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辍学在家的小雪，终日既不说话，也不出门，这种局面让鲁京想欲哭无泪。老鲁告诉我，像小雪這样的留守儿童能勉强读完小学，上到初二，已经不错了，有许多孩子都没完成义务教育阶段的学业，能升到高中去考大学的只有一成！
2019年4月11日媒体报道，在河南省漯河市郾城区十五里店村，13岁女孩王梦珂艰难地推着三轮车带奶奶去做透析。
在被称作安徽“西伯利亚”的阜阳市，有一个拥有三百万人口的贫困县：临泉县。它是中国人口第一大县，也是劳务输出大县。过去，在做农民负担调查的时候，我就曾重点采访过这个县的白庙镇，知道那一带年纪较轻一点的农民几乎都外出打工，留守儿童随处可见。
2016年3月6日上午，我从临泉县城打了一辆三轮电瓶车，首先赶到了白庙镇三星村的鲁小庄，到了鲁敬臣的家。老鲁生养了四个子女，早些年因为太穷，农民负担又太重，儿女们连读书的学费钱都掏不起，只有老大鲁京龙上到小学五年级，长女鲁京想上到三年级，小儿子和小女儿都只读两年书，他们无一例外地都相继进城打工;因为没有多少文化，干的也只能是些脏活和重活。
如今老鲁家的日子大大改观，已盖起两层小楼。这天他的长女鲁京想正好从宁波回来了，外孙女小雪也在家。小雪今年14岁，个头长得比妈妈还高，只是性格太内向，见我进门，就像怕生人的小猫似的躲进了自己的房间。
我和老鲁已是熟人了，鲁京想却还是第一次见到。鲁京想说，她没满十五岁就跟着村里的几个姐妹闯到了河北省的白沟，在一个家庭小作坊缝制手机包和BP机包，每天要工作16小时，还没有节假日，一年干下来手指头都变了形。因为工作太辛苦，工资又低，实在吃不消，就又南下广东的惠州，在一家纺织厂打工，每天也要工作12小时，同样没有休息日。18岁那年她不想再在外面漂泊了，回到临泉与一个在京打工的小伙子结了婚，一年后生下了女儿小雪。可不久她却发现，老公在北京有了别的女人，刚满20岁她就与那个男人离了婚，抱着不足半岁的小雪回到了娘家。为把女儿抚养成人，还能让她享受到好的教育，在小雪才满八个月的时候，她就将孩子托付给父母，又一次选择了进城务工。为了攒钱，她在宁波进了一家生产出口日本的草席的企业，主动要求去做涂草的工作。这工作每天要穿着长筒雨鞋站在齐大腿深的染色的水池子里，将一捆捆像韭菜花似的原始草染成五颜六色。因为活太累，染色水又有毒，很多人都不愿意做，但她一干就是8年。8年来，她没有回家过上一个春节，即使年中回来也会选在农忙时节，这样还能帮年迈的父母搭把手。
为了培养小雪，老鲁老两口也是全力以赴，先是让她上了白庙镇最好的幼儿园和小学。因为家里离学校有七八里路，又是土路，一下雨就变得泥泞不堪，为了不委屈孩子，二人又省吃俭用买了辆三轮车，五十多岁的外婆还学起了蹬三轮。
小雪读到小学三年级，学习成绩一直很好，人也活泼，这让鲁京想感到打工虽然辛苦，却也苦中有甜。但女儿渐渐长大了，懂事了，有了自己的心思，突然就变得不爱讲话，学习成绩每况愈下。于是她就每周设法同女儿通一次话，讲得最多、也最让她担心的就是学习，她发现一讲到学习，女儿就一言不发，后来才闹明白，因为姥姥姥爷都是文盲，小雪做作业遇到了难题没人辅导。她曾想到过花钱请家教，但这事在农村只能是一种异想天开。再后来，小雪不懂的东西越积越多，她对学习完全丧失了兴趣，甚至对课堂也产生了恐惧，读到初二，死活再不肯去学校。辍学在家的小雪，终日既不说话，也不出门，这种局面让鲁京想欲哭无泪。
当我听到她颤着声说：“我的命为什么这样苦啊？”我竟不知道该怎样去安慰她。
老鲁告诉我，像小雪这样的留守儿童能勉强读完小学，上到初二，已经不错了，有许多孩子都没完成义务教育阶段的学业，能升到高中去考大学的只有一成！
