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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变迁，排华法案也成为了过去。从郑霭玲的祖辈到她，一个移民家庭的三代人，见证了百年来移民的甘苦与中国、加拿大社会的巨大变迁，其间曲折，令人唏嘘
上世纪初，数以万计的中国男人从中国广东到加拿大淘金，由于在北美受排斥，加上动乱的时局，他们多数把妻子留在了中国。这一分开，有的夫妻甚至一辈子就远隔重洋不得相见，为了抵御他乡寂寞，这些男人在当地纳妾便成为普遍现象。日前在国内出版的自传体小说《妾的儿女》，就是一部反映因移民加拿大而被分隔的华人家庭的作品。该书1994年第一次在加拿大出版时，便被譽为了海外华裔文学的拓荒之作。
《妾的儿女》的作者名叫郑霭玲，1953年出生于加拿大温哥华，为第三代华裔移民。成为作家之前，郑霭玲是一名成功的经济学家，她研究生毕业后受雇于加拿大财政部，并曾在总理办公室担任为期一年的特别顾问。1981年开始，直到1984年，在加拿大前总理特鲁多任期内，郑霭玲成为政府高级经济顾问，并与特鲁多成为了好朋友。
从政府部门请辞之后，郑霭玲开始了写作生涯，迄今为止共出版了四部作品，《妾的儿女》为其处女作，也是其成名作。
9月29日，位于北京市朝阳区的单向街书店内，郑霭玲参加了《妾的儿女》中文首版的一次朗读活动，随后接受了《方圆》记者的专访。
不同的人生
郑霭龄介绍，《妾的儿女》实际上写的就是她祖父母一家的移民生活。书以移民加拿大温哥华的郑霭玲外公和母亲为主要线索，串联起包括留守大陆的外公正室母子、跟随外公出洋谋生的小妾（即外婆）、被外公带回大陆由正室抚养的郑霭玲的两个姐妹以及早期加拿大中国城的其他华人的生活。
为什么会写这本书，要从郑霭玲的外公陈山和外婆梅英说起。郑霭玲的外婆梅英1907年出生于广东省南海县一户姓梁的家庭，17岁时被卖给尚无子嗣的陈山作妾。陈山当时已经在加拿大“淘金”了，他把梅英接到温哥华一起生活，而他的正室黄波仍然留在广东中山的老家张家边村。
那个年代，郑霭龄的外祖一辈将加拿大称为“金山”，其实陈山的父亲是最早的一批美洲华工，赶在加拿大《1882年排华法案》出台前就登上了北美洲的大陆，也是待遇最差的第一代华工。
淘金的华工累死或者各种意外死伤的很多，客死异乡，除了同行的华人帮忙收尸，什么补偿或问候都得不到。大量的人怀着“淘金梦”而来，最终却未能荣归故里。陈山的父亲算比较顺利的，他还清了来北美欠下的债，还通过海外募捐在当地修建了祠堂；而她的一位叔祖父去了古巴，后来就再无音信了。在中国农村，家人们只看到了出国的华工寄回的钞票，就以为国外遍地黄金，他们摆脱贫穷的愿望是如此的强烈，以至于当时出国打工成为了一种洪流，陈山受父亲的影响，也成为了这股洪流中的一分子。
1919年，陈山和几个单身朋友在温哥华唐人街开了个临街店铺，而梅英则进入一家北京茶楼当招待，他们省吃俭用，寄0钱回中国，贴补两家的家用。本来承担着给陈家传宗接代使命的梅英，在加拿大却连续生下了三个女儿，分别叫阿萍、阿楠和阿杏，阿杏即作者郑霭玲的母亲。
陈山于1935年回国，在张家边村为老家的家人盖了一栋西式风格的房子，他带走了阿萍和阿楠，但梅英说什么也不想回到中国，她在加拿大生活得很习惯，便和阿杏留在了温哥华。1937年，陈山在张家边村生活两年多后又独自回到加拿大，在此期间，妻子黄波为他生下了一个儿子陈元。
