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2009年冬季的一天,该吃中午饭了,忙得一塌糊涂的同事才想到,天天准时做饭的钟点工潘姐没来上班,事先又没有准备,一时间大家都蒙了,饿得肚子咕咕叫的便有了怨言:“不来也不打个电话!”
　　 大家开始找潘姐的联系电话,可是谁也找不到,因为她来上班半年,从未迟到缺勤,除了中午买菜做饭和清扫办公室卫生,平时也没什么事。很多时候公司的同事几乎没有人记起她这个人。
　　 这顿饭延迟到下午二点,大家才叫来盒饭。饭桌上便讲开了潘姐。
　　 “跳糟了吧,这样的人就是不懂规矩,应该事先打招呼么!”
　　 “看她平时不吭声,还挺阴的!”
　　 ……
　　 “潘姐挺好的,一餐饭没有做,你们就损人家,不好吧!”
　　 “肯定家里出了事,昨天她也没有要走的意思!”
　　 “她的衣服还挂在柜子里,怎么会走呢!”
　　笫二天、笫三天,潘姐依然没有来上班,也没有电话联系。于是让办公室小娟找中介公司,因为潘姐是中介公司介绍来的。
　　 半年前,连续试用了三个钟点工,因为做的菜口味不合,大家都不赞成。其中一个是北京本地人,家就住在雅园公寓附近,有文化,喜欢说话。听说公司南方人多,她还特地试做了一道水煮肉,结果不南不北的,大家不叫好。
　　潘姐三十五、六岁,重庆万县乡下的。中等个子,瓜子脸,瘦高的身材。皮肤挺白,但脸上过早的爬上了皱纹。不留心间以为四十以上的人。
　　几年前做中央电视台的《城市之间》节目,我去过万县,那是个穷山恶水的地方,是个所谓“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的大山区。
　　重庆人做川菜,她笫一餐饭就赢得了全体员工的赞赏,于是就录用了她为公司的钟点工。
　　公司要求潘姐早上八点半上班,中午做完饭随时可走,月薪六百元,后来大家一致赞成改为七百元。公司有上下两层办公区,近二十人的工作区需要清洁。利索的潘姐从来都会在八点就到班,待员工九点上班前,卫生已搞得干干净净。
　　有一天,海归H生在厨房把碗用力朵在桌子上,声色俱厉地瞪着眼大声斥责;“谁想害我!”
　　潘姐战战兢兢地,手直哆嗦。
　　我赶紧过去,问H生为何发火?
　　“谁不知道,我不能吃猪肉?故意害人呀!”
　　原来潘姐不小心犯了宗教大忌,H生是回民。大家都知道回民的信仰之虔诚,可是乡下来的潘姐如何知道?她更不知道世界上为信仰问题打了大仗死了人!
　　 按道理,H生不必大发雷霆,都是同事一场,说明一下不就成了么,何况人家潘姐是个那么小心翼翼的人。
　　 我赶紧让再单独做个菜,潘姐也围上围裙,从冰箱拿出块牛肉,动手再做。可H生早已拂袖而去。
　　因为这个事,潘姐在公司里更加小心了。
　　那天,潘姐平静地跟我讲起了她的老家和来到北京打工的事;
　　她是十年前随丈夫来京打工的,开始在东单的新东安商场做清洁工,月薪八百元。虽然也还轻松,但收入不足,难以供孩子上学。就辞掉了,到中介公司登记做钟点工。她在靠近通州的地方租住一个简陋的小平房,丈夫帮别人做家装,每月有一千多元收入,但也不稳定。因此她要出来做三份钟点工,弥补不足。
　　北京的冬天几个月,凌晨干冷干冷的,气温在零度以下还刮着风,她要骑自行车赶到建国门的公司来上班。当许多朋友抱怨公交车地铁难挤时,她却在凛冽寒风中骑十几里的车。
　　 在公司忙完一上午,下班后,就赶紧骑车到两对白领夫妇家买菜、做饭、搞卫生。这样以来,她每月也能挣一千多元,夫妇俩加起来有三千元月入。
　　“比在乡下强多了!”潘姐说起来一脸的满足。
　　“孩子在县重点中学念书,一年要一万多元,没办法,靠他多读点书,以后不要象我们这么辛苦。”
　　“孩子读书还行,估计能考上大学,就是好显摆,暑假来北京,鞋子衣服要名牌的,几百元一套。”
　　说起孩子,潘姐一脸的幸福和自豪。
　　“再打几年工,等孩子大学毕业了,就回乡下去。前年用几年打工的积蓄,在老家盖好了房,还是要回去,北京不是我们的家!”
　　潘姐是这样讲述自已的人生理想。
　　笫四天的早上八点,当公司正犯愁该不该再请一个钟点工的时候,潘姐带着一脸的病容到公司来了,告诉我们那天煤灶没封好,两夫妇煤气中毒,被老乡偶然发现,送到医院才抢救过来。
　　“没住院,差点见不到各位了!”
　　 说完,她又匆匆地忙她的活去了,大家都松了一口气。中饭的时候,几个女孩抢着往潘姐碗里夹菜。
　　2010年初,因为与电视台的合约没签下来,公司决定裁员。潘姐也在裁撤之列,不是她工作不好,而是这个岗位要撤。为了节省费用,留下来的员工改吃盒饭了。
　　裁员谈话是最干尬的事,几个女孩还哭了。轮到潘姐了,她说;没事,“再用人时给我打电话!”打那次煤气中毒后,她咬牙买了个二手小灵通。
　　然后是被裁的员工等着补发工资,因为未及时,有几个还跟领导吵起来,还有的说要告到劳动局。
　　而潘姐始终没有来要过,也没有用电话催。后来办公室通知她来取,她只是说不着急。
　　两个月后,她才趁顺路,来取回补发工资。
　　问她找到新工作没有,她说找好了,离建国门不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