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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此次访谈中，阿拉坦宝力格教授针对目前国内生态人类学发展的历程、理论以及未来发展方向做了深入的介绍。阿拉坦宝力格教授指出，随着我国生态文明的建设，和人们对生态问题的关注，生态人类学日益成为颇受关注的学科。生态人类学研究人员可以在跨学科建设、研究视角扩展以及提供建设性意见等方面做出进一步努力。具体到我国草原牧区的研究，无论是研究人员还是政策制定者，都要以认识这个系统的生态特征为前提，从生态系统整体性的视角开展相关工作。生态人类学研究人员有必要对草原生态系统的非平衡特征，水资源是关键资源，游牧对草原生态的适应过程等方面进行深入研究，并起到科普相关知识的作用。
关键词：生态人类学;适应性;文化多样性;现代性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332（2020）06-0105-07
阿拉坦宝力格是内蒙古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是国内最早从事生态人类学研究的学者之一。他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长期在蒙古国、内蒙古的牧区做相关研究。在20多年的研究生涯中，阿拉坦宝力格教授对中国生态人类学的发展，草原牧区的生态系统、游牧文化、牧区社会的传统与变迁都有着系统的了解和深入的研究。
一、生态人类学学科发展
范明明（以下简称范）：中国的生态人类学是上世纪80-90年代才开始发展的，进入二十一世纪逐渐形成规模，出现了较多的研究成果和几个知名的研究团队。您个人是怎么进入生态人类学的研究领域？您怎么看待中国生态人类学的发展？
阿拉坦宝力格（以下简称阿）：很高兴有机会参与这次访谈。我个人对生态人类学的接触是从我的导师那里开始的，我在日本北海道大学读博士，导师煎本孝教授是地道的生态人类学专家。他从事北方狩猎民族研究，他从日本的渔民研究开始，接着对加拿大印第安契帕瓦族（Chipewyan，狩猎民族）进行研究[1]，还对日本北方的阿依努族进行研究[2]（狩猎采集民族）。生态人类学其实对很多狩猎采集民族的研究比较多，因为他们认为在人类进化过程中，狩猎采集是延续时间最长，最主要的生计方式，存在了几百万年，因此研究狩猎采集非常重要。可以知道在世界各地，不同的地理环境中，从北到南、从西到东，人类是怎么扩散分布的。后来老师的研究就扩展到俄罗斯远东地区克里亚克族[3]，这里是一个从狩猎采集到游牧的过渡区域，之后又对西伯利亚和蒙古高原游牧民族进行研究。他的研究很大一部分是关注生态和认识到底有何关联，他的研究强调不要从自然界分离出来看人类的文化，而是将二者结合起来。他最近出版一本书是《内心世界的人类学》[4]，探讨人类是如何在生态与社会的密切关系中诞生并创造出了文化。
我读博士的时候导师就带我去蒙古国西北部的库苏古尔省（1999年和2000年）从事调查，那边保留了比较完整的游牧生活。他对萨满很感兴趣，我就跟着老师走，住在牧民家里，一方面给老师当翻译，另一方面学着老师怎么访谈，怎么观察，怎么在观察中找到人类学的关键点。因为人类学强调的就是参与观察，这个很重要。博士期间也读了些生态人类学的书——斯图尔德的《文化变迁的理论》[5]是那时读的，老师让我读了好几遍，读完一次和他谈一次，有的地方没有谈到，就再读一次再谈一次。后来我才知道，生态人类学基本就是从这里发展出来的。然后读一些日本早期生态人类学的经典——今西锦司[6]、梅棹忠夫[7]等早期的一些著作，也开始看后期的生态人类学书籍——包括对非洲、东南亚、游牧的研究等等。日本当时出版了比较好的两部生态人类学书——大冢柳太郎编《生态人类学》[8]、秋道智弥等合编《生态人类学》 [9]等。日本的生态人类学和医学、生态学有密切的关系，一方面很注重进化的研究，另一方面也很关注当今人类面临的众多与生态有关的问题，如生计、适应、认知、营养、健康、环境、发展等诸多问题。这样，我慢慢就开始对生态人类学有了基础知识。因为我在本科和硕士读的是少数民族语言文学，我的自然科学基础并不好，老师建议我和过去的知识结合起来做人类学的研究。我的博士论文[10]偏向艺术人类学，但主要观点是人类艺术行为（艺术是一种认识和行为的美的表现——其实这里就有生态人类学的观点）和生态环境的关系，人对美的认识、美的欣赏与生存环境有没有关系，有何关系等等。
2003年回国后，来到内蒙古大学工作，当时学校建立了民族学本科专业，我就开始教生态人类学的课程。在国内我开始做牧区社会文化方面的研究，也接触了不少国内的研究。因为牧区是一个特殊的生态区域，草原、家畜、还有牧民。人类为什么在这样的干旱区域里生活，他们是如何在植物资源比较贫瘠的草原上生存下来的，这是我感兴趣的一个问题。我更感兴趣的是适应的过程，人类为适应一个环境，社会产生了如何的反应，应该重视这种反应。
2004年在宁夏大学（银川）参加人类学高级论坛，会议主题是“人类生存与生态环境”，这期间认识尹绍亭老师，之后认识了杨庭硕老师、罗康隆老师、崔延虎老师、曾少聪老师，他们的研究都很有特色，理论探索很深。杨庭硕老师对水资源的研究[11]很有意义，也出了一系列的专著。尹绍亭老师研究刀耕火种[12]，云南大学人类学的队伍也很强大。崔延虎老师研究草原牧区游牧，还有绿洲生态人类学。曾少聪老师是对东南沿海的研究，出了生态人类学的丛书。罗康隆老師现在亲自实践如何保留传统稻米种子，他是一个生态人类学研究者，也是一个生态人类学实践者，做的事情很有意义。我们这边的队伍，就是做北方游牧地区，现在看也算是生态人类学。黑龙江大学阿拉腾教授对游牧文化的生态人类学研究也很有特色[13]。
后来国内也培养了很多年轻学者，陈祥军[14]、荀丽丽[15]、张雯[16]、乌尼尔[17]、罗康智[18]等一批年轻人（我关注的是和我的研究领域有关的一些成果，实际成果更多）。他们的研究拓展了传统的研究领域，更多的关注现实问题，很有意思。我们学院的一名年轻老师叫武宁，他以阿拉善牧民养殖骆驼为案例，研究人类和动物的关系[19]，这个研究很有意思。两年前中国民族学学会生态民族学分委会成立，在内蒙古师范大学（呼和浩特）开生态民族学学会成立大会，说明我们的队伍还是很大的。现在国内出版了不少生态人类学专著，云南大学、吉首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都出版了生态人类学丛书。 我很看好中国生态人类学发展，因为我国有广阔的土地，东南西北都有丰富的生态资源，有丰富的生態人类学研究资源，有56个民族构成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其生态多样、文化多样很丰富。我们可以利用这丰富多样的资源，探究人类社会当今和未来的可持续发展规律。尤其是胡焕庸线的东西两侧，生态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都非常值得研究。目前，我们的研究缺乏一些生态系统的整体视角的研究，比如从斯图尔德到拉帕波特《献给祖先的猪》[20]，我们还是缺少像这样经典的生态人类学专著。
