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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带一路”构想框架下，中国倡导发起亚投行，作为世界银行的补充，从完善和改革全球金融体系的角度看，标志着全球经济治理正从过去的“西方治理”向“东西方共治”过渡。这是历史的大趋势，反映了世界经济力量消长和发展中国家集体崛起的现实，具有世界政治经济变革的双重意义。
全球治理无论是经济领域还是其他方面，说到底是个国际秩序问题，而国际秩序的变革和调整有渐进式和突变型两种截然不同的形式。目前世界各国正经历的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所体现的是，国际秩序渐进式的变革和调整，也就是在维护总体框架的范畴内进行修补和改革，使之更加完善，以更好地适应经济全球化的需要。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建设的构想以及倡导亚投行，就是基于我们对当前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性质的认识。
2008/09年对全球治理体系来说，是个历史拐点或者说转折点。此前在世界经济事务中“发号施令”的是七国集团（G7），偶尔G7也与其衍生品八国集团加发展中五国（G8 5）进行形式大于内容的磋商。全球经济治理这种不平等、不公正、不合理的现象在2008年金融危机席卷全球时被暴露无遗，要求改革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的呼声日益响亮。在这一大潮推动下，2009年二十国集团（G20）匹兹堡峰会决定，由G20来取代G7和G8 5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首要平台”。全球治理历史新篇章展现在世人面前，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增大，中国、印度、巴西、南非、印尼、墨西哥等主要新兴大国进入全球治理决策的“核心圈”，或者说“坐上了主桌”，初步形成全球经济治理领域“东西方共同治理”的格局。发展中国家的声音大多了，国际秩序的变革也随之拉开帷幕。
中国作为新兴大国的主要代表，在G20等全球治理机制中地位明显上升，“世界大事都需要与中国商量”成为国际政治经济“新常态”。这并不是中国自说自话，而是其他国家对全球经济治理的客观评估。中国人现在常说，“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表达的是同样的意思。全球治理这一深刻的历史性变革对世界和中国都需要一个适应过程。西方近年来的反应有些混乱，一会儿是“唱衰中国论”，一会儿又是“中国威胁论”，此起彼伏，交替出现，都没有说到点子上。
事实是，中国主张“渐进式”的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的调整而非“突变式”的“重起炉灶”，表明了中国坚定走和平发展、合作共赢道路的决心和意志，有助于摆脱大国冲突的“修昔底德陷阱”这一所谓历史铁律。
亚投行和“一带一路”设想就是中国希望跨越“修昔底德陷阱”的最好写照，因为无论是“一带一路”构想本身还是亚投行，都是在尊重现有国际体系的前提下，提出的全球治理的改革和修补方案，而不是推倒重来的“革命性方案”。
“一带一路”设想和亚投行的筹建都标志着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快速发展，而“去全球化”和“狭隘、排他性的区域安排”盛行的时代背景下，中国从全球利益出发，对全球治理和区域治理的顶层设计，是摒弃“零和”思维、全新的国际和区域合作模式。
20世纪最后30年和新世纪头10年是新一轮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快速发展期，但随着全球化弊端的显现，“去全球化”和狭隘或排他性的“区域化安排”也在蔓延，全球治理改革进入“瓶颈期”，全球化在部分领域甚至有倒退，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抬头。G20通过的决定和措施的落实率逐年下降。
与此同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以及亚洲开发银行等联合国体系金融机构的援助长期以来在西方控制下，都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主要被美国和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和“华盛顿共识”所左右。这就导致许多发展中国家不愿从这些机构寻求贷款，而不得已接受了贷款的国家往往陷入经济和金融危机而难以自拔。从亚洲金融危机到拉美“中等收入陷阱”，再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面临全球化困境和金融危机的打击，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都在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什么样的发展模式才真正可以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发展。什么样的国际合作模式才真正有利于世界经济的平衡、公平发展。2015年，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MDG）到期，对于2015到2030年的15年，联合国将提出新的“可持续发展目标”（SDG）。目前各国正在紧张地磋商。中国在落实MDG中做出了表率，减贫等目标都最早实现。同样，中国对SDG将以更加积极的态度给予支持。
中国提出筹建亚投行和建设“一带一路”也是在这个时代背景下提出的新国际合作模式，突出合作共赢的利益共同体理念，是破解全球化和去全球化对峙瓶颈的“中国方案”。中国的全球治理新思想和新方案超越了意识形态的束缚，倡导全新的“天下观”，希望人类走共同发展、共同安全、共同富裕的道路。
2015年中国成为净资本输出国。在全球化框架内资本在全球自由流动已是常态。中国的资本输出也将完全不同于过去西方的资本输出，不管一切只追求资本的利润。中国奉行的睦邻、富邻政策和希望中国发展成果惠及周边国家的思路已经告诉各国，中国“达则兼济天下”，自古以来就不自私，希望与世界各国同步发展，同舟共济。