离鲁小庄不远的王郢村，是一个有着近两千人的自然村，出去打工的人多，留守儿童自然不会少，我在村里访问了几户过去认识的农民。王洪福老人说，他家10口人，6人在外面打工，他和老伴留在家里种着几亩责任田，还帮一个儿子抚养着两个孩子：一个读四年级，一个读一年级。他和老伴也都不识字，除了每天能接送孩子上学，能让孩子们吃饱饭、不冻着，别的方面有劲也使不上。今年开始，他的大孙子就像老鲁的外孙女一样，突然变得不爱说话，时不时地还有点发呆，他也搞不清什么原因。王天榜老人说，他有三个儿子，两个在外面打工;老大初中没毕业就出去了，先是在杭州给人家织毛衣，去年又改成了送快递，不但太忙，住的地方也太小，不得不把两个孩子留在家里由他们抚养。他说大孙女一二年级时学习还挺好，每年都拿回来几张奖状，平日有说有笑的，可到了三年级学习成绩却一下成了倒数。老师说她上课老爱开小差，他也想不出别的办法，只好让她留了一级。谈到孩子们的学习，两位老人都感到很头疼，他们都没有文化，孩子们的作业根本看不懂，有时糊弄他们也不知道;每次学校开家长会，老师见来的尽是些识不了几个字的老头老太太，也感到头疼，老师讲到孩子们的学习情况，他们也听不明白，于是这样的会学校懒得再开，他们也不愿再去。
言谈之中，我注意到，两人在讲到接送孩子上学的艰难时，都说学校离家太远。我很奇怪：我知道邵郢小学就建在他们的家门口，为什么要舍近求远把孩子们分别送到很远的孟楼小学和姚集小学去呢？后来才知道，那两所小学是建在102省道上，建在安徽通往河南的大道两侧，县里舍得投入，教学楼盖得很气派，师资力量也强，有点条件的人家情愿受苦受累，也要想方设法把孩子送到那样的学校去;而同为行政村一级的邵郢小学，却由于离省道太远，没有个像样的教学楼，全校也只有14位老师，连英语课也开不起来。
我想，如今都说城乡之间的教育资源有着不小的差距，却不曾想到，其实就是在农村的学校之间，也会由于一些“形象工程”，产生出巨大的差距——因为城乡发展的不均衡，又因为农村教育资源的不平等——它击碎了多少留守儿童的“大学梦”呢！
（原载于《南方周末》）
辍学的孩子
在被称作安徽“西伯利亚”的阜阳市，有一个拥有三百万人口的贫困县：临泉县。它是中国人口第一大县，也是劳务输出大县。过去，在做农民负担调查的时候，我就曾重点采访过这个县的白庙镇，知道那一带年纪较轻一点的农民几乎都外出打工，留守儿童随处可见。
2016年3月6日上午，我从临泉县城打了一辆三轮电瓶车，首先赶到了白庙镇三星村的鲁小庄，到了鲁敬臣的家。老鲁生养了四个子女，早些年因为太穷，农民负担又太重，儿女们连读书的学费钱都掏不起，只有老大鲁京龙上到小学五年级，长女鲁京想上到三年级，小儿子和小女儿都只读两年书，他们无一例外地都相继进城打工;因为没有多少文化，干的也只能是些脏活和重活。
如今老鲁家的日子大大改观，已盖起两层小楼。这天他的长女鲁京想正好从宁波回来了，外孙女小雪也在家。小雪今年14岁，个头长得比妈妈还高，只是性格太内向，见我进门，就像怕生人的小猫似的躲进了自己的房间。
我和老鲁已是熟人了，鲁京想却还是第一次见到。鲁京想说，她没满十五岁就跟着村里的几个姐妹闯到了河北省的白沟，在一个家庭小作坊缝制手机包和BP机包，每天要工作16小时，还没有节假日，一年干下来手指头都变了形。因为工作太辛苦，工资又低，实在吃不消，就又南下广东的惠州，在一家纺织厂打工，每天也要工作12小时，同样没有休息日。18岁那年她不想再在外面漂泊了，回到临泉与一个在京打工的小伙子结了婚，一年后生下了女儿小雪。可不久她却发现，老公在北京有了别的女人，刚满20岁她就与那个男人离了婚，抱着不足半岁的小雪回到了娘家。为把女儿抚养成人，还能让她享受到好的教育，在小雪才满八个月的时候，她就将孩子托付给父母，又一次选择了进城务工。为了攒钱，她在宁波进了一家生产出口日本的草席的企业，主动要求去做涂草的工作。这工作每天要穿着长筒雨鞋站在齐大腿深的染色的水池子里，将一捆捆像韭菜花似的原始草染成五颜六色。因为活太累，染色水又有毒，很多人都不愿意做，但她一干就是8年。8年来，她没有回家过上一个春节，即使年中回来也会选在农忙时节，这样还能帮年迈的父母搭把手。
