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随着多元化时代的到来，女性文学异军突起，它冲出了男权叙事的藩篱，发掘久被男性话语遮蔽的女性生存本相，书写女性所独有的性别经验，凸现幽秘的女性世界，在性别意义上重新构建文学的叙事机制。
　　关键词：女性文学；性别；去蔽；重建。
　　
　　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凭借八十年代铁凝、张洁、王安忆等作家所做的深厚铺垫，伴随着多元化时代的到来，女性文学异军突起，以"一去永不回"的决绝姿态冲出了男权叙事的藩篱，打破了男性话语对文坛的垄断。女性作家们守护自己的性别，以富有穿透力的笔触去发掘久被男性话语遮蔽的女性生存本相，书写女性所独有的性别经验，在性别的意义上重新构建文学的叙事机制。
　　这一时期的女性文学从纯粹女性的视角来凸现幽秘的女性世界，力图清晰地还原出那个自我视野中真实的"女性"。
　　
　　一、生存之痛的触摸与言说
　　
　　对于女性在现世生存中的痛苦与挣扎、辛酸与失落，男性作家因性别隔阂而无法真切地体验和准确地传达，只有女性自己才能最为深切地体察和最为真实地再现。九十年代女性文学走进女性生活深处，楔入女人内心，仔细审视镌刻在女性生命上的缕缕伤痕，并予以清晰的呈现。
　　在男性中心社会，男性凌驾于女性之上，男性对女性的占有、支配、伤害以及男权文化对女性的种种规约，是女性命定的伤痛之源。迟子建的《秧歌》就诉说了旧时代男权阴影下女人们的生命痛楚。女萝被强暴而怀孕，然后被迫嫁人，尽管男人不忠，仍为之操劳，与之厮守；而小梳妆则在对情人的等待中交付出了一生的岁月。女萝与小梳妆的命运遭际作为女人在男权社会中的宿命，在人生的某一点上相接时，她们发现彼此的人生是大致相同的，即，无论是被迫还是自愿，都是依附于男性的一生，这是男权社会里女人难以逃脱的、命定的生存劫数。《旧时代的磨房》里，老爷死了，两房姨太太都恪守男权文化为女性规定的本分为他守节，在如水流逝的岁月中耗损着青春与生命。
　　即便在男女平等已经成为广泛事实的现代社会理，女性的生存之路也并非平坦的康庄大道。张欣《首席》直面现实，着力传达的是现代商业社会中女性在生存与情感两个维度上的创痛。在竞争残酷的市场营销中，欧阳飘雪坚持自己的做人原则，不肯拿自己的美貌去做交易，象男性一样全力打拼，业务成绩令男士刮目相看。事业虽成功，但在情感上却象飘萍一样没有归宿。同样是白领丽人的梦烟，职业生涯几起几落，饱尝生存竞争的残酷，情爱生活也是波澜迭起，不如人意。面对现代女性身的疲惫与心的茫然，令人不禁诘问：何处才是女性可以停靠的宁静港湾？唐颖《丽人公寓》、潘向黎《无梦相随》也都深刻地写出了现代都市社会中女性的人生创伤：爱情的难以完满与心灵的落寞茫然。
　　如果说女性生存的苦与痛大都来自男性社会，那么在男性缺席的纯粹女性世界里，女性是否就能够诗意地栖居了呢？陈染的小说向我们展示了纯粹由女性构成的生存空间里的紧张与压抑、冲突与隔膜，呈现了另一种女性生存之痛。《无处告别》、《另一只耳朵的敲击声》里，一切时代背景都被远远推开，独身的黛二与其寡母支撑起了一个封闭的女性生活空间。母女二人在幽禁中既互相体恤和愉悦，又彼此憎恨和敌视。黛二与外界的接触使母亲时时自危。母亲出于不再归属于男人的深切的危机感，将黛二视为活下去的依靠而时时监控和干涉黛二的个人生活，这种富于侵犯性的爱成了黛二"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母女二人的日常生活就在这种难以解决的矛盾中日复一日地延续下去。
　　
　　二、惊世骇俗的躯体写作
　　
　　在男权话语中，女性的身体一直作为客体存在，是男性窥视的对象和欲望的目标，并为男权化的审美辞汇所修饰和限定。如《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疼痛与抚摸》等小说中所描写的女性身体，都是男性欲望化眼光审视的对象，其对女性身体的描绘语词中也渗透着男性的品鉴和赏玩心理。而以前的女性作家出于文化和心理的禁忌，也多将笔触从女性躯体之上游荡开。并且，与身体密切相关的有关性的叙事，也大都由男性来书写。
　　九十年代女性文学的一个革命性的表现就是通过女性自己的眼光来打量女性自己的身体，并冲破传统女性身体修辞学的束缚，大胆、率直地书写女性的身体。林白《一个人的战争》中多米从小时候就一个人躲在蚊帐中，以自慰的方式安抚本能欲望，也正是从这种自慰开始来认识和熟悉女性的肉身。《双鱼星座》、《私人生活》、《我的情人们》中的女主人公都怀着强烈的自恋揽镜自窥，以新奇的目光重新发现和赏鉴自己的身体。在作家笔下，女性的身体是美好的、健康的、充满活力也充满欲望的。女性躯体第一次在自我视野中呈现并觉醒，女性的自我认知找到了原初的起点。