日本全面侵华以后，战火波及张家边村，黄波带着阿萍、阿楠、陈元艰难度日，有一天，阿楠被日本巡逻兵抓住，遭凌辱后死去。而加拿大这边，因为中国加入二战同盟国的原因，加政府逐渐改变了排华政策，华人地位有所上升，陈山和梅英开始过上正常的生活，不在担心被驱逐。
1950年，国民党从广东沿海撤退，张家边村迎来解放，在土改政策下，陈山的土地和那座用自己在海外辛劳多年所得盖的房子均被没收。陈山一直在等待合适时间回家，但没有等到机会，为了筹钱，他卖掉了两个女儿（阿萍、阿楠）在加拿大的出生证明。弥留之际，陈山感叹自己在国外辛苦四十多年，最后竟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进入上世纪60年代，加拿大唐人街在旧城改造中逐渐消失。1967年，年已花甲的梅英在一次车祸中去世，仅仅留下40元的硬币和一张当票的遗产。但她的女儿阿杏和养子莱昂纳多都已开始成家立业，逐渐融入加拿大人的主流生活。作为第三代移民的阿杏的女儿郑霭玲更是接受了高等教育，成为经济学家并受雇于加拿大总理办公室担任特别顾问。而在千里之外中国那头，陈山子女的命运则是另一样子……
前后一百年
1987年，郑霭玲说服母亲去了一次中国广东省中山市。在她外公出生的房子里，她找到了几件珍贵的遗物和更多的宝贵照片。有一些她外公写给留在中国妻儿的信件，这些信件都是陈山老人人生最后四年间写下的。四十年来，分隔的家庭在太平洋两岸，仅凭书信维系着关系。郑霭玲听舅舅陈元说，本来还有更多的书信，但第一次在抗日期间被抢掠的日本侵略军毁去，第二次又在“文革”中遗失，时至今日，就只有这点书信了。令郑霭玲感到意外的是，在她找到的这些信中，外公陈山追忆了大量自己早年的移民生活，回顾了自己的一生。
陈山的父亲没有为陈山留下什么丰厚的遗产和地位，到了陈山一代，美国和加拿大的排华现象开始凸显，这一代移民常常在不公正的劳资关系里辛苦攒钱，并时时担忧会被遣返回中国。早期移民的艰苦岁月一直延续到郑霭龄的母亲阿杏一辈，他们经历了早期的贫困和青年时期为家庭的牺牲，也算是稍微接受了一点不完整的教育。到了郑霭龄这一代，华人才算真的融入了加拿大社会，同时和国内的血脉关系也淡化起来。所以，在郑霭龄的回忆中，阿杏总是要她的子女对自己强调：“你们是加拿大人，不是中国人。”
时代变迁，排华法案也成为了过去。从郑霭龄的祖辈到她，一个移民家庭的三代人，见证了百年来移民的甘苦与中国、加拿大社会的巨大变迁，其间曲折，令人唏嘘。
郑霭龄说，她对几代以来加拿大移民地位的迅速变化心存感激，她的外公刚到加拿大时是一名劳工，她的外婆是加拿大唐人街上一家茶楼的女招待，而他们的外孙女，可以为这个国家的总理工作，并且自己的写作广受欢迎。如此变化也证明国外对于华人的态度已经在悄然转变。
在郑霭龄之前，许多加拿大移民挣扎于求生，几乎没有什么机会去参与更“高端”的行业。而到了郑霭龄这一辈，很多人开始从事文学、艺术以及音乐、电影等行业。郑霭龄是家族里第一个有作品出版的作家；她的姐姐是一名贵金属和珠宝雕刻家；她的一个兄弟是纪录片制作人。
郑霭龄的丈夫曾是加拿大电视台的一名记者，1985年到1987年，郑霭龄和丈夫在北京定居了三年，她趁机去了中国的很多地方。
郑霭龄说，中国的变化十分迅速，1987年她第一次回中国探亲的时候，坐颠簸的客车走了三个小时的崎岖土路才到达外公老家的村子，舅舅张元希望通过她的关系将子女移民加拿大，但政策上行不通。
相隔二十多年后的今天，当郑霭玲再一次访问张家边村时，她只坐了一个小时的船就到了距离外公村子十分钟的码头。那时舅舅已没有了移民的想法，因为今时今日在珠三角的赚钱机会比加拿大好得多。在舅舅开办的工厂里，郑霭玲看到睡着上下铺位的农民工，她想起了100年前的外祖父母。他们都境遇多么的相似：都是为了补贴家用，背井离乡。
