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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群是南京国民政府的“知日派”,在蒋介石对日外交的决策中。扮演了“苏秦”、“张仪”的角色,故人称其为蒋对日外交的“怀刀”。
留学日本,与蒋“一见如故”
张群,字鹤军(后曾改称“岳军”)。1889年5月生于四川。其父供职于衙署,一生以“作幕”为业。张群耳濡目染,很早便熟悉官场内幕和运作方式。16岁时,张群考入华阳中学堂。由于受反清革命思潮的影响,1907年,张群考人“通国陆军速成学堂”(即保定军校)。后参加该校留日考试,与蒋志清(即蒋介石)等人一起进入日本振武学校留学,“本来准备学步兵的,可是与蒋先生一见如故,于是改学炮兵,以期与蒋先生朝夕相处,共同切磨”。
投身革命
武昌起义爆发后,蒋介石接获陈其美发自上海的电报,与张群商议,决定回国参加革命。于是,他们冒着违反军纪被抓捕的风险,偷潜回国。期间,时年22岁的张群与黄郛(31岁)、蒋介石(24岁)“桃园三结义”,结拜为兄弟。此举为日后张群的飞黄腾达奠定了基础,也是张群一生追随蒋介石为其效命的缘由。民国建立后,袁世凯镇压国民党人,张群追随陈其美、蒋介石参加了反袁“二次革命”。失败后亡命日本,再入陆军士官学校留学。1917年孙中山掀起护法运动,在广州出任海陆军大元帅,张群和蒋介石被委任为大元帅府参军。后孙中山被排挤出广州,张群见风使舵,一度依附政学系首领岑春煊。出任护法军政府政务厅副官长,后成为政学系重要人物。1919年后,张群先后任四川全省警务处长及省会警察厅长、北洋政府总统府总务处长、河南全省警务处长兼警备司令、开封市警察厅长等要职,从而建立了丰厚的人脉关系。
1926年北伐前夕,受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的邀请,张群出任总司令部总参议,成为幕僚领袖。自此,张群鞍前马后,为蒋介石夺取天下、建立稳定的统一政权,出谋划策。扮起了“侍女”的角色。
初涉中日外交
早在1918年秋,张群曾作为国民党主办的《民国日报》、《中华新报》的代表访问日本。那时主要是设法说服日本放弃对段祺瑞政府“借参战之机谋求借款,以图武力统一全国”的“西原借款”。两次留学日本的张群,利用同学关系,广泛接触日本各界,尤其是设法见到了日本军部实力派人物、主持侵华国策的参谋本部次长田中义一。尽管此行未达目的,但张群由此与日本军政两界建立了联系。
1927年4月,蒋介石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后在内外压力之下,“以退为进”宣布下野,并派遣张群前往日本为蒋介石打前站。经张群操办,蒋介石与已任日本首相的田中义一会晤。此时的田中义一提出了臭名昭著的“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等赤裸裸的侵华政策,在与蒋介石、张群的会谈中,虽然就反共达成了共识。却没有明确表态支持蒋介石继续北伐的主张。这为后来的中日冲突埋下了伏笔。随后,蒋介石回国复职,张群则留在日本继续活动。
处理“济南惨案”特使
1928年4月初,蒋介石举行“二次北伐”。日本田中内阁则决定出兵山东,并于5月3日在济南惨无人道地制造了惨杀中国军民的“济南惨案”。面对日本的阻挠,蒋介石以张群为“特使”前往日本。
在日本,张群秉承蒋介石“和平解决”的旨意,频频与日本军方和外务省官员会面,了解日本方面的动向。5月5日、8日,张群在与田中首相的会面中,又促使其同意“不要任凭当地的军方直接谈判,应该移交外交谈判”。通过张群的努力,控制了事态的扩大化。张群回国后,遂被委任为中方谈判代表。他回忆说,“老实说当时的心情感到很冒险的。虽说那是外交交涉。但难免是迁就日本的状况下进行的。当时我方是在尽量容忍,使完成北伐统一为第一要务”。然而,这种屈辱谈判仍得不到日本的配合。1928年9月底,张群再次奉命赴日面见田中首相:“蒋介石即将就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希望日本在东北问题上保持友好态度,对中国的统一事业不加阻难。”张群利用出色的辩才和广泛的人脉,与日本政府周旋。直到次年3月,中日双方才就“济南事件”签订了日本撤兵、但不追究日军残杀中国军民的屈辱的外交协定。
