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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2012年就已经正式退休，但蔡瑞康还是难以离开工作岗位。如今，83岁的他仍坚持每个星期在空军总医院出两个半天的门诊。他自己其实也是一位病人—刚刚接受了左侧股骨头的置换手术，目前还处于休养恢复期。
一个上午的门诊过后，终于可以喝上一口水，助手提醒蔡瑞康起身活动一下。他有些吃力地从座位上站起来，由助手搀着，在门诊室里慢慢地走了两圈。
与“白魔”的斗争
“那么多孩子因为白癜风让家庭失去欢乐，我这个当医生的不能看着不管。”
刘芳菲（化名）是两位孩子的母亲，3岁的女儿一直在接受针对白癜风的各种治疗，甚至还为此专门去美国找过医生。最近，1岁多的儿子也出现了白癜风的症状。女儿不愿让别人看她头顶上的那一大块白斑，在门诊室里又哭又闹。母亲蹲在身边安抚她，带着哭腔说：“听妈妈话，让爷爷看看你的头顶。”渐渐地，小姑娘的情绪才平静下来。
蔡瑞康仔细地查看了两个孩子化验单上的各项指标，为他们把了脉、观察了舌苔，还一一查看了孩子身上各处的白斑，然后为他们分别开具了药方。针对孩子的情况，蔡瑞康交代一旁做记录的助手在方子里加入了一味补肾健脾的药。他向刘芳菲详细介绍了每一种口服和外敷药的用法，还嘱咐她白天多让孩子晒太阳，晚上用黑光灯照射时要控制好时间。“小朋友，以后要少吃零食，这样病才能好得快。”蔡瑞康对小姑娘叮嘱，并和她们约定三个月之后再来做复查。
白癜风是一种系统免疫学疾病，是由于外因刺激诱发机体免疫病变，造成人体生长黑色素的酶不能正常合成，从而形成局部白斑。白癜风带来的外表皮损明显，造成患者人际交往障碍，而且漫长的治疗周期会产生较高的诊疗费用—这些都会给患者的自信心和生活质量造成巨大影响。据统计，目前，白癜风困扰着全世界约1亿人口，中国的患者约有3000万。白癜风病情易反复、治愈率低，是世界性疑难杂症。近年来，白癜风有发病年龄越来越小的趋势。
治疗儿童白癜风，关键在于一个“早”字。但有的患儿发病早期皮肤变化不明显，肉眼不易察觉。为了解决早期检测的难题，蔡瑞康尝试了多种办法，并最终研制了一种被他称为“放大镜”的荧光检测仪器，从而为儿童白癜风的治疗打开了一个突破口。
结合几十年的皮肤病临床诊治经验，蔡瑞康观察发现，很多白癜风患儿有脾虚症状，有的甚至很严重。他们大多吸收差，导致锌、铁、铜等微量元素的摄入量不足，而这些正是色素生成的原料，长时间的缺乏必定会对身体产生影响。他采用中西医结合的方式，研制出内服中药制剂“乌梅汤”，促进色素沉着，其中还加入了具有健脾胃功效的山楂等药物。“中药治疗白癜风效果不错，可药汤又苦又涩，孩子们难以下咽，于是我想到要改变剂型，就是现在的乌梅汤、法制枸杞黑豆和一系列中药膏滋制剂。”蔡瑞康说。
在白癜风临床诊治中，服用光敏药物加光疗的效果比较明显，但部分西药可能会产生副作用。为此，蔡瑞康对外用药进行了重新组合，选择了光敏效应较强的马齿苋、茜草等中草药作为主要元素，制成复方制剂茜草增色液后直接涂在白斑患处。这种复方制剂不仅具有类似西药甲氧沙林的光敏作用，且副作用很小，对于孩子来说也更安全。
在药物治疗上，蔡瑞康创新地提出了中药涂敷、日晒、黑光灯照射及中草药内服联合的“全天候四联疗法”，既克服了光敏制剂引发皮肤的红肿、水泡等反应，也克服了某些口服药物对儿童胃肠道的刺激。
白癜风的治疗周期不是以日计，而是以月計，甚至以年计，患者必须具有充分的耐心与信心，与医生密切配合，坚持下去，才能取得满意的疗效。“彻底驯服白癜风是一个美好的愿望。”蔡瑞康说，“我愿意帮助病人度过这一关。”
使命大于天
“军医，往往是临危受命，说走就走，甚至是当天就要赶到第一线去解决问题。”
1953年，蔡瑞康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现空军军医大学）毕业。“四医大”的求学时光让他终生难忘。入学时，他只有15岁，个头比别的同学都小，被大家爱护地称为“蔡娃子”。
