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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抗日战争期间，众多爱国作家把自己在战争中的情感体验融入作品当中，在激发大众斗争意识、反对文化统治、宣传抗日救国、鼓舞民众奋勇抗敌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在塑造日本兵形象过程中，爱国作家们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深入日本兵内心深处，成功地塑造了许多人性复苏与反省的“特殊日本兵”形象，对于当代社会生活有着极为深刻的启示，能够教育人们理性看待中日关系，在艺术创作中摆脱脸谱化的思维、准确塑造日本兵形象，铭记屈辱历史，真正做到“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关键词：抗日战争；抗战文学；日本兵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24-0100-02
“一般的文艺作品写到敌人的士兵时，不是写成了怕死的弱虫，就是喝血的猛兽。这于宣传上可收一时煽动刺激之效，然而宣传应该是教育，把敌人估计得太高或太低，都不是教育民众的正轨。”[1]521众所周知，作为战争受害者，日本兵是受了军部法西斯的欺骗才来中国作战成了法西斯分子侵略中国的工具，他们在战场上丧失人性的行为是军国主义毒害的结果。在战争中并非所有日本兵都是惨无人道和毫无人性的，因此对于日本兵不应抱着绝对的态度，他们中也有良心发现者，经过教育、感化能够恢复人性，甚至可以走到反战立场上来的。在抗战时期的救亡文学作品中，当时的作家能客观理性地看待日本兵，看到他们中人性复苏的潜能，塑造了一个个具有个性特征的“特殊日本兵”形象，体现了人道主义的美好祈愿。
一、“特殊日本兵”形象评析
（一）战争受害者
“在两国交战的状态下，作家从什么角度，站在什么立场上表现战争，如何表现敌国士兵的形象，不仅仅是作家的文学观问题，更是一个民族问题、政治问题。” [2]如果说抗战之前的文学作品中的日本兵形象至少还保留了人的形状的话，那么抗战时期的日本兵形象则更多地向鬼靠拢了。在“兽”化与“鬼”化日本军人形象的文学传统中，夏衍在《离离草》中塑造的六平俊吉形象则显得与众不同，他不是杀人如麻的日本鬼子形象，相反他与广大的中国人民一样也是战争的受害者。六平俊吉本性善良，正如他自己所言：“我不是一个坏人。”[3]45甚至韩国移民崔承富也认为他是个挺善良的人。然而战争却将这样一个善良的人赶上战场。他痛恨杀戮，经常自责，当他被指责“日本人只懂得杀人”的时候，他感到异常痛苦，他“茫然站着，提起颤抖着的手来……逃一般地奔到门口，一手撑在门框上，哭泣一般的声音……啜泣，自暴自弃地把头在门框上撞了两下” [3]46。他不愿意去伤害别人，期望获得别人的好感，甚至还愿意去做点对他人“有好处的事情”，然而战争使“人都发了疯，每个人的眼睛都带着敌意” [3]47。当遇见跟自己的前女友长得一模一样的苏嘉时，六平俊吉激动不已，他希望能够获得苏嘉的友善，哪怕一丝也好，然而苏嘉脸上对日本人无比厌恶的神情以及眼中无可凋和的敌意使他感到“一种极度的沮丧、惨淡、凄凉。死一般的沉默” [3]46。尽管如此，六平俊吉还是尽力去保护苏嘉，在得知苏嘉即将被处以死刑时，他主动提出希望在最后能做一点对她有好处的事情，然而苏嘉一记冷酷的耳光彻底粉碎了六平俊吉的期望，他彻底地绝望了。六平俊吉这一“特殊日本兵”形象，让我们看到了“鬼子”具有人性的一面。
