否定未届期股东加速出资责任之主要理由在于股东所享有的“期限利益”，但期限利益只是一种“商业约定”，并不具有不可更改的“刚性”。当商业环境发生变化，公司财务、资金需求调整，就可能存在修改股东约定，要求股东加速履行出资义务之可能。董事作为代表公司进行日常经营决策及执行股东会决议之机构，能较早感受到公司财务状况及资金需求的变化，董事对股东未届期出资之催缴义务，乃其信义义务之当然内容，董事是否催促股东加速其出资，本身也是商业判断的过程，在公司出现财务及资金困难时，怠于履行催缴义务之董事，构成信义义务之违反，因此，应对相关主体承担赔偿责任。但董事此种催缴责任实质为监督责任。中国现行立法尤其是私法规则，不太区分监督者责任与法定义务履行者责任之差异，应当采纳“区分主义”的思维，适当限制监督者的责任。尤其是，应区分董事身份之差异性——根据其作为股东董事、执行董事、影子董事、名义董事等不同身份，采取差别责任之方式，解决董事对股东未届期出资之催缴责任。总之，法律判断不能仅仅建立在法律推理的基础之上，还要建立在商业逻辑或曰商业判断的基础之上。股东出资期限是一种可以调整的商业判断，董事是进行该商业判断的主体之一，因此，要承担相应的判断失误或者不积极履职的责任。这是我们今天在商事立法和裁判过程中最为缺失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