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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我的课上来了位外国人。
其实，班上的多数学生都是外国人，
多一位外国学生并不应奇怪，
只是我吃不准他的身份：学生还是老师？
说是学生，他的年龄已过中年；说是老师，神情又不像。
非洲中年大叔
课后，这位学生与我打招呼，提出要旁听我的课，说已在学校注册学习汉语。他说他在世界各地旅行、生活，因为喜欢中国文化，便留下来多呆一段时间。我后来还了解到，逛世界就是他的生活，没有目的没有计划，只凭喜好。大多时间他都在各国的学校读书，缺钱时就工作一阵子。
“你从哪儿来呀？”
“我来自一个非洲国家。”他是白人，英语没有口音，他的父辈是欧洲移民，他的大学也是在英国念的，很久没回非洲了。
以后的每堂课上，这个学生都会出现。他比正式选课的学生还积极，经常分享在不同文化中的经历。我有时感到奇怪：他经历了这么多，已是中年，为什么还混迹于一帮年龄只有他一半的学生中？他分享的故事说明了他经历丰富，但他并没有真正地享受和理解其他的文化，只是在挑剔和冷眼旁观。
我请来一位学者做讲座。讲座中，这个学生提了问题，也与学者进行了交流。讲座结束后，学者对我说：“这个学生已经迷失了，他不接受自己的母文化，但又无法融入新文化。他回不去。”他说，没有根的人注定流浪。
流离在德国
我在德国访学时，也曾遇到一个无根的中国学生。
他以志愿者的身份与我相识，他帮我提供生活信息，告诉我交通信息，指点我如何能买到中国食材……他帮助了我更快地适应在德国的生活。他在德国呆了八九年，对当地非常熟悉，也与当地人能很好地交流。他每天都很忙，在敬老院助老，教难民儿童打乒乓球，与德国学生一起徒步。后来，我邀请他参加项目，需要他把中文问卷翻译成德文。但是，当德国合作方听到我的决定时，问：“你确定这样做？”
对于这样的反问，我有些不解。过了一会儿，德国合作方说：“好吧！我希望这一次他会做得更好。”我也没再多想。
不料，翻译问卷成了“拖后腿”。我不好意思催他，但他就是迟迟不交卷，课题进度受到了影响。每次见面时，我们可以愉快地谈事，但不能涉及翻译问卷。我不得已只能重新找人做。这时德国合作方告诉我，之前也请过这位学生帮过忙，但凡涉及学术，他都无法准时完成。只要与学术无关，他都做得很棒。很多人都认识这个学生，他人缘好，还在学校读了很多年书，但始终无法毕业。每次考试不通过，他会消失一阵子。等大家差不多忘了他，他会再次出现。他也不小了，30多岁了！我却一直把他当作大二、大三的学生，因为他始终以轻松的学生形象出現，我也从没把他和责任、成熟联系在一起。
他都好几年没回国了，一是费用太贵，二是回家就必须回答父母的问题：什么时候毕业回国？父母的那点家底差不多都被他掏空了，还指望着他挣钱养家。他在德国混日子容易，读书不用交学费，生活方面找找窍门，就能用很少的钱过着不错的日子——可以租到便宜房子，能买到便宜又好吃的食材，甚至能只花3欧元理次发。他的德国朋友也不时地接济他，他也会帮他们做些事。
我还想起来，去德国朋友家做客时，他送的礼物是从被风刮到地上的松树枝，虽然不值一文却可用于圣诞装饰房间。这样别出心裁的礼物，更可能是因为他的经济窘迫。
在德国，他过得逍遥自在，没人管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他不喜欢读书，但学生签证很便利，他也不打算改变现状。
“如果真的不喜欢读书，为什么不找份工作呢？你的德语那么好，社交能力也很强，又喜欢德国，那索性在这里工作，未尝不是一种选择。”
他想了想，列出了理由，告诉我也是告诉自己：“还是当学生方便。”
