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历史，从来没有一个时代像今天这样，财富的观念如此深入人心，创造财富的速度如此迅捷。从1978年，改革开放的画卷展开之后，中国人的财富意识，第一次如此清晰而坚决：富有，更富有，每个人都在奋力前行，让自己不落在这场财富盛宴之后。
　　改革开放三十年，个体的命运出现了迥异的变化，但无论是谁，他们都是这场伟大变革的参与者和见证者。我们的“掘金记”，将记录下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几个亲历者的财富故事，展现在大时代背景下，个人和企业如何把握自身的命运。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在1983年以前的江浙一带，你从一个村到另外一个村，自行车后面的筐子里如果放三只以上的鸡鸭，就是“投机倒把”。
　　在1956年全中国完成公私合营之后，个人财富就成了一个卑鄙和“政治不正确”的名词。个人消失了，在城市，个体依附于单位，在农村，个人消弥于公社。任何为私有财产增值的想法都是大逆不道和有风险的，连养鸡养鸭也已经被当成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了。
　　人有恒产，方有恒心。失去了私有财产的人们成了集体主义洪流中的一分子。对财富的欲望被压抑在人性的最底层。
　　1978年12月18日到22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宣布“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议上来”。 在这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邓小平说，让一部分城市先富起来。后来他又有更耳熟能详的表述：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阶级斗争不再为纲了，革命不再继续了，经济重返中国社会，中国重返世界舞台。
　　个人致富的大门推开了。人性和欲望蠢蠢欲动。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深圳速度”/发家致富/万元户/奖金/第二职业/星期日工程师
　　
　　改革肇始于农村。安徽凤阳小岗村的18位农民冒着杀头坐牢的危险追求的并不是发家致富，而只是想吃饱肚子。然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只带来了口粮的充足，也重新恢复了家庭这个经济细胞，聚敛财富有了实际意义。承包也使农民摆脱了土地的束缚，获得了人身自由，为农民进城追逐更多的财富提供了可能。
　　一旦放开手脚，尽管还心存疑虑，但人们对财富的渴望还是被迅速释放。1979年底，家里有6个壮劳力的兰州市雁滩公社滩尖子大队一队社员李德祥家，从队里分了1万元，社员们把他家叫“万元户”。此时，经历了太久“越穷越光荣”的国家正需要大力宣扬“致富光荣”，由此，全国各地出现一批“万元户”，他们是先富起来的那部分人。
　　


　　湖北宜昌的谢明万是一家棉纺厂的工人，每月18元的收入，一家6口穷得叮当响。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他离开了工厂，从湖北农村往广州贩运乌龟，第一趟就获利2000元。他用这笔钱从广州进货到宜昌卖，地摊前挤得水泄不通，“当时的价格都是随口说的。”谢明万成了宜昌第一个万元户，也是宜昌第一个“个体户”。
　　广州第一个个体户叫容志仁，他以100块钱起家，在街边卖早点，1982年成了万元户。他一天的收入是当时县长一个月的收入。到1984年，广州个体户已达14万户，60多万人，他们中很多早已是万元户。
　　全国有多少万元户，就有多少谢明万、容志仁这样的发家故事。有趣的是，先富起来的往往是在体制外游荡的人。尽管人们说起万元户这三个字充满了艳羡，但他们的社会地位并不高，广州的个体户被蔑称为“站街仔”。
　　体制的政治优越感却不能弥补金钱的不足。1956以来，中国靠工资吃饭的人一直没有涨过工资。1978年以后，奖金制度恢复。这年的12月，北京姑娘李玉梅招工进入了公交40路车队，她的月工资是34元，另有5元奖金。1979年，航天部211厂试行月平均奖制度，车间完成任务指标后，每人可得奖金7元。
