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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玉岭，国务院参事，著名经济学家，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九、第十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华民营企业联合会副主席，中国产学研促进会副会长。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曾任广西北海市副市长，国家科委中国星火总公司总工程师。
在经济学家群体中,要论针砭时弊谏真言，任玉岭那可是出了名的。73岁的任玉岭，身板硬朗，说起话来，中气十足。其最大特点是，能认真了解群众，倾听和传递群众呼声。
就在今年全国两会闭幕后的一天，在北京中关村任玉岭的家中，《经济》记者拜访了这位敢于针砭时弊谏真言的著名经济学家。走进他的家记者好像走进了一间收藏丰富的资料室，宽敞的客厅，四处堆满了文件、书籍、报刊和信件。在交谈中，记者深切地体会到这位国家高层智囊“聚民智、察民情、汇民意、谏真言、献良策”的使命与情怀。
深入调研是建言献策的基础
“实事求是”是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革命事业成功的重要基石，毛泽东、邓小平都高度重视“实事求是”。任玉岭说，要使方针政策做到无往而不胜，就必须从中国国情出发，就必须符合实际。
正因为这样，任玉岭高度重视调查研究，他从1998年当选全国政协常委至今的14年来，一直在利用各种机会进行调研。在做国务院参事的九年中，他调研的机会就更多了。一年中，他一多半时间在外地、在路上。他每年最少都要调研2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有的省甚至要去七八趟。
任玉岭进入参事室后做的第一个调研是农村义务教育。农村问题在任玉岭研究中占据重要位置。2001年，他在政协常委会上提出“农民问题是中国一切问题中的大问题”，引起广泛关注。正是在“三农”的调查中，他发现农村义务教育问题颇多：“普九”欠债严重、学校班额过大、生均经费极少、学校危房过多、学生住宿吃饭困难、教师工资过低且不能及时发放。
在云南瑞丽调研时，他发现，附近的农村因为与缅甸没有天然分界线，两个国家的农村彼此相连，有时缅甸的南瓜在我国土地上结果，有时我们的鸡在缅甸土地上下蛋，但人家的孩子念书是免费的，我们的孩子念书却是要交费的。
任玉岭查阅资料发现，世界上100多个国家的义务教育都是免费的。他认为要解决农村义务教育问题必须加大政府对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他一方面写参事建议，一方面在政协常委会上大声疾呼“用皇粮把义务教育养起来”。2003年温总理第一次与参事座谈时，任玉岭第一个站起来发言，讲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农村义务教育问题。他的调研和建议，对推动免费义务教育添了一份力。
任玉岭的很多重头建议、真知灼见，就是在这样的深入调研和亲身体会中得来的。
任玉岭的调查，几乎是随时随地在进行，他与亲戚、同学聊天，买菜、买书，上饭店、打字店，外出理发、洗衣，甚至打的，都在搞调研、接地气。
2006年，任玉岭在天津过年，爱人的老同学向他反映，有70多户人家被房地产中介诈骗。70多家老工人、老知识分子，委托中介公司以城里房换郊区房，没想到，房子出手了，钱没回来，房产中介公司一夜之间倒闭，人去房空。70多户人家哭天抹泪，有的人进京上访。了解到这一情况后，他立即写了建议，引起天津市政府的高度重视，为这些受骗的老工人、老知识分子解决了问题。他们的感谢信寄到了国务院参事室。
