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完整地看这些档案，就可以对这段历史，在这个环境中人与人之间的恐惧，有了深刻的理解，这样才会有深刻的同情。
　　
　　历史档案属于历史叙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把历史叙述基本上分为这么几类:回忆录、传记、口述实录和档案整理，当然还有一些史书的写作。
　　档案的公布对于我们认识当事人的历史变迁、政治事件、文化事件的内幕都是很重要的，所以说我们要尽自己最大的力量，首先将民间档案能够整理的就整理，能够出版的就出版，这样才能够给人家一个清楚的了解。进入新千年之后，我的一个研究重点放在档案类的史料整理和出版上，仅日记书信类的已出版有数十种，其中包括“沧桑文丛”中冯亦代先生的《悔余日录》。
　　大约1996年前后，我建议冯亦代先生将这本日记整理出版，前后费时约三年。对于他同意我进行整理和公开出版，我非常感动，我觉得一位老人能够将自己的这一段历史，用这样的形式告知于后人，是要有很大勇气的。我在“整理说明”中简单写了几句:“冯亦代的这些日记，详尽地记录了他成为右派分子后的日常生活，包括人际交往、读书情况和心理活动。从文字看，颇为真实可信。陷入逆境后的痛苦，被改造者的无奈，依然强烈的求知欲望，对平等身份的企盼，紧紧交织地一起，凸现出一个知识分子弱者的形象。同时，他在日记中还记录了与一批右派知识分子当年的往来情况，他们中间有费孝通、潘光旦、陈铭德、邓季惺、章伯钧、罗隆基、丁聪、储安平、浦熙修、董乐山等，这也就使《悔余日录》成为一个群体的生活片断的写照。今天看来，《悔余日录》无疑具有特殊的历史文献价值。它记录的是个人的生活与思想状况，但却从一个特殊角度呈现出被打入另册的知识分子群体的历史窘状和精神脉络。这对于剖析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梳理中国当代政治运动史，有着其他文本不可替代的作用，故加以整理予以出版。整理过程中除个别词句作者删去之外，基本保留原貌。”
　　从我个人收集档案来讲，最大的收获是剧作家杜高先生的档案。杜高作为“吴祖光小家族”的主要代表，从1955年肃反开始就受到审查和批判，这些文人就被要求他们互相揭发、检举、交代，一直到“文革”期间释放出狱，没有停止过。在旧书摊意外买到这批档案之后我非常兴奋，我给杜高看的时候，他一边看一边落泪。由于历史教育的空白，今天人们只以为在“文革”期间人们才被迫写检讨或者是检举揭发的，其实早在1950年思想改造期间，就有了写自传、检讨和互相检举揭发的传统了，而1955年胡风事件之后就成了一个必需，大家进入了不断的检举、揭发的恶性循环之中。如果撇开具体政治环境，我们很容易就某一种材料而得出简单化的结论。当我们完整地看这些档案，就可以对这段历史，在这个环境中人与人之间的恐惧，有了深刻的理解，这样才会有深刻的同情。
　　在杜高夫妇的配合下，这批档案后来整理出版为《一纸苍凉——杜高档案原始文本》。我非常敬重杜高先生，他对自己人生的阴暗面，或者在大的背景下被迫做的事情能够正视它，他觉得这是他个人的，也不是他个人的，是他那一代人生存状态与精神状态的真实写照。
　　所谓原始文本，就一定是檔案尽量不加任何删减，严格到卷宗的时间顺序和文本形式，这样档案才会有完整的面貌，这也是公布档案的一个基本原则。因为，假如档案的公布不能很清晰地提供真相，就失去了档案的意义。
　　比如说，我读寓真的报告文学《聂绀弩刑事档案》，并得不出章诒和女士所下的结论。寓真先生所引用的档案，没有明确说哪一份是谁写的，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寓真担任过高级法院的院长，应该知道档案的法律效用。我是主张将聂绀弩的档案全部公开，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对一些事情进行总结、归纳和分析，才会还原历史，才能清楚那个时代这些人如何做，为什么做，这样做是主动还是被动，还有举报材料的厉害程度等，而在档案没有按照规范性标准公布之前，我们无法做这些研究。寓真先生的作品，对于还原历史真相具非常重要的积极意义，那么，既然已经做了第一步工作，就有进一步的义务和责任，将档案完整地公开。这既是对历史负责，也是对每一个相关者负责。我们有充分理由期待寓真这么做。(作者节选自4月11日在广州公共论坛的演讲《关于历史叙述的思考》，并略有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