范：目前，我们想生态人类学面临着更多的新问题和挑战，因为与以往不同，“生态”已经成为热门词汇，作为一门与现实问题紧密联系的学科，面对着国家不断出现的新议题，比如生态文明、“两山论”、一带一路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生态人类学目前在国内发展的困境是什么，未来学科建设与发展应该注意哪些方面？
阿：生态的重要性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突显出来，无论在日本还是在其他发达国家，他们的学科发展也有这样一个特点。他们（日本等发达国家）是20世纪60年代开始反思这样的工业发展会给人类带来怎样的后果，尤其从70年代开始，1972年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2002年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召开的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之后，都在强调发展的可持续性，考虑当下的发展怎样能够不影响下一代人的发展，必须考虑保护的问题。人们其实开始认识到物质基础的可持续性的问题，保障了可持续性才能够有社会的发展，因此生态是基础。我们国家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在认识到发展怎样保证可持续性、保护自然环境基础等。
国内的生态人类学兴起和这个背景有关，这个学科不是为了批评和否定，而是为了能够保障可持续性，更多关注这个问题，就是习总书记讲的金山银山的观点。生态人类学的学科建设应该怎么做？困境在于跨学科合作，如何把认识和数据结合起来看生态问题。我们国内目前还是偏文科的多，生态人类学应该更多考虑跨学科，地理学、生物学、生态学的人一起探讨该怎么做，不能总批评。未来学科建设可能就是如何抓住新文科建设——建设一个新的跨学科领域——人类学同地理学、生物学、医学、经济学合作——建立新民族学学科。比如说现在的新冠疫情，和营养有没有关系？生物学和医学的研究人员发挥更多作用。日本的人类学研究中有很多营养学方面的研究，关注蛋白质、维生素等人体所需营养要素和环境的关系，我们的队伍中能不能出现既懂环境，又懂医学、地理、社会、文化等知识的人呢？这样我们的研究才能够更有深度。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科普的问题，比如我们田野上会碰到一些人说自己在做生态建设，会告诉我们种了多少树、草、花，但是这并不是生态建设，或者说只是做了一些生态相关的事情。那么真正的生态是什么，需要系统性的把握，从有机物到无机物，从水资源到植物、动物到人，整个系统的关系是什么？我们人类的位置又在哪里？怎么才能保证系统的安全？才能保证可持续发展？这才是科普，而不是单纯在实验室里得到结论，而且要让更多的人了解这种生态系统的概念。
范：国际上生态人类学的理论层出不穷，您认为哪些理论对中国生态人类学今后的发展有较大的借鉴意义和指导作用？
阿：从斯图尔德的理论开始，后来很多人发展他的理论，对我们有什么借鉴呢？在谈到我们国家面临的实际情况如何借鉴国外理论的时候，我发现很多年轻人在读《枪炮、病菌与钢铁》[21]、《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22]，讲的就是对多样性和差异性的认识，尤其是遇到灾害和疫情的时候，保护多样性就意味着保留更多的选择性。刚才提到罗康隆的研究很有意思，保护水稻的多品种，真是自己参与到了观察之中。今天世界文化的形成，每个地方都有贡献，很多文化、地方性知识并不是随意想到的，有地理环境因素、生态因素、历史因素，要充分理解各种文化和文明对今日世界文明的贡献。
生态人类学很大的关注点在适应性，适应的过程很重要，人类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应对外界的变化。我在做牧区研究的时候，就很难停留在“牧区就现在这样挺好”这种想法，环境在变、社会在变，人类该采取怎样积极的态度，怎么应对挑战。因此中国的生态人类学就面临应对变化的问题，比如在提倡食品安全的背景下，应该怎样去保存、加工一些传统的食品。欧洲一个团队在蒙古国研究当地牧民的奶食品加工、保存、饮食体系后发现，牧民很适应奶制品，蒙古包里面就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微生物生态系统，使原本有很多乳糖不耐症的蒙古人消化奶食品[23]。牧民的奶制品中有很多发酵菌，城市里面根本找不到，超市里面卖的食品失去了很多益于健康的独特的生态系统，这可能就意味着我们的免疫力受到影响。那在一些疾病面前，是不是人类就失去了某些抵抗力。这个研究就证明了一个问题，比如不同地区豆制品和奶制品的发酵，都是传统微生物的培养，怎么看待这些问题，国外的这些研究需要我们去关注，来解决食品安全、疾病等问题。有一个日本的老师写了一本书《人类和奶食品1万年》[24]，奶食品扩散到全世界的时候发生了什么，有什么不一样的加工方法、营养结构，我很震惊，我本身就是生活在牧区，是蒙古族，但是我们却没有关注这些事情，我们应该受到这些（研究的）启发。
二、草原牧区的生态相关研究
范：2000年之后，国家层面对于草原地区的生态问题十分关注，尤其是内蒙古的特殊地理位置，使之成为各项生态政策推进的试验区域。从80年代开始的草原承包到户，到2000年初的退牧还草，再到2011年的草原生态奖补政策，内蒙古一直走在最前面，这些政策确实也极大改变了当地牧区社会系统和生态系统的结构。您一直在内蒙古地区做实际的研究工作，那么您认为从生态人类学的视角，该如何看待这些生态政策的实施，有什么是研究中需要特别注意的吗？
阿：关键在于生态政策的出台和实施是否充分考虑到了当地的生态系统特征。内蒙古草原牧区的大多面积属于内陆干旱生态区，胡焕庸线以西的地区，河流很少，比较干旱，很多地区是沙漠、荒漠草原，像兴安岭那样雨水充足的地区很少。原本就是一个河流不多，植物比较稀疏，承载力并不高的生态区。在这个地区生存并不容易，一过了夏天就很寒冷、少雨。拉铁摩尔的研究就说，游牧是草原边缘上的一种特殊农业，人类能在这个区域生存下来靠的就是牲畜这类偶蹄类动物[25]。为什么游牧呢？并不是浪漫的，而是适应，人需要跟着家畜走，是放牧的一种形式。为此人类为了生存，对资源的利用很彻底——他们把牛粪当燃料，这是能量循环的极端案例，同时也说明资源很贫瘠，这里人类活动其实也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生态系统的限制。就像王晓毅在之前翻译的书中所说，内蒙的草原是一个非平衡系统[26]。我在内蒙古的一些地区做研究，每年都去同一个地方照一个照片，比如在呼伦贝尔我每年去都不一样，2014年7月的时候就是绿绿的感觉，但是2017年7月再去的时候就像冬天一样。因此，草原并不像农田一样基本固定产量，牧草每年的差异很大。