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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建立在合理性基础上。然而，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决定资本主义的合理性是有限的，并且在一定条件下必然向相反方向转化，出现合理性危机。晚期资本主义的国家干预是这种转化的枢纽，导致资本主义合理性危机转变为合法性危机。而随着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加深，合理性危机和合法性危机交织并存，必然加速资本主义的衰亡。
【关键词】 合理性危机 合法性危机 国家干预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识码】A
【DOI】 10.16619/j.cnki.rmltxsqy.2016.20.006
资本主义：合理性矛盾和合理性危机
资本主义之所以代替封建主义，是由于资本主义比封建主义更具合理性。所谓“合理性”，简单地说就是“符合理性”。理性是西方哲学的核心概念，为古希腊智者学派首先提出，近代经笛卡尔的阐释被推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十八世纪启蒙主义思想家进一步“求助于理性，把理性当做一切现存事物的唯一的裁判者。他们要求建立理性的国家、理性的社会，要求无情地铲除一切和永恒理性相矛盾的东西”①。在这里，“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着的知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②。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家进一步以理性来阐释资本主义精神的本质。如韦伯曾明确指出：“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完全可以理解为理性主义整体发展的一部分，而且可以从理性主义对于生活基本问题的根本立场上演绎出来。”③这里的理性，包括理性的计算、理性的组织、理性的技术，还包括理性的法律和国家制度等。
为了阐明资本主义的本质和发展，韦伯进一步将“理性”（reason）概念改造成为社会学的“合理性”（rationality）概念。他将合理性分为两种类型，即“工具合理性”和“价值合理性”。“工具合理性”是基于目的的合理性，指在一个限定的、对实现的目标做可资运用的手段的评估，预测由此可能产生的后果，并在此基础上追求预定的目的，属于客观的合理性；“价值合理性”则是信仰和理念的合理性，指根据某种信仰或信念、理想的或绝对的价值目标要求而引发的理性行为，实现这种信仰和理想的手段也必须是符合价值的，属于主观的合理性。合理性的这种二重特征及其隐含的矛盾，既是资本主义建立和发展的哲学基础，也是资本主义“合理性”危机的根源。
资本主义合理性矛盾首先是工具合理性与价值合理性的矛盾。资本主义理性本质上是自利理性，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产生的哲学基础。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特别是中世纪，人们的利欲受到宗教神学观念的束缚。资本主义延绵三百年的人文主义运动打破了这种束缚，使人的理性得以解放，也使人们的世俗欲望得以释放并激发起人们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在发达的市场经济体制下，利益本位和理性计算成了人们的精神主体，使人们从“神”的魔法中解放却又陷入了“金钱”的魔法中，从而导致人们大量的“非理性”行为和由此产生的“非理性”结果。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理性也是科技理性，是资本主义工业革命和工业化的哲学基础。大机器工业的发明和使用创造出巨大的经济效益，科学技术的市场化应用大大推动了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然而，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科学技术已不只作为一种创造物质财富的工具而获得存在的理由，更作为一种方便、高效、高明的统治工具而纳入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结构之中。总之，整个资本主义的历史，就是一个工具理性不断扩展、价值理性不断萎缩的过程，两方面始终处在此消彼长的矛盾关系之中：一方面，工具理性大大扩展，导致资本主义社会一切行动都变成可计算和可预测的，并把功能效率原则突显到极致；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社会的价值目标却逐渐消解，物质财富的诱惑最终取代了价值目标，从而导致社会普遍的“非理性”行为和“非理性”结果。这就是恩格斯所概括的：“表面上承认理性从而使非理性真正达到顶点。”④
资本主义的合理性矛盾还体现为工具理性自身的矛盾。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亦即利润，而获取更多利润必须通过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和生产技术的不断提高来实现。然而，在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生产关系下，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和生产技术的不断提高，使社会供给往往超过社会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这就必然导致生产相对过剩危机。在经济危机期间，总是有很大一部分制成的产品被销毁，有很大一部分已经造成的生产力被毁灭掉。与此同时，资本家为了获得更多的利润和在市场竞争中取胜，往往需要加大技术开发的力度，从而导致生产有机构成的不断提高，即可变资本与不变资本相比不断减少，结果必然是不断下降的剩余价值率和一般利润率。为了避免一般利润率的持续下降，资本主义需要不断扩大再生产和提高劳动生产率，这就需要不断地扩大资本积累。然而，资本积累的同时资本矛盾也在积累，资本积累越多，资本的矛盾也就积累越多，经济危机就越是不断地周期性地发生。