“求学期间，正值抗美援朝，我们那批军校生如饥似渴地学习，时刻准备上战场。大学毕业前的一年，我被分配到皮肤性病专科学习。当时有‘金眼科、银外科’的说法，但我更相信‘干一行爱一行’这个道理，想着一定要在这个小学科上做出些成绩来。”蔡瑞康回忆说。
几十年的从医经历中，蔡瑞康始终以“做一名合格军人”的标准要求自己，兑现“服务于军民”的承诺。
20世纪50年代，进入空军总医院工作的蔡瑞康收治了一位飞行学员。“当时他只有20多岁，患上了天胞疮。”这种病现在的治疗手段已经比较成熟，但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却相当棘手。病人全身溃烂，还感染了绿脓杆菌，味道刺鼻。又因为病人是男性，女护士照顾起来不方便，蔡瑞康便亲自担任起护理工作，晚上跟他同住一间隔开的病房，遇到情况可以随时处置。遗憾的是，半年后，这位学员没能挺过鬼门关。“我后来告诉我的学生，有些不能治好的病人，也要以人道主义的精神去尽力而为……”回忆往事，蔡瑞康依然感到痛心和遗憾。
“想当好军医，就不能怕死。”
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中国南方边境战事激烈，前线气候湿热、环境恶劣，“烂裆”等皮肤病使我军官兵备受煎熬。蔡瑞康临危受命，和战友紧急赶赴前线。当时各个连队的阵地很分散，蔡瑞康到连队救治伤病员或者进山采药，沿途要经过很多雷区。“没有人说得清地雷埋在哪里，只能自己摸索，大家照应着前行，还要时刻提防敌人的冷枪。那个时候，早晨从后方医院出发，真的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吃上中午饭。”
一年时间里他8上前线，走访了100多个猫耳洞。
经过艰苦细致的调查和药物试验，“烂裆”的元凶被蔡瑞康和他的战友马复先查出：致病因是阴囊癣、阴囊念球菌，传染媒介是褐色线鼠。蔡瑞康一边上报总部组织专人赴前线灭鼠，一边对症组方，研发新药。很快，一种名为“1号霜”的新型外用药剂研制成功，使前线部队常见皮肤病发病率大大降低。“1号霜”被迅速推广到全军，成为我军官兵野战环境下皮肤保健的必备药品，因“烂裆”而导致的非战斗减员被控制住了。 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发生特大地震。因肺炎而住院的蔡瑞康心情格外沉重，电视和广播里不停播放的震灾区实况，让病床上正在输液的他焦急万分。14日中午，得知空军总医院组派的医疗队出发去灾区的消息，他再也躺不住了，“只要我还能走得动，就要去尽一份力。”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老伴刘新国，并让她给自己准备行装。
看着病中的蔡瑞康，刘新国没有作声，相濡以沫50多年，她太了解蔡瑞康的秉性。刘新国知道，虽然她现在留住了他，但这位时刻准备上战场的已经73岁的老兵肯定会重返前线。
5月23日，听说医院要成立皮肤病防治专家组赶赴灾区，病情初愈刚刚转回家中休养的蔡瑞康，用他特有的倔强，终于说服了家人和医院领导。“灾区百姓在受煎熬，有需要我的地方。”
20天时间里，他和皮肤科专家组的刘玮等同事冒着余震，深入都江堰、彭州、绵竹、什邡4个重灾市县的20多个村镇，接诊上万人次，还紧急编写《地震灾后皮肤病防治手册》等宣传品，下发到救灾官兵和受灾群众手中。
救灾初期，网络上出现救灾官兵和受灾群众中大面积爆发“神秘皮肤病”的传闻。蔡瑞康带领专家组深入一线，在人群聚集区附近发现了一种带毛的植物。“刘玮同志请四川大学和华西医院对这种植物的样本做了化验，得出的结论是荨麻。它的毛被风吹得四处扩散，触碰到人的皮肤就会引发丘疹性荨麻疹。”
蔡瑞康很快确定了治疗方案，迅速组织专家组成员分赴各个救灾点和安置点，为救灾官兵和受灾群众解除病痛，平息了谣言。“我们通过广播、电视和安置点的大喇叭做宣传，把周围的荨麻清扫干净，再也没有出现类似的症状了。”
医者仁心
