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策派主将陈铨曾在《中德文学研究》中说：“中国往往只有戏子艺术，而没有戏剧文学”，这与西方戏剧重视个性灵魂的终极探索显然背道而驰。当我们用现代化的视角再度注视这一比较时，就会发现中西方戏剧的不同意蕴不仅是文化相异的外在表现，究其根本的原因，还是不同文化基于本质上的区别：西方文化注重上帝面前的人人平等，中国文化强调作为思想符号的人的价值；西方古典主义戏剧以戏剧文本为中心，中国传统戏曲以舞台为中心；西方推崇圣洁完善的精神生活与人生价值，中国人在精神生活上的自我培养多是出于实际的功利目的，其结果往往会在礼教和名理的束缚之下忽略本真的生命，失掉独特的人格。
　　中西戏剧根本出发点的迥异常常使得它们相互之间的流传借鉴比较困难，这种难度不仅体现在改编上，同时也出现于表演之中。出乎戏剧史意料的是，西方世界对于《赵氏孤儿》这个复仇型的故事母题产生了格外的兴趣和偏好。早在1735年，杜哈尔德(J.B.Duhalde)的《中华帝国详志》第三期中就首次出现了《赵氏孤儿》的法文译本，翻译者乃是留居中国长达38年的法国耶稣会传教士马若瑟(J.M.Premare)，他将这部戏剧作为首选最主要的动机在于希望欧洲人能通过悲剧故事，体会到中国文明程度和中国人的道德观念和文化意识。为了便于欧洲观众理解，他删去了所有唱腔，这虽然极大缩减了元代杂剧的艺术魅力，却仍然在欧洲世界引起空前轰动和广泛回应。
　　随后此剧在法国四度上演，三次译成英文，后又出现德、俄译本。1755年巴黎阿·帕京出版社印刷该剧单行本出版，1736年英国出版了约翰·瓦茨(J·Watts)的节译本，1738-1741年间，出版了英国人爱德华·凯夫(E.Cave)主持翻译的全译本，1741年，英国作家哈切特(W.Hatchett)根据赵氏孤儿母题改编《中国孤儿·历史悲剧》。1748年意大利诗人梅达思塔苏(Metastasio)创作歌剧《中国英雄》(Eroe Cinese)，1759年，英国诙谐剧作家默非(A.Murphy)的改编本《中国孤儿》在伦敦德如瑞兰剧场上演，1749年杜哈尔德的《中华帝国详志》翻译到德国后也引起了广泛的影响，1781年德国文豪歌德(Goetthe)曾试图根据赵氏孤儿故事改编《额尔彭诺》(Elpenor)，虽然最终没有完成，但仍然可看见这部有关复仇的中国戏剧在西方的深远影响。
　　西方观众对于这出戏剧所报有的强烈好感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剧作本身所体现的道德感化力量与反对封建专制的倾向。1753－1755年间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Voltaire)将此剧改编为《中国孤儿》，这个偏执的思想者极大地发挥了智者的思维，用异乎寻常的想象力重新搭建了故事的承载载体，在他的剧作之中，理性和仁爱取代了复仇和忠义，悲剧因素消解变为洋溢宽容与道德的悲喜剧，旨在达到批判欧洲愚昧的皇权崇拜与整个社会的道德沦丧，树立理想的道德准则，推行启蒙运动的开展等诸多目的。伏尔泰将这个故事定位于用高尚的道德和发自本心的爱拯救人的灵魂，在这个维度上他偏离了中国元杂剧赵氏孤儿故事的内核，有目的地体现出民族文明融合、民族精髓重塑的主观愿望。但是，这种发自本心的自然情感流露和元剧本中道义强于感情的非自然情感截然对立，伏尔泰的自然法则与纪君祥的观念法则实在不可同日而语。
　　西方现代舞台上对赵氏孤儿故事的兴趣一直没有间断，就在2003年国内两台话剧孤儿大张旗鼓地隆重上演之时，美國纽约也推出了剧作家格林斯潘编剧的舞台剧《赵氏孤儿》，可见2003年真是名副其实的“孤儿年”。
　　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无论是电影还是戏剧，赵氏孤儿故事的意义早已经超越了故事本身，而变为了一种具备超越意义的文化模式而广泛存在，复仇与背叛、生存与死亡、血亲与养育、道德与感情，这些看似宏大的命题集中在了这样一部中国传统的故事之中，令人们嗟叹、惊讶、同情、伤感、反思……我们的个体在社会和历史之中究竟承载着如何沉重的选择?也许，在每一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无人扶助的孤儿，有时候那是我们的传统，有时候那是我们的观念，有时候那干脆根本就是我们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