（二）人性的挣扎与复苏
萧军在《八月的乡村》中塑造了挣扎在道德和淫欲之间的日本兵松原三郎形象。他一方面立志在战场上立功，自己的名字能够刻在“精忠塔”上，一方面时刻思念自己远在日本的女友。但他最终依然步其同伴的后尘，残忍地杀死了李七嫂的孩子，并兽性大发地强奸了李七嫂。尽管最终的结果与其他的日本兵没有什么本质区别，但是我们至少看到了人性的挣扎。茅盾在《林家铺子》中描写了散发传单的东洋飞机，据说“那传单是东洋人骂自己的军阀和资本家，他们东洋小兵也一样是穷人，他们要反抗他们的军阀。并且从另一个伙伴那里，阿祥又知道上海北四川路的东洋兵有二百多人不肯和中国兵打，还宣传他们这主张，被兵官知道了，就杀了一半，押回东洋去一半”[4]。相信传言的阿祥随即产生了“东洋小兵也一样是穷人”也同样受到军阀的压迫的念头[5]。孙钿在《污暴的行进——十二月三日在上海》中也描写到了被驱赶到战场上的士兵：“一辆装满了日本兵的卡车掠过了我们的眼睛，接着，马蹄声近了，那些短身子的兵士也出现了，吹着啼啼达达的行军号，每个兵士都一点也没有精神，他们完全像拙劣的工人手中制造出来的木偶，我望着他们每一张罩满着忧愁与苦痛的脸孔，我心里不禁为他们而难过极了。我似乎瞧见了他们哭红了眼珠急坏了心脏的母亲、妻女……”[6]《日本鬼子来了》中的日本兵三良，对阿庆嫂充满了眷念，对家庭生活充满了渴望，只因他在日本也曾拥有一个温柔的妻子，一个温暖的家庭。《最后一幅肖像》中的日本宪兵队少佐平三郎虽杀人无数，但是由于自己画家的身份，对极具天赋的少女画家米丽格外珍惜。张艺谋导演的《金陵十三钗》中那个对纯洁的音乐充满向往之情的日本少佐，对即将毁灭掉的美好充满惋惜之情。田汉在《最后的胜利》中塑造了一名良心发现的敌兵甲形象。敌兵甲富有正义感，对司令官的侵华借口认识得比较深刻。“他们口口声声为正义而战，仗正义之剑膺惩暴力的支那”，只不过是道貌岸然，打着正义的幌子欺骗民众[1]524。他对日本兵服膺的正义产生了怀疑。“我们千年来受到中国文化的熏陶，可现在我们拿起飞机大炮坦克尽量地蹂躏李白、杜甫的故乡，把他们看成是野蛮民族，你以为这是合于正义吗？” [1]525正是由于良心发现，加之无辜小孩惨死在日军手中，使他心中正义的力量复苏了，陷入了深深的忏悔之中：“我觉得我犯了罪了。不，我们大和民族犯了罪了。” [1]529最后，敌兵甲在释放了革命者宝生后开枪自尽。“冢本君自杀了。他是给正义感压坏了。”[1]529田汉深刻揭示其矛盾的心理和内心深处灵魂的震荡与翻滚。一味屠杀无辜的手无寸铁的人民，违背了人性，他深受良心与道义的谴责与煎熬；违背长官命令，又违背武士道要求的对国家、民族的绝对忠诚。敌兵甲的举动看似出人意料，实则在情理之中。忠诚、战争与人性，在这两难困境中他只有以死向那些死在自己枪口下的灵魂谢罪。这些“特殊日本兵”形象表现出了同样作为战争受害者的日本兵，在战争中人性的挣扎、被压迫的痛苦以及对亲人的牵挂，这些形象让日本兵不再是同一个面孔、同一个腔调、同一个模式，而更加丰富、更加真实。 二、塑造“特殊日本兵”形象的当代启示