“有人送给我一幅字，写的是‘医精情深’。‘精’我不敢讲，但是这份‘情’我一直都有。人的本事有大小，医术水平有高低，但是对病人的尊重是要放在首位的，这也是我心中中医思想的精华。”
南齐时代的医学著作《褚氏遗书》中有这样的表述：“夫医者，非仁爱之士不可托也，非聪明理达不可任也，非廉洁淳良不可信也。”
蔡瑞康在大学时代学习的是西医，却很早就迷上了中医。1956年至1957年，组织上派他到中央皮肤性病研究所（后改为协和皮肤性病研究所）学习。他看到有些留学回国的专家治疗皮肤病的手段很有局限，而且不少西药的副作用很大“。西医治疗痤疮，一般会使用激素，因为性激素是痤疮发病的主要原因。简单地说，男性患者使用雌性激素，女性患者使用雄性激素，以异性激素来冲击痤疮。但是患者使用激素过量后，会出现反向性别的表现，甚至生理特征也会发生变化。”
当时，遇到疑难杂症，研究所会邀请北派中医大家赵炳南前来会诊。蔡瑞康发现，通过中草药等方式，病人的症状逐渐好转，且身体各方面的机能也改观了很多。这让他萌发了师从赵炳南，将中西医结合起来的念头。
蔡瑞康说：“我从医之路上最重要的一课不是在课堂里学来的，而是由老先生们言传身教的，但这一课却不是关于医术。”他发现赵先生对生活贫苦的百姓尤为关照，一个小细节更是让他记忆深刻。“一次随赵先生出诊，看完一位患者，我就喊了一声‘下一个’。赵先生微笑着对我说：‘病人首先是人，是因为生病了才要来找医生，对他们要关爱，更要尊重。应该叫下一位。’赵先生的话让我脸上一阵发烧，从此我恍然大悟，开窍了。”
1976年，北京市卫生局举办“西医学习中医学习班”，蔡瑞康有幸跟随南派中医大家朱仁康学习了一年。朱仁康是典型的學院派医生，用药特点是条理、规范，蔡瑞康平时帮他抄方子并整理了十几本笔记，这让他自己学习中医上升了一个台阶。“先是跟随赵先生，后又跟随朱先生，对一南一北两位中医泰斗精神和技艺的传承，使我充分汲取到中医的精华。”
一路走来，回顾蔡瑞康治疗和研究皮肤病的50余载，就是不断将中西医结合起来，创新治疗手段、优化治疗效果的过程。“如今，国家高度重视中西医并重，国外医学界也已开始探索中医在健康领域的应用，中西医结合的路必须要有人走，我们中国必须要走在前面。”蔡瑞康说。
在蔡瑞康看来，真正的好医生，不仅医术精湛，同时还要具备一颗仁慈善良之心。医术品德俱优的医生治病，一定是安神定志，无欲念，无希求。对待患者，不管贵贱贫富、老幼美丑、亲疏远近，一律同样看待，也不能瞻前顾后，过多考虑自己的利弊得失。“推托和摆架子那不是人民军医的样子，看到病人的烦恼，应该像自己有烦恼一样，不避忌艰险、昼夜、寒暑、饥渴、疲劳。医患之间的相互信赖、理解、支持、和谐，源自医生的医精德高。”
蔡瑞康已记不清自己带出过多少位徒弟、学生，培养了多少位硕士、博士，受老师的影响，蔡瑞康给他们上的第一课，不是教他们如何治疗皮肤病、怎么看好显微镜，而是告诉他们要爱惜病人。“医生要在各种选择中，尽快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案，让患者花最少的钱，用最有效的方式，最快地治愈疾病。”
到现在，蔡瑞康也不敢说自己学“好”了这门学科，他说自己只是找到了一些入门的体会和经验。而赵炳南和朱仁康等老先生的医学思想，那是几本书也写不完的，“我可能连他们一点皮毛也写不出来，但是对病人的这种尊重我是可以传递给我的学生的。这是医生入门的必修课。学医不是单纯的学技术，医术是技术，而且是很深的技术，医生越当越难当。没有好的技术，治不好病；没有好的医德，成不了好医生。”
秉承医者仁心的蔡瑞康有着心中一个小小的痛。70岁生日的时候，空军总医院为他举办了一场学术研讨会。会上，他讲述了深埋在自己心中几十年的故事。
20世纪50年代，蔡瑞康刚刚3岁的儿子患上了麻疹合并肺炎，病情严重。同一时期，他收治了一位同样是3岁的小患者。“她患上了卡波西水痘样疹，是得了湿疹之后感染了水痘，水泡还扩散到肺部，合并了肺炎。”那个时候空军总医院还没有专门的皮肤科，负责治疗皮肤病的蔡瑞康被安排接手这位小患者的治疗工作。“两个孩子都在病着，我也很担心我自己儿子的情况。谁的孩子谁不当宝贝啊？但是两个孩子实在管不过来，只能把儿子送到了他姨妈家，托付她来照顾……”好在两个孩子后来都脱离了危险。现在回想起来，他仍觉得对儿子心有愧疚。“但是，作为一名医生、一名军医，责任是第一位的。” 学无境 医无涯