资本主义矛盾的积累和经济危机的周期性爆发，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合理性构成了挑战。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的“历史使命是无所顾忌地按照几何级数推动人类劳动的生产率的发展。如果它像这里所说的那样，阻碍生产率的发展，它就背叛了这个使命。它由此只是再一次证明，它正在衰老，越来越过时了”⑤。资本主义“社会所拥有的生产力已经不能再促进资产阶级文明和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的发展；相反，生产力已经强大到这种关系所不能适应的地步，它已经受到这种关系的阻碍；而它一着手克服这种障碍，就使整个资产阶级社会陷入了混乱，就使资产阶级所有制的存在受到威胁。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太狭窄了，再容纳不了它本身所造成的财富了”⑥。
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一切依次更替的历史状态都只是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的无穷发展进程中的暂时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是必然的，因此，对它发生的那个时代和那些条件说来，都有它存在的理由；但是对它自己内部逐渐发展起来的新的、更高的条件来说，它都变成过时的和没有存在的理由了”⑦。“在发展进程中，以前一切现实的东西都会变成不现实的，都会丧失自己的必然性、自己存在的权利、自己的合理性；……凡在人类历史领域中是现实的，随着时间的推移，都会成为不合理性的”⑧。从资本主义发展历史来看，资本主义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最发达的生产力。这是支持资本主义合理性的基本事实。然而，资本主义从它产生的第一天起，就隐藏着不可克服的矛盾或者说不合理性。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注定是不合理性的，一开始就包含着不合理性。”⑨在资本主义早期，这种不合理性并没有暴露，特别是被高速发展的科技和生产力所掩盖着。然而，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这种不合理性日益显现。“对现存社会制度的不合理性和不公平、对‘理性化为无稽，幸福变成苦痛’的日益觉醒的认识，只是一种征兆，表示在生产方法和交换形式中已经不知不觉地发生了变化，适合于早先的经济条件的社会制度已经不再同这些变化相适应了。”⑩这就是说，资本主义制度开始逐渐衰颓，合理性矛盾日益转化为合理性危机。 晚期资本主义：合理性危机的转型
晚期资本主义概念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在马克思的时代，随着工业革命的完成、两大阶级的形成，资本主义矛盾逐渐暴露，经济危机周期性爆发，对社会生产力造成严重的破坏。但是，资本主义制度自身的调节能力仍然存在，经济危机的影响还是有限的，还不足以造成社会普遍的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合理性”认识。然而，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矛盾日益积累最终导致30年代大危机的爆发，宣告了自由资本主义的终结。为了从大危机中挽救资本主义，以美国罗斯福新政为标志，资本主义国家对经济生活实行了普遍的干预。这种新的资本主义模式，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的矛盾，结果导致战后持续二三十年的经济繁荣。然而，这种暂时的经济繁荣，并不能解决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资本主义合理性危机不仅依然存在，而且进一步积累并逐步演变成多种形式的危机，资本主义进入晚期资本主义阶段。
国家干预是自由资本主义向晚期资本主义转变的枢纽。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国家的职能基本上限于公共领域，对于市场经济则采取自由放任态度，国家并不直接承担经济发展和某些非公共领域的责任。然而，国家不承担经济责任的理念，仅仅在市场经济自由运行仍然有效的情况下才是合理的。如果市场经济矛盾导致市场经济低效运行甚至濒于瓦解，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坚持不干预政策，那么国家就面临着合法性挑战。所以，在战后的一些年里，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成为一种常态。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通过财政手段和金融手段干预市场，目的在于“熨平”经济周期，使经济波动“最小化”，使经济危机的破坏“最小化”。然而，随着国家干预主义的兴起，政治系统和经济系统相互交融，经济危机直接诉诸政治形式，民众不是把克服经济萧条的希望寄托于系统自身，而是寄托在政府身上，一旦国家不能在有限的条件下把资本主义经济过程功能失调的负面效应维持在民众所能接受的范围内，那么资本主义国家政府的合法性就要受到质疑或挑战，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危机就不可避免。