和他聊完，我知道他一回国就得面临非常现实的问题，比如找工作、找女朋友、买房子。他根本不想面对这些问题，所以他选择呆在德国。但在德国，他也处在困境中，他需要挣扎挣扎，才能摆脱困境，但他选择什么都不做。回国后，我一直在想他会做怎样的选择。
到南非躲核污染
数年前，我在南非也遇到过一个迷失的加拿大人。
我正在旅馆接待处等人，一个男子站在附近，过了一会儿，他开始与我攀谈，讲了一个奇异的故事。2011年，日本发生核电站泄露事件，他开始觉得这个危险与自己有关，他渐渐相信被污染的洋流会来到加拿大，危及他的生命。他想到了搬家。搜索了很多信息，他发现加拿大已没有安全的地儿。再搜索美国，美国居然也没有一个安全的地方。
他就把目光投向了更遥远的地方，综合了各种资讯，他终于发现了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南非。明确了目的地，他快速辞职，马不停蹄地来到南非。家人觉得他的做法不可思议，坚决不肯与他一同前往，他只有抛妻弃子，独自一人离开祖国。他来南非也非常仓促，没有选好定居的城市，也没考虑到如何生活，他只是逃命。
听他讲得那么危急，我开始留意他的行为，我觉得他似乎有些病态，动不动就把危险夸大到恐怖的地步。此时，我的同伴出现了，我们就准备一起离开。他却追赶着我，试图用更多的证据告诉我这个世界多么危险。他跟着我们走过长长的街道，不停地述说着核污染的危险。
穿行在热闹的街道上，充满生机的环境与他的核污染毁灭地球格格不入。他的喋喋不休与其是要说服我，不如说是说服他自己，让他觉得来南非是一个正确的决定。他很难再回加拿大，他已把自己的祖国想象成危险之地，但他在南非能轻易地过新生活吗？在新国度，他可以放心地吃东西、喝水，但周围的人都是陌生的。他来南非已好几个月了，但仍住旅馆，仍没有决定是否要在这个城市安顿下来。走在充满阳光的街道上，他未尝不后悔自己的决定，那么匆忙地抛弃祖国和在祖国的一切，真的对吗？那么匆忙地把根从熟悉的土壤中拔出，40多岁了，再想在陌生的土地上生根发芽，真的不容易。
责任编辑：尹颖尧
其实，班上的多数学生都是外国人，
多一位外国学生并不应奇怪，
只是我吃不准他的身份：学生还是老师？
说是学生，他的年龄已过中年；说是老师，神情又不像。
非洲中年大叔
课后，这位学生与我打招呼，提出要旁听我的课，说已在学校注册学习汉语。他说他在世界各地旅行、生活，因为喜欢中国文化，便留下来多呆一段时间。我后来还了解到，逛世界就是他的生活，没有目的没有计划，只凭喜好。大多时间他都在各国的学校读书，缺钱时就工作一阵子。
“你从哪儿来呀？”
“我来自一个非洲国家。”他是白人，英语没有口音，他的父辈是欧洲移民，他的大学也是在英国念的，很久没回非洲了。
以后的每堂课上，这个学生都会出现。他比正式选课的学生还积极，经常分享在不同文化中的经历。我有时感到奇怪：他经历了这么多，已是中年，为什么还混迹于一帮年龄只有他一半的学生中？他分享的故事说明了他经历丰富，但他并没有真正地享受和理解其他的文化，只是在挑剔和冷眼旁观。
我请来一位学者做讲座。讲座中，这个学生提了问题，也与学者进行了交流。讲座结束后，学者对我说：“这个学生已经迷失了，他不接受自己的母文化，但又无法融入新文化。他回不去。”他说，没有根的人注定流浪。
流离在德国
我在德国访学时，也曾遇到一个无根的中国学生。
他以志愿者的身份与我相识，他帮我提供生活信息，告诉我交通信息，指点我如何能买到中国食材……他帮助了我更快地适应在德国的生活。他在德国呆了八九年，对当地非常熟悉，也与当地人能很好地交流。他每天都很忙，在敬老院助老，教难民儿童打乒乓球，与德国学生一起徒步。后来，我邀请他参加项目，需要他把中文问卷翻译成德文。但是，当德国合作方听到我的决定时，问：“你确定这样做？”
对于这样的反问，我有些不解。过了一会儿，德国合作方说：“好吧！我希望这一次他会做得更好。”我也没再多想。