主持中日调整国交谈判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采取“不抵抗政策”,使日寇占领了东三省。为此,全国掀起了规模空前的反日浪潮。张群此时赞成“不抵抗政策”。认为中国正处于贫弱与内战境地,无力单独抵抗日本。张群此言被指责为“亲日派”。1935年11月,因办理“亲日政策”的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兼外交部长的汪精卫与外交次长唐有壬先后遇刺(前者重伤,后者死亡),再加上国内民众强烈的抗日要求,蒋介石决定调整对日外交。12月16日,张群出任外交部长,并宣布“以不侵犯主权为限度,谋友邦之政治协调;以互惠平等为原则,谋友邦之经济合作;以合法途径,解决不平等条约”等强硬的外交方针。
此时,日本已在10月发表了“不得藉欧美牵制日本;承认‘满洲国’、中日亲善;防止赤化、中日共商”等“广田三原则”。这是一个赤裸裸的灭亡和控制中国的政策。为此,张群先后与日本三任驻华大使有吉明、有田八郎、川樾茂进行直接谈判,试图缓和中日关系,并拒绝承认以“广田三原则”作中日关系的基础。他回忆说:“我们主动找日本谈判,希望调整中日关系,减轻外来的压力,先完成‘安内’的工作。……无奈我一上任,正是日本向我提出‘广田三原则’之时,而且日本国内又发生‘二·二六事变’,少壮军人的势力大张,日本政府已经无力控制军部的行动。当时中日之间的问题,关键是东北问题,日本却以既得利益避而不谈,而对华北、内蒙,日方又步步紧逼,制造分裂,策动自治。对我们提出的恢复河北行政完整、放弃在内蒙的阴谋活动又往往避重就轻,拒不讨论,反过来要我们跟他经济提携,承认他的特殊利益,还要我们取缔排日思想,真是欲亡人之国,无所不用其极!……实在说来,我这一年多的外交部长的生活,戒慎紧张,苦恼多而欢乐少,而且未能有效地实际改善中日关系,未符最初期望。”面对日本咄咄逼人的威胁以及全国人民抗日舆论的强大压力,张群被迫于1937年2月辞职。
蒋介石的忠实“走卒”
抗战全面爆发后,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试图调停中日关系,张群作为中方代表,曾出面与之谈判。但日方要价太高,国民政府遂中断了谈判。1938年、1940年,张群先后出任国防最高委员会重庆行营主任、四川省政府主席。积极协助蒋介石巩固抗日大后方。
抗战胜利后,张群是国共重庆谈判国民党方面的主将,此后又是马歇尔调停委员会三人军事小组国民党的代表,参与国共和谈事务,为蒋介石积极筹谋削弱消灭共产党。1947年4月,他在国共内战关键时期出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帮助蒋介石打内战。1948年底,蒋介石为桂系所逼下野前夕,张群出任重庆绥靖公署(后改为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主任,为蒋介石镇守西南。1949年12月9日,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发动反蒋起义,扣留了前来探听虚实和试图控制局面的张群。卢汉的代表杨永清说:“起义是云南人民的强烈愿望,我们是顺应民意,……希望张先生和我们一致行动。”张群则回答说:“你们的起义行动,我是很同情的。我也知道这是大势所趋,民心所向,国民党的确是无法挽回了。蒋先生过去所作所为,连我自己也有不满的地方。但是,我一生都是一个国民党员,我和蒋发生的私人关系,你们是知道的,我不能和你们一致行动。”卢汉最后释放了张群,使之于12月21日从香港乘船前往台湾。
在台湾,张群先后出任“总统府”秘书长、“国防会议”秘书长、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行政院”设计委员会委员等职,协助蒋介石在台湾的统治。同时,他继续充当对日外交的主角,频繁往来于台北、东京之间,为强化台日关系而奔走。晚年,张群曾自嘲说,“我只是一个厨子,主人吃什么菜,我做什么菜”。此话道出了他一生办理外交、处理政务的心态和与蒋氏的密切关系。1990年12月14日,张群在台湾病逝,享年102岁。