为了培养小雪，老鲁老两口也是全力以赴，先是让她上了白庙镇最好的幼儿园和小学。因为家里离学校有七八里路，又是土路，一下雨就变得泥泞不堪，为了不委屈孩子，二人又省吃俭用买了辆三轮车，五十多岁的外婆还学起了蹬三轮。
小雪读到小学三年级，学习成绩一直很好，人也活泼，这让鲁京想感到打工虽然辛苦，却也苦中有甜。但女儿渐渐长大了，懂事了，有了自己的心思，突然就变得不爱讲话，学习成绩每况愈下。于是她就每周设法同女儿通一次话，讲得最多、也最让她担心的就是学习，她发现一讲到学习，女儿就一言不发，后来才闹明白，因为姥姥姥爷都是文盲，小雪做作业遇到了难题没人辅导。她曾想到过花钱请家教，但这事在农村只能是一种异想天开。再后来，小雪不懂的东西越积越多，她对学习完全丧失了兴趣，甚至对课堂也产生了恐惧，读到初二，死活再不肯去学校。辍学在家的小雪，终日既不说话，也不出门，这种局面让鲁京想欲哭无泪。
当我听到她颤着声说：“我的命为什么这样苦啊？”我竟不知道该怎样去安慰她。
老鲁告诉我，像小雪这样的留守儿童能勉强读完小学，上到初二，已经不错了，有许多孩子都没完成义务教育阶段的学业，能升到高中去考大学的只有一成！
离鲁小庄不远的王郢村，是一个有着近两千人的自然村，出去打工的人多，留守儿童自然不会少，我在村里访问了几户过去认识的农民。王洪福老人说，他家10口人，6人在外面打工，他和老伴留在家里种着几亩责任田，还帮一个儿子抚养着两个孩子：一个读四年级，一个读一年级。他和老伴也都不识字，除了每天能接送孩子上学，能让孩子们吃饱饭、不冻着，别的方面有劲也使不上。今年开始，他的大孙子就像老鲁的外孙女一样，突然变得不爱说话，时不时地还有点发呆，他也搞不清什么原因。王天榜老人说，他有三个儿子，两个在外面打工;老大初中没毕业就出去了，先是在杭州给人家织毛衣，去年又改成了送快递，不但太忙，住的地方也太小，不得不把两个孩子留在家里由他们抚养。他说大孙女一二年级时学习还挺好，每年都拿回来几张奖状，平日有说有笑的，可到了三年级学习成绩却一下成了倒数。老师说她上课老爱开小差，他也想不出别的办法，只好让她留了一级。谈到孩子们的学习，两位老人都感到很头疼，他们都没有文化，孩子们的作业根本看不懂，有时糊弄他们也不知道;每次学校开家长会，老师见来的尽是些识不了几个字的老头老太太，也感到头疼，老师讲到孩子们的学习情况，他们也听不明白，于是这样的会学校懒得再开，他们也不愿再去。
言谈之中，我注意到，两人在讲到接送孩子上学的艰难时，都说学校离家太远。我很奇怪：我知道邵郢小学就建在他们的家门口，为什么要舍近求远把孩子们分别送到很远的孟楼小学和姚集小学去呢？后来才知道，那两所小学是建在102省道上，建在安徽通往河南的大道两侧，县里舍得投入，教学楼盖得很气派，师资力量也强，有点条件的人家情愿受苦受累，也要想方设法把孩子送到那样的学校去;而同为行政村一级的邵郢小学，却由于离省道太远，没有个像样的教学楼，全校也只有14位老师，连英语课也开不起来。
我想，如今都说城乡之间的教育资源有着不小的差距，却不曾想到，其实就是在农村的学校之间，也会由于一些“形象工程”，产生出巨大的差距——因为城乡发展的不均衡，又因为农村教育资源的不平等——它击碎了多少留守儿童的“大学梦”呢！
（原载于《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