我一直在思考我国牧区的一些政策，是否充分考虑了生态的这种特征。比如治理沙尘暴的一些措施、草原的承包制，是否充分考虑了这种非平衡的特征？这些是值得探讨的。 我在呼伦贝尔的田野调查点非常有意思，草场承包之后每户的草场都是长条状的，长度达15公里，宽度就几公里。嘎查有一条河，每家每户都要去河边饮牲畜，没有在河边分到草场的牧民怎么办呢？2017年的时候干旱，我们去了就发现河边的网围栏都没有了，我们就问牧民怎么把围栏拆了，牧民说干旱了就没有办法，不能就我们几户生活吧？就河边有点草，只能是大家有一个合作机制。是不是合起来用草场目前还在尝试过程中，但是我们的研究要考虑这些问题。生态补偿等政策也一样，不能作为一个临时的办法。实际上，草原牧区是人和牲畜、草的关系，人要依靠动物生存，禁牧之后怎么生存呢。这里的草原和五畜并不是随意安排的，它本身有生态原因，草场—家畜—人类（牧民）经过几千年的磨合，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生态系统，相互依赖，缺一不可。尤其人类要在这里实现可持续性，那么首先保障资源的可持续性，草场和家畜都是可持续的资源（包括水资源——利用好了应该是可持续的）。人类要在这里生存必须依赖草场和家畜，草场和家畜是相互依赖的，缺一不可，但家畜的生存不一定依靠人类，家畜是人类为了生存特意放养的动物。我们必须注意到这个生态链的结构，不能盲目改变这个结构。
生态人类学怎么做呢？大家都进城了好吗，也不一定。元上都是元朝的一个古都，怎么就消失了呢？很大程度是因为粮食都是从大都等外地运进来的，元朝末年农民起义，粮食运不进来，就没有了根基。现在牧区的问题要结合这个生态历史，整个系统要考虑进来才可以，生态政策不能单一种树种草，要全盘考虑。我们正在努力改善草原生态，这是值得乐观的地方，但是政策的制定与出台要有人类学者的参与，要有数据、证据支撑。
范：之前国家每年发布草原监测报告，近些年开始对草原的生态状况出现比较乐观积极的形势判断，比如2016年的全国草原监测报告中写到，“全国草原生态环境持续恶化势头得到初步遏制”，您长期在内蒙古工作生活，您是如何看待内蒙古地区的生态变化成因及趋势的？
阿：对于草原的生态状况我是乐观的，这个应该和更大的生态系统联系在一起考虑。比如在今年（2020）两会上来自锡林郭勒盟的代表说草原上矿产不再开采。因为对地下水的影响很大，因此正在控制人类活动，如果可以等到达到不破坏环境的技术再开采的话，生态环境就有希望得到保护。究竟现在的一些植被数据是否能够表示生态好转，现在的争论还很大，比如是否有对照的历史数据、生物多样性怎么衡量等问题，但是好的方面是我们正在努力。
沙尘暴开始的时候，认为是羊养多了，那就禁牧，但是后来有人发现禁牧之后草的长势不好了，还有围栏之后草的长势不好了，定居点的周围沙化了，我们在控制人类行为的时候是不是考虑到了生态特征呢。直观数据变好了，是不是生态就变好了呢，还是需要认识草原生态的这种非平衡特点。比如今年的雨水好，生态就明显好，植物生长呈现繁茂状态，草场、家畜在直观上都呈现好的状态，牧民就特别高兴。但要是明年是旱年的话，风沙还是会起来，这是表面的直观的现象。想要遏制“草原生态环境持续恶化”，那就适当控制人类对环境的破坏，遏制对地下水等关键生态要素的破坏，那样草场就会得到恢复。
范：您的多篇文章强调了草原地区是“干旱半干旱区”，因此水资源应该是一个关键的因素。您认为目前的研究中，对于这一问题的关注度够吗？在牧区进行水资源的研究有哪些比较好的切入点？
阿：水资源很重要，杨庭硕老师写过一本书《人类的根基：生态人类学视野中的水土资源》，但是总体来说，在北方牧区的生态人类学研究中水资源的相关研究还是不足。内蒙古很大面积属于内流区域，雨水不多，地下水很珍贵，地下水的积累需要漫长的积累，如果把它开发出来，地下水枯竭了，这个生态系统可能被彻底破坏。干旱区水资源怎么利用更好，当地人对于水资源是一个什么态度，工业化过程中水资源是不是一个限制因素，这些相关研究不多。在干旱区，水资源和社会文化非常相关，比如说互惠机制，一口井就是一个社会关系，是社会网络的关键点，相互的劳动和交换都有关系，是公共资源的问题。很多传统社会的东西值得挖掘，这对于牧区的持续性有帮助，人们都有一个共同遵循的伦理，对于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要遵循这种伦理，这样就可以达到资源和社会的可持续性。所以，水在内蒙古等干旱地区特别重要。我们曾经在田野工作中遇到巴彦淖尔的一个牧民，他家草场上有一眼井，一个开矿的进来之后，就从他家井里买水。我去南方开会讲了这个故事，很多老师就不理解怎么还用买水，这就是干旱区的特点，水成为形成社会关系网络的重要节点。生态人类学就应该告诉大家这一点，对于生态认識到位与否，直接决定着政策、生态项目等能否有效，生态人类学这方面的研究应该更多一些。在内蒙古不仅家畜和草是资源，更深层次是水资源，把水土保持好植被才会好，植被好了才会有动物，需要对整个系统有理解。生态人类学需要从更加浅显的角度、科普的角度告诉大家这个系统如何循环，本质特征是什么。
三、草原牧区的社会文化相关研究
范：您之前发表了若干篇关于牧区现代化、工业化的文章，也提及了由于牧区的特殊性而在这个方面面临的诸多问题。现在是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时期，您认为草原牧区的乡村振兴与农区有什么样的区别，生态人类学研究者能够在哪些方面提供研究参考？
阿：草原上为什么游牧，因为灾害的时候可以移动，过去牧民没有自己的草场，但是可以在全旗（县）境内移动、甚至跨旗（县）移动。移动是对不确定性的一种适应，比如1977年乌珠穆沁旗大雪灾，牧民就赶着牲畜走。有的时候管理到家了抗灾能力反而减弱，如草场围栏每家每户建好，但是每家也不过那么几百亩草场，灾害的时候还是不能移动。因此，面对全球化的市场、灾害这些外在挑战的时候，牧民有没有内生力，有没有足够的能力来应对，不能按照过去的方式来应对。旱年去牧区的话，觉得牧民非常艰难，传统上遇到旱年饲养牲畜数量多的牧户生存几率就比较大，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按照（草畜平衡）规定饲养，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应对呢？把牧民的内生力问题解决好，为了持续性适应新的环境，才有可能实现乡村振兴。所以在草原上我做了一次调研，一些大的企业进入牧区之后，其实并没有带动牧民的发展，而是带动城镇及周边企业的发展，牧民是否能够进入这个市场呢？我想可以打出牧民自己的有机品牌，利用网络平台销售，价格肯定是会更高一些，以此利用当地的资源保障当地社会的可持续性。发展不一定非要外界援助，就在保护草场和家畜质量的同时，提高自己的生活并进入大的市场。内蒙古牧区的大部分地方，前些年做“村村通”，牧区的道路、网络都建好了，牧民卖出去产品很方便了，不用过于依靠外界资源，主动从大市场获得利益。因此，政府在这方面可以做事情，把基础设施建好，牧民会自动进入大市场，这样既能保留合理的东西，比如微生物、物种等，又能获取收入。