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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培育儿童青少年的国家认同意识，是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的重要使命。“国家”不仅以民族共同体（古代国家）和政治共同体（现代国家）的形态存在，还是基于文化传统而建构起的文化共同体。文化认同是国家认同的根基，中华文化是中国国家认同的内核。文化认同是对中华文化蕴含的价值观念、人文精神、思维方式等加以认可的基础上建立起的信念，这些信念进一步凝练为中国智慧，中国智慧是中华文化的精华。针对中国智慧编制出智慧训练课程，以此对中小学生开展国家认同教育，能将中国智慧蕴含的中国人的文化价值观内化为中小学生的文化认同意识，进而促进其国家认同意识的形成。
关键词 国家认同意识;文化认同;中华文化;中国智慧
中图分类号 G41
文献编码 A
文章编号 2095-1183（2020）10-00-04
一个国家的繁荣与发展，离不开公民对自己国家的承认与认可。对国家认同程度的高低，直接决定着对国家拥有的归属感和自豪感。一个国家的公民，对自己国家的认同意识越强，这个国家就越持久与稳定;反之，这个国家就会面临瓦解与没落的危险。可见国家认同在国家稳定统一、和谐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当前，我们面临着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从经济的全球化逐渐向政治、文化、民族等的全球化推进，人员的快速流动，必然会导致不同政治制度、思想文化、价值信仰等的碰撞与冲突，人们需要重新界定自己的国家身份，使得国家认同问题变得愈发重要起来。一个国家对其公民国家认同问题的重视，不应是出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而应当是有目的、有计划主动培养的过程，因此，培育儿童青少年的国家认同意识，是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的重要使命。
一、文化认同：国家认同意识培养的核心
“国家”是一个发展中的多维概念，古代国家多基于血缘和地缘关系自然演化形成，表现为源于族群汇聚所构成的民族共同体，即依血缘关系维系的民族国家;而现代国家常常基于特定的制度性安排而形成，表现为以政治经济体制建立起的政治共同体，即依政治关系维系的政治国家。但仅仅从民族或政治的角度定义国家的概念，似乎依然是一种表层的认识，并未触及国家的深层特质。随着全球化和现代化发展格局的变化，族群的边界在逐渐打破，伴随着国家的更替兴衰，政治制度也会随之发生不同的变化，而能够在其中得以不断延续和传承的，则是一个国家的文化。因此，从更深的层面上看，国家也是基于历史文化传统延续下来的文化共同体，即依文化传统凝结在一起的文化國家。或者可以说，中华文化是中国国家认同的内核，文化认同是国家认同的根基。
国家认同是世界上许多国家所面临的共同问题，它既是一种社会现象也是一种心理现象，学者们倾向于从两种不同的路径来理解“国家认同”的内涵。一种是从自上而下的政治学视角来加以理解，将国家认同看作是“个体在政治生活中基于自己公民的身份而对国家所产生的政治上的认同，包括一个国家的公民对自己所属国家的政治权威、政治组织和政治制度等的认同，它反映着公民对于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认可和情感”[1]，着重强调国家认同的政治属性。另一种是从自下而上的心理学视角来加以理解，将国家认同看作是“个体对群体的归属感，个体对自己所属国家的积极评价，以及个体对国家活动的参与程度，它是一个人确认自己属于哪个国家以及这个国家究竟是怎样一个国家的心理性活动，包括认知成分、情感成分和行为动机等复杂的心理结构系统”[2]，更强调国家认同的心理属性。实际上，这两种理解并不矛盾，只是关注的视角不同而已。