文学作品在塑造日本兵形象时，一方面会受到中国民众集体心理的影响，另一方面，也会反作用于中国民众的集体心理。在当前的影视作品创作中，日本兵形象发生了很大改变，不是更多地深入到人性的内部，深人到具体的个体的塑造，而是一味地嘲讽或一味地丑化或者群体的漫画式地描摹，没有看到日本兵被蒙蔽、被操纵的可悲命运。特别是近年来出现的影视作品中，日本兵的形象日趋脸谱化：日本兵被塑造成了面目丑陋且身材矮小、扛着奇长无比的三八式步枪一出场就烧杀掳掠、只有“呦西”和“嗨”等简单台词的形象。虽然在创作过程中大量运用了夸张和戏谑的手法，但是这种日本兵形象脱离了历史的客观真实和艺术作品叙事的逻辑性，只能让影视作品成为一个闹剧而缺失了真正的文学精神。在近年来出现的抗战题材影视作品中，日本兵的形象已经完全像“鬼”靠拢，抗战题材影视作品中“日本军人形象大体经历了这样的变化过程，从残暴的人类形象到变为非人类形象，非人类形象又经历了这样的变化：从战争机器到兽类，从兽类变为魔鬼，最后形成形象学的套话—日本鬼子。”[7]随着时代的进步，在抗战题材文学创作过程中，要摆脱长期以来“鬼子—英雄”“好—坏”的二元对立模式，在日本兵形象的塑造中要摆脱“鬼子”的套话，以崭新的视角来审视抗日战争中的敌国士兵。
抗日战争的硝烟已经散去70年了，抗战文学中的“特殊日本兵”形象让我们铭记那段屈辱的历史，同时也引起我们的思考：“中日两国友好则互利，交恶则两伤。”[8]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对日本的思考也越来越理性化、深度化。现今，应该怎样塑造日本兵形象，应该怎样对待中日关系，都是值得我们去深思的。
参考文献：
[1]田汉.田汉文集：第十六卷 [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6.
[2]潘国玲，仲晨星.“前线一代”的缩影：《最后的炮轰》中诺维科夫形象评析[J].齐齐哈尔工程学院学报，2014（1）.
[3]夏衍.离离草[M].上海：开明书店，1949.
[4]李欧梵.现代性追求[M].上海：三联书店，2000：47.
[5]孟华.比较文学形象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186.
[6]孟华.形象研究要注意总体性与综合性[J].中国比较文学，2000（4）.
[7]张志彪.中国文学中的日本形象研究[D]. 兰州：兰州大学，2005.
[8]刘春波，仲晨星.陈独秀伦理学思想评析[J].世纪桥，2011（7）.
关键词：抗日战争；抗战文学；日本兵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24-0100-02
“一般的文艺作品写到敌人的士兵时，不是写成了怕死的弱虫，就是喝血的猛兽。这于宣传上可收一时煽动刺激之效，然而宣传应该是教育，把敌人估计得太高或太低，都不是教育民众的正轨。”[1]521众所周知，作为战争受害者，日本兵是受了军部法西斯的欺骗才来中国作战成了法西斯分子侵略中国的工具，他们在战场上丧失人性的行为是军国主义毒害的结果。在战争中并非所有日本兵都是惨无人道和毫无人性的，因此对于日本兵不应抱着绝对的态度，他们中也有良心发现者，经过教育、感化能够恢复人性，甚至可以走到反战立场上来的。在抗战时期的救亡文学作品中，当时的作家能客观理性地看待日本兵，看到他们中人性复苏的潜能，塑造了一个个具有个性特征的“特殊日本兵”形象，体现了人道主义的美好祈愿。
一、“特殊日本兵”形象评析
（一）战争受害者