哈贝马斯认为，尽管资本主义国家对经济生活进行干预使经济危机的破坏性有所减轻，但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因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那种自发和盲目的运行方式也不可能改变。不仅如此，随着资本主义国家干预范围和程度的扩展和加强，国家机器不仅作为价值规律无意识和自发的执行机构在运转，而且作为联合的“垄断资本”的计划代理人在运转，资本主义的经济和社会已严重依赖于政府的干预。这导致了晚期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危机的变化和转移。一方面，晚期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表现形式发生了变化。自由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是周期性的生产过剩危机，而在晚期资本主义，这种周期性生产过剩危机转为多种形式的危机，如政府财政危机、持续的通货膨胀、国有资产与私人财富之间差距的加剧等。另一方面，晚期资本主义危机发生转移，即从经济系统转移和扩散到社会的各个系统特别是政治系统。哈贝马斯指出，“如果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没有能够从根本上克服资本主义所固有的危机，作为资本主义制度基本矛盾的后果，而在下列情况下就至少面临着一种可能会出现的危机倾向的威胁：或者经济系统不能生产必要数量的消费价值；或者行政系统不能提供必要数量的合理决策；或者合法化系统不能提供必要数量的普遍动机机制；或者社会文化系统不能产生必要数量的行为动机意义”?。因此，资本主义危机就由经济危机转变为多种危机并存。
哈贝马斯进一步剖析了资本主义合法性危机的产生机制：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提供合法化来弥补合理性欠缺；通过扩大组织合理性，来弥补表现出来的合法化欠缺。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看，所产生出来的一些危机倾向，它们形成一些自下而上不断推进的危机倾向。但是从国家控制危机的角度来看，这些危机倾向在一定范围内又可以相互取代。决定这种范围的，一方面是财政上可以获得的价值量，危机理论是无法有效地预测这种价值短缺的，另一方面，是社会文化系统所提供的动机。因此，作为稀有资源的价值与意义之间的替代关系，对危机诊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也就是说，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干预和调节减轻了经济危机，但国家的这种干预和调节行为对合法性要求大大提高，即“国家行为的膨胀会造成对合法性的需求超比例增长”?。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国家机器能够以确保无危机但并非无干扰的经济增长方式，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分配生产力成果，经济增长的实现依然要受制于某种优先权。这种优先权不是为了全民的普遍利益，而是为了实现利润极大化的私人目标。……而这种优先模式是从一种通常处于隐蔽状态的阶级结构中出来的。总而言之，这种阶级结构是合法化欠缺的根源。至此，我们看到，国家不能简单地接管文化系统，国家计划领域的膨胀实际上使得文化的自主性成了问题。‘意义’是一种稀有资源，而现在变得更加稀有。因此，以使用价值为趋向的期望，即追求成功的期望，正在公众中兴起。这种要求的上涨程度是与合法化需求的增长同步进行的。财政所吮吸的‘价值’资源，必然要取代有限的‘意义’资源。失去的合法化必须要根据系统的要求来加以弥补。只要对这种弥补的要求比可获得价值量增长得快，或者用这种弥补无法满足新出现的期望，就会出现合法化危机”?。
总之，合法性危机源于合理性危机。晚期资本主义危机转型，从经济领域转向社会领域，特别是转向政治领域，从而使资本主义合理性危机演化为合法性危机。就是说，资本主义首先丧失了存在和发展的合理性，而随着这种矛盾的发展和深化，其合法性也开始受到挑战，使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必然转化为政治合法性危机。
资本主义合法性危机
合法性也就是正当性。资本主义合法性源于合理性，资本主义合法性危机也源自于资本主义合理性危机。资本主义的合理性集中体现为经济社会的发展即生产力的提高。如果说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通过自发的调节机制实现了经济的增长和发展的话，那么到了晚期资本主义时期，资本主义经济增长和发展受到严重制约，其合理性危机日益加剧。各国为了维持经济增长以及相应的“社会福利”和“充分就业”，采取政府干预手段实现对经济生活的调节，从而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合理性问题转化为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的合法性问题。 任何政体的合法性都必须建立在有效性基础上。美国政治学家利普塞特指出：所谓“有效性是指实际的政绩。即该制度在大多数人民及势力集团的大商业或军队眼中能满足政府基本功能的程度”?。事实上，任何政府都必须为国民带来实际利益，不论是经济利益还是政治利益或其他利益。要使全社会成员承认统治者地位的合法性，就需要政府明确地表现出它所具有的提供和增进公共福祉的活力，必须尽全力满足社会各个阶层成员的需要。就是说，对统治者合法性的评价不只是通过他是否能够根据当时社会的法律与基本原则做出决定、采取行动，同样还在于他是否能够获致有效的结果。?因此，政体的合法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治理的有效性。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将这种“政治体系的有效性”称之为“政绩合法性”。就是说，如果这个政权在较长时期里不能取得应有的成就，不能实现经济的增长，不能增进社会福利和就业，那么不论其规则基础如何，都难以长期保持其合法性，也就必然出现合法性危机。
从资本主义的历史特别是战后的历史来看，资本主义制度的有效性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这种下降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放慢，造成国民福利和就业水平停滞不前甚至下降。特别是2008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经济遭受金融危机的打击，进一步使人们质疑资本主义制度的有效性。另一方面，福利国家政策全面失败，政府丧失广大群众的信任。由于国家对于经济活动的广泛干预，造成社会对政府有效性期望值过高，而当福利增长不能达到期望值时，即使经济有所增长，也会造成有效性的下降。这是资本主义合法性危机的现实原因。