这几年，任玉岭一到地方就往基层跑，他的调研有“三看”，一看农房，二看学校，三看卫生院。他的考察，有两个原则：要看距离县城30公里之外的学校，要看距离城市100公里以外的农舍。为了解实情，他常常随队调研后，再自己一个人“离队”到处看看。
2008年金融危机来临之初，他随参事考察团到浙江考察的路上，听宁波的朋友说，中小企业遇到了很多困难。他白天随大团走访，晚间离队与企业家座谈。一路上，他利用晚上时间，在宁波、台州、温州、义乌开了四个座谈会。回京后，他写出了“中小企业遇到‘五把刀’”，向国务院领导建议应尽快采取措施，得到领导的批示和重视，对防范金融危机起了预警作用。
在国家制定中长期教育发展规划时，他给自己提出了“回母校、进课堂、当学生”的要求，考察了六所小学、一所初中、一所高中和两所大学，走进5个省，并去日本、韩国考察了民办教育、职业教育及农民工子女教育。
2010年温总理与参事座谈时，任玉岭所提农民工教育问题，得到了温总理的肯定。2010年12月，国务院聘任了首批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任玉岭也在其中，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刘延东向他颁发了鲜红的聘书。
做好参事，必须敢讲真话
“要做好参事，必须敢于直言，针砭时弊。我记得很清楚，温家宝担任总理后的第一个中秋节前夕，与国务院参事和中央文史馆馆员座谈时，一进门就说：‘希望大家讲真话、说实情。’”任玉岭说，“为了参事使命，必须要敢讲真话。”
“我们这一代人，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解放后60多年的风风雨雨，尤其是1958年至‘文化大革命’结束的1976年，近20年中，说假话、讲套话，给我们国家造成巨大危害和损失，这是值得永远牢记的。”任玉岭缓慢但有力地说道，“今天，虽然讲话的环境宽松了，但由于种种历史遗风的影响以及害怕得罪既得利益者等原因，讲真话依然不容易，套话、假话仍大行其道。特别是在一些领导到地方视察时，受‘政绩’、‘形象’等因素影响，较难看到真实情况。因此，参事们应担负起讲真话、说实情、献良策的使命。”
任玉岭写的《关于党政机关要带头节约开支反对浪费的建议》、《降低行政成本的建议》，被称为“重型炮弹”，直击政府行政弊端，正是这些有棱角、敢讲真话的建议得到政府有关部门积极采纳。前一个建议曾得到时任中央纪委书记吴官正的批示，中纪委就此两次召开会议进行讨论，出台相应文件，并请任玉岭到场提意见。该建议还在全国政协获得了提案奖。
说了错话怎么办？任玉岭坦诚地说：“我是有信心的，只要坚持一个良好动机，就不会犯错误。动机是正确的，即使讲话中有点小毛病，那也是能够允许的。”
任玉岭经历丰富，当过大学教师，做过工厂技术员、野外考察队员，在国家科委、地方政府做过行政工作，在国有企业做过总工、监事长、独立董事，在民营企业做过董事长。
“我在东部干过，在西部干过，在特区干过，在开放城市干过。尤其是在政协的十余年和做参事的九年中，接触了国内国外各个方面、各个层面。实践使我对社会有一个较全面的了解，对事物的曲直、正确与否可以作正确判断，正是这样，我知道我该建言什么，我更知道自己的建言是不是正确。当然，有一些涉及既得利益者利益的建言，也免不了受人攻击，但只要是广大人民拥护的，最终是要被历史接受的。”任玉岭直抒胸臆。
这些年来，任玉岭在参政议政中悟出了“门道”，就是要“吃透两头”：“吃透基层情况，是参政议政取之不尽的源泉；吃透中央精神，是搞好参政议政的根本保证。”
任玉岭十分重视学习中央文件，每有国家大政方针出台，他一定在第一时间仔细研读，从中了解体会中央的各项大政方针和政策精神。中央提出“把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作为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他认为这就是各项工作的大方向，也是作为参事和政协委员参政议政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房价会合理回归