“从医之路，学习没有止境，创新更没有止境。”
1969年，空军总医院选派多个科室的专家骨干到贫困乡村插队，蔡瑞康和几位同事被派往山东泰安的麻塔公社。那段时间，他经常给老乡们看病，并且从当地的赤脚医生、药农那里学到了很多实用知识。“各种药材怎么晒干、怎么保存、有什么药效。一些土方子我在南方前线也传授给了连队里的卫生员，让他们用随身的军用搪瓷缸子煮，用毛巾或者三角带敷。山上草药很多，比如马齿苋、黄柏、地榆等，采集来都可以应急治伤治病。”
1980年，空军总医院正式组建皮肤科，45岁的蔡瑞康成为第一任主任。四位医生、一间平房、一口熬药的大铁锅—当时皮肤科的全部家当。此前，蔡瑞康曾在外科、传染科等多个科室工作过，创业之路虽然充满挑战，但丰富的临床经验也让他和同事们充满信心。
蔡瑞康首先選择改进临床用药的剂型作为科研创新的突破口。煤焦油是中国长期用于治疗顽固皮肤病的药物，虽有一定疗效，却因其颜色黢黑、气味难闻，涂抹于患处吸收缓慢、透气性差，让广大患者避之不及。那时，每当走进皮肤科诊室，无论医生还是患者，都会被一种难闻的气味熏得头昏脑胀。蔡瑞康暗下决心改良这种治疗方法。
在身为药剂师的爱人刘新国的帮助下，蔡瑞康利用简陋的条件，搞起了科研。盛夏8月，为了提纯出治疗皮肤病的纯中药制剂，蔡瑞康索性搬进了实验室。饿了，就啃两口馒头；困了，就趴在桌子上休息一会。他和皮肤科的同事们一起，运用现代西医制药手段与检验标准，对中草药进行西式改造。试验药品没人敢用，他就和科室人员用自己的皮肤做“试验田”，并详细记录药物渗透皮肤和吸收时间及安全性。那个夏天，蔡瑞康上下肢的皮肤基本上没有好地方。谈及往事，刘新国心疼地说：“他简直就是玩命。”功夫不负有心人，一种色泽茶黄、味感清香的中西药复合制剂研制成功，并通过了权威部门的检测论证。临床证明，它对于银屑病、慢性湿疹及神经性皮炎均具有显著疗效。
在蔡瑞康的带领下，空军总医院皮肤科仅用8年时间，就从一个刚刚组建的小科室，成长为空军皮肤病专科中心和全军皮肤病药理基地。在他的主持下，连续攻关，成功研制出液氮喷雾美容器、低速皮肤磨削机等9种皮肤病治疗仪器，其中有3项成果申请了国家专利。
皮肤是全身最大的器官，同时也是情感器官。随着生活水平的提升，皮肤疾患的治疗与美容必将结合得更加紧密。早在研发运用光化学疗法、液氮喷雾治疗时，蔡瑞康就非常重视其在美容领域的应用，增加了治疗色素性疾病的治疗手段。在皮肤科特色药品开发过程中，也很早就将基质改换成与化妆品同样的霜剂基质，在增加疗效、减轻患者使用外用药物不适感的同时，也在临床上把患者对美的追求放在同等重要位置去考量。
2010年，北京市中医管理局批准成立了“蔡瑞康名老中医工作站”，要挖掘发扬他和同事白手起家、艰苦奋斗、不懈创新、跨越发展的精神和技术内涵，力争把皮肤病诊疗未来的路铺得更远更宽。几年来，蔡瑞康直接带教和培养了两名专科医生、三名博士研究生、五名硕士研究生，以及十余名进修生，工作站还发表了40余篇论文。
治疗思路不能僵化守旧，必须不懈创新。目前皮肤科常用药品中，很少是专门针对皮肤病开发的，还有许多临床应用的潜力可以挖掘利用。“80后”的蔡瑞康仍闲不住，他说自己要在对皮肤疾病的深入理解和对中药、西药作用充分认识的基础上，逐渐尝试成方新用、老药新用以及药物应用范围的扩大。
“注重西医辨病、中医辩证、标本兼顾、取长补短的治疗原则。我认为，对于中西医诊断、辨证及疗法无门户之嫌，须采百家之长。”善医术的蔡瑞康也看重对于患者的心理治疗，“中医历来认为七情可致病，亦可治病；西医的健康观念也从单纯的生理健康过渡到身心健康。所以在临床治疗过程中要有针对性地解决患者的心理问题，注重解释，使患者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