上世纪初，数以万计的中国男人从中国广东到加拿大淘金，由于在北美受排斥，加上动乱的时局，他们多数把妻子留在了中国。这一分开，有的夫妻甚至一辈子就远隔重洋不得相见，为了抵御他乡寂寞，这些男人在当地纳妾便成为普遍现象。日前在国内出版的自传体小说《妾的儿女》，就是一部反映因移民加拿大而被分隔的华人家庭的作品。该书1994年第一次在加拿大出版时，便被譽为了海外华裔文学的拓荒之作。
《妾的儿女》的作者名叫郑霭玲，1953年出生于加拿大温哥华，为第三代华裔移民。成为作家之前，郑霭玲是一名成功的经济学家，她研究生毕业后受雇于加拿大财政部，并曾在总理办公室担任为期一年的特别顾问。1981年开始，直到1984年，在加拿大前总理特鲁多任期内，郑霭玲成为政府高级经济顾问，并与特鲁多成为了好朋友。
从政府部门请辞之后，郑霭玲开始了写作生涯，迄今为止共出版了四部作品，《妾的儿女》为其处女作，也是其成名作。
9月29日，位于北京市朝阳区的单向街书店内，郑霭玲参加了《妾的儿女》中文首版的一次朗读活动，随后接受了《方圆》记者的专访。
不同的人生
郑霭龄介绍，《妾的儿女》实际上写的就是她祖父母一家的移民生活。书以移民加拿大温哥华的郑霭玲外公和母亲为主要线索，串联起包括留守大陆的外公正室母子、跟随外公出洋谋生的小妾（即外婆）、被外公带回大陆由正室抚养的郑霭玲的两个姐妹以及早期加拿大中国城的其他华人的生活。
为什么会写这本书，要从郑霭玲的外公陈山和外婆梅英说起。郑霭玲的外婆梅英1907年出生于广东省南海县一户姓梁的家庭，17岁时被卖给尚无子嗣的陈山作妾。陈山当时已经在加拿大“淘金”了，他把梅英接到温哥华一起生活，而他的正室黄波仍然留在广东中山的老家张家边村。
那个年代，郑霭龄的外祖一辈将加拿大称为“金山”，其实陈山的父亲是最早的一批美洲华工，赶在加拿大《1882年排华法案》出台前就登上了北美洲的大陆，也是待遇最差的第一代华工。
淘金的华工累死或者各种意外死伤的很多，客死异乡，除了同行的华人帮忙收尸，什么补偿或问候都得不到。大量的人怀着“淘金梦”而来，最终却未能荣归故里。陈山的父亲算比较顺利的，他还清了来北美欠下的债，还通过海外募捐在当地修建了祠堂；而她的一位叔祖父去了古巴，后来就再无音信了。在中国农村，家人们只看到了出国的华工寄回的钞票，就以为国外遍地黄金，他们摆脱贫穷的愿望是如此的强烈，以至于当时出国打工成为了一种洪流，陈山受父亲的影响，也成为了这股洪流中的一分子。
1919年，陈山和几个单身朋友在温哥华唐人街开了个临街店铺，而梅英则进入一家北京茶楼当招待，他们省吃俭用，寄0钱回中国，贴补两家的家用。本来承担着给陈家传宗接代使命的梅英，在加拿大却连续生下了三个女儿，分别叫阿萍、阿楠和阿杏，阿杏即作者郑霭玲的母亲。
陈山于1935年回国，在张家边村为老家的家人盖了一栋西式风格的房子，他带走了阿萍和阿楠，但梅英说什么也不想回到中国，她在加拿大生活得很习惯，便和阿杏留在了温哥华。1937年，陈山在张家边村生活两年多后又独自回到加拿大，在此期间，妻子黄波为他生下了一个儿子陈元。
日本全面侵华以后，战火波及张家边村，黄波带着阿萍、阿楠、陈元艰难度日，有一天，阿楠被日本巡逻兵抓住，遭凌辱后死去。而加拿大这边，因为中国加入二战同盟国的原因，加政府逐渐改变了排华政策，华人地位有所上升，陈山和梅英开始过上正常的生活，不在担心被驱逐。