牧区不是非要变成城市才能发展，比如居住环境的改造，建好自来水、洗澡间、抽水马桶、取暖照明设备等，居住设备和城市的房子也差不多，也对草原环境没有污染。 人口进城的问题牧区也存在，年轻人出来受教育，剩下一些老人在牧区看着牲畜，整个中国农村都面临这个问题。日本也存在这个问题，牧场和农田老人管，年轻人到大城市工作。但近年来内蒙古地区也有一些回乡的例子，比如前段时间去一个小镇上，遇到两个年轻人，从内蒙古农业大学毕业，经营了奶站，还做一些奶食品，打出有机品牌。大城市的就业压力比较大，回到乡村也是一种出路。去城市的原因是基础设施好，受教育和享受医疗服务，提供了更加便利的生活，如果农村能够提供这些，那么人们回到农村也是可能的，发展总不是只有一条路。我在呼伦贝尔调研的时候，那边的城市人喜欢喝马奶，有一个牧民就在自己家弄了发酵的机器，然后把马奶卖到城里，每年的收入也是很可观的。放羊、畜产品的加工过程中，如何引入现代的科学技术和机器设备，这样才可能提高利润，在家里做产品加工，比如养殖500只羊的牧户可以建立一个小型的冷库。因此，牧区的现代化不一定非要进城，也可以把技术等拿到草场来，卫生条件达到了，包装解决了，完全可以自己销售到市场上。
现代化和城市化不能划等号，城市化是工业化的结果，但工业化并不是单一的人进城的问题，如何在地实现现代化。现在很多牧民，尤其是年轻人都在思考如何产业化的问题，如何保持产品特色，有机产品在市场中占一席之地的问题，这个很重要。政府应该这方面给与扶持，我的意思不是盲目导入外来的现代化。让牧民自发性地改善其产品，主动进入大市场，主动销售畜产品，而不是被动等待。这样现代化的成效会更好。
范：游牧是草原文化传承的载体，但是游牧又经常在主流话语中成为“粗放、落后”的代名词，那么您认为草原文化该如何在现代化的语境中传承与保存？
阿：“粗放、落后”是文化偏见——这种先进与落后的“二元对立”概念，人类学不怎么用，人类学学科理念是要为弱者说话，致力于消除种族之间的偏见。首先搞清楚什么是现代化，现代化的标准是什么？我认为现代化是一些要素的变化，比如机械化，游牧的方式也可以现代化，发达国家新西兰、澳大利亚等现在也有游牧。乡村有乡村的好处，城市享受不到广阔的土地、舒適的环境，乡村也可以现代化，比如收割机、播种机、打草机、搅拌机、发电机的使用，不能说是落后的。用吉登斯的理论理解现代化可能就更复杂了，我们目前讨论的还是表面上的现代化，人们可以从很多方面体现现代化，目前乡村已经吸收了很多现代化的要素。
此外，乡村里面的很多东西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比如生态人类学经常研究的本土生态知识，本土知识对于当地资源的利用、减灾抗灾都有作用，因此应该看到这些优点。牧民有自己的一套生态知识，我们的学者应该向牧民学习，生态学家刘书润教授就这么讲过[27]。此外，生态人类学还可以从营养的角度去看先进和落后的问题，比如乡村人获取蛋白质、微生素等营养要素含量如何，身体好、更健康，难道不是生活好的一种表现吗？还有抗灾能力，比如疫情面前城市人其实很脆弱，但是牧区或者乡村的人可能因为抵抗力比较高、食物中获取的蛋白质含量充足等因素能更好应对疫情，所以是不一样的生态。回看人类文明历史，文明的起源都和一些灾难相关联，每一次人类面对灾难的时候，有一些社会有它自己的应对机制，比如草原牧区就有类似应对机制，需要我们去挖掘，从不一样的价值去理解它。生态人类学的研究就要欣赏这种多样性，以及这种价值。
注 释：
[1] [日]煎本孝：《文化的自然志》，东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
[2] [日]煎本孝：《阿依努的熊祭祀》，雄山阁，2010年。
[3] [日]煎本孝：《驯鹿游牧民、循环哲学：极北俄罗斯·勘察加探险记》，明石书店，2007年。
[4] [日]煎本孝：《内心世界的人类学——探索人类属性的起源》，筑摩书房，2019年。
[5] Julian H. Steward， 1955， Theory of Culture Change： The Methodology of Multilinear evolution.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6] [日]今西锦司：《游牧论及其他》，平凡社，1995年。
[7] [日]梅棹忠夫：《梅棹忠夫著作集（第2卷）》，中央公论社，1990年。
[8] [日]大冢柳太郎编：《生态人类学》，至文堂，1983年。
[9] [日]秋道智弥等编：《生态人类学》，世界思想社，1995年。
[10] 阿拉坦宝力格：《蒙古族审美观的文化人类学研究》，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7年。
[11] 杨庭硕：《人类的根基：生态人类学视野中的水土资源》，云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
[12] 尹绍亭：《森林孕育的农耕文化：云南刀耕火种志》，云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
[13] 阿拉腾：《文化的变迁：一个嘎查的故事》，民族出版社，2006年。
[14] 陈祥军：《阿尔泰山游牧者：生态环境与本土知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
[15] 荀丽丽：《“失序”的自然：一个草原社区的生态、权力与道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
[16] 张雯：《自然的脱嵌：建国以来一个草原牧区的环境与社会变迁》，知识产权出版社，2016年。
[17] 乌尼尔：《与草原共存：哈日干图草原的生态人类学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14年。
[18] 罗康智、罗康龙：《传统文化中的生计策略：以侗族为案例》，民族出版社，2009年。
[19] 武宁：《构建生态文明的本土视域：基于阿拉善牧区人——驼关系的思考》，《青海民族大学学报》，2019年1期。
[20] [美]罗伊·A·拉帕波特：《献给祖先的猪：新吉尼亚人生态中的仪式》，商务印书馆，2016年。
[21] [美]贾来德·戴蒙德：《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年。
[22] [美]埃里克·沃尔夫：《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23] 田晓娜：《DNA和乳制品不兼容的蒙古人，怎么就成了克服乳糖不耐的关键？》，https：//www.huxiu.com/2020年6月17日。
[24] [日]平田昌宏：《人类和奶食品1万年》，岩波书店，2014年。
[25] [美]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
[26] 王晓毅、张倩、荀丽丽编著：《非平衡、共有和地方性——草原管理的新思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