“愿将此身长报国。”当被问及从医几十年的最深感悟，蔡瑞康说，“人民军医是医生，更是革命军人。做好一名人民军医，不容易。”
一个上午的门诊过后，终于可以喝上一口水，助手提醒蔡瑞康起身活动一下。他有些吃力地从座位上站起来，由助手搀着，在门诊室里慢慢地走了两圈。
与“白魔”的斗争
“那么多孩子因为白癜风让家庭失去欢乐，我这个当医生的不能看着不管。”
刘芳菲（化名）是两位孩子的母亲，3岁的女儿一直在接受针对白癜风的各种治疗，甚至还为此专门去美国找过医生。最近，1岁多的儿子也出现了白癜风的症状。女儿不愿让别人看她头顶上的那一大块白斑，在门诊室里又哭又闹。母亲蹲在身边安抚她，带着哭腔说：“听妈妈话，让爷爷看看你的头顶。”渐渐地，小姑娘的情绪才平静下来。
蔡瑞康仔细地查看了两个孩子化验单上的各项指标，为他们把了脉、观察了舌苔，还一一查看了孩子身上各处的白斑，然后为他们分别开具了药方。针对孩子的情况，蔡瑞康交代一旁做记录的助手在方子里加入了一味补肾健脾的药。他向刘芳菲详细介绍了每一种口服和外敷药的用法，还嘱咐她白天多让孩子晒太阳，晚上用黑光灯照射时要控制好时间。“小朋友，以后要少吃零食，这样病才能好得快。”蔡瑞康对小姑娘叮嘱，并和她们约定三个月之后再来做复查。
白癜风是一种系统免疫学疾病，是由于外因刺激诱发机体免疫病变，造成人体生长黑色素的酶不能正常合成，从而形成局部白斑。白癜风带来的外表皮损明显，造成患者人际交往障碍，而且漫长的治疗周期会产生较高的诊疗费用—这些都会给患者的自信心和生活质量造成巨大影响。据统计，目前，白癜风困扰着全世界约1亿人口，中国的患者约有3000万。白癜风病情易反复、治愈率低，是世界性疑难杂症。近年来，白癜风有发病年龄越来越小的趋势。
治疗儿童白癜风，关键在于一个“早”字。但有的患儿发病早期皮肤变化不明显，肉眼不易察觉。为了解决早期检测的难题，蔡瑞康尝试了多种办法，并最终研制了一种被他称为“放大镜”的荧光检测仪器，从而为儿童白癜风的治疗打开了一个突破口。
结合几十年的皮肤病临床诊治经验，蔡瑞康观察发现，很多白癜风患儿有脾虚症状，有的甚至很严重。他们大多吸收差，导致锌、铁、铜等微量元素的摄入量不足，而这些正是色素生成的原料，长时间的缺乏必定会对身体产生影响。他采用中西医结合的方式，研制出内服中药制剂“乌梅汤”，促进色素沉着，其中还加入了具有健脾胃功效的山楂等药物。“中药治疗白癜风效果不错，可药汤又苦又涩，孩子们难以下咽，于是我想到要改变剂型，就是现在的乌梅汤、法制枸杞黑豆和一系列中药膏滋制剂。”蔡瑞康说。
在白癜风临床诊治中，服用光敏药物加光疗的效果比较明显，但部分西药可能会产生副作用。为此，蔡瑞康对外用药进行了重新组合，选择了光敏效应较强的马齿苋、茜草等中草药作为主要元素，制成复方制剂茜草增色液后直接涂在白斑患处。这种复方制剂不仅具有类似西药甲氧沙林的光敏作用，且副作用很小，对于孩子来说也更安全。
在药物治疗上，蔡瑞康创新地提出了中药涂敷、日晒、黑光灯照射及中草药内服联合的“全天候四联疗法”，既克服了光敏制剂引发皮肤的红肿、水泡等反应，也克服了某些口服药物对儿童胃肠道的刺激。
白癜风的治疗周期不是以日计，而是以月計，甚至以年计，患者必须具有充分的耐心与信心，与医生密切配合，坚持下去，才能取得满意的疗效。“彻底驯服白癜风是一个美好的愿望。”蔡瑞康说，“我愿意帮助病人度过这一关。”
使命大于天
“军医，往往是临危受命，说走就走，甚至是当天就要赶到第一线去解决问题。”
1953年，蔡瑞康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现空军军医大学）毕业。“四医大”的求学时光让他终生难忘。入学时，他只有15岁，个头比别的同学都小，被大家爱护地称为“蔡娃子”。
“求学期间，正值抗美援朝，我们那批军校生如饥似渴地学习，时刻准备上战场。大学毕业前的一年，我被分配到皮肤性病专科学习。当时有‘金眼科、银外科’的说法，但我更相信‘干一行爱一行’这个道理，想着一定要在这个小学科上做出些成绩来。”蔡瑞康回忆说。