　　同时，与躯体密切相关的女性的情欲在九十年代的女性文学中也得到了张扬。八十年代王安忆的"三恋"已经写到了女性的生命本能欲望，但那时对女性欲望的书写尚未形成规模。到了九十年代，很多女性作家开始毫无顾忌地、赤裸裸地书写女性的性欲望、性体验，将女性性别经验的书写推向了极端。《致命的飞翔》、《糖》、《情爱画廊》、《上海宝贝》里都有很多性爱场景描写，都毫不避讳地描写女性的性爱经历和体验。
　　不能否认，女性作家对于女性身体的集体书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男权话语，但其中欲望话语的泛滥也损害了文学的格调。
　　
　　三、女性历史的重新谱写
　　
　　从中国的传统文化来看，历史的书写权力一直由男性垄断，而历史的主体也基本由男性来担当，可以说，是男性在演绎和诠释着历史，而女性无法参与历史的进程。妻子、母亲的角色设定使女性始终处于被男性命名的状态，而话语权的剥夺又使得女性无法言说自己的生存经历和性别记忆。因此，女性的历史是被遮蔽和忽略的。
　　九十年代一些女性作家把目光投向苍茫的历史时空，或者追溯母系的历史，或者以女性的生存经验为材料来重新结构历史。例如，王安忆的厚重之作《记实与虚构》在两条历史链条上展开叙事，奇数章节以母亲的姓氏为源起，回溯至远古，在想象中探寻母系的血脉渊源，也即虚构；偶数章节追述自己父母的人生经历以及"我"的既往生命历程，此为记实。尽管王安忆重建母系历史的宏愿最后折戟于对父辈、母辈历史的梳理，但她却凭借这个具有巨大历史覆盖性的文本完成了一次女性个人与历史的对话。其后的《长恨歌》则是一次辉煌的突破。在小说中，帝王将相等主流历史人物隐退了，时代更迭也成了淡淡的背景，一个女性的一生凸现了一座城市的历史。王安忆绕开了宏大历史叙事的一般模式，用嘁嘁喳喳的流言、琐细讲究的衣食起居和躲躲闪闪的男女私情等各种世俗生活细节架构起一部完整的女性个体生命历史，而这一个体生存史又与上海这个国际大都市几十年的风云变迁密切相联。这样，女性的个体生存史与主流历史暗中叠合了。与王安忆的历史叙事不同，赵玫的《我们家族的女人》在真切的追忆中连缀起女性群体的历史。家族中所有的女性都携带着各自的爱恨悲欢，以各自的方式书写着自己的历史。可以说，这篇小说是对不同历史时空下女性生存历史的概括和总结。并且，第一人称的叙述视角使得女性历史的构筑变成了女性个人面对苍茫历史岁月的孤独倾诉。
　　
　　四、女性乌托邦的执意营建
　　
　　由于一些女性作家认为女性所遭受的诸多戕害都是男性及文化所施与的，因此，她们对于男性就有一种明显的抗拒，反映在小说中，就是建立一个男性缺席的纯粹的"女儿国"，张扬女性之间的同性情谊。
　　早在八十年代，王安忆就曾在她的小说《弟兄们》中书写过女性之间的极端情谊，但其目的却是对这种同性乌托邦提出理性的质疑。九十年代女性文学对此题材的再度捡拾更多的是一种文化策略的选择：抨击男权文化，将自我的角色从男权社会的关系网络中彻底剥离出来，以求得纯粹的和绝对的女性身份。陈染的《空心人诞生》揭示出女人之所以彻底拒绝男性、选择极端的女性情谊是出于不堪忍受和男性在一起的恐惧和痛苦。紫衣女人因不堪忍受丈夫的暴虐离家出走，与年轻美貌的同事黑衣女人生活在一起。由同情、理解和关怀构成的同性情感将来自男性世界的伤害拒之门外。林白的《回廊之椅》异曲同工，写一个姨太太和她的使女，在丧失一切外在保护又面临政治风浪威胁的困境中如何相依为命。陈染《另一只耳朵的敲击声》也描写了类似同性恋的极端女性情谊。黛二与伊堕人是两个无论在身体上还是精神上都远离了"第二性"的女人，她们以一种精神之恋修筑起一个独立自足的同性城堡，以隔离开笼罩于男女两性关系上的男权文化的阴影。
　　但是彻底拒绝了男性在场的女性乌托邦是否就是一个美好、温馨、和谐的女性生存乐土呢？当然不是。陈染就在她的小说中写出了女性乌托邦内在的缺陷和其间微妙的矛盾。这就充分说明，对于一些女性作家来说，在小说中构建女性乌托邦，不过是挑战菲勒斯机制的一种策略选择，她们自己也并非不知道这种乌托邦的脆弱性和虚幻性。
　　九十年代的女性作家们以"我手写我心"的真切和直率写出了久被忽略和搁置的女性性别经验，为文学开掘出了新鲜的写作资源，填补了文学的书写空白，这是女性性别主义写作的革命性意义所在。但是，对于男性的极力贬抑和对于女性经验的过度书写，也使这种写作有堕入偏激和自恋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