不料，翻译问卷成了“拖后腿”。我不好意思催他，但他就是迟迟不交卷，课题进度受到了影响。每次见面时，我们可以愉快地谈事，但不能涉及翻译问卷。我不得已只能重新找人做。这时德国合作方告诉我，之前也请过这位学生帮过忙，但凡涉及学术，他都无法准时完成。只要与学术无关，他都做得很棒。很多人都认识这个学生，他人缘好，还在学校读了很多年书，但始终无法毕业。每次考试不通过，他会消失一阵子。等大家差不多忘了他，他会再次出现。他也不小了，30多岁了！我却一直把他当作大二、大三的学生，因为他始终以轻松的学生形象出現，我也从没把他和责任、成熟联系在一起。
他都好几年没回国了，一是费用太贵，二是回家就必须回答父母的问题：什么时候毕业回国？父母的那点家底差不多都被他掏空了，还指望着他挣钱养家。他在德国混日子容易，读书不用交学费，生活方面找找窍门，就能用很少的钱过着不错的日子——可以租到便宜房子，能买到便宜又好吃的食材，甚至能只花3欧元理次发。他的德国朋友也不时地接济他，他也会帮他们做些事。
我还想起来，去德国朋友家做客时，他送的礼物是从被风刮到地上的松树枝，虽然不值一文却可用于圣诞装饰房间。这样别出心裁的礼物，更可能是因为他的经济窘迫。
在德国，他过得逍遥自在，没人管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他不喜欢读书，但学生签证很便利，他也不打算改变现状。
“如果真的不喜欢读书，为什么不找份工作呢？你的德语那么好，社交能力也很强，又喜欢德国，那索性在这里工作，未尝不是一种选择。”
他想了想，列出了理由，告诉我也是告诉自己：“还是当学生方便。”
和他聊完，我知道他一回国就得面临非常现实的问题，比如找工作、找女朋友、买房子。他根本不想面对这些问题，所以他选择呆在德国。但在德国，他也处在困境中，他需要挣扎挣扎，才能摆脱困境，但他选择什么都不做。回国后，我一直在想他会做怎样的选择。
到南非躲核污染
数年前，我在南非也遇到过一个迷失的加拿大人。
我正在旅馆接待处等人，一个男子站在附近，过了一会儿，他开始与我攀谈，讲了一个奇异的故事。2011年，日本发生核电站泄露事件，他开始觉得这个危险与自己有关，他渐渐相信被污染的洋流会来到加拿大，危及他的生命。他想到了搬家。搜索了很多信息，他发现加拿大已没有安全的地儿。再搜索美国，美国居然也没有一个安全的地方。
他就把目光投向了更遥远的地方，综合了各种资讯，他终于发现了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南非。明确了目的地，他快速辞职，马不停蹄地来到南非。家人觉得他的做法不可思议，坚决不肯与他一同前往，他只有抛妻弃子，独自一人离开祖国。他来南非也非常仓促，没有选好定居的城市，也没考虑到如何生活，他只是逃命。
听他讲得那么危急，我开始留意他的行为，我觉得他似乎有些病态，动不动就把危险夸大到恐怖的地步。此时，我的同伴出现了，我们就准备一起离开。他却追赶着我，试图用更多的证据告诉我这个世界多么危险。他跟着我们走过长长的街道，不停地述说着核污染的危险。
穿行在热闹的街道上，充满生机的环境与他的核污染毁灭地球格格不入。他的喋喋不休与其是要说服我，不如说是说服他自己，让他觉得来南非是一个正确的决定。他很难再回加拿大，他已把自己的祖国想象成危险之地，但他在南非能轻易地过新生活吗？在新国度，他可以放心地吃东西、喝水，但周围的人都是陌生的。他来南非已好几个月了，但仍住旅馆，仍没有决定是否要在这个城市安顿下来。走在充满阳光的街道上，他未尝不后悔自己的决定，那么匆忙地抛弃祖国和在祖国的一切，真的对吗？那么匆忙地把根从熟悉的土壤中拔出，40多岁了，再想在陌生的土地上生根发芽，真的不容易。
责任编辑：尹颖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