首先，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放缓，经济危机仍不可避免。战后一些年来，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政府干预经济调节经济周期似乎取得成就。但事实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矛盾并未解决，经济危机仍不可避免。20世纪五六十年代资本主义国家干预经济的成功，不过是将这个时期的经济危机转变为七八十年代的滞胀，不是矛盾的解决而是矛盾的持续积累，而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则是数十年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矛盾积累后的集中爆发。不同的是，在国家干预市场经济的体制下，经济矛盾和经济危机已经转化为政治合法性危机，导致人们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质疑转变为对资本主义国家统治合法性的质疑。这就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政绩合法性危机。
资本主义政绩合法性危机，事实上源于资本主义合理性特别是工具合理性的矛盾和危机。资本主义的合理性，在于剩余价值或利润驱动下的经济增长，以及在经济增长条件下的社会福利和就业水平的提高。然而，资本主义经济的现实却是不可抗拒的利润率下降规律和周期性的生产相对过剩危机。而在晚期资本主义时期，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造成私人资本对国家的严重依赖，即私人资本的发展依赖于国家的经济政策，依赖于政府为私人资本发展所建立的基础设施和有利的经济社会环境，特别是依赖于政府对经济周期的积极干预。在这种情况下，没有政府的有效干预，私人资本经济就无法有效运行。正如哈贝马斯所指出的：“私人经济的资本增值形式，只有通过国家对周期性稳定作用的社会政策和经济政策的改进才能得到维持。”?然而，私人经济对于政府行为的依赖，导致社会制度框架的“重新政治化”，从而加剧了资本主义合法性危机。
其次，福利国家政策全面失败，政府债务已不堪重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发达国家普遍实行了福利国家政策。福利国家的基本功能是通过政府对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广泛干预，为全体公民提供最低生活保障，以抵御现代社会中的各种风险对公民生活和基本权利的威胁与剥夺。然而，福利国家政策导致国家干预的合法性悖论，在促进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增长、社会和谐与政治稳定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负面作用，如财政负担沉重、低效率、公民的福利依赖、对民间自助行动的抑制等。为了摆脱这种困境，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资本主义国家向大众福利开刀，大大削减了福利支出，造成大众利益的损失并遭到强烈的反对。这样，资本主义国家就面临着双重压力，既要解决经济增长和财政问题，又要解决社会福利问题，从而使资本主义在合法性困境中越陷越深。
福利国家政策的失败，事实上源于资本主义价值合理性的矛盾和危机。为了给每个人提供基本的生活条件，福利政策涉及的范围包括了劳动、安全、健康、住宅、最低收入、教育、休闲等诸多方面。然而，也正是这种高福利和大众民主形式成为合法化危机的根源。一方面，福利国家政策目的在于增进大众福利，保障社会的和谐和稳定，这就必须依赖于政府对经济生活的有力干预。但另一方面，既然政府必须对经济生活进行干预，那就必须承担弥补经济过程中功能运转不灵和大众福利损失的责任。而在人民大众眼里，国家履行这一职责，是其合法性的基本条件。但事实上，由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不可能避免衰退和危机，大众福利也不可能保持持续不变和提高。所以，资本主义经济的危机必然加剧福利社会的危机，也就必然加剧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危机。
随着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和多种矛盾的交织和积累，资本主义国家被置于这样一种困境之中：国家在对经济活动加以干预时，必须动用合法的权力，必须在合法化的政治背景下进行。但这样做却不可能制定出具有约束力的政策，国家不得不超出原有的合法权力范围，去寻求一种新的合法性根据。为了保证经济的持续增长和资本主义利润以及相应的大众福利，资本主义国家必须通过国家干预才能保证其合法性。就是说，资本主义国家为了获得合法性而去实行国家干预。但实行国家干预所取得的结果恰恰与原来的愿望相反，即经济危机不可避免，经济增长不能持续，利润率下降趋势不可遏制，大众福利不能保证。总之，资本主义不仅不能摆脱合理性危机，随着国家干预主义的失败，合法性危机也日益加剧了。
结论
资本主义危机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尽管战后数十年来资本主义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依旧没有改变，仍制约着资本主义的运行和发展。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演化为合理性矛盾和合法性矛盾，并日益演化为合理性危机和合法性危机。20世纪30年代的大危机实质上是资本主义合理性危机的集中爆发，而2008年从美国开始并席卷资本主义世界的金融大危机，则表明资本主义合理性危机与资本主义合法性危机的合并爆发。马克思在一百多年前就预示资本主义丧钟的敲响，尽管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各种方式实现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调节，从而使资本主义在走向衰落的趋势之下实现了暂时的繁荣，但并不能改变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历史规律。
（中国工商银行博士后工作站、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后流动站博士后高寒为本文第二作者）