“在两国交战的状态下，作家从什么角度，站在什么立场上表现战争，如何表现敌国士兵的形象，不仅仅是作家的文学观问题，更是一个民族问题、政治问题。” [2]如果说抗战之前的文学作品中的日本兵形象至少还保留了人的形状的话，那么抗战时期的日本兵形象则更多地向鬼靠拢了。在“兽”化与“鬼”化日本军人形象的文学传统中，夏衍在《离离草》中塑造的六平俊吉形象则显得与众不同，他不是杀人如麻的日本鬼子形象，相反他与广大的中国人民一样也是战争的受害者。六平俊吉本性善良，正如他自己所言：“我不是一个坏人。”[3]45甚至韩国移民崔承富也认为他是个挺善良的人。然而战争却将这样一个善良的人赶上战场。他痛恨杀戮，经常自责，当他被指责“日本人只懂得杀人”的时候，他感到异常痛苦，他“茫然站着，提起颤抖着的手来……逃一般地奔到门口，一手撑在门框上，哭泣一般的声音……啜泣，自暴自弃地把头在门框上撞了两下” [3]46。他不愿意去伤害别人，期望获得别人的好感，甚至还愿意去做点对他人“有好处的事情”，然而战争使“人都发了疯，每个人的眼睛都带着敌意” [3]47。当遇见跟自己的前女友长得一模一样的苏嘉时，六平俊吉激动不已，他希望能够获得苏嘉的友善，哪怕一丝也好，然而苏嘉脸上对日本人无比厌恶的神情以及眼中无可凋和的敌意使他感到“一种极度的沮丧、惨淡、凄凉。死一般的沉默” [3]46。尽管如此，六平俊吉还是尽力去保护苏嘉，在得知苏嘉即将被处以死刑时，他主动提出希望在最后能做一点对她有好处的事情，然而苏嘉一记冷酷的耳光彻底粉碎了六平俊吉的期望，他彻底地绝望了。六平俊吉这一“特殊日本兵”形象，让我们看到了“鬼子”具有人性的一面。
（二）人性的挣扎与复苏
萧军在《八月的乡村》中塑造了挣扎在道德和淫欲之间的日本兵松原三郎形象。他一方面立志在战场上立功，自己的名字能够刻在“精忠塔”上，一方面时刻思念自己远在日本的女友。但他最终依然步其同伴的后尘，残忍地杀死了李七嫂的孩子，并兽性大发地强奸了李七嫂。尽管最终的结果与其他的日本兵没有什么本质区别，但是我们至少看到了人性的挣扎。茅盾在《林家铺子》中描写了散发传单的东洋飞机，据说“那传单是东洋人骂自己的军阀和资本家，他们东洋小兵也一样是穷人，他们要反抗他们的军阀。并且从另一个伙伴那里，阿祥又知道上海北四川路的东洋兵有二百多人不肯和中国兵打，还宣传他们这主张，被兵官知道了，就杀了一半，押回东洋去一半”[4]。相信传言的阿祥随即产生了“东洋小兵也一样是穷人”也同样受到军阀的压迫的念头[5]。孙钿在《污暴的行进——十二月三日在上海》中也描写到了被驱赶到战场上的士兵：“一辆装满了日本兵的卡车掠过了我们的眼睛，接着，马蹄声近了，那些短身子的兵士也出现了，吹着啼啼达达的行军号，每个兵士都一点也没有精神，他们完全像拙劣的工人手中制造出来的木偶，我望着他们每一张罩满着忧愁与苦痛的脸孔，我心里不禁为他们而难过极了。我似乎瞧见了他们哭红了眼珠急坏了心脏的母亲、妻女……”[6]《日本鬼子来了》中的日本兵三良，对阿庆嫂充满了眷念，对家庭生活充满了渴望，只因他在日本也曾拥有一个温柔的妻子，一个温暖的家庭。《最后一幅肖像》中的日本宪兵队少佐平三郎虽杀人无数，但是由于自己画家的身份，对极具天赋的少女画家米丽格外珍惜。张艺谋导演的《金陵十三钗》中那个对纯洁的音乐充满向往之情的日本少佐，对即将毁灭掉的美好充满惋惜之情。田汉在《最后的胜利》中塑造了一名良心发现的敌兵甲形象。敌兵甲富有正义感，对司令官的侵华借口认识得比较深刻。“他们口口声声为正义而战，仗正义之剑膺惩暴力的支那”，只不过是道貌岸然，打着正义的幌子欺骗民众[1]524。他对日本兵服膺的正义产生了怀疑。“我们千年来受到中国文化的熏陶，可现在我们拿起飞机大炮坦克尽量地蹂躏李白、杜甫的故乡，把他们看成是野蛮民族，你以为这是合于正义吗？” [1]525正是由于良心发现，加之无辜小孩惨死在日军手中，使他心中正义的力量复苏了，陷入了深深的忏悔之中：“我觉得我犯了罪了。