在今年两会闭幕后，任玉岭对政府工作报告中与房地产相关的内容畅谈了他的认识和意见。
任玉岭指出，政府工作报告特别强调了两点，一是房地产的调控一定不能松懈，要促进房价的理性回归。二是要大力发展保障性住房，满足刚性需求。他认为在房地产狠抓这两手是十分必要的，而且需要这两手都要硬。只有这两手都硬起来，房价才能真正理性回归。过去都是谈遏制房价增长，而这次强调回归。如果现在三至四万元一平方米的高价还只谈遏制增长，是无法适应广大人民群众“住有所居”的需求的，所以用“回归”非常必要。
去年严格控制投机、投资购房问题，任玉岭认为，现在已经见到了调控的效果。但是，这只是开始，调控绝不能松懈，一定要坚持下去。商品房也应该朝着为人民服务、为广大百姓安居乐业服务靠拢。有很多房地产企业实际上是在观望、在等待，希望政府调控放开，还能像原来一样高价去出售，这是不对的。什么是“理性回归”，就是要降低成本，降低利润指标。包括地价、配套费、税收以及房地产商的宣传费、销售费、利润目标，都应该把它降下来，然后真正使住房的价格得到理性回归，让普通的中低收入者买得起、住得上。
制度建设需及时针对保障性住房的建设，任玉岭说，保障性住房与商品房价格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根据他在几个国家的调研，只有扩大保障性住房，缩小商品房的建筑面积，或扩大可承受性住房建设，解决好大多数人的“住有所居”问题，一般商品性住房价格才能真正回归。去年保障性住房开工1000万套，今年还要增加500万套，这对平抑商品房价、促商品房回归，发挥了重要作用。
针对重点增加中小套型普通商品住房的建设，任玉岭认为，政府采取的政策是非常正确的。现在很多商品房面积很大，老百姓买也买不起。中国很多人还不富，包括部分白领和农村走出的大学毕业生及做小生意的新市民，他们收入都不高，解决好这个占城市人口比重很大的阶层的问题，既是广大百姓的要求，也是中央和政府心中的一件大事。
任玉岭认为，抓紧完善保障性住房的建设、分配、管理、退出等一系列制度，这个提得非常及时、也非常重要。因为保障性住房的土地可能是免费的、廉价的，所以保障性住房比较便宜，这就很容易被一些有权的、有钱的人首先去抢占、去抢购。过去就有好多保障性住房没有用在解决刚性需求方面，而是被有些人钻了空子，成了富人的资产。
在经济学家群体中,要论针砭时弊谏真言，任玉岭那可是出了名的。73岁的任玉岭，身板硬朗，说起话来，中气十足。其最大特点是，能认真了解群众，倾听和传递群众呼声。
就在今年全国两会闭幕后的一天，在北京中关村任玉岭的家中，《经济》记者拜访了这位敢于针砭时弊谏真言的著名经济学家。走进他的家记者好像走进了一间收藏丰富的资料室，宽敞的客厅，四处堆满了文件、书籍、报刊和信件。在交谈中，记者深切地体会到这位国家高层智囊“聚民智、察民情、汇民意、谏真言、献良策”的使命与情怀。
深入调研是建言献策的基础
“实事求是”是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革命事业成功的重要基石，毛泽东、邓小平都高度重视“实事求是”。任玉岭说，要使方针政策做到无往而不胜，就必须从中国国情出发，就必须符合实际。
正因为这样，任玉岭高度重视调查研究，他从1998年当选全国政协常委至今的14年来，一直在利用各种机会进行调研。在做国务院参事的九年中，他调研的机会就更多了。一年中，他一多半时间在外地、在路上。他每年最少都要调研2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有的省甚至要去七八趟。
任玉岭进入参事室后做的第一个调研是农村义务教育。农村问题在任玉岭研究中占据重要位置。2001年，他在政协常委会上提出“农民问题是中国一切问题中的大问题”，引起广泛关注。正是在“三农”的调查中，他发现农村义务教育问题颇多：“普九”欠债严重、学校班额过大、生均经费极少、学校危房过多、学生住宿吃饭困难、教师工资过低且不能及时发放。
