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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3日，花旗集团在致高层管理人员的内部备忘录中称，在经过认真细致的研究之后，公司遗憾地决定暂停其亚太区副主席任克英和驻北京的中国投资银行主管颜庆华（Earl Yen）的职务。这份备忘录称，造成此二人被停职的原因在于“他们向监管层和公司提供了虚假的信息”。
消息传出，华人投资银行界一片哗然。近年来风头最健、争议最多的华人投资银行家任克英以如此方式猝然出局，是多数人始料未及的。兼之花旗集团对外守口如瓶，并无更多细节透露，一时间，这一事件成为最具悬念的话题。
尽管目前尚难判定任克英事件将以何种形式收场，但无庸置疑，这将对大中华区的投资银行界产生持久而根本性的冲击。
任克英其人
即使在华尔街浸淫多年的投行人士，也多将任克英目为“传奇人物”。
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的任克英，是1978年改革开放后最早赴美留学的中国人中的一员。其后，任在美资投行贝尔斯登（Bear Stearn）工作逾七年，升至高级董事总经理；2001年8月转任所罗门美邦（现称花旗环球金融）中国业务部主管。
贝尔斯登在亚太区知名度不高，但任克英甫一加盟便有斩获。1996年5月任广深铁路（香港交易所代码525）保荐人，在此之前该公司全无出任国企财务顾问的经验，拉得有关生意主要得力于任氏。其后，贝尔斯登再出任北京燕化（325）及兖州煤业（1171）在港上市的保荐人，并于中移动（941）配股时出任联席承销商。
关于任克英，坊间流传着诸多关于她在多项业务中最后时刻入场却抢得订单的传奇故事。2001年中国联通上市项目中，在承销团早已确定相关安排已然就绪之后，贝尔斯登硬是挤进了承销团，获得财务顾问身份。
这正是典型的任克英风格，“只要招股书还没出来，她就有可能加入承销团”。这一定式也令许多业内人士颇为不忿。在他们看来，投行最终比拼的是服务水平和金融技术，任克英在最后一分钟进场的做法，在某种意义上改变了竞争规则，把专业竞争，转向了对权力人物的争取。
然而真正让任克英锋芒毕露的还是2001年8月过档花旗集团以后的事。尽管在职位上，任克英只是花旗美邦（即此前的所罗门美邦）亚太区副主席，需向亚太区主席梁伯韬汇报工作，但实际上两者的分工却是：任克英主管中国区的国企业务，梁伯韬主管民企业务。
任克英在花旗的强势出场，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投资银行在中国业务上的版图。此前在中国屡屡碰壁的花旗美邦，迅速博得包括中国人寿、中国网通和中国建设银行这样的超级大单。事实上，如此规模的IPO对于就职于顶级投资银行的中国主管来说，只要得到其中的任何一个，即是可资夸耀一两年的业绩。然而任克英连连得手，毫无避让之色。在“成则王侯败则寇”的投资银行界，花旗集团、德意志银行等在中国业务上的异军突起已成为近年来最为直观的景观。
与业务上的桀傲形象大相径庭，任克英为人不事张扬，“干练”和“韧性”是人们使用最多的评语。年薪高达4000万港币的任克英，在争取项目上从不放弃任何一个可能的机会和细节。她会对把与项目相关的所有人都找到，然后去做工作。为人乐道的是，她会为了见一个处长在酒店大堂等上一天——她似乎有一种天生的本领，很容易看到一个人的真实需求，“并满足它”。
尽管如此，任克英令人激赏的并不止于其公关能力。其业务能力和判断力，业界也多有人表示服膺，“任克英做的presentation（陈述）条理清晰，很有说服力。”
不涉及客户？
“任克英出事，丝毫都不让人奇怪。”一位长期从事国企海外上市，并与任有多次交往的投资银行家听到这一消息如是反应。
尽管花旗集团在这份备忘录中表示：任、颜二人的违规行为“不涉及客户”，但与客户有关的传闻仍然绵绵不绝。
一位熟知香港投资银行业界的人士告诉记者，即通过向公司管理层承诺分配股票的办法获得IPO定单，在香港投资银行界并不鲜见。一般而言，主承销商在建档（book building）时有权力分配股票予合适的投资者。然而，公司管理层购买的股票则需披露。由于在市道奇佳的时候，在香港市场上一样存在着所谓“打新股”的概念，因而主承销商在行使分配权时就有可能出现投桃报李的情景，比如为目标客户（往往即是支持其成为主承销商的管理层、官员及其家属）注册一家BVI公司（即在太平洋上的英属处女岛注册一个公司），提供金融支持，助其购买股票并抛出获利。