再则，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和倡建亚投行，标志着以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为核心理念的习近平总书记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思想已经形成，并付诸实践。2008年以来，中国以新的姿态积极投身全球治理，从应对金融危机到解决全球经济失衡等宏观经济和金融问题，从未松懈，出钱出力，与国际社会一起成功地遏制了金融危机的蔓延，推动了世界经济的复苏。
现在中国从“中国智慧”“中国思想”汲取营养，开始更深入地参与和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提出了一系列“中国方案”，金砖国家开发银行、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一带一路”设想、亚投行和丝路基金等等，无一例外地体现了中国的大国担当和责任，中国的全球主义思想和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理念。
中国从地区大国到全球大国和强国，积极参与和引领全球治理及其体系的改革是必然和必须要走的路径。
习近平主席在亚洲博鳌论坛和印尼纪念万隆会议60周年大会上先后提出建设亚洲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和开展亚洲文明对话的倡议，源于中国文化“和平共生”“和而不同”“和谐和睦”“以和为贵”和“求同存异”的哲学思想，也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思想的体现。中国的哲学思想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乃至世界的精神宝库，应该也可以在全球治理思路和体系的改革中发挥引领和指导作用。
亚投行之所以引起如此轰动，受到广泛关注，其原因也在于此。各国都在观察亚投行下一步将如何运转，如何与世界其他金融机构对接。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ADB）的行长都已明确表态，将与亚投行密切合作，前景看好。
中国思想和方案的出台确实为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和完善做出了贡献，这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接下来需要各国通过亚投行和“一带一路”建设的实践，将中国的思路与其他国家好的想法进行对接，将中国的发展战略与其他国家的发展战略予以对接，相互补充、相互丰富，推动全球治理体系通过内部的调整和改革，破除陋习，摒弃带有意识形态的各种“条件”，真正从世界经济发展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出发，使我们的治理体系和各种机制更加公平、公正、合理，从而推动新的国际秩序在新世纪逐步成形。21世纪很可能是亚洲的世纪，也是亚洲的东方智慧引领全球治理理念的世纪。历史是人民创造的，现在是中国人发挥聪明才智的时代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建设中国高端智库的要求正逢其时。
习总书记在博鳌论坛提出亚洲文明对话的倡议高瞻远瞩，并具有实际意义。思想永远领先于行动，行动反过来影响思想。亚投行筹建和运营的过程、“一带一路”建设的漫漫长路，一定都会是亚洲文明对话、文明融合之路。亚洲新的文明将在开创亚洲引领全球治理的历史进程中结出丰硕、美好的果实。
中国在尊重现有国际体系的前提下，提出的全球治理的改革和修补方案，而不是推倒重来的“革命性方案”
全球治理无论是经济领域还是其他方面，说到底是个国际秩序问题，而国际秩序的变革和调整有渐进式和突变型两种截然不同的形式。目前世界各国正经历的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所体现的是，国际秩序渐进式的变革和调整，也就是在维护总体框架的范畴内进行修补和改革，使之更加完善，以更好地适应经济全球化的需要。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建设的构想以及倡导亚投行，就是基于我们对当前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性质的认识。
2008/09年对全球治理体系来说，是个历史拐点或者说转折点。此前在世界经济事务中“发号施令”的是七国集团（G7），偶尔G7也与其衍生品八国集团加发展中五国（G8 5）进行形式大于内容的磋商。全球经济治理这种不平等、不公正、不合理的现象在2008年金融危机席卷全球时被暴露无遗，要求改革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的呼声日益响亮。在这一大潮推动下，2009年二十国集团（G20）匹兹堡峰会决定，由G20来取代G7和G8 5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首要平台”。全球治理历史新篇章展现在世人面前，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增大，中国、印度、巴西、南非、印尼、墨西哥等主要新兴大国进入全球治理决策的“核心圈”，或者说“坐上了主桌”，初步形成全球经济治理领域“东西方共同治理”的格局。发展中国家的声音大多了，国际秩序的变革也随之拉开帷幕。
中国作为新兴大国的主要代表，在G20等全球治理机制中地位明显上升，“世界大事都需要与中国商量”成为国际政治经济“新常态”。这并不是中国自说自话，而是其他国家对全球经济治理的客观评估。中国人现在常说，“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表达的是同样的意思。全球治理这一深刻的历史性变革对世界和中国都需要一个适应过程。西方近年来的反应有些混乱，一会儿是“唱衰中国论”，一会儿又是“中国威胁论”，此起彼伏，交替出现，都没有说到点子上。
事实是，中国主张“渐进式”的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的调整而非“突变式”的“重起炉灶”，表明了中国坚定走和平发展、合作共赢道路的决心和意志，有助于摆脱大国冲突的“修昔底德陷阱”这一所谓历史铁律。
亚投行和“一带一路”设想就是中国希望跨越“修昔底德陷阱”的最好写照，因为无论是“一带一路”构想本身还是亚投行，都是在尊重现有国际体系的前提下，提出的全球治理的改革和修补方案，而不是推倒重来的“革命性方案”。
中国提出筹建亚投行和建设“一带一路”，是破解全球化和去全球化对峙瓶颈的“中国方案”
“一带一路”设想和亚投行的筹建都标志着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快速发展，而“去全球化”和“狭隘、排他性的区域安排”盛行的时代背景下，中国从全球利益出发，对全球治理和区域治理的顶层设计，是摒弃“零和”思维、全新的国际和区域合作模式。