注释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97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1995年，第355～356页。
[德]马克斯·韦伯：《资本与理性》，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88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4页。
《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292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95年，第284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17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1995年，第216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1995年，第216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1995年，第618页。
[德]尤尔根·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刘北成、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67～68页。
[德]尤尔根·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2000年，第119～120页。
[德]尤尔根·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2000年，第94页。
[德]尤尔根·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2000年，第96页。
[美]利普塞特：《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刘钢敏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年，第53页。
[法]让-马克·夸克：《合法性与政治》，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47～50页。
[德]尤尔根·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第58页。
责 编/马冰莹
【关键词】 合理性危机 合法性危机 国家干预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识码】A
【DOI】 10.16619/j.cnki.rmltxsqy.2016.20.006
资本主义：合理性矛盾和合理性危机
资本主义之所以代替封建主义，是由于资本主义比封建主义更具合理性。所谓“合理性”，简单地说就是“符合理性”。理性是西方哲学的核心概念，为古希腊智者学派首先提出，近代经笛卡尔的阐释被推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十八世纪启蒙主义思想家进一步“求助于理性，把理性当做一切现存事物的唯一的裁判者。他们要求建立理性的国家、理性的社会，要求无情地铲除一切和永恒理性相矛盾的东西”①。在这里，“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着的知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②。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家进一步以理性来阐释资本主义精神的本质。如韦伯曾明确指出：“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完全可以理解为理性主义整体发展的一部分，而且可以从理性主义对于生活基本问题的根本立场上演绎出来。”③这里的理性，包括理性的计算、理性的组织、理性的技术，还包括理性的法律和国家制度等。
为了阐明资本主义的本质和发展，韦伯进一步将“理性”（reason）概念改造成为社会学的“合理性”（rationality）概念。他将合理性分为两种类型，即“工具合理性”和“价值合理性”。“工具合理性”是基于目的的合理性，指在一个限定的、对实现的目标做可资运用的手段的评估，预测由此可能产生的后果，并在此基础上追求预定的目的，属于客观的合理性；“价值合理性”则是信仰和理念的合理性，指根据某种信仰或信念、理想的或绝对的价值目标要求而引发的理性行为，实现这种信仰和理想的手段也必须是符合价值的，属于主观的合理性。合理性的这种二重特征及其隐含的矛盾，既是资本主义建立和发展的哲学基础，也是资本主义“合理性”危机的根源。
资本主义合理性矛盾首先是工具合理性与价值合理性的矛盾。资本主义理性本质上是自利理性，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产生的哲学基础。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特别是中世纪，人们的利欲受到宗教神学观念的束缚。资本主义延绵三百年的人文主义运动打破了这种束缚，使人的理性得以解放，也使人们的世俗欲望得以释放并激发起人们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在发达的市场经济体制下，利益本位和理性计算成了人们的精神主体，使人们从“神”的魔法中解放却又陷入了“金钱”的魔法中，从而导致人们大量的“非理性”行为和由此产生的“非理性”结果。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理性也是科技理性，是资本主义工业革命和工业化的哲学基础。大机器工业的发明和使用创造出巨大的经济效益，科学技术的市场化应用大大推动了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然而，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科学技术已不只作为一种创造物质财富的工具而获得存在的理由，更作为一种方便、高效、高明的统治工具而纳入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结构之中。总之，整个资本主义的历史，就是一个工具理性不断扩展、价值理性不断萎缩的过程，两方面始终处在此消彼长的矛盾关系之中：一方面，工具理性大大扩展，导致资本主义社会一切行动都变成可计算和可预测的，并把功能效率原则突显到极致；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社会的价值目标却逐渐消解，物质财富的诱惑最终取代了价值目标，从而导致社会普遍的“非理性”行为和“非理性”结果。这就是恩格斯所概括的：“表面上承认理性从而使非理性真正达到顶点。”④