任克英此番停职之后，媒体普遍重提花旗参与的中国人寿（2883）上市案。当时花旗是中国人寿去年全球IPO(首次公开发售)的四家主承销商之一，而中国人寿后来被发现上市前并未披露由审计署查出的违规事件。此后，香港媒体报道说，香港廉政公署及内地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也介入调查，称中国人寿集团高层亲友在认购上市股份时被疑获优待。
“明星投行家”
2001年8月10日，花旗集团聘任任克英出任所罗门美邦亚太区副主席兼投资银行部中国业务主管。当时所罗门美邦亚太区行政总裁米伟凌表示：“任氏、梁伯韬再加上现有班底的搭配天衣无缝，一定能大幅提升所罗门美邦在中国市场的竞争优势。”
三年之间，花旗集团果然在中国市场狂飙突进。然而，明星的陨落如此突然，令人觉得米氏所说有恍如隔世之感。
此番任克英究竟缘何落马，此间消息种种，难以确认。最新的来自花旗内部的内部人士的消息说，任的问题，主要是其为争取项目向国内相关人员行贿的行为被举报，目前正在调查中。并称，任、颜在香港自开公司炒股未向公司申报，后被人举报发现。这些说法尚无法核实，但频频出现的“举报”一说令人感悟。
事实上早就有业内人士指出，“任克英这种超强的个人能力对公司是双刃剑”。据说，任克英的工作风格极不透明。对于合作伙伴而言，任克英往往平时不动声色，突然召集会议宣布重大进展。在花旗内部，任克英也往往是千里走单骑式地将项目办妥，交由有关部门签字即可。这使得机构过分地依赖个人能力，难以产生持续的竞争力。事实上在任克英离开贝尔斯登之后，该公司的中国业务即一蹶不振。
从另一个侧面来看，花旗迅速作出反应，也表明了近年来随着安然、世通、帕玛拉特事件后，投资银行更为看重机构的声誉。事实上，任克英的停职，势必会对其今后在中国开展业务产生影响。然而自安然事件后，花旗已为多起诉讼案件支付巨资，并解雇多名明星分析员。事实证明，在公司名誉和项目得失之间，被放弃的往往是昔日斩将夺旗的明星们。
明星投资银行家的风险正在加大。
本刊记者田启林对此文亦有贡献
消息传出，华人投资银行界一片哗然。近年来风头最健、争议最多的华人投资银行家任克英以如此方式猝然出局，是多数人始料未及的。兼之花旗集团对外守口如瓶，并无更多细节透露，一时间，这一事件成为最具悬念的话题。
尽管目前尚难判定任克英事件将以何种形式收场，但无庸置疑，这将对大中华区的投资银行界产生持久而根本性的冲击。
任克英其人
即使在华尔街浸淫多年的投行人士，也多将任克英目为“传奇人物”。
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的任克英，是1978年改革开放后最早赴美留学的中国人中的一员。其后，任在美资投行贝尔斯登（Bear Stearn）工作逾七年，升至高级董事总经理；2001年8月转任所罗门美邦（现称花旗环球金融）中国业务部主管。
贝尔斯登在亚太区知名度不高，但任克英甫一加盟便有斩获。1996年5月任广深铁路（香港交易所代码525）保荐人，在此之前该公司全无出任国企财务顾问的经验，拉得有关生意主要得力于任氏。其后，贝尔斯登再出任北京燕化（325）及兖州煤业（1171）在港上市的保荐人，并于中移动（941）配股时出任联席承销商。
关于任克英，坊间流传着诸多关于她在多项业务中最后时刻入场却抢得订单的传奇故事。2001年中国联通上市项目中，在承销团早已确定相关安排已然就绪之后，贝尔斯登硬是挤进了承销团，获得财务顾问身份。
这正是典型的任克英风格，“只要招股书还没出来，她就有可能加入承销团”。这一定式也令许多业内人士颇为不忿。在他们看来，投行最终比拼的是服务水平和金融技术，任克英在最后一分钟进场的做法，在某种意义上改变了竞争规则，把专业竞争，转向了对权力人物的争取。
然而真正让任克英锋芒毕露的还是2001年8月过档花旗集团以后的事。尽管在职位上，任克英只是花旗美邦（即此前的所罗门美邦）亚太区副主席，需向亚太区主席梁伯韬汇报工作，但实际上两者的分工却是：任克英主管中国区的国企业务，梁伯韬主管民企业务。