几十年的从医经历中，蔡瑞康始终以“做一名合格军人”的标准要求自己，兑现“服务于军民”的承诺。
20世纪50年代，进入空军总医院工作的蔡瑞康收治了一位飞行学员。“当时他只有20多岁，患上了天胞疮。”这种病现在的治疗手段已经比较成熟，但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却相当棘手。病人全身溃烂，还感染了绿脓杆菌，味道刺鼻。又因为病人是男性，女护士照顾起来不方便，蔡瑞康便亲自担任起护理工作，晚上跟他同住一间隔开的病房，遇到情况可以随时处置。遗憾的是，半年后，这位学员没能挺过鬼门关。“我后来告诉我的学生，有些不能治好的病人，也要以人道主义的精神去尽力而为……”回忆往事，蔡瑞康依然感到痛心和遗憾。
“想当好军医，就不能怕死。”
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中国南方边境战事激烈，前线气候湿热、环境恶劣，“烂裆”等皮肤病使我军官兵备受煎熬。蔡瑞康临危受命，和战友紧急赶赴前线。当时各个连队的阵地很分散，蔡瑞康到连队救治伤病员或者进山采药，沿途要经过很多雷区。“没有人说得清地雷埋在哪里，只能自己摸索，大家照应着前行，还要时刻提防敌人的冷枪。那个时候，早晨从后方医院出发，真的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吃上中午饭。”
一年时间里他8上前线，走访了100多个猫耳洞。
经过艰苦细致的调查和药物试验，“烂裆”的元凶被蔡瑞康和他的战友马复先查出：致病因是阴囊癣、阴囊念球菌，传染媒介是褐色线鼠。蔡瑞康一边上报总部组织专人赴前线灭鼠，一边对症组方，研发新药。很快，一种名为“1号霜”的新型外用药剂研制成功，使前线部队常见皮肤病发病率大大降低。“1号霜”被迅速推广到全军，成为我军官兵野战环境下皮肤保健的必备药品，因“烂裆”而导致的非战斗减员被控制住了。 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发生特大地震。因肺炎而住院的蔡瑞康心情格外沉重，电视和广播里不停播放的震灾区实况，让病床上正在输液的他焦急万分。14日中午，得知空军总医院组派的医疗队出发去灾区的消息，他再也躺不住了，“只要我还能走得动，就要去尽一份力。”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老伴刘新国，并让她给自己准备行装。
看着病中的蔡瑞康，刘新国没有作声，相濡以沫50多年，她太了解蔡瑞康的秉性。刘新国知道，虽然她现在留住了他，但这位时刻准备上战场的已经73岁的老兵肯定会重返前线。
5月23日，听说医院要成立皮肤病防治专家组赶赴灾区，病情初愈刚刚转回家中休养的蔡瑞康，用他特有的倔强，终于说服了家人和医院领导。“灾区百姓在受煎熬，有需要我的地方。”
20天时间里，他和皮肤科专家组的刘玮等同事冒着余震，深入都江堰、彭州、绵竹、什邡4个重灾市县的20多个村镇，接诊上万人次，还紧急编写《地震灾后皮肤病防治手册》等宣传品，下发到救灾官兵和受灾群众手中。
救灾初期，网络上出现救灾官兵和受灾群众中大面积爆发“神秘皮肤病”的传闻。蔡瑞康带领专家组深入一线，在人群聚集区附近发现了一种带毛的植物。“刘玮同志请四川大学和华西医院对这种植物的样本做了化验，得出的结论是荨麻。它的毛被风吹得四处扩散，触碰到人的皮肤就会引发丘疹性荨麻疹。”
蔡瑞康很快确定了治疗方案，迅速组织专家组成员分赴各个救灾点和安置点，为救灾官兵和受灾群众解除病痛，平息了谣言。“我们通过广播、电视和安置点的大喇叭做宣传，把周围的荨麻清扫干净，再也没有出现类似的症状了。”
医者仁心
“有人送给我一幅字，写的是‘医精情深’。‘精’我不敢讲，但是这份‘情’我一直都有。人的本事有大小，医术水平有高低，但是对病人的尊重是要放在首位的，这也是我心中中医思想的精华。”
南齐时代的医学著作《褚氏遗书》中有这样的表述：“夫医者，非仁爱之士不可托也，非聪明理达不可任也，非廉洁淳良不可信也。”