不，我们大和民族犯了罪了。” [1]529最后，敌兵甲在释放了革命者宝生后开枪自尽。“冢本君自杀了。他是给正义感压坏了。”[1]529田汉深刻揭示其矛盾的心理和内心深处灵魂的震荡与翻滚。一味屠杀无辜的手无寸铁的人民，违背了人性，他深受良心与道义的谴责与煎熬；违背长官命令，又违背武士道要求的对国家、民族的绝对忠诚。敌兵甲的举动看似出人意料，实则在情理之中。忠诚、战争与人性，在这两难困境中他只有以死向那些死在自己枪口下的灵魂谢罪。这些“特殊日本兵”形象表现出了同样作为战争受害者的日本兵，在战争中人性的挣扎、被压迫的痛苦以及对亲人的牵挂，这些形象让日本兵不再是同一个面孔、同一个腔调、同一个模式，而更加丰富、更加真实。 二、塑造“特殊日本兵”形象的当代启示
文学作品在塑造日本兵形象时，一方面会受到中国民众集体心理的影响，另一方面，也会反作用于中国民众的集体心理。在当前的影视作品创作中，日本兵形象发生了很大改变，不是更多地深入到人性的内部，深人到具体的个体的塑造，而是一味地嘲讽或一味地丑化或者群体的漫画式地描摹，没有看到日本兵被蒙蔽、被操纵的可悲命运。特别是近年来出现的影视作品中，日本兵的形象日趋脸谱化：日本兵被塑造成了面目丑陋且身材矮小、扛着奇长无比的三八式步枪一出场就烧杀掳掠、只有“呦西”和“嗨”等简单台词的形象。虽然在创作过程中大量运用了夸张和戏谑的手法，但是这种日本兵形象脱离了历史的客观真实和艺术作品叙事的逻辑性，只能让影视作品成为一个闹剧而缺失了真正的文学精神。在近年来出现的抗战题材影视作品中，日本兵的形象已经完全像“鬼”靠拢，抗战题材影视作品中“日本军人形象大体经历了这样的变化过程，从残暴的人类形象到变为非人类形象，非人类形象又经历了这样的变化：从战争机器到兽类，从兽类变为魔鬼，最后形成形象学的套话—日本鬼子。”[7]随着时代的进步，在抗战题材文学创作过程中，要摆脱长期以来“鬼子—英雄”“好—坏”的二元对立模式，在日本兵形象的塑造中要摆脱“鬼子”的套话，以崭新的视角来审视抗日战争中的敌国士兵。
抗日战争的硝烟已经散去70年了，抗战文学中的“特殊日本兵”形象让我们铭记那段屈辱的历史，同时也引起我们的思考：“中日两国友好则互利，交恶则两伤。”[8]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对日本的思考也越来越理性化、深度化。现今，应该怎样塑造日本兵形象，应该怎样对待中日关系，都是值得我们去深思的。
参考文献：
[1]田汉.田汉文集：第十六卷 [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6.
[2]潘国玲，仲晨星.“前线一代”的缩影：《最后的炮轰》中诺维科夫形象评析[J].齐齐哈尔工程学院学报，2014（1）.
[3]夏衍.离离草[M].上海：开明书店，1949.
[4]李欧梵.现代性追求[M].上海：三联书店，2000：47.
[5]孟华.比较文学形象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186.
[6]孟华.形象研究要注意总体性与综合性[J].中国比较文学，2000（4）.
[7]张志彪.中国文学中的日本形象研究[D]. 兰州：兰州大学，2005.
[8]刘春波，仲晨星.陈独秀伦理学思想评析[J].世纪桥，20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