留学日本,与蒋“一见如故”
张群,字鹤军(后曾改称“岳军”)。1889年5月生于四川。其父供职于衙署,一生以“作幕”为业。张群耳濡目染,很早便熟悉官场内幕和运作方式。16岁时,张群考入华阳中学堂。由于受反清革命思潮的影响,1907年,张群考人“通国陆军速成学堂”(即保定军校)。后参加该校留日考试,与蒋志清(即蒋介石)等人一起进入日本振武学校留学,“本来准备学步兵的,可是与蒋先生一见如故,于是改学炮兵,以期与蒋先生朝夕相处,共同切磨”。
投身革命
武昌起义爆发后,蒋介石接获陈其美发自上海的电报,与张群商议,决定回国参加革命。于是,他们冒着违反军纪被抓捕的风险,偷潜回国。期间,时年22岁的张群与黄郛(31岁)、蒋介石(24岁)“桃园三结义”,结拜为兄弟。此举为日后张群的飞黄腾达奠定了基础,也是张群一生追随蒋介石为其效命的缘由。民国建立后,袁世凯镇压国民党人,张群追随陈其美、蒋介石参加了反袁“二次革命”。失败后亡命日本,再入陆军士官学校留学。1917年孙中山掀起护法运动,在广州出任海陆军大元帅,张群和蒋介石被委任为大元帅府参军。后孙中山被排挤出广州,张群见风使舵,一度依附政学系首领岑春煊。出任护法军政府政务厅副官长,后成为政学系重要人物。1919年后,张群先后任四川全省警务处长及省会警察厅长、北洋政府总统府总务处长、河南全省警务处长兼警备司令、开封市警察厅长等要职,从而建立了丰厚的人脉关系。
1926年北伐前夕,受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的邀请,张群出任总司令部总参议,成为幕僚领袖。自此,张群鞍前马后,为蒋介石夺取天下、建立稳定的统一政权,出谋划策。扮起了“侍女”的角色。
初涉中日外交
早在1918年秋,张群曾作为国民党主办的《民国日报》、《中华新报》的代表访问日本。那时主要是设法说服日本放弃对段祺瑞政府“借参战之机谋求借款,以图武力统一全国”的“西原借款”。两次留学日本的张群,利用同学关系,广泛接触日本各界,尤其是设法见到了日本军部实力派人物、主持侵华国策的参谋本部次长田中义一。尽管此行未达目的,但张群由此与日本军政两界建立了联系。
1927年4月,蒋介石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后在内外压力之下,“以退为进”宣布下野,并派遣张群前往日本为蒋介石打前站。经张群操办,蒋介石与已任日本首相的田中义一会晤。此时的田中义一提出了臭名昭著的“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等赤裸裸的侵华政策,在与蒋介石、张群的会谈中,虽然就反共达成了共识。却没有明确表态支持蒋介石继续北伐的主张。这为后来的中日冲突埋下了伏笔。随后,蒋介石回国复职,张群则留在日本继续活动。
处理“济南惨案”特使
1928年4月初,蒋介石举行“二次北伐”。日本田中内阁则决定出兵山东,并于5月3日在济南惨无人道地制造了惨杀中国军民的“济南惨案”。面对日本的阻挠,蒋介石以张群为“特使”前往日本。
在日本,张群秉承蒋介石“和平解决”的旨意,频频与日本军方和外务省官员会面,了解日本方面的动向。5月5日、8日,张群在与田中首相的会面中,又促使其同意“不要任凭当地的军方直接谈判,应该移交外交谈判”。通过张群的努力,控制了事态的扩大化。张群回国后,遂被委任为中方谈判代表。他回忆说,“老实说当时的心情感到很冒险的。虽说那是外交交涉。但难免是迁就日本的状况下进行的。当时我方是在尽量容忍,使完成北伐统一为第一要务”。然而,这种屈辱谈判仍得不到日本的配合。1928年9月底,张群再次奉命赴日面见田中首相:“蒋介石即将就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希望日本在东北问题上保持友好态度,对中国的统一事业不加阻难。”张群利用出色的辩才和广泛的人脉,与日本政府周旋。直到次年3月,中日双方才就“济南事件”签订了日本撤兵、但不追究日军残杀中国军民的屈辱的外交协定。