蔡瑞康在大学时代学习的是西医，却很早就迷上了中医。1956年至1957年，组织上派他到中央皮肤性病研究所（后改为协和皮肤性病研究所）学习。他看到有些留学回国的专家治疗皮肤病的手段很有局限，而且不少西药的副作用很大“。西医治疗痤疮，一般会使用激素，因为性激素是痤疮发病的主要原因。简单地说，男性患者使用雌性激素，女性患者使用雄性激素，以异性激素来冲击痤疮。但是患者使用激素过量后，会出现反向性别的表现，甚至生理特征也会发生变化。”
当时，遇到疑难杂症，研究所会邀请北派中医大家赵炳南前来会诊。蔡瑞康发现，通过中草药等方式，病人的症状逐渐好转，且身体各方面的机能也改观了很多。这让他萌发了师从赵炳南，将中西医结合起来的念头。
蔡瑞康说：“我从医之路上最重要的一课不是在课堂里学来的，而是由老先生们言传身教的，但这一课却不是关于医术。”他发现赵先生对生活贫苦的百姓尤为关照，一个小细节更是让他记忆深刻。“一次随赵先生出诊，看完一位患者，我就喊了一声‘下一个’。赵先生微笑着对我说：‘病人首先是人，是因为生病了才要来找医生，对他们要关爱，更要尊重。应该叫下一位。’赵先生的话让我脸上一阵发烧，从此我恍然大悟，开窍了。”
1976年，北京市卫生局举办“西医学习中医学习班”，蔡瑞康有幸跟随南派中医大家朱仁康学习了一年。朱仁康是典型的學院派医生，用药特点是条理、规范，蔡瑞康平时帮他抄方子并整理了十几本笔记，这让他自己学习中医上升了一个台阶。“先是跟随赵先生，后又跟随朱先生，对一南一北两位中医泰斗精神和技艺的传承，使我充分汲取到中医的精华。”
一路走来，回顾蔡瑞康治疗和研究皮肤病的50余载，就是不断将中西医结合起来，创新治疗手段、优化治疗效果的过程。“如今，国家高度重视中西医并重，国外医学界也已开始探索中医在健康领域的应用，中西医结合的路必须要有人走，我们中国必须要走在前面。”蔡瑞康说。
在蔡瑞康看来，真正的好医生，不仅医术精湛，同时还要具备一颗仁慈善良之心。医术品德俱优的医生治病，一定是安神定志，无欲念，无希求。对待患者，不管贵贱贫富、老幼美丑、亲疏远近，一律同样看待，也不能瞻前顾后，过多考虑自己的利弊得失。“推托和摆架子那不是人民军医的样子，看到病人的烦恼，应该像自己有烦恼一样，不避忌艰险、昼夜、寒暑、饥渴、疲劳。医患之间的相互信赖、理解、支持、和谐，源自医生的医精德高。”
蔡瑞康已记不清自己带出过多少位徒弟、学生，培养了多少位硕士、博士，受老师的影响，蔡瑞康给他们上的第一课，不是教他们如何治疗皮肤病、怎么看好显微镜，而是告诉他们要爱惜病人。“医生要在各种选择中，尽快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案，让患者花最少的钱，用最有效的方式，最快地治愈疾病。”
到现在，蔡瑞康也不敢说自己学“好”了这门学科，他说自己只是找到了一些入门的体会和经验。而赵炳南和朱仁康等老先生的医学思想，那是几本书也写不完的，“我可能连他们一点皮毛也写不出来，但是对病人的这种尊重我是可以传递给我的学生的。这是医生入门的必修课。学医不是单纯的学技术，医术是技术，而且是很深的技术，医生越当越难当。没有好的技术，治不好病；没有好的医德，成不了好医生。”
秉承医者仁心的蔡瑞康有着心中一个小小的痛。70岁生日的时候，空军总医院为他举办了一场学术研讨会。会上，他讲述了深埋在自己心中几十年的故事。
20世纪50年代，蔡瑞康刚刚3岁的儿子患上了麻疹合并肺炎，病情严重。同一时期，他收治了一位同样是3岁的小患者。“她患上了卡波西水痘样疹，是得了湿疹之后感染了水痘，水泡还扩散到肺部，合并了肺炎。”那个时候空军总医院还没有专门的皮肤科，负责治疗皮肤病的蔡瑞康被安排接手这位小患者的治疗工作。“两个孩子都在病着，我也很担心我自己儿子的情况。谁的孩子谁不当宝贝啊？但是两个孩子实在管不过来，只能把儿子送到了他姨妈家，托付她来照顾……”好在两个孩子后来都脱离了危险。现在回想起来，他仍觉得对儿子心有愧疚。“但是，作为一名医生、一名军医，责任是第一位的。” 学无境 医无涯