资本主义的合理性矛盾还体现为工具理性自身的矛盾。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亦即利润，而获取更多利润必须通过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和生产技术的不断提高来实现。然而，在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生产关系下，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和生产技术的不断提高，使社会供给往往超过社会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这就必然导致生产相对过剩危机。在经济危机期间，总是有很大一部分制成的产品被销毁，有很大一部分已经造成的生产力被毁灭掉。与此同时，资本家为了获得更多的利润和在市场竞争中取胜，往往需要加大技术开发的力度，从而导致生产有机构成的不断提高，即可变资本与不变资本相比不断减少，结果必然是不断下降的剩余价值率和一般利润率。为了避免一般利润率的持续下降，资本主义需要不断扩大再生产和提高劳动生产率，这就需要不断地扩大资本积累。然而，资本积累的同时资本矛盾也在积累，资本积累越多，资本的矛盾也就积累越多，经济危机就越是不断地周期性地发生。
资本主义矛盾的积累和经济危机的周期性爆发，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合理性构成了挑战。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的“历史使命是无所顾忌地按照几何级数推动人类劳动的生产率的发展。如果它像这里所说的那样，阻碍生产率的发展，它就背叛了这个使命。它由此只是再一次证明，它正在衰老，越来越过时了”⑤。资本主义“社会所拥有的生产力已经不能再促进资产阶级文明和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的发展；相反，生产力已经强大到这种关系所不能适应的地步，它已经受到这种关系的阻碍；而它一着手克服这种障碍，就使整个资产阶级社会陷入了混乱，就使资产阶级所有制的存在受到威胁。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太狭窄了，再容纳不了它本身所造成的财富了”⑥。
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一切依次更替的历史状态都只是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的无穷发展进程中的暂时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是必然的，因此，对它发生的那个时代和那些条件说来，都有它存在的理由；但是对它自己内部逐渐发展起来的新的、更高的条件来说，它都变成过时的和没有存在的理由了”⑦。“在发展进程中，以前一切现实的东西都会变成不现实的，都会丧失自己的必然性、自己存在的权利、自己的合理性；……凡在人类历史领域中是现实的，随着时间的推移，都会成为不合理性的”⑧。从资本主义发展历史来看，资本主义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最发达的生产力。这是支持资本主义合理性的基本事实。然而，资本主义从它产生的第一天起，就隐藏着不可克服的矛盾或者说不合理性。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注定是不合理性的，一开始就包含着不合理性。”⑨在资本主义早期，这种不合理性并没有暴露，特别是被高速发展的科技和生产力所掩盖着。然而，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这种不合理性日益显现。“对现存社会制度的不合理性和不公平、对‘理性化为无稽，幸福变成苦痛’的日益觉醒的认识，只是一种征兆，表示在生产方法和交换形式中已经不知不觉地发生了变化，适合于早先的经济条件的社会制度已经不再同这些变化相适应了。”⑩这就是说，资本主义制度开始逐渐衰颓，合理性矛盾日益转化为合理性危机。 晚期资本主义：合理性危机的转型
晚期资本主义概念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在马克思的时代，随着工业革命的完成、两大阶级的形成，资本主义矛盾逐渐暴露，经济危机周期性爆发，对社会生产力造成严重的破坏。但是，资本主义制度自身的调节能力仍然存在，经济危机的影响还是有限的，还不足以造成社会普遍的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合理性”认识。然而，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矛盾日益积累最终导致30年代大危机的爆发，宣告了自由资本主义的终结。为了从大危机中挽救资本主义，以美国罗斯福新政为标志，资本主义国家对经济生活实行了普遍的干预。这种新的资本主义模式，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的矛盾，结果导致战后持续二三十年的经济繁荣。然而，这种暂时的经济繁荣，并不能解决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资本主义合理性危机不仅依然存在，而且进一步积累并逐步演变成多种形式的危机，资本主义进入晚期资本主义阶段。
