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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五四以降，女性开始出现在文学公众场域，经历了娜拉式的二难之后，一部分女性退出了公众的视线。到了30年代，女性渐次步入了或者是左翼革命作家的文本，或者是现代化的大都市上海的文学序列之中，演绎了现代女性的文学都市传奇。本文试从新感觉派作家笔下的海上女性与都市的表层关系与精神肌理出发，研究其作为都市风景的能指和都市人生的所指。
关键词：新感觉小说 女性 文学生存
新感觉派作家“第一次用现代人的眼光打量上海，用一种新异的现代的形式来表达这个大都会的城与人的神韵”[1]，通过上海故事的女性演绎、上海感知的文学路径，塑造了具有现代都市特色的沪上女性形象，从而实现了对现实介入的文学理解与想象，为30年代的海上建构了一道独特的十里洋场女性文学风景。
一.都市风景的能指
新感觉派作家笔下的30年代的上海，逐渐被植入了感性喧嚣和奢靡狂欢的洋场文化的因子。在对诸多现代元素的艳羡与追求中，女性成了城市视觉识别的最基本底色。在充盈着现代、新奇、神秘都市情绪中，女性以城市的“体形、面孔和气质”华丽地转身为都市的象征物和，以独异的生活方式和独特的价值精神走向，构建了一种全新的都市与人的关系格局。
女性营造的都市时尚。新感觉作家在中西历史和现实语境的制约下，在上海这座新兴的国际化大都市里，运用直接和间接的文学手法，形成了关于女性的双重及多重的文学写意；以女性作为载体，营造了先锋、时髦的都市时尚氛围。在传统与现代、历史与当下、西方与东方、虚幻与真实、健康与病态、理性与情感的种种纠结中，达到了一种关于文学界域中对上海的西方想象，建构了一种异样的海上风景。摩登的妖妇魔女、时尚的布尔乔亚小姐、前沿的都会女郎、柔媚的舞女舞娘、左右逢源的交际花，建构了上海整个的物理与精神时空。都市的时尚在女性、女性的时尚在于她们别致、西化、魅人的眉眼。刘呐鸥的心中至美的女子应该是嘉宝、克劳馥，她们应该健康、智慧、性感并且带有域外的某些特征与质素。于是有了《游戏》中有着理智的前额、随风飘动的短发、瘦小而隆直的希腊式鼻子的女子；《风景》《两个时间的不感症者》中直线的鼻子、敏活而不容易受惊的眼睛、漂亮的法国绸下弹力的肌肉的颤动的女性。穆时英笔下《五月》中半闭的大眼睛、直鼻子的蔡佩佩；《夜》中高鼻子、精致的嘴角、长的眉梢和没有擦粉的脸的那个姑娘；《骆驼-尼采主义者与女人》中绘着嘉宝型的眉，有着天鹅绒温柔的黑眼珠子和红腻的嘴唇的少女；《红色的女猎神》中有着天真的纤眉和一条希腊型的高鼻准的女匪首。
女性参演的都市故事大写意。所有的都市地域无不快闪着关于女性的故事。公共界域中的无生命的街道、酒吧、舞厅等城市标志的场所与有生命的女性形成合体，男性的兴趣点就是被隐喻化的并无生命的某个场所，因为有女人在。男人与城市的故事就是男人与女人的故事，女人也变成了城市精神的象征。女性的命运、历史与现实和上海的命运紧紧相连，一部上海生活的风俗史变成了上海女性的命运史，女性在一定层面看来成了上海的隐喻，上海故事就是女性故事，女性自觉不自觉地成就了上海，完成了对都市全方位的解读。在新感觉作家的作品中，任何一个地域，诸如公园、商店橱窗、舞厅、电影院、夜总会、火车、轮船、跑狗场、跑马场、港口、饭店、餐馆、旅游地都有女性故事的发生和演绎；每一个故事都有女性作为主角或参演其中：刘呐鸥的《热情之骨》、《风景》、《两个时间的不感症者》、《赤道下》，穆时英的《上海狐舞步》、《夜》、《街景》、《五月》、《pierrot》、《墨绿衫的小姐》、《夜总会里的五个人》，施蛰存的《春阳》、《梅雨之夕》，叶灵风的《未完的忏悔录》、《第七号女性》、《流行性感冒》，黑婴的《南岛怀恋曲》、《都市Sonata》。
