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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波传来日军投降的讯息
抗日战争时期,我在广东志锐中学毕业后,到广西柳州业勤小学当教师。这所学校和志锐中学一样,是由国民党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创办的,他亲自担任学校董事长。但是,该校校长和一些教师都是中共秘密党员,是第四战区司令部的一个中共秘密组织——中共特别支部的成员。这个秘密党组织直接受中共长江局(1939年后改为南方局)和周恩来的领导,担负着在张发奎指挥的国民党军队中,宣传贯彻党的全面抗战方针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重要任务。
我当时是一个满怀爱国热情的青年,思想比较进步,参加学校的一些活动比较活跃,秘密党组织便有意识地对我进行培养和教育。渐渐地,我与一些党员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他们经常交给我一些工作去做,我总是尽力完成,深得他们的信任,成为组织发展对象。
1944年下半年,桂柳战役后,四战区司令部迫于形势,撤退到百色、南宁,并改称第二方面军司令部。我和特别支部的三位女地下党员一起被安置到司令部机要科译电室搞电报翻译工作。在1945年8月,华南地区所接收到的关于日本投降的一系列电讯,大部分是在这里被译出后传送出去的。记得8月15日这一天,译电室首先译出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消息。我们抑制着惊喜的心情,迅速将电讯稿送上去。当天,这一消息就在收音机里播发。顷刻间,整个南宁城沸腾了,胜利的欢呼声、锣鼓声、鞭炮声不绝于耳。当时的情景,令我难以忘怀。
随后几天,我们又译出这样一些电文:
8月16日,上级命令张发奎所率部队停止战斗,原地待命;
8月21日,指派张发奎将军为广州受降主官;
8月下旬,命令张发奎将军到湘西芷江参加研究受降事宜的协商会议;
……就这样,令人兴奋的消息接二连三地传来。
目睹侵占华南地区的日军最高指挥官在投降书上签字
日本宣布投降后,9月2日9时,在东京湾的美国“密苏里”号军舰上举行日本正式投降的签字仪式,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代表盟国受降。中国代表徐永昌上将参加了受降仪式。
9月9日9时,侵华日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在南京向中国战区最高统帅代表何应钦投降,并在投降书上签字。
中国战区受降范围为中国大陆(除东北以外)、台湾和越南北纬16度以北地区,共划分16个受降区。其中,广州区受降长官即为第二方面军司令张发奎,日军投降代表为日军第二十三军司令官田中久一。
9月16日,广州区日军投降仪式在广州市中山纪念堂举行。由于我当时接受中共秘密组织的指示和安排,在第二方面军司令部工作,有幸作为旁观者参加了这个会议,亲眼目睹了这一历史性的事件。
16日上午,我随司令部有关人员一起来到中山纪念堂。只见会场布置得庄严肃穆,正前方摆放着两张长桌。上方长桌为受降席,下方长桌是投降席。大约10点钟,田中久一与他的作战参谋及指挥官等人,乘坐一辆插着白旗的军车驶到中山纪念堂前。下车后,这些日军降将神情沮丧地低着脑袋,在我方引导官的带领下,从两排全副武装、表情威严的中国士兵行列中穿过,进入受降会场。只见田中久一等人在投降席前止步,双脚并拢,向坐在受降席上的张发奎将军和美军联络官博文将军等鞠躬致敬,然后又挺直身躯,专注地聆听张发奎将军向他们宣布命令。随即,田中久一颤栗地在投降书上签字,并将他随身携带的佩剑、手枪、望远镜、军马鞭等物一一摆放在受降席上。然后,在中国引导官的引导下,灰溜溜地离去。
在中山纪念堂外以及日军降将驱车经过的街道两旁,聚集着成千上万的老百姓,他们群情激奋,欢呼中国抗战的胜利,争看侵略者的可耻下场。这是中国人民洗雪国耻、扬眉吐气的一刻;这是公理战胜强权、正义战胜邪恶、和平力量战胜法西斯的伟大胜利。
广州街头的战俘兵
1945年9月初,国民党第二方面军司令部便进驻广州,开始进行广州地区的接收工作。一天,我上街办事,看到有一群被缴了武器的日本官兵在街头拿着大竹扫帚扫马路。他们仍然穿着军装、带着军帽,但一个个耷拉着脑袋。这是日本战俘在等待遣送回国期间,被勒令劳动改造。街头市民看到这些往日作恶多端、双手沾满罪恶的侵略者,本来气就不打一处来,又见他们中的一些人戴着口罩和白手套扫地,还不时地扬起灰尘,流露出不满的情绪,于是更加气愤,纷纷向前,围住鬼子兵指责、唾骂。只见两个年轻人冲向前去,一把扯下他们的口罩和手套,狠狠地摔在地下。又有人将这一情况反映给管理战俘的部门,要求他们制止日本战俘在我们刚刚收复的国土上仍然气焰嚣张的行径。看到这一幕,我当时真是感慨万分,心想,昔日中国人在街上看到日本兵横冲直撞、耀武扬威,惟恐躲避不及。现在抗战胜利了,老百姓才挺直腰杆,敢于表达自己心中的愤恨。