前者主要将国家认同看作是一种社会现象，将关注点放到国家认同的实际内容上，强调对国家政治属性的认同;后者则将国家认同看作是一种心理现象，将关注点放在国家认同的形成过程上，强调个体如何形成国家认同意识。我们认为，如果站在教育的角度来看待国家认同问题，既要关注给予公民什么样的国家认同内容，也要关注如何让公民形成国家认同意识。虽然国家有民族国家、政治国家和文化国家之分，但对于政体稳定、多民族融合的中国而言，中华文化是将全体公民凝聚在一起的内生动力，文化认同是国家认同的核心内容。同时我们也能够看到，国家认同的主体是公民自身，其对自己所从属国家身份的一种主观认知和情感维系，既包含着将国家认同内容转化为个体国家认同意识的内化过程，也包含着将国家认同意识转化为国家认同行为的外化过程。对公民国家认同意识的培育，就是要以文化认同促进国家认同、凝聚起公民的国家认同意识并达到内化于心与外化为行的统一。
中华文化是中国国家认同的核心内容，因为中华文化在中国国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产生过强大的凝聚力。以中华文化认同作为中国国家认同的切入点，可从中凝练出全体公民共同遵循的价值意识，为全体公民生成共有的国家认同打下认知和情感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将文化自信上升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高度，把文化看作是一个民族生存发展的根脉，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由此可见，文化认同是一个国家发展的内在力量，是对中华文化蕴含的价值观念、人文精神、思维方式等加以认可的基础上所建立起的信念，是中华民族5000多年所孕育出的优秀文化传统。当然，中华文化并非只是汉族文化或儒家文化，它是中国56个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汇集，是华夏各民族多元文化经过历史积累沉淀不断融合而发展起来的，具有稳定性和多元性。
二、中国智慧：国家认同意识培育的途径
纵观国内外关于中华文化的研究，在文化认同的研究与实践领域，多是以“文化传承”为主题展开的。就文化传承的内容而言，研究者与实践者或是从古代哲人的典籍出发，在传承经典中培育文化认同意识;或是从某一思想家的观点出发，挖掘其中所承载的文化认同的功能。可以说，这些研究都为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做出了贡献。但我们也不难发现，古代哲人的典籍具有历史的局限性，随着时代的发展需要汲取其精华抛弃其糟粕，某一思想家的观点也会局限于一家之言，难以完整反映出中华文化的多样性与多元性。同样，在文化传承的方式方面，研究者也主要是从“经典”的讲解或诵读出发，通过传递达到文化传承的目的。然而，文化传承、文化认同与知识传授不同，传承不是传递，虽然传递是传承的前提;认同也不是简单的接受，虽然认同需要以接受为基础。文化传承、文化认同不仅要识记，更要内化到个体的心理结构之中，融入个体的价值观、思维方式，甚至行为方式中。“在学校教育中实现传统文化的传承不是简单地让学生了解关于文化的知识，而是要让学生主动把传统文化作为自身适应环境的机制;文化的传承需要让个体把特定的文化当作自己适应外界环境的机制，并能表现出特定的思维和行为方式”[3]。由此可见，文化传承可以作为文化认同的重要手段，但不应仅仅停留在典籍、思想家观点等“经典”的传递上，经典也需要予以创造性的解释，需要进行现代性转换，这也标志着中华文化的传承需要创新，需要在创新的过程中传承中华文化的精华，以此建立中国人的文化认同。 2017年初始，中共中央辦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首次将中华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纳入国家战略，并从国家政策的层面予以部署和实施。文件明确提出，应“汲取中国智慧、弘扬中国精神、传播中国价值，不断增强中华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和影响力，创造中华文化新辉煌”，强调把优秀传统文化贯穿国民教育始终。