“从医之路，学习没有止境，创新更没有止境。”
1969年，空军总医院选派多个科室的专家骨干到贫困乡村插队，蔡瑞康和几位同事被派往山东泰安的麻塔公社。那段时间，他经常给老乡们看病，并且从当地的赤脚医生、药农那里学到了很多实用知识。“各种药材怎么晒干、怎么保存、有什么药效。一些土方子我在南方前线也传授给了连队里的卫生员，让他们用随身的军用搪瓷缸子煮，用毛巾或者三角带敷。山上草药很多，比如马齿苋、黄柏、地榆等，采集来都可以应急治伤治病。”
1980年，空军总医院正式组建皮肤科，45岁的蔡瑞康成为第一任主任。四位医生、一间平房、一口熬药的大铁锅—当时皮肤科的全部家当。此前，蔡瑞康曾在外科、传染科等多个科室工作过，创业之路虽然充满挑战，但丰富的临床经验也让他和同事们充满信心。
蔡瑞康首先選择改进临床用药的剂型作为科研创新的突破口。煤焦油是中国长期用于治疗顽固皮肤病的药物，虽有一定疗效，却因其颜色黢黑、气味难闻，涂抹于患处吸收缓慢、透气性差，让广大患者避之不及。那时，每当走进皮肤科诊室，无论医生还是患者，都会被一种难闻的气味熏得头昏脑胀。蔡瑞康暗下决心改良这种治疗方法。
在身为药剂师的爱人刘新国的帮助下，蔡瑞康利用简陋的条件，搞起了科研。盛夏8月，为了提纯出治疗皮肤病的纯中药制剂，蔡瑞康索性搬进了实验室。饿了，就啃两口馒头；困了，就趴在桌子上休息一会。他和皮肤科的同事们一起，运用现代西医制药手段与检验标准，对中草药进行西式改造。试验药品没人敢用，他就和科室人员用自己的皮肤做“试验田”，并详细记录药物渗透皮肤和吸收时间及安全性。那个夏天，蔡瑞康上下肢的皮肤基本上没有好地方。谈及往事，刘新国心疼地说：“他简直就是玩命。”功夫不负有心人，一种色泽茶黄、味感清香的中西药复合制剂研制成功，并通过了权威部门的检测论证。临床证明，它对于银屑病、慢性湿疹及神经性皮炎均具有显著疗效。
在蔡瑞康的带领下，空军总医院皮肤科仅用8年时间，就从一个刚刚组建的小科室，成长为空军皮肤病专科中心和全军皮肤病药理基地。在他的主持下，连续攻关，成功研制出液氮喷雾美容器、低速皮肤磨削机等9种皮肤病治疗仪器，其中有3项成果申请了国家专利。
皮肤是全身最大的器官，同时也是情感器官。随着生活水平的提升，皮肤疾患的治疗与美容必将结合得更加紧密。早在研发运用光化学疗法、液氮喷雾治疗时，蔡瑞康就非常重视其在美容领域的应用，增加了治疗色素性疾病的治疗手段。在皮肤科特色药品开发过程中，也很早就将基质改换成与化妆品同样的霜剂基质，在增加疗效、减轻患者使用外用药物不适感的同时，也在临床上把患者对美的追求放在同等重要位置去考量。
2010年，北京市中医管理局批准成立了“蔡瑞康名老中医工作站”，要挖掘发扬他和同事白手起家、艰苦奋斗、不懈创新、跨越发展的精神和技术内涵，力争把皮肤病诊疗未来的路铺得更远更宽。几年来，蔡瑞康直接带教和培养了两名专科医生、三名博士研究生、五名硕士研究生，以及十余名进修生，工作站还发表了40余篇论文。
治疗思路不能僵化守旧，必须不懈创新。目前皮肤科常用药品中，很少是专门针对皮肤病开发的，还有许多临床应用的潜力可以挖掘利用。“80后”的蔡瑞康仍闲不住，他说自己要在对皮肤疾病的深入理解和对中药、西药作用充分认识的基础上，逐渐尝试成方新用、老药新用以及药物应用范围的扩大。
“注重西医辨病、中医辩证、标本兼顾、取长补短的治疗原则。我认为，对于中西医诊断、辨证及疗法无门户之嫌，须采百家之长。”善医术的蔡瑞康也看重对于患者的心理治疗，“中医历来认为七情可致病，亦可治病；西医的健康观念也从单纯的生理健康过渡到身心健康。所以在临床治疗过程中要有针对性地解决患者的心理问题，注重解释，使患者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
“愿将此身长报国。”当被问及从医几十年的最深感悟，蔡瑞康说，“人民军医是医生，更是革命军人。做好一名人民军医，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