　　个体户的收入远远高于工厂里的收入，不安分的人为财富所惑，悄悄“走出去”。韩琨是上海橡胶研究所助理工程师，1979年10月起他每周日都到市郊一家乡镇企业当技术顾问，到1981年底，他拿到了3400元酬劳。当时上海周边这样的“星期日工程师”很多，都在偷偷地干活，“赚点外快”，鼎盛时期有两万多人。智力变现为金钱，清高的科研人员也未能免俗。在广州，1987年的调查显示，有8%—10%的科技人员在从事“星期日工程师”活动，他们一般一天收入四五百块钱，是一月工资的数倍。
　　“第二职业”在80年代中期出现，到90年代全国超过半数的职工有收入不等的第二职业。“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改革开放初期深圳蛇口管委会主任袁庚提出的这句口号，很快响彻全中国，被誉为“冲破思想禁锢的第一声春雷”。与之相伴的是令人激动的“蛇口模式”和“深圳速度”。
　　
　　黄牛/投机倒把/下海/公司热/双轨制/倒爷/脑体倒挂/大款/走穴
　　
　　中国人的创富热情刚刚点燃就遭遇迎头一盆冷水。1982年，温州柳市镇的8个个体户被通缉，说他们“投机倒把”，史谓“八大王事件”，这是全国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的一个缩影。这一年，有3万人因投机倒把被判刑。创富之路并非坦途，乡镇企业如火如荼，当农民们和体制外的人开始同国企争抢资源和财富，打压应声而至。
　　然而，逃出牢笼的精灵不会再重返束缚。追逐财富的过程就是冲垮计划经济下的流通体制的过程。
　　第一轮“下海热”出现了。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几位著名企业家如联想的柳传志、健立宝的李经纬、海尔的张瑞敏都是当时的“吃螃蟹者”。这些后来的大人物不仅要创富，也要创业。“下海热”带来“公司热”，1984年被称为中国公司元年。
　　时代的激情还原为个体行为时则平实、功利很多。徐建华在哈尔滨一家粮店工作，1984年她到广州看病，看到那里的很多人都毫不眷恋地丢掉了铁饭碗，辞去公职做买卖。家庭生活一直拮据的她也加入了这个行列，凑足2000元购入100件羊毛衫开始“掘金”，5年后已做起对俄贸易。1987年，第二轮“下海热”袭来，她在哈市外贸局任科长的丈夫许天胜也辞了职，成为该市机关干部中的“第一个”，一时轰动，还被人看作“神经病”。
　　“十亿人民九亿倒，还有一亿在寻找”，这句顺口溜形象地刻画了80年代已尝到金钱甜头的中国人急于改善物质生活的愿望。“投机倒把”这个词慢慢不再提了，“倒爷”大行其道，为了过上体面的生活，多少人肩背鱼皮袋在火车硬座车厢里挤来挤去，蜷曲在座位下面睡觉，做着有关金钱的美梦。
　　“倒爷”颠覆了中国人传统的价值观念，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过去，财富集中在有权势有知识有文化的精英阶层，现在，多少“下里巴人”靠着“买空卖空”、“皮包公司”大发其财，书中没有黄金屋，黄金屋在敢想敢干敢冒险的人那里。据北京地区1982年调查，脑力劳动者的平均收入（60元左右）比体力劳动者低8元。“脑体倒挂”了。“搞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财富分配“忤逆”了历史惯性，这个态势一直到90年代才改变。
　　


　　“倒爷”这个词也揭示了一部分创富者在中国特有的权力结构下掘金过程的“不义性”。在“价格双轨制”改革中，有多少拥有背景的人单靠一张批条在计划价格与市场价格之间吃差额，一夜暴富，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先富起来的一批人”中注定要有人经受原罪的诘问。
　　
　　杨百万/投资/国库券/股疯
　　
　　算起来，“杨百万”那时也是个“倒爷”。但他倒的是国库券。从国库券到股票，与其他“倒爷”相较，他的“投资”意味及与“资本”的联系显然早走了一步。
　　当杨怀定认定倒国库券有利可图时，大部分中国人并不情愿认购国库券，单位通常发工资时就代扣了，惹得民间颇多怨气。由于还本息周期太长，它的财富感无足轻重，没有人对它有信心。杨怀定从合肥收购国库券到上海卖出，数钱数到手抽筋，“钱的力量太大了”，“杨百万”横空出世，令多少人眼红心跳。