田中久一伏法
1945年12月底,我由于受到国民党特务的怀疑,在党组织的掩护和安排下,悄悄地离开第二方面军司令部,来到上海。1947年,我在上海接到广州同学的一封来信,信中向我详细地描述了当年侵占华南地区的日本战犯田中久一受军事法庭审判并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的经过。
田中久一是臭名昭著的日本侵略军首脑之一,任职期间,指挥日军烧杀抢劫,犯下了滔天罪行。日本投降时,他代表侵占华南的日军签了投降书后,便作为战犯被关押。后经当时广州军事法庭审判,被指控“纵横转战,肆虐东南,罪迹繁多”,罪不容诛,处以死刑。
在田中久一被押赴刑场枪毙的那一天,广州市万人空巷,通往刑场的道路两旁,站满了男女老少,个个怀着激愤的心情,要亲眼看看这个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恶魔的可耻下场。
一列车队由几辆摩托车开路,驶向刑场。其中的一辆大卡车上坐着戴着手铐的田中久一。这死刑囚犯仍穿军装、戴军帽,鼻梁上架着一副黑边眼镜,面如土色,神情恐慌。其身上插着的一块写有“战犯田中久一”字样的木牌。在卡车车厢上挂着白布条幅,上书“枪决战犯华南最高指挥官田中久一”的黑色大字。这时,围观群众的激愤情绪达到高潮,人们呼喊着,咒骂着,尽情地发泄着聚集已久的愤怒。
刑车队到达刑场后,立即将田中久一押下卡车,勒令其跪下,向中国人民谢罪、道歉。随后,砰、砰、砰,枪响数声,将其击毙。围观的老百姓亲眼看到这个恶魔仰面倒在血泊中,高呼“枪毙得好!”“好嘢!”这就是侵略者的下场,恶魔的末日!
历史的车轮飞快地行驶,抗战胜利距今已有整整60年了,但每当我回忆起当年耳闻目睹日本侵略军投降的这段历史,往事依然历历在目。历史是不能,也不应该被忘记的。现在的日本国居然修改教科书,想以此来抹煞其侵略中国的罪行;历届的日本政要都要参拜设有侵华战犯牌位的靖国神社;日本还蓄谋侵占我钓鱼岛。许多事实说明,日本军国主义至今仍然阴魂不散,对此我们要保持高度警惕。
抗日战争时期,我在广东志锐中学毕业后,到广西柳州业勤小学当教师。这所学校和志锐中学一样,是由国民党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创办的,他亲自担任学校董事长。但是,该校校长和一些教师都是中共秘密党员,是第四战区司令部的一个中共秘密组织——中共特别支部的成员。这个秘密党组织直接受中共长江局(1939年后改为南方局)和周恩来的领导,担负着在张发奎指挥的国民党军队中,宣传贯彻党的全面抗战方针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重要任务。
我当时是一个满怀爱国热情的青年,思想比较进步,参加学校的一些活动比较活跃,秘密党组织便有意识地对我进行培养和教育。渐渐地,我与一些党员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他们经常交给我一些工作去做,我总是尽力完成,深得他们的信任,成为组织发展对象。
1944年下半年,桂柳战役后,四战区司令部迫于形势,撤退到百色、南宁,并改称第二方面军司令部。我和特别支部的三位女地下党员一起被安置到司令部机要科译电室搞电报翻译工作。在1945年8月,华南地区所接收到的关于日本投降的一系列电讯,大部分是在这里被译出后传送出去的。记得8月15日这一天,译电室首先译出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消息。我们抑制着惊喜的心情,迅速将电讯稿送上去。当天,这一消息就在收音机里播发。顷刻间,整个南宁城沸腾了,胜利的欢呼声、锣鼓声、鞭炮声不绝于耳。当时的情景,令我难以忘怀。
随后几天,我们又译出这样一些电文:
8月16日,上级命令张发奎所率部队停止战斗,原地待命;
8月21日,指派张发奎将军为广州受降主官;
8月下旬,命令张发奎将军到湘西芷江参加研究受降事宜的协商会议;
……就这样,令人兴奋的消息接二连三地传来。
目睹侵占华南地区的日军最高指挥官在投降书上签字
日本宣布投降后,9月2日9时,在东京湾的美国“密苏里”号军舰上举行日本正式投降的签字仪式,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代表盟国受降。中国代表徐永昌上将参加了受降仪式。