在云南瑞丽调研时，他发现，附近的农村因为与缅甸没有天然分界线，两个国家的农村彼此相连，有时缅甸的南瓜在我国土地上结果，有时我们的鸡在缅甸土地上下蛋，但人家的孩子念书是免费的，我们的孩子念书却是要交费的。
任玉岭查阅资料发现，世界上100多个国家的义务教育都是免费的。他认为要解决农村义务教育问题必须加大政府对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他一方面写参事建议，一方面在政协常委会上大声疾呼“用皇粮把义务教育养起来”。2003年温总理第一次与参事座谈时，任玉岭第一个站起来发言，讲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农村义务教育问题。他的调研和建议，对推动免费义务教育添了一份力。
任玉岭的很多重头建议、真知灼见，就是在这样的深入调研和亲身体会中得来的。
任玉岭的调查，几乎是随时随地在进行，他与亲戚、同学聊天，买菜、买书，上饭店、打字店，外出理发、洗衣，甚至打的，都在搞调研、接地气。
2006年，任玉岭在天津过年，爱人的老同学向他反映，有70多户人家被房地产中介诈骗。70多家老工人、老知识分子，委托中介公司以城里房换郊区房，没想到，房子出手了，钱没回来，房产中介公司一夜之间倒闭，人去房空。70多户人家哭天抹泪，有的人进京上访。了解到这一情况后，他立即写了建议，引起天津市政府的高度重视，为这些受骗的老工人、老知识分子解决了问题。他们的感谢信寄到了国务院参事室。
这几年，任玉岭一到地方就往基层跑，他的调研有“三看”，一看农房，二看学校，三看卫生院。他的考察，有两个原则：要看距离县城30公里之外的学校，要看距离城市100公里以外的农舍。为了解实情，他常常随队调研后，再自己一个人“离队”到处看看。
2008年金融危机来临之初，他随参事考察团到浙江考察的路上，听宁波的朋友说，中小企业遇到了很多困难。他白天随大团走访，晚间离队与企业家座谈。一路上，他利用晚上时间，在宁波、台州、温州、义乌开了四个座谈会。回京后，他写出了“中小企业遇到‘五把刀’”，向国务院领导建议应尽快采取措施，得到领导的批示和重视，对防范金融危机起了预警作用。
在国家制定中长期教育发展规划时，他给自己提出了“回母校、进课堂、当学生”的要求，考察了六所小学、一所初中、一所高中和两所大学，走进5个省，并去日本、韩国考察了民办教育、职业教育及农民工子女教育。
2010年温总理与参事座谈时，任玉岭所提农民工教育问题，得到了温总理的肯定。2010年12月，国务院聘任了首批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任玉岭也在其中，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刘延东向他颁发了鲜红的聘书。
做好参事，必须敢讲真话
“要做好参事，必须敢于直言，针砭时弊。我记得很清楚，温家宝担任总理后的第一个中秋节前夕，与国务院参事和中央文史馆馆员座谈时，一进门就说：‘希望大家讲真话、说实情。’”任玉岭说，“为了参事使命，必须要敢讲真话。”
“我们这一代人，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解放后60多年的风风雨雨，尤其是1958年至‘文化大革命’结束的1976年，近20年中，说假话、讲套话，给我们国家造成巨大危害和损失，这是值得永远牢记的。”任玉岭缓慢但有力地说道，“今天，虽然讲话的环境宽松了，但由于种种历史遗风的影响以及害怕得罪既得利益者等原因，讲真话依然不容易，套话、假话仍大行其道。特别是在一些领导到地方视察时，受‘政绩’、‘形象’等因素影响，较难看到真实情况。因此，参事们应担负起讲真话、说实情、献良策的使命。”
任玉岭写的《关于党政机关要带头节约开支反对浪费的建议》、《降低行政成本的建议》，被称为“重型炮弹”，直击政府行政弊端，正是这些有棱角、敢讲真话的建议得到政府有关部门积极采纳。前一个建议曾得到时任中央纪委书记吴官正的批示，中纪委就此两次召开会议进行讨论，出台相应文件，并请任玉岭到场提意见。该建议还在全国政协获得了提案奖。