　　创富神话只青睐那些敢于突破现状的人，拘泥于既有规矩的老实人总是落后一步。其实，早几年，上海已经出现了第一支面向社会发行的股票“小飞乐”，一部分人顾虑重重，另一部分人却踊跃认购，在“飞乐”门前排起了长队。当时的中国人还是相信勤劳致富才是正当的，“食利阶层”依然是个有政治风险的概念，对资本的认识尚要等到股市建立之后。
　　计划经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意识形态的争执伴随中国改革开放的全过程。进入90年代，资本市场终于成型，上交所、深交所先后成立，股民汹涌，中国人创造财富的渠道拓展了，资本运作获利也是正当和无上光荣的。资本难免让人想起资本主义，可是没有人再管这些了，获利才是现实的。
　　


　　所以，当获知1992年8月10日深圳将发售新股认购抽签表时，150万股民拥入特区，“上万的人顶着烈日蜷缩在储蓄所门前的水泥地上，矿泉水瓶子、快餐盒子扔得到处都是。”渴望暴富之心昭然若揭，冷静和理智在财富面前尽数消遁。8月10日，“股疯”了。
　　中国人开始了与股市、与资本同行的岁月，求财求富的人们在牛市里笑，在熊市里哭，在垃圾股炒上天时不知所措，在庄家的推力下状如浮萍，在政策突变里坠入炼狱。最后发现市场规律不是大佬，庄家不是大佬，政策才是大佬。
　　
　　富豪榜/民工潮/传销/网络
　　
　　先富起来的一批人有哪些？谁是我们的致富带头人？到了90年代初，这一群体已经形成：股票经营中获高利者，私营企业主和个体户，歌星、影星和少数体育运动员，乡镇企业及其他集体企业承包人，各级掌握实权的干部和办事人员，企业经理人，建筑承包商，“三资企业”中的中方管理人员，部分新办公司的负责人，乡镇企业的供销人员。1995年底，全国居民储蓄存款余额2900亿元，其中2%的人占据了这数字的三成。
　　富翁出现了。据1996年的《求是》杂志资料，全国拥有100万元以上资产的人口已经超过100万人。1995年，《福布斯》开始公布中国富豪榜，1999年，英国人胡润也推出了中国百富榜。“万元不是户，十万元刚起步，百万元才算富”成为当时社会上的共识。
　　成功者各有各的成功途径，平凡者掘金的路途却大致相同。民工潮成了一个与富豪榜遥远相对的概念，前者在金字塔的底部，后者高居塔尖。他们背井离乡，他们饱受欺凌，为的只是从工厂每月领取1000元上下的钞票，种田无法致富，打工却可以积累血汗之资，力气是用不完的，钞票却并不丰厚。
　　没有哪个群体比民工享受到更多由一张钞票带来的幸福感，他们也最容易被暴富的神话蛊惑。90年代，直销来了，传销也来了。谎言的蛛网把一个个最底层的、最想享受金钱生活的人一网打尽。创富在这个转型时代失去了道德依附，赚钱才是硬道理，哪管骗的是亲戚朋友。
　　1995年，另一个网络也悄然侵入中国，Internet。它将产生更多的财富神话，也将产生更多的财富泡沫。虚拟的世界以如此强大的姿态介入现实生活，网是虚的，钱是实的。瀛海威和张树新成了网络先烈，丁磊却登上2006年百富榜第一位。人们的财富观念为之气馁：原来玩虚的也可以当首富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基民/财产性收入/上市/股权分置改革
　　
　　改革开放30年，中国人掘金30年。有人高居顶峰，有人沉入末流。不变的是金钱之魅，财富之惑。
　　2006年，中国居民储蓄余额已经达到161587亿，每个人都认识到了资本的意义，大家也熟悉了“你不理财，财不理你”。理财产品令人眼花缭乱，人们有股民之外，又成了基民。十七大报告说，要增加居民的财产性收入。
　　还有多少欢笑绽放，还有多少泪水婆娑？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创富神话，“暴发户”任何时候都不缺，并成为人们掘金的指路明灯。30年财富观念的变迁，只是阐述了一个简单的道理：追逐财富的过程既是人性获得自由、解放的过程，也是人性扭曲、疯狂的过程。当金钱的闸门打开的时候，如何把握自己不随波逐流乃至被物欲的洪水吞噬，以理性的态度获取属于自己的那桶金，也许是站在三十年的门槛上中国人最应该反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