其中不难看到对“中国智慧”的关注，意味着将中国智慧看作是中华文化的重要内容，将“汲取中国智慧”看作是传承与发展中华文化的重要方法，也预示着对“中国智慧”的培养和训练是中华文化创新性发展的重要内容，以“中国智慧”促进文化认同是提升国家认同意识的有效途径。“智慧”是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最核心的表现形式。法国哲学家弗朗索瓦·于连认为，中华文化传统中的儒家、道家及佛家思想，与西方哲学有着本质上的差别，[4]中国哲学从其本质上看，并不是西方哲学的“爱智慧”，它本身就是一种“智慧”。中国哲人不需要对其核心概念给予清晰的界定，不需要检验其命题陈述的正确与否，却能够在大家视为理所当然的事物中，以语言为载体洞悉事物内在的“道”。因此，对中国智慧的探究就是对中华文化的继承，因为文化传承的核心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文化，是一个民族几千年来所形成的人性观、价值观、思维方式等，这些精神文化就是以“智慧”的形式展现出来的。同时，中国智慧是实现文化传承的重要手段，传承代表着对文化的传递和承接，只有文化承接才能使文化理念融入个体的思维、情感与行为之中，才能达到个体在人格层面的文化认同。
为了探寻中国智慧所蕴含的中国人的价值观，我们以汉语成语为载体，运用内容分析的方法，以许振生主编的《新华成语词典》（2012）为蓝本，从中筛选出描述智慧的成语，并进行初次编码;然后把编码后的成语放到某一种类型中进行二次编码，并不断检查，以确保每个成语在外部是独特的，在内部是一致的，最后，用描述统计的方法分析每个成语所蕴含的智慧类别。由此建构起中国智慧的结构模型，将中国智慧划分为四大类（对待自己的智慧、对待他人的智慧、对待社会的智慧及对待自然的智慧），每一类包含三种中国人的文化价值观：
1.对待自己的智慧。指中国人在处理人与自己的关系时所遵循的文化价值观，包括知己、悦己和砺己，崇尚人己合一。其中，“知己”反映出中国人在认识自己时，主要使用时常反省自己、动态看待自己、客观看待自己、认清自身处境和中和看待自己等五种智慧;“悦己”反映出中国人在接纳自己时，主要使用接受自己、不迷失自己、不放弃自己、不逃避自己和不强求自己等五种智慧;“砺己”反映出中国人在磨练自己时，主要使用逆境中超越、直面自己、改善不足、磨难中历练和以人为镜等五种智慧。
2.对待他人的智慧。指中国人在处理人与他人的关系时所遵循的文化价值观，包括明礼、仁爱和诚信，崇尚人人合一。其中，“明礼”反映出中国人能够以礼法处理与他人的关系，主要使用乐于与人交往、主动化解冲突、接纳态度待人、听取别人意见和注重心灵契合等五种智慧;“仁爱”反映出中国人能够以友善、爱护、同情的态度处理与他人的关系，主要使用与人为善、助人为乐、共同承担、谦逊平和和包容忍让等五种智慧;“诚信”反映出中国人能够以诚实可靠的态度处理与他人的关系，主要使用言行一致、前后如一、真诚待人、讲求信用和表里如一等五种智慧。
3.对待社会的智慧。指中国人在处理人与社会的关系时所遵循的文化价值观，包括崇德、修身和忠义，崇尚天人合德。其中，“崇德”反映出中国人能够自觉地将一定社会的道德要求转变为个人的道德品质，主要使用宽容大度、不负于人、以德服人、待人谦和和以身作则等五种智慧;“修身”反映出中国人能够约束自己的言行以符合社会规范，通过自我修养以成就社会大业，主要使用善于自省、严于律己、勇于进取、降低物欲和乐观知足等五种智慧;“忠义”反映出中国人能够为了社会价值和社会利益牺牲自己，主要使用坚持正义、不退缩畏惧、勇于担当、舍生取义和爱惜名声等五种智慧。
4.对待自然的智慧。指中国人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所遵循的文化价值观，包括尚同、适度和知理，崇尚天人合道。其中，反映出中国人能够遵循自然发展规律来形成自己对世界的认识，主要使用顺其自然、寻机就势、秉持公道、完整客观和分清主次等五种智慧;“适度”反映出中国人能够随时观察分析时势，估计其发展趋向，依据情况变化行事，适可而止，主要使用不拘常规、不走极端、有备无患、因时而变和保持适度等五种智慧;“知理”反映出中国人能够识大体顾大局，透过现象看本质，主要使用避免主观性、联系性思维、遵循事物规律、不急于求成和接受不确定性等五种智慧。
