从中识别出还隐藏不够深的“真俗”，那种更高妙地迎合所谓大众口味的媚俗。这样的电视剧的问题，其实是作品基本放弃了对历史走势的把握定位。因为谁都知道，所谓乾隆盛世，可以相比照的对应物，不正是欧洲在完成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蓬勃兴起的时代吗？如果让人们沉醉于过多的后宫争斗的场景中，而缺失了应有的历史性思考，这不正是对文化的最大不负责任吗？我们不是要求所有观众都必须看一本正經的历史“正剧”，但至少要在那些影响力较大的“大剧”中，应该包含有更好的、更准确的、更有历史意义的文化讯息吧。如果颇具影响力的文艺作品，都是以貌似“雅”的形式，这实际是在媚俗，而让人一步步地丧失基本的文化和历史判断力，其实才是最危险的“阵地丢失”呢！
这样再谈雅与俗的关系，或者更直接地讨论如何以“雅”去影响“俗”，并改造“俗”的问题，就不可以简单地就事论事了。我们说雅，也许可以借用一般人们理解的雅，那就不外乎中国的文人画、茶道、香道、昆曲等，或者是外国的交响乐、歌剧、美术馆等。以普遍感受讨论，大约也是距离遥远，或者负担不起昂贵的消费，或者完全就是陌生，没兴趣，没感觉。
前面我们谈到了雅俗层级是存在的客观事实，也会长久存在下去，但不意味着雅与俗就必然永远有着截然分明的界限。以“雅”脱“俗”的过程，越是自然而然地完成，效果就越好。越是非要把“雅”搞的很“雅”，效果离预期可能就越远。雅俗分野，既是社会文化的真实生态现象，也是应该充满活力的生命交互状态。这样的文化状态，就更加健康，也会有更好的社会效应。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文史教研部教授）
【参考文献】
①胡适：《胡适精选集》，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1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