现代文明的强力冲击并没有使传统文明在上海失去立足之地，而是在经过碰撞、冲击之后采取了一种宽容、开放的姿态，与外来文明融合共生共存[2]。新感觉作家将女性作为城市的象征，现代、新奇、神秘。女性被抽空了具象的塑形而成为单纯的都市符号，随着欲望的不断延宕像都市中的商品一样不断地被运作、流通着，成为新感觉派小说的一种写作标记。穆时英《CRAVEN“A”》躺在床上的“她”的身体好像是“妇女用品店橱窗里陈列的石膏模型”、《白金的女體塑像》“一个没有血色，没有人性的女体。不能知道她的感情，不能知道她的生理构造，有着人的形态却没有人的气质和气味。”《上海的狐步舞》铁道交通门在汽车弧光灯的闪烁中，使人联想到白脸红嘴唇，戴了红宝石耳坠子的女人；上了白漆的街树的腿，像擦满了粉的姑娘们大腿交叉地伸出来的，构成了寂静大街的风景画。
女性牵引的都市欲望。城市由欲望构成，女人是表现欲望的符号。新感觉派把女性作为文学与生活的中心意象进行构思，用靓丽华美的意象与撩人眼球的文字讲述了一个个关于男性欲望的故事。女性是众目关注的焦点：女性以时髦、敏感、柔韧的外表掩饰世俗、妥协、颓废的真实，成为迷乱癫狂而又有着致命吸引力的上海的最好载体。像是商店陈列厨里的物品，吸引着来往人群的或驻足、或流连的关注；她们是都市情欲世界的主宰，凭依与生俱来的形体，活跃在都市舞台的镁光灯下，利用对男性原始的吸引力，掌控异性的身心，成为情感世界的主动出击者。以强势、任性的做派，游刃、游荡于展示身心、性情，或笑或哭、或忧或喜、或买或卖、或贵或贱，悠游于各种娱乐、社交场所。她们是自由的女性，尽管被都市男人所色欲所意淫，但绝不完全是以出卖身体为职业而没有人身自由的妓女；尽管被欣赏窥视、附庸消费，成了欲望的尤物，但她们是都市的精灵，“这种女人是超现实的，是男人——特别是像刘呐鸥那种洋化的都市男人——心目中的一个幻象。”[3]施蛰存的《特吕姑娘》中的秦贞娥，是永新百货公司的服务员，因工作所需常常劝导男女顾客（尤其是男性）购买贵重物品，结果却被无聊之人色情地品鉴姿态和容貌。刘呐鸥的《方程式》和《残留》无不展示了被女性牵引的都市欲望，因女性而起，以女性为主动力，将欲望实体化女性化，间接佐证了女性在都市化的进程与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
关键词：新感觉小说 女性 文学生存
新感觉派作家“第一次用现代人的眼光打量上海，用一种新异的现代的形式来表达这个大都会的城与人的神韵”[1]，通过上海故事的女性演绎、上海感知的文学路径，塑造了具有现代都市特色的沪上女性形象，从而实现了对现实介入的文学理解与想象，为30年代的海上建构了一道独特的十里洋场女性文学风景。
一.都市风景的能指
新感觉派作家笔下的30年代的上海，逐渐被植入了感性喧嚣和奢靡狂欢的洋场文化的因子。在对诸多现代元素的艳羡与追求中，女性成了城市视觉识别的最基本底色。在充盈着现代、新奇、神秘都市情绪中，女性以城市的“体形、面孔和气质”华丽地转身为都市的象征物和，以独异的生活方式和独特的价值精神走向，构建了一种全新的都市与人的关系格局。
女性营造的都市时尚。新感觉作家在中西历史和现实语境的制约下，在上海这座新兴的国际化大都市里，运用直接和间接的文学手法，形成了关于女性的双重及多重的文学写意；以女性作为载体，营造了先锋、时髦的都市时尚氛围。在传统与现代、历史与当下、西方与东方、虚幻与真实、健康与病态、理性与情感的种种纠结中，达到了一种关于文学界域中对上海的西方想象，建构了一种异样的海上风景。摩登的妖妇魔女、时尚的布尔乔亚小姐、前沿的都会女郎、柔媚的舞女舞娘、左右逢源的交际花，建构了上海整个的物理与精神时空。都市的时尚在女性、女性的时尚在于她们别致、西化、魅人的眉眼。刘呐鸥的心中至美的女子应该是嘉宝、克劳馥，她们应该健康、智慧、性感并且带有域外的某些特征与质素。于是有了《游戏》中有着理智的前额、随风飘动的短发、瘦小而隆直的希腊式鼻子的女子；《风景》《两个时间的不感症者》中直线的鼻子、敏活而不容易受惊的眼睛、漂亮的法国绸下弹力的肌肉的颤动的女性。穆时英笔下《五月》中半闭的大眼睛、直鼻子的蔡佩佩；《夜》中高鼻子、精致的嘴角、长的眉梢和没有擦粉的脸的那个姑娘；《骆驼-尼采主义者与女人》中绘着嘉宝型的眉，有着天鹅绒温柔的黑眼珠子和红腻的嘴唇的少女；《红色的女猎神》中有着天真的纤眉和一条希腊型的高鼻准的女匪首。