如何将中国智慧蕴含的中国人的文化价值观，内化为儿童青少年的文化认同意识，进而促进其国家认同意识的形成？我们提出以智慧训练课程的方式开展中小学生国家认同教育。具体做法：对中国智慧所蕴含的12种中国人的文化价值观，每一种均选择出最能代表其智慧内涵的成语，并根据不同年龄阶段的特点编写相应的智慧故事，对每一个智慧故事给出具体指导建议，通过5大步骤的教师引导过程，以提问和讨论的教学方法，层层深入、循序渐进地进行智慧训练，以提升中小学生对中国文化的认同意识。
步骤1：智慧领悟，由教师通过提问的方式，引领学生感受并领悟故事中所蕴含的智慧内涵;
步骤2：观念探寻，结合故事的内容，通过提问方式进一步探查学生对故事中的“主角”或自己所持的价值立场，使其感受到同一件事站在不同主体的角度，会有不同的价值立场;
步骤3：价值澄清，帮助学生认识到不同价值主体会有不同的利益诉求，包括个人利益、他人利益或社会利益，权衡各种利益选择的积极消极结果;
步骤4：利益综合，引导学生认识到，不同价值主体有不同的利益诉求，每一种价值立场都有利弊得失，需要权衡出三者间的共同利益，并找到一种“共赢”的做法;
步骤5：积极行动，当找寻到以社会利益为核心、个人利益与他人利益相平衡的共同利益时，进一步将共同利益调整到社会主流价值观之上，完成价值引领的作用，最后鼓励学生按照自己选择的共同利益予以行动。[5]
参考文献：
[1]龙小农.从形象到认同：社会传播与国家认同建构[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2：3.
[2]柴民权，管健.从个体认同到国家认同：一个社会心理路径[J].南京社会科学，2018（11）：77.
[3]余清臣.现代学校与中国传统文化传承——一种文化生态学的视角[J].浙江社会科学，2008（7）：113.
[4]弗朗索瓦·于连.圣人无意——或哲学的他者[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56.
[5]王丽荣，刘晓明.传承中国智慧，创新经典教育[J].教育科学研究， 2018（12）：3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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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国家认同意识;文化认同;中华文化;中国智慧
中图分类号 G41
文献编码 A
文章编号 2095-1183（2020）10-00-04
一个国家的繁荣与发展，离不开公民对自己国家的承认与认可。对国家认同程度的高低，直接决定着对国家拥有的归属感和自豪感。一个国家的公民，对自己国家的认同意识越强，这个国家就越持久与稳定;反之，这个国家就会面临瓦解与没落的危险。可见国家认同在国家稳定统一、和谐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当前，我们面临着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从经济的全球化逐渐向政治、文化、民族等的全球化推进，人员的快速流动，必然会导致不同政治制度、思想文化、价值信仰等的碰撞与冲突，人们需要重新界定自己的国家身份，使得国家认同问题变得愈发重要起来。一个国家对其公民国家认同问题的重视，不应是出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而应当是有目的、有计划主动培养的过程，因此，培育儿童青少年的国家认同意识，是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的重要使命。
一、文化认同：国家认同意识培养的核心