说了错话怎么办？任玉岭坦诚地说：“我是有信心的，只要坚持一个良好动机，就不会犯错误。动机是正确的，即使讲话中有点小毛病，那也是能够允许的。”
任玉岭经历丰富，当过大学教师，做过工厂技术员、野外考察队员，在国家科委、地方政府做过行政工作，在国有企业做过总工、监事长、独立董事，在民营企业做过董事长。
“我在东部干过，在西部干过，在特区干过，在开放城市干过。尤其是在政协的十余年和做参事的九年中，接触了国内国外各个方面、各个层面。实践使我对社会有一个较全面的了解，对事物的曲直、正确与否可以作正确判断，正是这样，我知道我该建言什么，我更知道自己的建言是不是正确。当然，有一些涉及既得利益者利益的建言，也免不了受人攻击，但只要是广大人民拥护的，最终是要被历史接受的。”任玉岭直抒胸臆。
这些年来，任玉岭在参政议政中悟出了“门道”，就是要“吃透两头”：“吃透基层情况，是参政议政取之不尽的源泉；吃透中央精神，是搞好参政议政的根本保证。”
任玉岭十分重视学习中央文件，每有国家大政方针出台，他一定在第一时间仔细研读，从中了解体会中央的各项大政方针和政策精神。中央提出“把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作为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他认为这就是各项工作的大方向，也是作为参事和政协委员参政议政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房价会合理回归
在今年两会闭幕后，任玉岭对政府工作报告中与房地产相关的内容畅谈了他的认识和意见。
任玉岭指出，政府工作报告特别强调了两点，一是房地产的调控一定不能松懈，要促进房价的理性回归。二是要大力发展保障性住房，满足刚性需求。他认为在房地产狠抓这两手是十分必要的，而且需要这两手都要硬。只有这两手都硬起来，房价才能真正理性回归。过去都是谈遏制房价增长，而这次强调回归。如果现在三至四万元一平方米的高价还只谈遏制增长，是无法适应广大人民群众“住有所居”的需求的，所以用“回归”非常必要。
去年严格控制投机、投资购房问题，任玉岭认为，现在已经见到了调控的效果。但是，这只是开始，调控绝不能松懈，一定要坚持下去。商品房也应该朝着为人民服务、为广大百姓安居乐业服务靠拢。有很多房地产企业实际上是在观望、在等待，希望政府调控放开，还能像原来一样高价去出售，这是不对的。什么是“理性回归”，就是要降低成本，降低利润指标。包括地价、配套费、税收以及房地产商的宣传费、销售费、利润目标，都应该把它降下来，然后真正使住房的价格得到理性回归，让普通的中低收入者买得起、住得上。
制度建设需及时针对保障性住房的建设，任玉岭说，保障性住房与商品房价格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根据他在几个国家的调研，只有扩大保障性住房，缩小商品房的建筑面积，或扩大可承受性住房建设，解决好大多数人的“住有所居”问题，一般商品性住房价格才能真正回归。去年保障性住房开工1000万套，今年还要增加500万套，这对平抑商品房价、促商品房回归，发挥了重要作用。
针对重点增加中小套型普通商品住房的建设，任玉岭认为，政府采取的政策是非常正确的。现在很多商品房面积很大，老百姓买也买不起。中国很多人还不富，包括部分白领和农村走出的大学毕业生及做小生意的新市民，他们收入都不高，解决好这个占城市人口比重很大的阶层的问题，既是广大百姓的要求，也是中央和政府心中的一件大事。
任玉岭认为，抓紧完善保障性住房的建设、分配、管理、退出等一系列制度，这个提得非常及时、也非常重要。因为保障性住房的土地可能是免费的、廉价的，所以保障性住房比较便宜，这就很容易被一些有权的、有钱的人首先去抢占、去抢购。过去就有好多保障性住房没有用在解决刚性需求方面，而是被有些人钻了空子，成了富人的资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