女性参演的都市故事大写意。所有的都市地域无不快闪着关于女性的故事。公共界域中的无生命的街道、酒吧、舞厅等城市标志的场所与有生命的女性形成合体，男性的兴趣点就是被隐喻化的并无生命的某个场所，因为有女人在。男人与城市的故事就是男人与女人的故事，女人也变成了城市精神的象征。女性的命运、历史与现实和上海的命运紧紧相连，一部上海生活的风俗史变成了上海女性的命运史，女性在一定层面看来成了上海的隐喻，上海故事就是女性故事，女性自觉不自觉地成就了上海，完成了对都市全方位的解读。在新感觉作家的作品中，任何一个地域，诸如公园、商店橱窗、舞厅、电影院、夜总会、火车、轮船、跑狗场、跑马场、港口、饭店、餐馆、旅游地都有女性故事的发生和演绎；每一个故事都有女性作为主角或参演其中：刘呐鸥的《热情之骨》、《风景》、《两个时间的不感症者》、《赤道下》，穆时英的《上海狐舞步》、《夜》、《街景》、《五月》、《pierrot》、《墨绿衫的小姐》、《夜总会里的五个人》，施蛰存的《春阳》、《梅雨之夕》，叶灵风的《未完的忏悔录》、《第七号女性》、《流行性感冒》，黑婴的《南岛怀恋曲》、《都市Sonata》。
现代文明的强力冲击并没有使传统文明在上海失去立足之地，而是在经过碰撞、冲击之后采取了一种宽容、开放的姿态，与外来文明融合共生共存[2]。新感觉作家将女性作为城市的象征，现代、新奇、神秘。女性被抽空了具象的塑形而成为单纯的都市符号，随着欲望的不断延宕像都市中的商品一样不断地被运作、流通着，成为新感觉派小说的一种写作标记。穆时英《CRAVEN“A”》躺在床上的“她”的身体好像是“妇女用品店橱窗里陈列的石膏模型”、《白金的女體塑像》“一个没有血色，没有人性的女体。不能知道她的感情，不能知道她的生理构造，有着人的形态却没有人的气质和气味。”《上海的狐步舞》铁道交通门在汽车弧光灯的闪烁中，使人联想到白脸红嘴唇，戴了红宝石耳坠子的女人；上了白漆的街树的腿，像擦满了粉的姑娘们大腿交叉地伸出来的，构成了寂静大街的风景画。
女性牵引的都市欲望。城市由欲望构成，女人是表现欲望的符号。新感觉派把女性作为文学与生活的中心意象进行构思，用靓丽华美的意象与撩人眼球的文字讲述了一个个关于男性欲望的故事。女性是众目关注的焦点：女性以时髦、敏感、柔韧的外表掩饰世俗、妥协、颓废的真实，成为迷乱癫狂而又有着致命吸引力的上海的最好载体。像是商店陈列厨里的物品，吸引着来往人群的或驻足、或流连的关注；她们是都市情欲世界的主宰，凭依与生俱来的形体，活跃在都市舞台的镁光灯下，利用对男性原始的吸引力，掌控异性的身心，成为情感世界的主动出击者。以强势、任性的做派，游刃、游荡于展示身心、性情，或笑或哭、或忧或喜、或买或卖、或贵或贱，悠游于各种娱乐、社交场所。她们是自由的女性，尽管被都市男人所色欲所意淫，但绝不完全是以出卖身体为职业而没有人身自由的妓女；尽管被欣赏窥视、附庸消费，成了欲望的尤物，但她们是都市的精灵，“这种女人是超现实的，是男人——特别是像刘呐鸥那种洋化的都市男人——心目中的一个幻象。”[3]施蛰存的《特吕姑娘》中的秦贞娥，是永新百货公司的服务员，因工作所需常常劝导男女顾客（尤其是男性）购买贵重物品，结果却被无聊之人色情地品鉴姿态和容貌。刘呐鸥的《方程式》和《残留》无不展示了被女性牵引的都市欲望，因女性而起，以女性为主动力，将欲望实体化女性化，间接佐证了女性在都市化的进程与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