[27] 刘书润：《这里的草原静悄悄：刘书润解说草原生态和文化》，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年。
责任编辑：刘冰清
文字校对：曹英英
关键词：生态人类学;适应性;文化多样性;现代性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332（2020）06-0105-07
阿拉坦宝力格是内蒙古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是国内最早从事生态人类学研究的学者之一。他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长期在蒙古国、内蒙古的牧区做相关研究。在20多年的研究生涯中，阿拉坦宝力格教授对中国生态人类学的发展，草原牧区的生态系统、游牧文化、牧区社会的传统与变迁都有着系统的了解和深入的研究。
一、生态人类学学科发展
范明明（以下简称范）：中国的生态人类学是上世纪80-90年代才开始发展的，进入二十一世纪逐渐形成规模，出现了较多的研究成果和几个知名的研究团队。您个人是怎么进入生态人类学的研究领域？您怎么看待中国生态人类学的发展？
阿拉坦宝力格（以下简称阿）：很高兴有机会参与这次访谈。我个人对生态人类学的接触是从我的导师那里开始的，我在日本北海道大学读博士，导师煎本孝教授是地道的生态人类学专家。他从事北方狩猎民族研究，他从日本的渔民研究开始，接着对加拿大印第安契帕瓦族（Chipewyan，狩猎民族）进行研究[1]，还对日本北方的阿依努族进行研究[2]（狩猎采集民族）。生态人类学其实对很多狩猎采集民族的研究比较多，因为他们认为在人类进化过程中，狩猎采集是延续时间最长，最主要的生计方式，存在了几百万年，因此研究狩猎采集非常重要。可以知道在世界各地，不同的地理环境中，从北到南、从西到东，人类是怎么扩散分布的。后来老师的研究就扩展到俄罗斯远东地区克里亚克族[3]，这里是一个从狩猎采集到游牧的过渡区域，之后又对西伯利亚和蒙古高原游牧民族进行研究。他的研究很大一部分是关注生态和认识到底有何关联，他的研究强调不要从自然界分离出来看人类的文化，而是将二者结合起来。他最近出版一本书是《内心世界的人类学》[4]，探讨人类是如何在生态与社会的密切关系中诞生并创造出了文化。
我读博士的时候导师就带我去蒙古国西北部的库苏古尔省（1999年和2000年）从事调查，那边保留了比较完整的游牧生活。他对萨满很感兴趣，我就跟着老师走，住在牧民家里，一方面给老师当翻译，另一方面学着老师怎么访谈，怎么观察，怎么在观察中找到人类学的关键点。因为人类学强调的就是参与观察，这个很重要。博士期间也读了些生态人类学的书——斯图尔德的《文化变迁的理论》[5]是那时读的，老师让我读了好几遍，读完一次和他谈一次，有的地方没有谈到，就再读一次再谈一次。后来我才知道，生态人类学基本就是从这里发展出来的。然后读一些日本早期生态人类学的经典——今西锦司[6]、梅棹忠夫[7]等早期的一些著作，也开始看后期的生态人类学书籍——包括对非洲、东南亚、游牧的研究等等。日本当时出版了比较好的两部生态人类学书——大冢柳太郎编《生态人类学》[8]、秋道智弥等合编《生态人类学》 [9]等。日本的生态人类学和医学、生态学有密切的关系，一方面很注重进化的研究，另一方面也很关注当今人类面临的众多与生态有关的问题，如生计、适应、认知、营养、健康、环境、发展等诸多问题。这样，我慢慢就开始对生态人类学有了基础知识。因为我在本科和硕士读的是少数民族语言文学，我的自然科学基础并不好，老师建议我和过去的知识结合起来做人类学的研究。我的博士论文[10]偏向艺术人类学，但主要观点是人类艺术行为（艺术是一种认识和行为的美的表现——其实这里就有生态人类学的观点）和生态环境的关系，人对美的认识、美的欣赏与生存环境有没有关系，有何关系等等。
2003年回国后，来到内蒙古大学工作，当时学校建立了民族学本科专业，我就开始教生态人类学的课程。在国内我开始做牧区社会文化方面的研究，也接触了不少国内的研究。因为牧区是一个特殊的生态区域，草原、家畜、还有牧民。人类为什么在这样的干旱区域里生活，他们是如何在植物资源比较贫瘠的草原上生存下来的，这是我感兴趣的一个问题。我更感兴趣的是适应的过程，人类为适应一个环境，社会产生了如何的反应，应该重视这种反应。
2004年在宁夏大学（银川）参加人类学高级论坛，会议主题是“人类生存与生态环境”，这期间认识尹绍亭老师，之后认识了杨庭硕老师、罗康隆老师、崔延虎老师、曾少聪老师，他们的研究都很有特色，理论探索很深。杨庭硕老师对水资源的研究[11]很有意义，也出了一系列的专著。尹绍亭老师研究刀耕火种[12]，云南大学人类学的队伍也很强大。崔延虎老师研究草原牧区游牧，还有绿洲生态人类学。曾少聪老师是对东南沿海的研究，出了生态人类学的丛书。罗康隆老師现在亲自实践如何保留传统稻米种子，他是一个生态人类学研究者，也是一个生态人类学实践者，做的事情很有意义。我们这边的队伍，就是做北方游牧地区，现在看也算是生态人类学。黑龙江大学阿拉腾教授对游牧文化的生态人类学研究也很有特色[13]。
后来国内也培养了很多年轻学者，陈祥军[14]、荀丽丽[15]、张雯[16]、乌尼尔[17]、罗康智[18]等一批年轻人（我关注的是和我的研究领域有关的一些成果，实际成果更多）。他们的研究拓展了传统的研究领域，更多的关注现实问题，很有意思。我们学院的一名年轻老师叫武宁，他以阿拉善牧民养殖骆驼为案例，研究人类和动物的关系[19]，这个研究很有意思。两年前中国民族学学会生态民族学分委会成立，在内蒙古师范大学（呼和浩特）开生态民族学学会成立大会，说明我们的队伍还是很大的。现在国内出版了不少生态人类学专著，云南大学、吉首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都出版了生态人类学丛书。 我很看好中国生态人类学发展，因为我国有广阔的土地，东南西北都有丰富的生态资源，有丰富的生態人类学研究资源，有56个民族构成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其生态多样、文化多样很丰富。我们可以利用这丰富多样的资源，探究人类社会当今和未来的可持续发展规律。尤其是胡焕庸线的东西两侧，生态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都非常值得研究。目前，我们的研究缺乏一些生态系统的整体视角的研究，比如从斯图尔德到拉帕波特《献给祖先的猪》[20]，我们还是缺少像这样经典的生态人类学专著。
范：目前，我们想生态人类学面临着更多的新问题和挑战，因为与以往不同，“生态”已经成为热门词汇，作为一门与现实问题紧密联系的学科，面对着国家不断出现的新议题，比如生态文明、“两山论”、一带一路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生态人类学目前在国内发展的困境是什么，未来学科建设与发展应该注意哪些方面？