任克英在花旗的强势出场，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投资银行在中国业务上的版图。此前在中国屡屡碰壁的花旗美邦，迅速博得包括中国人寿、中国网通和中国建设银行这样的超级大单。事实上，如此规模的IPO对于就职于顶级投资银行的中国主管来说，只要得到其中的任何一个，即是可资夸耀一两年的业绩。然而任克英连连得手，毫无避让之色。在“成则王侯败则寇”的投资银行界，花旗集团、德意志银行等在中国业务上的异军突起已成为近年来最为直观的景观。
与业务上的桀傲形象大相径庭，任克英为人不事张扬，“干练”和“韧性”是人们使用最多的评语。年薪高达4000万港币的任克英，在争取项目上从不放弃任何一个可能的机会和细节。她会对把与项目相关的所有人都找到，然后去做工作。为人乐道的是，她会为了见一个处长在酒店大堂等上一天——她似乎有一种天生的本领，很容易看到一个人的真实需求，“并满足它”。
尽管如此，任克英令人激赏的并不止于其公关能力。其业务能力和判断力，业界也多有人表示服膺，“任克英做的presentation（陈述）条理清晰，很有说服力。”
不涉及客户？
“任克英出事，丝毫都不让人奇怪。”一位长期从事国企海外上市，并与任有多次交往的投资银行家听到这一消息如是反应。
尽管花旗集团在这份备忘录中表示：任、颜二人的违规行为“不涉及客户”，但与客户有关的传闻仍然绵绵不绝。
一位熟知香港投资银行业界的人士告诉记者，即通过向公司管理层承诺分配股票的办法获得IPO定单，在香港投资银行界并不鲜见。一般而言，主承销商在建档（book building）时有权力分配股票予合适的投资者。然而，公司管理层购买的股票则需披露。由于在市道奇佳的时候，在香港市场上一样存在着所谓“打新股”的概念，因而主承销商在行使分配权时就有可能出现投桃报李的情景，比如为目标客户（往往即是支持其成为主承销商的管理层、官员及其家属）注册一家BVI公司（即在太平洋上的英属处女岛注册一个公司），提供金融支持，助其购买股票并抛出获利。
任克英此番停职之后，媒体普遍重提花旗参与的中国人寿（2883）上市案。当时花旗是中国人寿去年全球IPO(首次公开发售)的四家主承销商之一，而中国人寿后来被发现上市前并未披露由审计署查出的违规事件。此后，香港媒体报道说，香港廉政公署及内地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也介入调查，称中国人寿集团高层亲友在认购上市股份时被疑获优待。
“明星投行家”
2001年8月10日，花旗集团聘任任克英出任所罗门美邦亚太区副主席兼投资银行部中国业务主管。当时所罗门美邦亚太区行政总裁米伟凌表示：“任氏、梁伯韬再加上现有班底的搭配天衣无缝，一定能大幅提升所罗门美邦在中国市场的竞争优势。”
三年之间，花旗集团果然在中国市场狂飙突进。然而，明星的陨落如此突然，令人觉得米氏所说有恍如隔世之感。
此番任克英究竟缘何落马，此间消息种种，难以确认。最新的来自花旗内部的内部人士的消息说，任的问题，主要是其为争取项目向国内相关人员行贿的行为被举报，目前正在调查中。并称，任、颜在香港自开公司炒股未向公司申报，后被人举报发现。这些说法尚无法核实，但频频出现的“举报”一说令人感悟。
事实上早就有业内人士指出，“任克英这种超强的个人能力对公司是双刃剑”。据说，任克英的工作风格极不透明。对于合作伙伴而言，任克英往往平时不动声色，突然召集会议宣布重大进展。在花旗内部，任克英也往往是千里走单骑式地将项目办妥，交由有关部门签字即可。这使得机构过分地依赖个人能力，难以产生持续的竞争力。事实上在任克英离开贝尔斯登之后，该公司的中国业务即一蹶不振。
从另一个侧面来看，花旗迅速作出反应，也表明了近年来随着安然、世通、帕玛拉特事件后，投资银行更为看重机构的声誉。事实上，任克英的停职，势必会对其今后在中国开展业务产生影响。然而自安然事件后，花旗已为多起诉讼案件支付巨资，并解雇多名明星分析员。事实证明，在公司名誉和项目得失之间，被放弃的往往是昔日斩将夺旗的明星们。
明星投资银行家的风险正在加大。
本刊记者田启林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