“国家”是一个发展中的多维概念，古代国家多基于血缘和地缘关系自然演化形成，表现为源于族群汇聚所构成的民族共同体，即依血缘关系维系的民族国家;而现代国家常常基于特定的制度性安排而形成，表现为以政治经济体制建立起的政治共同体，即依政治关系维系的政治国家。但仅仅从民族或政治的角度定义国家的概念，似乎依然是一种表层的认识，并未触及国家的深层特质。随着全球化和现代化发展格局的变化，族群的边界在逐渐打破，伴随着国家的更替兴衰，政治制度也会随之发生不同的变化，而能够在其中得以不断延续和传承的，则是一个国家的文化。因此，从更深的层面上看，国家也是基于历史文化传统延续下来的文化共同体，即依文化传统凝结在一起的文化國家。或者可以说，中华文化是中国国家认同的内核，文化认同是国家认同的根基。
国家认同是世界上许多国家所面临的共同问题，它既是一种社会现象也是一种心理现象，学者们倾向于从两种不同的路径来理解“国家认同”的内涵。一种是从自上而下的政治学视角来加以理解，将国家认同看作是“个体在政治生活中基于自己公民的身份而对国家所产生的政治上的认同，包括一个国家的公民对自己所属国家的政治权威、政治组织和政治制度等的认同，它反映着公民对于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认可和情感”[1]，着重强调国家认同的政治属性。另一种是从自下而上的心理学视角来加以理解，将国家认同看作是“个体对群体的归属感，个体对自己所属国家的积极评价，以及个体对国家活动的参与程度，它是一个人确认自己属于哪个国家以及这个国家究竟是怎样一个国家的心理性活动，包括认知成分、情感成分和行为动机等复杂的心理结构系统”[2]，更强调国家认同的心理属性。实际上，这两种理解并不矛盾，只是关注的视角不同而已。前者主要将国家认同看作是一种社会现象，将关注点放到国家认同的实际内容上，强调对国家政治属性的认同;后者则将国家认同看作是一种心理现象，将关注点放在国家认同的形成过程上，强调个体如何形成国家认同意识。我们认为，如果站在教育的角度来看待国家认同问题，既要关注给予公民什么样的国家认同内容，也要关注如何让公民形成国家认同意识。虽然国家有民族国家、政治国家和文化国家之分，但对于政体稳定、多民族融合的中国而言，中华文化是将全体公民凝聚在一起的内生动力，文化认同是国家认同的核心内容。同时我们也能够看到，国家认同的主体是公民自身，其对自己所从属国家身份的一种主观认知和情感维系，既包含着将国家认同内容转化为个体国家认同意识的内化过程，也包含着将国家认同意识转化为国家认同行为的外化过程。对公民国家认同意识的培育，就是要以文化认同促进国家认同、凝聚起公民的国家认同意识并达到内化于心与外化为行的统一。
中华文化是中国国家认同的核心内容，因为中华文化在中国国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产生过强大的凝聚力。以中华文化认同作为中国国家认同的切入点，可从中凝练出全体公民共同遵循的价值意识，为全体公民生成共有的国家认同打下认知和情感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将文化自信上升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高度，把文化看作是一个民族生存发展的根脉，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由此可见，文化认同是一个国家发展的内在力量，是对中华文化蕴含的价值观念、人文精神、思维方式等加以认可的基础上所建立起的信念，是中华民族5000多年所孕育出的优秀文化传统。当然，中华文化并非只是汉族文化或儒家文化，它是中国56个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汇集，是华夏各民族多元文化经过历史积累沉淀不断融合而发展起来的，具有稳定性和多元性。
二、中国智慧：国家认同意识培育的途径