阿：生态的重要性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突显出来，无论在日本还是在其他发达国家，他们的学科发展也有这样一个特点。他们（日本等发达国家）是20世纪60年代开始反思这样的工业发展会给人类带来怎样的后果，尤其从70年代开始，1972年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2002年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召开的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之后，都在强调发展的可持续性，考虑当下的发展怎样能够不影响下一代人的发展，必须考虑保护的问题。人们其实开始认识到物质基础的可持续性的问题，保障了可持续性才能够有社会的发展，因此生态是基础。我们国家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在认识到发展怎样保证可持续性、保护自然环境基础等。
国内的生态人类学兴起和这个背景有关，这个学科不是为了批评和否定，而是为了能够保障可持续性，更多关注这个问题，就是习总书记讲的金山银山的观点。生态人类学的学科建设应该怎么做？困境在于跨学科合作，如何把认识和数据结合起来看生态问题。我们国内目前还是偏文科的多，生态人类学应该更多考虑跨学科，地理学、生物学、生态学的人一起探讨该怎么做，不能总批评。未来学科建设可能就是如何抓住新文科建设——建设一个新的跨学科领域——人类学同地理学、生物学、医学、经济学合作——建立新民族学学科。比如说现在的新冠疫情，和营养有没有关系？生物学和医学的研究人员发挥更多作用。日本的人类学研究中有很多营养学方面的研究，关注蛋白质、维生素等人体所需营养要素和环境的关系，我们的队伍中能不能出现既懂环境，又懂医学、地理、社会、文化等知识的人呢？这样我们的研究才能够更有深度。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科普的问题，比如我们田野上会碰到一些人说自己在做生态建设，会告诉我们种了多少树、草、花，但是这并不是生态建设，或者说只是做了一些生态相关的事情。那么真正的生态是什么，需要系统性的把握，从有机物到无机物，从水资源到植物、动物到人，整个系统的关系是什么？我们人类的位置又在哪里？怎么才能保证系统的安全？才能保证可持续发展？这才是科普，而不是单纯在实验室里得到结论，而且要让更多的人了解这种生态系统的概念。
范：国际上生态人类学的理论层出不穷，您认为哪些理论对中国生态人类学今后的发展有较大的借鉴意义和指导作用？
阿：从斯图尔德的理论开始，后来很多人发展他的理论，对我们有什么借鉴呢？在谈到我们国家面临的实际情况如何借鉴国外理论的时候，我发现很多年轻人在读《枪炮、病菌与钢铁》[21]、《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22]，讲的就是对多样性和差异性的认识，尤其是遇到灾害和疫情的时候，保护多样性就意味着保留更多的选择性。刚才提到罗康隆的研究很有意思，保护水稻的多品种，真是自己参与到了观察之中。今天世界文化的形成，每个地方都有贡献，很多文化、地方性知识并不是随意想到的，有地理环境因素、生态因素、历史因素，要充分理解各种文化和文明对今日世界文明的贡献。
生态人类学很大的关注点在适应性，适应的过程很重要，人类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应对外界的变化。我在做牧区研究的时候，就很难停留在“牧区就现在这样挺好”这种想法，环境在变、社会在变，人类该采取怎样积极的态度，怎么应对挑战。因此中国的生态人类学就面临应对变化的问题，比如在提倡食品安全的背景下，应该怎样去保存、加工一些传统的食品。欧洲一个团队在蒙古国研究当地牧民的奶食品加工、保存、饮食体系后发现，牧民很适应奶制品，蒙古包里面就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微生物生态系统，使原本有很多乳糖不耐症的蒙古人消化奶食品[23]。牧民的奶制品中有很多发酵菌，城市里面根本找不到，超市里面卖的食品失去了很多益于健康的独特的生态系统，这可能就意味着我们的免疫力受到影响。那在一些疾病面前，是不是人类就失去了某些抵抗力。这个研究就证明了一个问题，比如不同地区豆制品和奶制品的发酵，都是传统微生物的培养，怎么看待这些问题，国外的这些研究需要我们去关注，来解决食品安全、疾病等问题。有一个日本的老师写了一本书《人类和奶食品1万年》[24]，奶食品扩散到全世界的时候发生了什么，有什么不一样的加工方法、营养结构，我很震惊，我本身就是生活在牧区，是蒙古族，但是我们却没有关注这些事情，我们应该受到这些（研究的）启发。
二、草原牧区的生态相关研究
范：2000年之后，国家层面对于草原地区的生态问题十分关注，尤其是内蒙古的特殊地理位置，使之成为各项生态政策推进的试验区域。从80年代开始的草原承包到户，到2000年初的退牧还草，再到2011年的草原生态奖补政策，内蒙古一直走在最前面，这些政策确实也极大改变了当地牧区社会系统和生态系统的结构。您一直在内蒙古地区做实际的研究工作，那么您认为从生态人类学的视角，该如何看待这些生态政策的实施，有什么是研究中需要特别注意的吗？
阿：关键在于生态政策的出台和实施是否充分考虑到了当地的生态系统特征。内蒙古草原牧区的大多面积属于内陆干旱生态区，胡焕庸线以西的地区，河流很少，比较干旱，很多地区是沙漠、荒漠草原，像兴安岭那样雨水充足的地区很少。原本就是一个河流不多，植物比较稀疏，承载力并不高的生态区。在这个地区生存并不容易，一过了夏天就很寒冷、少雨。拉铁摩尔的研究就说，游牧是草原边缘上的一种特殊农业，人类能在这个区域生存下来靠的就是牲畜这类偶蹄类动物[25]。为什么游牧呢？并不是浪漫的，而是适应，人需要跟着家畜走，是放牧的一种形式。为此人类为了生存，对资源的利用很彻底——他们把牛粪当燃料，这是能量循环的极端案例，同时也说明资源很贫瘠，这里人类活动其实也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生态系统的限制。就像王晓毅在之前翻译的书中所说，内蒙的草原是一个非平衡系统[26]。我在内蒙古的一些地区做研究，每年都去同一个地方照一个照片，比如在呼伦贝尔我每年去都不一样，2014年7月的时候就是绿绿的感觉，但是2017年7月再去的时候就像冬天一样。因此，草原并不像农田一样基本固定产量，牧草每年的差异很大。我一直在思考我国牧区的一些政策，是否充分考虑了生态的这种特征。比如治理沙尘暴的一些措施、草原的承包制，是否充分考虑了这种非平衡的特征？这些是值得探讨的。 我在呼伦贝尔的田野调查点非常有意思，草场承包之后每户的草场都是长条状的，长度达15公里，宽度就几公里。嘎查有一条河，每家每户都要去河边饮牲畜，没有在河边分到草场的牧民怎么办呢？2017年的时候干旱，我们去了就发现河边的网围栏都没有了，我们就问牧民怎么把围栏拆了，牧民说干旱了就没有办法，不能就我们几户生活吧？就河边有点草，只能是大家有一个合作机制。是不是合起来用草场目前还在尝试过程中，但是我们的研究要考虑这些问题。生态补偿等政策也一样，不能作为一个临时的办法。实际上，草原牧区是人和牲畜、草的关系，人要依靠动物生存，禁牧之后怎么生存呢。这里的草原和五畜并不是随意安排的，它本身有生态原因，草场—家畜—人类（牧民）经过几千年的磨合，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生态系统，相互依赖，缺一不可。尤其人类要在这里实现可持续性，那么首先保障资源的可持续性，草场和家畜都是可持续的资源（包括水资源——利用好了应该是可持续的）。人类要在这里生存必须依赖草场和家畜，草场和家畜是相互依赖的，缺一不可，但家畜的生存不一定依靠人类，家畜是人类为了生存特意放养的动物。我们必须注意到这个生态链的结构，不能盲目改变这个结构。