国家干预是自由资本主义向晚期资本主义转变的枢纽。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国家的职能基本上限于公共领域，对于市场经济则采取自由放任态度，国家并不直接承担经济发展和某些非公共领域的责任。然而，国家不承担经济责任的理念，仅仅在市场经济自由运行仍然有效的情况下才是合理的。如果市场经济矛盾导致市场经济低效运行甚至濒于瓦解，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坚持不干预政策，那么国家就面临着合法性挑战。所以，在战后的一些年里，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成为一种常态。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通过财政手段和金融手段干预市场，目的在于“熨平”经济周期，使经济波动“最小化”，使经济危机的破坏“最小化”。然而，随着国家干预主义的兴起，政治系统和经济系统相互交融，经济危机直接诉诸政治形式，民众不是把克服经济萧条的希望寄托于系统自身，而是寄托在政府身上，一旦国家不能在有限的条件下把资本主义经济过程功能失调的负面效应维持在民众所能接受的范围内，那么资本主义国家政府的合法性就要受到质疑或挑战，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危机就不可避免。
哈贝马斯认为，尽管资本主义国家对经济生活进行干预使经济危机的破坏性有所减轻，但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因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那种自发和盲目的运行方式也不可能改变。不仅如此，随着资本主义国家干预范围和程度的扩展和加强，国家机器不仅作为价值规律无意识和自发的执行机构在运转，而且作为联合的“垄断资本”的计划代理人在运转，资本主义的经济和社会已严重依赖于政府的干预。这导致了晚期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危机的变化和转移。一方面，晚期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表现形式发生了变化。自由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是周期性的生产过剩危机，而在晚期资本主义，这种周期性生产过剩危机转为多种形式的危机，如政府财政危机、持续的通货膨胀、国有资产与私人财富之间差距的加剧等。另一方面，晚期资本主义危机发生转移，即从经济系统转移和扩散到社会的各个系统特别是政治系统。哈贝马斯指出，“如果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没有能够从根本上克服资本主义所固有的危机，作为资本主义制度基本矛盾的后果，而在下列情况下就至少面临着一种可能会出现的危机倾向的威胁：或者经济系统不能生产必要数量的消费价值；或者行政系统不能提供必要数量的合理决策；或者合法化系统不能提供必要数量的普遍动机机制；或者社会文化系统不能产生必要数量的行为动机意义”?。因此，资本主义危机就由经济危机转变为多种危机并存。
哈贝马斯进一步剖析了资本主义合法性危机的产生机制：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提供合法化来弥补合理性欠缺；通过扩大组织合理性，来弥补表现出来的合法化欠缺。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看，所产生出来的一些危机倾向，它们形成一些自下而上不断推进的危机倾向。但是从国家控制危机的角度来看，这些危机倾向在一定范围内又可以相互取代。决定这种范围的，一方面是财政上可以获得的价值量，危机理论是无法有效地预测这种价值短缺的，另一方面，是社会文化系统所提供的动机。因此，作为稀有资源的价值与意义之间的替代关系，对危机诊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也就是说，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干预和调节减轻了经济危机，但国家的这种干预和调节行为对合法性要求大大提高，即“国家行为的膨胀会造成对合法性的需求超比例增长”?。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国家机器能够以确保无危机但并非无干扰的经济增长方式，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分配生产力成果，经济增长的实现依然要受制于某种优先权。这种优先权不是为了全民的普遍利益，而是为了实现利润极大化的私人目标。……而这种优先模式是从一种通常处于隐蔽状态的阶级结构中出来的。总而言之，这种阶级结构是合法化欠缺的根源。至此，我们看到，国家不能简单地接管文化系统，国家计划领域的膨胀实际上使得文化的自主性成了问题。‘意义’是一种稀有资源，而现在变得更加稀有。因此，以使用价值为趋向的期望，即追求成功的期望，正在公众中兴起。这种要求的上涨程度是与合法化需求的增长同步进行的。财政所吮吸的‘价值’资源，必然要取代有限的‘意义’资源。失去的合法化必须要根据系统的要求来加以弥补。只要对这种弥补的要求比可获得价值量增长得快，或者用这种弥补无法满足新出现的期望，就会出现合法化危机”?。
总之，合法性危机源于合理性危机。晚期资本主义危机转型，从经济领域转向社会领域，特别是转向政治领域，从而使资本主义合理性危机演化为合法性危机。就是说，资本主义首先丧失了存在和发展的合理性，而随着这种矛盾的发展和深化，其合法性也开始受到挑战，使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必然转化为政治合法性危机。
资本主义合法性危机