纵观国内外关于中华文化的研究，在文化认同的研究与实践领域，多是以“文化传承”为主题展开的。就文化传承的内容而言，研究者与实践者或是从古代哲人的典籍出发，在传承经典中培育文化认同意识;或是从某一思想家的观点出发，挖掘其中所承载的文化认同的功能。可以说，这些研究都为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做出了贡献。但我们也不难发现，古代哲人的典籍具有历史的局限性，随着时代的发展需要汲取其精华抛弃其糟粕，某一思想家的观点也会局限于一家之言，难以完整反映出中华文化的多样性与多元性。同样，在文化传承的方式方面，研究者也主要是从“经典”的讲解或诵读出发，通过传递达到文化传承的目的。然而，文化传承、文化认同与知识传授不同，传承不是传递，虽然传递是传承的前提;认同也不是简单的接受，虽然认同需要以接受为基础。文化传承、文化认同不仅要识记，更要内化到个体的心理结构之中，融入个体的价值观、思维方式，甚至行为方式中。“在学校教育中实现传统文化的传承不是简单地让学生了解关于文化的知识，而是要让学生主动把传统文化作为自身适应环境的机制;文化的传承需要让个体把特定的文化当作自己适应外界环境的机制，并能表现出特定的思维和行为方式”[3]。由此可见，文化传承可以作为文化认同的重要手段，但不应仅仅停留在典籍、思想家观点等“经典”的传递上，经典也需要予以创造性的解释，需要进行现代性转换，这也标志着中华文化的传承需要创新，需要在创新的过程中传承中华文化的精华，以此建立中国人的文化认同。 2017年初始，中共中央辦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首次将中华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纳入国家战略，并从国家政策的层面予以部署和实施。文件明确提出，应“汲取中国智慧、弘扬中国精神、传播中国价值，不断增强中华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和影响力，创造中华文化新辉煌”，强调把优秀传统文化贯穿国民教育始终。其中不难看到对“中国智慧”的关注，意味着将中国智慧看作是中华文化的重要内容，将“汲取中国智慧”看作是传承与发展中华文化的重要方法，也预示着对“中国智慧”的培养和训练是中华文化创新性发展的重要内容，以“中国智慧”促进文化认同是提升国家认同意识的有效途径。“智慧”是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最核心的表现形式。法国哲学家弗朗索瓦·于连认为，中华文化传统中的儒家、道家及佛家思想，与西方哲学有着本质上的差别，[4]中国哲学从其本质上看，并不是西方哲学的“爱智慧”，它本身就是一种“智慧”。中国哲人不需要对其核心概念给予清晰的界定，不需要检验其命题陈述的正确与否，却能够在大家视为理所当然的事物中，以语言为载体洞悉事物内在的“道”。因此，对中国智慧的探究就是对中华文化的继承，因为文化传承的核心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文化，是一个民族几千年来所形成的人性观、价值观、思维方式等，这些精神文化就是以“智慧”的形式展现出来的。同时，中国智慧是实现文化传承的重要手段，传承代表着对文化的传递和承接，只有文化承接才能使文化理念融入个体的思维、情感与行为之中，才能达到个体在人格层面的文化认同。
为了探寻中国智慧所蕴含的中国人的价值观，我们以汉语成语为载体，运用内容分析的方法，以许振生主编的《新华成语词典》（2012）为蓝本，从中筛选出描述智慧的成语，并进行初次编码;然后把编码后的成语放到某一种类型中进行二次编码，并不断检查，以确保每个成语在外部是独特的，在内部是一致的，最后，用描述统计的方法分析每个成语所蕴含的智慧类别。由此建构起中国智慧的结构模型，将中国智慧划分为四大类（对待自己的智慧、对待他人的智慧、对待社会的智慧及对待自然的智慧），每一类包含三种中国人的文化价值观：
1.对待自己的智慧。指中国人在处理人与自己的关系时所遵循的文化价值观，包括知己、悦己和砺己，崇尚人己合一。其中，“知己”反映出中国人在认识自己时，主要使用时常反省自己、动态看待自己、客观看待自己、认清自身处境和中和看待自己等五种智慧;“悦己”反映出中国人在接纳自己时，主要使用接受自己、不迷失自己、不放弃自己、不逃避自己和不强求自己等五种智慧;“砺己”反映出中国人在磨练自己时，主要使用逆境中超越、直面自己、改善不足、磨难中历练和以人为镜等五种智慧。