生态人类学怎么做呢？大家都进城了好吗，也不一定。元上都是元朝的一个古都，怎么就消失了呢？很大程度是因为粮食都是从大都等外地运进来的，元朝末年农民起义，粮食运不进来，就没有了根基。现在牧区的问题要结合这个生态历史，整个系统要考虑进来才可以，生态政策不能单一种树种草，要全盘考虑。我们正在努力改善草原生态，这是值得乐观的地方，但是政策的制定与出台要有人类学者的参与，要有数据、证据支撑。
范：之前国家每年发布草原监测报告，近些年开始对草原的生态状况出现比较乐观积极的形势判断，比如2016年的全国草原监测报告中写到，“全国草原生态环境持续恶化势头得到初步遏制”，您长期在内蒙古工作生活，您是如何看待内蒙古地区的生态变化成因及趋势的？
阿：对于草原的生态状况我是乐观的，这个应该和更大的生态系统联系在一起考虑。比如在今年（2020）两会上来自锡林郭勒盟的代表说草原上矿产不再开采。因为对地下水的影响很大，因此正在控制人类活动，如果可以等到达到不破坏环境的技术再开采的话，生态环境就有希望得到保护。究竟现在的一些植被数据是否能够表示生态好转，现在的争论还很大，比如是否有对照的历史数据、生物多样性怎么衡量等问题，但是好的方面是我们正在努力。
沙尘暴开始的时候，认为是羊养多了，那就禁牧，但是后来有人发现禁牧之后草的长势不好了，还有围栏之后草的长势不好了，定居点的周围沙化了，我们在控制人类行为的时候是不是考虑到了生态特征呢。直观数据变好了，是不是生态就变好了呢，还是需要认识草原生态的这种非平衡特点。比如今年的雨水好，生态就明显好，植物生长呈现繁茂状态，草场、家畜在直观上都呈现好的状态，牧民就特别高兴。但要是明年是旱年的话，风沙还是会起来，这是表面的直观的现象。想要遏制“草原生态环境持续恶化”，那就适当控制人类对环境的破坏，遏制对地下水等关键生态要素的破坏，那样草场就会得到恢复。
范：您的多篇文章强调了草原地区是“干旱半干旱区”，因此水资源应该是一个关键的因素。您认为目前的研究中，对于这一问题的关注度够吗？在牧区进行水资源的研究有哪些比较好的切入点？
阿：水资源很重要，杨庭硕老师写过一本书《人类的根基：生态人类学视野中的水土资源》，但是总体来说，在北方牧区的生态人类学研究中水资源的相关研究还是不足。内蒙古很大面积属于内流区域，雨水不多，地下水很珍贵，地下水的积累需要漫长的积累，如果把它开发出来，地下水枯竭了，这个生态系统可能被彻底破坏。干旱区水资源怎么利用更好，当地人对于水资源是一个什么态度，工业化过程中水资源是不是一个限制因素，这些相关研究不多。在干旱区，水资源和社会文化非常相关，比如说互惠机制，一口井就是一个社会关系，是社会网络的关键点，相互的劳动和交换都有关系，是公共资源的问题。很多传统社会的东西值得挖掘，这对于牧区的持续性有帮助，人们都有一个共同遵循的伦理，对于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要遵循这种伦理，这样就可以达到资源和社会的可持续性。所以，水在内蒙古等干旱地区特别重要。我们曾经在田野工作中遇到巴彦淖尔的一个牧民，他家草场上有一眼井，一个开矿的进来之后，就从他家井里买水。我去南方开会讲了这个故事，很多老师就不理解怎么还用买水，这就是干旱区的特点，水成为形成社会关系网络的重要节点。生态人类学就应该告诉大家这一点，对于生态认識到位与否，直接决定着政策、生态项目等能否有效，生态人类学这方面的研究应该更多一些。在内蒙古不仅家畜和草是资源，更深层次是水资源，把水土保持好植被才会好，植被好了才会有动物，需要对整个系统有理解。生态人类学需要从更加浅显的角度、科普的角度告诉大家这个系统如何循环，本质特征是什么。
三、草原牧区的社会文化相关研究
范：您之前发表了若干篇关于牧区现代化、工业化的文章，也提及了由于牧区的特殊性而在这个方面面临的诸多问题。现在是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时期，您认为草原牧区的乡村振兴与农区有什么样的区别，生态人类学研究者能够在哪些方面提供研究参考？
阿：草原上为什么游牧，因为灾害的时候可以移动，过去牧民没有自己的草场，但是可以在全旗（县）境内移动、甚至跨旗（县）移动。移动是对不确定性的一种适应，比如1977年乌珠穆沁旗大雪灾，牧民就赶着牲畜走。有的时候管理到家了抗灾能力反而减弱，如草场围栏每家每户建好，但是每家也不过那么几百亩草场，灾害的时候还是不能移动。因此，面对全球化的市场、灾害这些外在挑战的时候，牧民有没有内生力，有没有足够的能力来应对，不能按照过去的方式来应对。旱年去牧区的话，觉得牧民非常艰难，传统上遇到旱年饲养牲畜数量多的牧户生存几率就比较大，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按照（草畜平衡）规定饲养，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应对呢？把牧民的内生力问题解决好，为了持续性适应新的环境，才有可能实现乡村振兴。所以在草原上我做了一次调研，一些大的企业进入牧区之后，其实并没有带动牧民的发展，而是带动城镇及周边企业的发展，牧民是否能够进入这个市场呢？我想可以打出牧民自己的有机品牌，利用网络平台销售，价格肯定是会更高一些，以此利用当地的资源保障当地社会的可持续性。发展不一定非要外界援助，就在保护草场和家畜质量的同时，提高自己的生活并进入大的市场。内蒙古牧区的大部分地方，前些年做“村村通”，牧区的道路、网络都建好了，牧民卖出去产品很方便了，不用过于依靠外界资源，主动从大市场获得利益。因此，政府在这方面可以做事情，把基础设施建好，牧民会自动进入大市场，这样既能保留合理的东西，比如微生物、物种等，又能获取收入。牧区不是非要变成城市才能发展，比如居住环境的改造，建好自来水、洗澡间、抽水马桶、取暖照明设备等，居住设备和城市的房子也差不多，也对草原环境没有污染。 人口进城的问题牧区也存在，年轻人出来受教育，剩下一些老人在牧区看着牲畜，整个中国农村都面临这个问题。日本也存在这个问题，牧场和农田老人管，年轻人到大城市工作。但近年来内蒙古地区也有一些回乡的例子，比如前段时间去一个小镇上，遇到两个年轻人，从内蒙古农业大学毕业，经营了奶站，还做一些奶食品，打出有机品牌。大城市的就业压力比较大，回到乡村也是一种出路。去城市的原因是基础设施好，受教育和享受医疗服务，提供了更加便利的生活，如果农村能够提供这些，那么人们回到农村也是可能的，发展总不是只有一条路。我在呼伦贝尔调研的时候，那边的城市人喜欢喝马奶，有一个牧民就在自己家弄了发酵的机器，然后把马奶卖到城里，每年的收入也是很可观的。放羊、畜产品的加工过程中，如何引入现代的科学技术和机器设备，这样才可能提高利润，在家里做产品加工，比如养殖500只羊的牧户可以建立一个小型的冷库。因此，牧区的现代化不一定非要进城，也可以把技术等拿到草场来，卫生条件达到了，包装解决了，完全可以自己销售到市场上。