主持中日调整国交谈判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采取“不抵抗政策”,使日寇占领了东三省。为此,全国掀起了规模空前的反日浪潮。张群此时赞成“不抵抗政策”。认为中国正处于贫弱与内战境地,无力单独抵抗日本。张群此言被指责为“亲日派”。1935年11月,因办理“亲日政策”的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兼外交部长的汪精卫与外交次长唐有壬先后遇刺(前者重伤,后者死亡),再加上国内民众强烈的抗日要求,蒋介石决定调整对日外交。12月16日,张群出任外交部长,并宣布“以不侵犯主权为限度,谋友邦之政治协调;以互惠平等为原则,谋友邦之经济合作;以合法途径,解决不平等条约”等强硬的外交方针。
此时,日本已在10月发表了“不得藉欧美牵制日本;承认‘满洲国’、中日亲善;防止赤化、中日共商”等“广田三原则”。这是一个赤裸裸的灭亡和控制中国的政策。为此,张群先后与日本三任驻华大使有吉明、有田八郎、川樾茂进行直接谈判,试图缓和中日关系,并拒绝承认以“广田三原则”作中日关系的基础。他回忆说:“我们主动找日本谈判,希望调整中日关系,减轻外来的压力,先完成‘安内’的工作。……无奈我一上任,正是日本向我提出‘广田三原则’之时,而且日本国内又发生‘二·二六事变’,少壮军人的势力大张,日本政府已经无力控制军部的行动。当时中日之间的问题,关键是东北问题,日本却以既得利益避而不谈,而对华北、内蒙,日方又步步紧逼,制造分裂,策动自治。对我们提出的恢复河北行政完整、放弃在内蒙的阴谋活动又往往避重就轻,拒不讨论,反过来要我们跟他经济提携,承认他的特殊利益,还要我们取缔排日思想,真是欲亡人之国,无所不用其极!……实在说来,我这一年多的外交部长的生活,戒慎紧张,苦恼多而欢乐少,而且未能有效地实际改善中日关系,未符最初期望。”面对日本咄咄逼人的威胁以及全国人民抗日舆论的强大压力,张群被迫于1937年2月辞职。
蒋介石的忠实“走卒”
抗战全面爆发后,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试图调停中日关系,张群作为中方代表,曾出面与之谈判。但日方要价太高,国民政府遂中断了谈判。1938年、1940年,张群先后出任国防最高委员会重庆行营主任、四川省政府主席。积极协助蒋介石巩固抗日大后方。
抗战胜利后,张群是国共重庆谈判国民党方面的主将,此后又是马歇尔调停委员会三人军事小组国民党的代表,参与国共和谈事务,为蒋介石积极筹谋削弱消灭共产党。1947年4月,他在国共内战关键时期出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帮助蒋介石打内战。1948年底,蒋介石为桂系所逼下野前夕,张群出任重庆绥靖公署(后改为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主任,为蒋介石镇守西南。1949年12月9日,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发动反蒋起义,扣留了前来探听虚实和试图控制局面的张群。卢汉的代表杨永清说:“起义是云南人民的强烈愿望,我们是顺应民意,……希望张先生和我们一致行动。”张群则回答说:“你们的起义行动,我是很同情的。我也知道这是大势所趋,民心所向,国民党的确是无法挽回了。蒋先生过去所作所为,连我自己也有不满的地方。但是,我一生都是一个国民党员,我和蒋发生的私人关系,你们是知道的,我不能和你们一致行动。”卢汉最后释放了张群,使之于12月21日从香港乘船前往台湾。
在台湾,张群先后出任“总统府”秘书长、“国防会议”秘书长、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行政院”设计委员会委员等职,协助蒋介石在台湾的统治。同时,他继续充当对日外交的主角,频繁往来于台北、东京之间,为强化台日关系而奔走。晚年,张群曾自嘲说,“我只是一个厨子,主人吃什么菜,我做什么菜”。此话道出了他一生办理外交、处理政务的心态和与蒋氏的密切关系。1990年12月14日,张群在台湾病逝,享年10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