20世纪最后30年和新世纪头10年是新一轮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快速发展期，但随着全球化弊端的显现，“去全球化”和狭隘或排他性的“区域化安排”也在蔓延，全球治理改革进入“瓶颈期”，全球化在部分领域甚至有倒退，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抬头。G20通过的决定和措施的落实率逐年下降。
与此同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以及亚洲开发银行等联合国体系金融机构的援助长期以来在西方控制下，都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主要被美国和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和“华盛顿共识”所左右。这就导致许多发展中国家不愿从这些机构寻求贷款，而不得已接受了贷款的国家往往陷入经济和金融危机而难以自拔。从亚洲金融危机到拉美“中等收入陷阱”，再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面临全球化困境和金融危机的打击，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都在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什么样的发展模式才真正可以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发展。什么样的国际合作模式才真正有利于世界经济的平衡、公平发展。2015年，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MDG）到期，对于2015到2030年的15年，联合国将提出新的“可持续发展目标”（SDG）。目前各国正在紧张地磋商。中国在落实MDG中做出了表率，减贫等目标都最早实现。同样，中国对SDG将以更加积极的态度给予支持。
中国提出筹建亚投行和建设“一带一路”也是在这个时代背景下提出的新国际合作模式，突出合作共赢的利益共同体理念，是破解全球化和去全球化对峙瓶颈的“中国方案”。中国的全球治理新思想和新方案超越了意识形态的束缚，倡导全新的“天下观”，希望人类走共同发展、共同安全、共同富裕的道路。
2015年中国成为净资本输出国。在全球化框架内资本在全球自由流动已是常态。中国的资本输出也将完全不同于过去西方的资本输出，不管一切只追求资本的利润。中国奉行的睦邻、富邻政策和希望中国发展成果惠及周边国家的思路已经告诉各国，中国“达则兼济天下”，自古以来就不自私，希望与世界各国同步发展，同舟共济。
再则，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和倡建亚投行，标志着以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为核心理念的习近平总书记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思想已经形成，并付诸实践。2008年以来，中国以新的姿态积极投身全球治理，从应对金融危机到解决全球经济失衡等宏观经济和金融问题，从未松懈，出钱出力，与国际社会一起成功地遏制了金融危机的蔓延，推动了世界经济的复苏。
现在中国从“中国智慧”“中国思想”汲取营养，开始更深入地参与和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提出了一系列“中国方案”，金砖国家开发银行、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一带一路”设想、亚投行和丝路基金等等，无一例外地体现了中国的大国担当和责任，中国的全球主义思想和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理念。
中国从地区大国到全球大国和强国，积极参与和引领全球治理及其体系的改革是必然和必须要走的路径。
习近平主席在亚洲博鳌论坛和印尼纪念万隆会议60周年大会上先后提出建设亚洲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和开展亚洲文明对话的倡议，源于中国文化“和平共生”“和而不同”“和谐和睦”“以和为贵”和“求同存异”的哲学思想，也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思想的体现。中国的哲学思想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乃至世界的精神宝库，应该也可以在全球治理思路和体系的改革中发挥引领和指导作用。
亚投行的筹建标志着世界近代史上首次由中国主导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新国际秩序的塑造
亚投行之所以引起如此轰动，受到广泛关注，其原因也在于此。各国都在观察亚投行下一步将如何运转，如何与世界其他金融机构对接。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ADB）的行长都已明确表态，将与亚投行密切合作，前景看好。
中国思想和方案的出台确实为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和完善做出了贡献，这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接下来需要各国通过亚投行和“一带一路”建设的实践，将中国的思路与其他国家好的想法进行对接，将中国的发展战略与其他国家的发展战略予以对接，相互补充、相互丰富，推动全球治理体系通过内部的调整和改革，破除陋习，摒弃带有意识形态的各种“条件”，真正从世界经济发展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出发，使我们的治理体系和各种机制更加公平、公正、合理，从而推动新的国际秩序在新世纪逐步成形。21世纪很可能是亚洲的世纪，也是亚洲的东方智慧引领全球治理理念的世纪。历史是人民创造的，现在是中国人发挥聪明才智的时代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建设中国高端智库的要求正逢其时。
习总书记在博鳌论坛提出亚洲文明对话的倡议高瞻远瞩，并具有实际意义。思想永远领先于行动，行动反过来影响思想。亚投行筹建和运营的过程、“一带一路”建设的漫漫长路，一定都会是亚洲文明对话、文明融合之路。亚洲新的文明将在开创亚洲引领全球治理的历史进程中结出丰硕、美好的果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