现代化和城市化不能划等号，城市化是工业化的结果，但工业化并不是单一的人进城的问题，如何在地实现现代化。现在很多牧民，尤其是年轻人都在思考如何产业化的问题，如何保持产品特色，有机产品在市场中占一席之地的问题，这个很重要。政府应该这方面给与扶持，我的意思不是盲目导入外来的现代化。让牧民自发性地改善其产品，主动进入大市场，主动销售畜产品，而不是被动等待。这样现代化的成效会更好。
范：游牧是草原文化传承的载体，但是游牧又经常在主流话语中成为“粗放、落后”的代名词，那么您认为草原文化该如何在现代化的语境中传承与保存？
阿：“粗放、落后”是文化偏见——这种先进与落后的“二元对立”概念，人类学不怎么用，人类学学科理念是要为弱者说话，致力于消除种族之间的偏见。首先搞清楚什么是现代化，现代化的标准是什么？我认为现代化是一些要素的变化，比如机械化，游牧的方式也可以现代化，发达国家新西兰、澳大利亚等现在也有游牧。乡村有乡村的好处，城市享受不到广阔的土地、舒適的环境，乡村也可以现代化，比如收割机、播种机、打草机、搅拌机、发电机的使用，不能说是落后的。用吉登斯的理论理解现代化可能就更复杂了，我们目前讨论的还是表面上的现代化，人们可以从很多方面体现现代化，目前乡村已经吸收了很多现代化的要素。
此外，乡村里面的很多东西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比如生态人类学经常研究的本土生态知识，本土知识对于当地资源的利用、减灾抗灾都有作用，因此应该看到这些优点。牧民有自己的一套生态知识，我们的学者应该向牧民学习，生态学家刘书润教授就这么讲过[27]。此外，生态人类学还可以从营养的角度去看先进和落后的问题，比如乡村人获取蛋白质、微生素等营养要素含量如何，身体好、更健康，难道不是生活好的一种表现吗？还有抗灾能力，比如疫情面前城市人其实很脆弱，但是牧区或者乡村的人可能因为抵抗力比较高、食物中获取的蛋白质含量充足等因素能更好应对疫情，所以是不一样的生态。回看人类文明历史，文明的起源都和一些灾难相关联，每一次人类面对灾难的时候，有一些社会有它自己的应对机制，比如草原牧区就有类似应对机制，需要我们去挖掘，从不一样的价值去理解它。生态人类学的研究就要欣赏这种多样性，以及这种价值。
注 释：
[1] [日]煎本孝：《文化的自然志》，东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
[2] [日]煎本孝：《阿依努的熊祭祀》，雄山阁，2010年。
[3] [日]煎本孝：《驯鹿游牧民、循环哲学：极北俄罗斯·勘察加探险记》，明石书店，2007年。
[4] [日]煎本孝：《内心世界的人类学——探索人类属性的起源》，筑摩书房，2019年。
[5] Julian H. Steward， 1955， Theory of Culture Change： The Methodology of Multilinear evolution.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6] [日]今西锦司：《游牧论及其他》，平凡社，1995年。
[7] [日]梅棹忠夫：《梅棹忠夫著作集（第2卷）》，中央公论社，1990年。
[8] [日]大冢柳太郎编：《生态人类学》，至文堂，1983年。
[9] [日]秋道智弥等编：《生态人类学》，世界思想社，1995年。
[10] 阿拉坦宝力格：《蒙古族审美观的文化人类学研究》，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7年。
[11] 杨庭硕：《人类的根基：生态人类学视野中的水土资源》，云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
[12] 尹绍亭：《森林孕育的农耕文化：云南刀耕火种志》，云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
[13] 阿拉腾：《文化的变迁：一个嘎查的故事》，民族出版社，2006年。
[14] 陈祥军：《阿尔泰山游牧者：生态环境与本土知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
[15] 荀丽丽：《“失序”的自然：一个草原社区的生态、权力与道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
[16] 张雯：《自然的脱嵌：建国以来一个草原牧区的环境与社会变迁》，知识产权出版社，2016年。
[17] 乌尼尔：《与草原共存：哈日干图草原的生态人类学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14年。
[18] 罗康智、罗康龙：《传统文化中的生计策略：以侗族为案例》，民族出版社，2009年。
[19] 武宁：《构建生态文明的本土视域：基于阿拉善牧区人——驼关系的思考》，《青海民族大学学报》，2019年1期。
[20] [美]罗伊·A·拉帕波特：《献给祖先的猪：新吉尼亚人生态中的仪式》，商务印书馆，2016年。
[21] [美]贾来德·戴蒙德：《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年。
[22] [美]埃里克·沃尔夫：《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23] 田晓娜：《DNA和乳制品不兼容的蒙古人，怎么就成了克服乳糖不耐的关键？》，https：//www.huxiu.com/2020年6月17日。
[24] [日]平田昌宏：《人类和奶食品1万年》，岩波书店，2014年。
[25] [美]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
[26] 王晓毅、张倩、荀丽丽编著：《非平衡、共有和地方性——草原管理的新思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
[27] 刘书润：《这里的草原静悄悄：刘书润解说草原生态和文化》，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年。
责任编辑：刘冰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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