2.对待他人的智慧。指中国人在处理人与他人的关系时所遵循的文化价值观，包括明礼、仁爱和诚信，崇尚人人合一。其中，“明礼”反映出中国人能够以礼法处理与他人的关系，主要使用乐于与人交往、主动化解冲突、接纳态度待人、听取别人意见和注重心灵契合等五种智慧;“仁爱”反映出中国人能够以友善、爱护、同情的态度处理与他人的关系，主要使用与人为善、助人为乐、共同承担、谦逊平和和包容忍让等五种智慧;“诚信”反映出中国人能够以诚实可靠的态度处理与他人的关系，主要使用言行一致、前后如一、真诚待人、讲求信用和表里如一等五种智慧。
3.对待社会的智慧。指中国人在处理人与社会的关系时所遵循的文化价值观，包括崇德、修身和忠义，崇尚天人合德。其中，“崇德”反映出中国人能够自觉地将一定社会的道德要求转变为个人的道德品质，主要使用宽容大度、不负于人、以德服人、待人谦和和以身作则等五种智慧;“修身”反映出中国人能够约束自己的言行以符合社会规范，通过自我修养以成就社会大业，主要使用善于自省、严于律己、勇于进取、降低物欲和乐观知足等五种智慧;“忠义”反映出中国人能够为了社会价值和社会利益牺牲自己，主要使用坚持正义、不退缩畏惧、勇于担当、舍生取义和爱惜名声等五种智慧。
4.对待自然的智慧。指中国人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所遵循的文化价值观，包括尚同、适度和知理，崇尚天人合道。其中，反映出中国人能够遵循自然发展规律来形成自己对世界的认识，主要使用顺其自然、寻机就势、秉持公道、完整客观和分清主次等五种智慧;“适度”反映出中国人能够随时观察分析时势，估计其发展趋向，依据情况变化行事，适可而止，主要使用不拘常规、不走极端、有备无患、因时而变和保持适度等五种智慧;“知理”反映出中国人能够识大体顾大局，透过现象看本质，主要使用避免主观性、联系性思维、遵循事物规律、不急于求成和接受不确定性等五种智慧。
如何将中国智慧蕴含的中国人的文化价值观，内化为儿童青少年的文化认同意识，进而促进其国家认同意识的形成？我们提出以智慧训练课程的方式开展中小学生国家认同教育。具体做法：对中国智慧所蕴含的12种中国人的文化价值观，每一种均选择出最能代表其智慧内涵的成语，并根据不同年龄阶段的特点编写相应的智慧故事，对每一个智慧故事给出具体指导建议，通过5大步骤的教师引导过程，以提问和讨论的教学方法，层层深入、循序渐进地进行智慧训练，以提升中小学生对中国文化的认同意识。
步骤1：智慧领悟，由教师通过提问的方式，引领学生感受并领悟故事中所蕴含的智慧内涵;
步骤2：观念探寻，结合故事的内容，通过提问方式进一步探查学生对故事中的“主角”或自己所持的价值立场，使其感受到同一件事站在不同主体的角度，会有不同的价值立场;
步骤3：价值澄清，帮助学生认识到不同价值主体会有不同的利益诉求，包括个人利益、他人利益或社会利益，权衡各种利益选择的积极消极结果;
步骤4：利益综合，引导学生认识到，不同价值主体有不同的利益诉求，每一种价值立场都有利弊得失，需要权衡出三者间的共同利益，并找到一种“共赢”的做法;
步骤5：积极行动，当找寻到以社会利益为核心、个人利益与他人利益相平衡的共同利益时，进一步将共同利益调整到社会主流价值观之上，完成价值引领的作用，最后鼓励学生按照自己选择的共同利益予以行动。[5]
参考文献：
[1]龙小农.从形象到认同：社会传播与国家认同建构[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2：3.
[2]柴民权，管健.从个体认同到国家认同：一个社会心理路径[J].南京社会科学，2018（11）：77.
[3]余清臣.现代学校与中国传统文化传承——一种文化生态学的视角[J].浙江社会科学，2008（7）：113.
[4]弗朗索瓦·于连.圣人无意——或哲学的他者[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56.
[5]王丽荣，刘晓明.传承中国智慧，创新经典教育[J].教育科学研究， 2018（12）：3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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