1950年，国民党从广东沿海撤退，张家边村迎来解放，在土改政策下，陈山的土地和那座用自己在海外辛劳多年所得盖的房子均被没收。陈山一直在等待合适时间回家，但没有等到机会，为了筹钱，他卖掉了两个女儿（阿萍、阿楠）在加拿大的出生证明。弥留之际，陈山感叹自己在国外辛苦四十多年，最后竟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进入上世纪60年代，加拿大唐人街在旧城改造中逐渐消失。1967年，年已花甲的梅英在一次车祸中去世，仅仅留下40元的硬币和一张当票的遗产。但她的女儿阿杏和养子莱昂纳多都已开始成家立业，逐渐融入加拿大人的主流生活。作为第三代移民的阿杏的女儿郑霭玲更是接受了高等教育，成为经济学家并受雇于加拿大总理办公室担任特别顾问。而在千里之外中国那头，陈山子女的命运则是另一样子……
前后一百年
1987年，郑霭玲说服母亲去了一次中国广东省中山市。在她外公出生的房子里，她找到了几件珍贵的遗物和更多的宝贵照片。有一些她外公写给留在中国妻儿的信件，这些信件都是陈山老人人生最后四年间写下的。四十年来，分隔的家庭在太平洋两岸，仅凭书信维系着关系。郑霭玲听舅舅陈元说，本来还有更多的书信，但第一次在抗日期间被抢掠的日本侵略军毁去，第二次又在“文革”中遗失，时至今日，就只有这点书信了。令郑霭玲感到意外的是，在她找到的这些信中，外公陈山追忆了大量自己早年的移民生活，回顾了自己的一生。
陈山的父亲没有为陈山留下什么丰厚的遗产和地位，到了陈山一代，美国和加拿大的排华现象开始凸显，这一代移民常常在不公正的劳资关系里辛苦攒钱，并时时担忧会被遣返回中国。早期移民的艰苦岁月一直延续到郑霭龄的母亲阿杏一辈，他们经历了早期的贫困和青年时期为家庭的牺牲，也算是稍微接受了一点不完整的教育。到了郑霭龄这一代，华人才算真的融入了加拿大社会，同时和国内的血脉关系也淡化起来。所以，在郑霭龄的回忆中，阿杏总是要她的子女对自己强调：“你们是加拿大人，不是中国人。”
时代变迁，排华法案也成为了过去。从郑霭龄的祖辈到她，一个移民家庭的三代人，见证了百年来移民的甘苦与中国、加拿大社会的巨大变迁，其间曲折，令人唏嘘。
郑霭龄说，她对几代以来加拿大移民地位的迅速变化心存感激，她的外公刚到加拿大时是一名劳工，她的外婆是加拿大唐人街上一家茶楼的女招待，而他们的外孙女，可以为这个国家的总理工作，并且自己的写作广受欢迎。如此变化也证明国外对于华人的态度已经在悄然转变。
在郑霭龄之前，许多加拿大移民挣扎于求生，几乎没有什么机会去参与更“高端”的行业。而到了郑霭龄这一辈，很多人开始从事文学、艺术以及音乐、电影等行业。郑霭龄是家族里第一个有作品出版的作家；她的姐姐是一名贵金属和珠宝雕刻家；她的一个兄弟是纪录片制作人。
郑霭龄的丈夫曾是加拿大电视台的一名记者，1985年到1987年，郑霭龄和丈夫在北京定居了三年，她趁机去了中国的很多地方。
郑霭龄说，中国的变化十分迅速，1987年她第一次回中国探亲的时候，坐颠簸的客车走了三个小时的崎岖土路才到达外公老家的村子，舅舅张元希望通过她的关系将子女移民加拿大，但政策上行不通。
相隔二十多年后的今天，当郑霭玲再一次访问张家边村时，她只坐了一个小时的船就到了距离外公村子十分钟的码头。那时舅舅已没有了移民的想法，因为今时今日在珠三角的赚钱机会比加拿大好得多。在舅舅开办的工厂里，郑霭玲看到睡着上下铺位的农民工，她想起了100年前的外祖父母。他们都境遇多么的相似：都是为了补贴家用，背井离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