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人们对“除四害”有“微词”，恐怕最主要的是对当时麻雀的错误态度。
　　1955年，有农民反映，麻雀祸害庄稼。农业部副部长刘瑞龙找到中科院前任动物所副所长钱燕文咨询，钱回答，我们对麻雀的食性还没有系统研究过，不敢肯定是否应当消灭麻雀。但几天后，毛泽东亲定的“农业JJL40条” (即《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中的第27条规定：“从1956年开始，分别在5年、7年或者12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灭老鼠、麻雀、苍蝇、蚊子。”由此，麻雀与其他“三害”一起，被判极刑。
　　当时不知什么人算了一笔账：每只麻雀吃的粮食，秋收季节每天4两，就是说4只麻雀就要消耗掉一人一天的口粮，在“以粮为纲”的当时，这笔账算下来，麻雀就成了人的“天敌”。而捕杀麻雀，还可作为农民的副食品，有地方专门收购，每只一分多钱，这可以增加农民收入。
　　为了麻雀，鸟类学家郑作新和同事们走遍河北昌黎果产区和北京近郊农村，采集848只麻雀标本，逐个解剖嗦囊和胃部，最后的结论是：“冬天，麻雀以草籽为食；春天养育幼雀期间，大量捕食虫子和虫卵；七八月间，幼雀长成，啄食庄稼；秋收以后主要吃农田剩谷和草籽。总之，对麻雀的益害问题要辩证地看待，要因季节、环境区别对待。”《人民日报》发表了郑作新的考察成果。但当时为麻雀翻案的声音非常微弱，没有引起注意。
　　现在看来，当时对麻雀的“剿杀”的确过分，甚至可说残酷。朋友们说起当年打麻雀，都各有高招儿，马尾套、铁丝夹、笼子捉、筛子扣、弹弓打、胶沾；用手电夜里照，麻雀见强光，睁不开眼，只要不惊动其他麻雀，就可一一捉到；用大网扣：网张开，里面放两只麻雀，网外放一只喜鹊(都用绳拴住)，招来大批麻雀以后，一拉网绳全部掳获。
　　1958年4月20日《人民日报》有一篇描写北京灭雀的文章，读起来惊心动魄，极为惨烈：
　　1958年4月19日，从清晨5时开始，北京布下天罗地网，围剿“害鸟”——麻雀。全市300万人民经过整日战斗，战果极为辉煌。到19日下午10时止，据不完全统计，全市共累死、毒死、打死麻雀83249只。
　　
　　19日清晨4时左右，首都数百万剿雀大军拿起锣鼓响器、竹竿彩旗，开始走向指定的战斗岗位。850多个投药区撒上了毒饵，200多个射击区埋伏了大批神枪手。5时整，当北京市围剿麻雀总指挥王昆仑副市长一声令下，全市8700多平方公里的广大地区里，立刻锣鼓喧天，鞭炮齐鸣，枪声轰响，彩旗摇动，房上、树上、院里到处是人，千千万万双眼睛监视着天空。假人、草人随风摇，也来助威。不论白发老人或几岁小孩，不论是工人、农民、干部、学生、战士，人人手持武器，各尽所能。全市形成了一个声势浩大的“麻雀过街，人人喊打”的局面。被轰赶的麻雀在天罗地网中到处乱飞，找不着栖息之所。一些疲于奔命的麻雀被轰入施放毒饵的诱捕区和火枪歼灭区。有的吃了毒米中毒丧命；有的在火枪声里中弹死亡。
　　为了摸清“敌情”，围剿麻雀总指挥部还派出50辆摩托车四处侦察。解放军的神枪手也驰赴八宝山等处支援歼灭麻雀。市、区总指挥、副指挥等乘车分别指挥作战。
　　在天坛“战区”到处是鞭炮和锣鼓声，50多个神射手埋伏在歼灭区里。他们一天之中歼灭麻雀966只，其中累死的占40％。在南苑东铁匠营乡承地生产站的毒饵诱扑区，在两个小时内就毒死麻雀400只。宣武区陶然亭一带共出动了2000居民围剿麻雀，他们把麻雀轰赶到陶然亭公园的歼灭区和陶然亭游泳池的毒饵区里，在大半天时间里，共消灭麻雀520只。在海淀区玉渊潭四周十里的范围内，3000多人从水、旱两路夹攻麻雀。人们从四面八方把麻雀赶到湖心树上，神枪手驾着小船集中射击，只见被打死和疲惫不堪的麻雀纷纷坠落水中。
　　傍晚以后，青年突击队到树林、城墙、房檐等处掏窝、堵窝、捕捉麻雀。全市人民正在养精蓄锐，好迎接新的一天的战斗。
　　庆幸的是，情况终于有了变化。
　　1959年11月27日，中科院党组书记张劲夫就麻雀问题写了一份报告，说：“科学家一般都认为，由于地点、时间的不同，麻雀的益处和害处也不同；有些生物学家倾向于提消灭雀害，而不是消灭麻雀。”两天后，毛泽东批示：“张劲夫的报告印发各同志”。
　　1960年3月，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麻雀不要打了，代之以臭虫，口号是‘除掉老鼠、臭虫、苍蝇、蚊虫’。”
　　从此，麻雀获得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