9月9日9时,侵华日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在南京向中国战区最高统帅代表何应钦投降,并在投降书上签字。
中国战区受降范围为中国大陆(除东北以外)、台湾和越南北纬16度以北地区,共划分16个受降区。其中,广州区受降长官即为第二方面军司令张发奎,日军投降代表为日军第二十三军司令官田中久一。
9月16日,广州区日军投降仪式在广州市中山纪念堂举行。由于我当时接受中共秘密组织的指示和安排,在第二方面军司令部工作,有幸作为旁观者参加了这个会议,亲眼目睹了这一历史性的事件。
16日上午,我随司令部有关人员一起来到中山纪念堂。只见会场布置得庄严肃穆,正前方摆放着两张长桌。上方长桌为受降席,下方长桌是投降席。大约10点钟,田中久一与他的作战参谋及指挥官等人,乘坐一辆插着白旗的军车驶到中山纪念堂前。下车后,这些日军降将神情沮丧地低着脑袋,在我方引导官的带领下,从两排全副武装、表情威严的中国士兵行列中穿过,进入受降会场。只见田中久一等人在投降席前止步,双脚并拢,向坐在受降席上的张发奎将军和美军联络官博文将军等鞠躬致敬,然后又挺直身躯,专注地聆听张发奎将军向他们宣布命令。随即,田中久一颤栗地在投降书上签字,并将他随身携带的佩剑、手枪、望远镜、军马鞭等物一一摆放在受降席上。然后,在中国引导官的引导下,灰溜溜地离去。
在中山纪念堂外以及日军降将驱车经过的街道两旁,聚集着成千上万的老百姓,他们群情激奋,欢呼中国抗战的胜利,争看侵略者的可耻下场。这是中国人民洗雪国耻、扬眉吐气的一刻;这是公理战胜强权、正义战胜邪恶、和平力量战胜法西斯的伟大胜利。
广州街头的战俘兵
1945年9月初,国民党第二方面军司令部便进驻广州,开始进行广州地区的接收工作。一天,我上街办事,看到有一群被缴了武器的日本官兵在街头拿着大竹扫帚扫马路。他们仍然穿着军装、带着军帽,但一个个耷拉着脑袋。这是日本战俘在等待遣送回国期间,被勒令劳动改造。街头市民看到这些往日作恶多端、双手沾满罪恶的侵略者,本来气就不打一处来,又见他们中的一些人戴着口罩和白手套扫地,还不时地扬起灰尘,流露出不满的情绪,于是更加气愤,纷纷向前,围住鬼子兵指责、唾骂。只见两个年轻人冲向前去,一把扯下他们的口罩和手套,狠狠地摔在地下。又有人将这一情况反映给管理战俘的部门,要求他们制止日本战俘在我们刚刚收复的国土上仍然气焰嚣张的行径。看到这一幕,我当时真是感慨万分,心想,昔日中国人在街上看到日本兵横冲直撞、耀武扬威,惟恐躲避不及。现在抗战胜利了,老百姓才挺直腰杆,敢于表达自己心中的愤恨。
田中久一伏法
1945年12月底,我由于受到国民党特务的怀疑,在党组织的掩护和安排下,悄悄地离开第二方面军司令部,来到上海。1947年,我在上海接到广州同学的一封来信,信中向我详细地描述了当年侵占华南地区的日本战犯田中久一受军事法庭审判并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的经过。
田中久一是臭名昭著的日本侵略军首脑之一,任职期间,指挥日军烧杀抢劫,犯下了滔天罪行。日本投降时,他代表侵占华南的日军签了投降书后,便作为战犯被关押。后经当时广州军事法庭审判,被指控“纵横转战,肆虐东南,罪迹繁多”,罪不容诛,处以死刑。
在田中久一被押赴刑场枪毙的那一天,广州市万人空巷,通往刑场的道路两旁,站满了男女老少,个个怀着激愤的心情,要亲眼看看这个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恶魔的可耻下场。
一列车队由几辆摩托车开路,驶向刑场。其中的一辆大卡车上坐着戴着手铐的田中久一。这死刑囚犯仍穿军装、戴军帽,鼻梁上架着一副黑边眼镜,面如土色,神情恐慌。其身上插着的一块写有“战犯田中久一”字样的木牌。在卡车车厢上挂着白布条幅,上书“枪决战犯华南最高指挥官田中久一”的黑色大字。这时,围观群众的激愤情绪达到高潮,人们呼喊着,咒骂着,尽情地发泄着聚集已久的愤怒。
刑车队到达刑场后,立即将田中久一押下卡车,勒令其跪下,向中国人民谢罪、道歉。随后,砰、砰、砰,枪响数声,将其击毙。围观的老百姓亲眼看到这个恶魔仰面倒在血泊中,高呼“枪毙得好!”“好嘢!”这就是侵略者的下场,恶魔的末日!
历史的车轮飞快地行驶,抗战胜利距今已有整整60年了,但每当我回忆起当年耳闻目睹日本侵略军投降的这段历史,往事依然历历在目。历史是不能,也不应该被忘记的。现在的日本国居然修改教科书,想以此来抹煞其侵略中国的罪行;历届的日本政要都要参拜设有侵华战犯牌位的靖国神社;日本还蓄谋侵占我钓鱼岛。许多事实说明,日本军国主义至今仍然阴魂不散,对此我们要保持高度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