合法性也就是正当性。资本主义合法性源于合理性，资本主义合法性危机也源自于资本主义合理性危机。资本主义的合理性集中体现为经济社会的发展即生产力的提高。如果说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通过自发的调节机制实现了经济的增长和发展的话，那么到了晚期资本主义时期，资本主义经济增长和发展受到严重制约，其合理性危机日益加剧。各国为了维持经济增长以及相应的“社会福利”和“充分就业”，采取政府干预手段实现对经济生活的调节，从而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合理性问题转化为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的合法性问题。 任何政体的合法性都必须建立在有效性基础上。美国政治学家利普塞特指出：所谓“有效性是指实际的政绩。即该制度在大多数人民及势力集团的大商业或军队眼中能满足政府基本功能的程度”?。事实上，任何政府都必须为国民带来实际利益，不论是经济利益还是政治利益或其他利益。要使全社会成员承认统治者地位的合法性，就需要政府明确地表现出它所具有的提供和增进公共福祉的活力，必须尽全力满足社会各个阶层成员的需要。就是说，对统治者合法性的评价不只是通过他是否能够根据当时社会的法律与基本原则做出决定、采取行动，同样还在于他是否能够获致有效的结果。?因此，政体的合法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治理的有效性。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将这种“政治体系的有效性”称之为“政绩合法性”。就是说，如果这个政权在较长时期里不能取得应有的成就，不能实现经济的增长，不能增进社会福利和就业，那么不论其规则基础如何，都难以长期保持其合法性，也就必然出现合法性危机。
从资本主义的历史特别是战后的历史来看，资本主义制度的有效性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这种下降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放慢，造成国民福利和就业水平停滞不前甚至下降。特别是2008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经济遭受金融危机的打击，进一步使人们质疑资本主义制度的有效性。另一方面，福利国家政策全面失败，政府丧失广大群众的信任。由于国家对于经济活动的广泛干预，造成社会对政府有效性期望值过高，而当福利增长不能达到期望值时，即使经济有所增长，也会造成有效性的下降。这是资本主义合法性危机的现实原因。
首先，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放缓，经济危机仍不可避免。战后一些年来，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政府干预经济调节经济周期似乎取得成就。但事实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矛盾并未解决，经济危机仍不可避免。20世纪五六十年代资本主义国家干预经济的成功，不过是将这个时期的经济危机转变为七八十年代的滞胀，不是矛盾的解决而是矛盾的持续积累，而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则是数十年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矛盾积累后的集中爆发。不同的是，在国家干预市场经济的体制下，经济矛盾和经济危机已经转化为政治合法性危机，导致人们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质疑转变为对资本主义国家统治合法性的质疑。这就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政绩合法性危机。
资本主义政绩合法性危机，事实上源于资本主义合理性特别是工具合理性的矛盾和危机。资本主义的合理性，在于剩余价值或利润驱动下的经济增长，以及在经济增长条件下的社会福利和就业水平的提高。然而，资本主义经济的现实却是不可抗拒的利润率下降规律和周期性的生产相对过剩危机。而在晚期资本主义时期，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造成私人资本对国家的严重依赖，即私人资本的发展依赖于国家的经济政策，依赖于政府为私人资本发展所建立的基础设施和有利的经济社会环境，特别是依赖于政府对经济周期的积极干预。在这种情况下，没有政府的有效干预，私人资本经济就无法有效运行。正如哈贝马斯所指出的：“私人经济的资本增值形式，只有通过国家对周期性稳定作用的社会政策和经济政策的改进才能得到维持。”?然而，私人经济对于政府行为的依赖，导致社会制度框架的“重新政治化”，从而加剧了资本主义合法性危机。
其次，福利国家政策全面失败，政府债务已不堪重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发达国家普遍实行了福利国家政策。福利国家的基本功能是通过政府对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广泛干预，为全体公民提供最低生活保障，以抵御现代社会中的各种风险对公民生活和基本权利的威胁与剥夺。然而，福利国家政策导致国家干预的合法性悖论，在促进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增长、社会和谐与政治稳定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负面作用，如财政负担沉重、低效率、公民的福利依赖、对民间自助行动的抑制等。为了摆脱这种困境，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资本主义国家向大众福利开刀，大大削减了福利支出，造成大众利益的损失并遭到强烈的反对。这样，资本主义国家就面临着双重压力，既要解决经济增长和财政问题，又要解决社会福利问题，从而使资本主义在合法性困境中越陷越深。
福利国家政策的失败，事实上源于资本主义价值合理性的矛盾和危机。为了给每个人提供基本的生活条件，福利政策涉及的范围包括了劳动、安全、健康、住宅、最低收入、教育、休闲等诸多方面。然而，也正是这种高福利和大众民主形式成为合法化危机的根源。一方面，福利国家政策目的在于增进大众福利，保障社会的和谐和稳定，这就必须依赖于政府对经济生活的有力干预。但另一方面，既然政府必须对经济生活进行干预，那就必须承担弥补经济过程中功能运转不灵和大众福利损失的责任。而在人民大众眼里，国家履行这一职责，是其合法性的基本条件。但事实上，由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不可能避免衰退和危机，大众福利也不可能保持持续不变和提高。所以，资本主义经济的危机必然加剧福利社会的危机，也就必然加剧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危机。
随着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和多种矛盾的交织和积累，资本主义国家被置于这样一种困境之中：国家在对经济活动加以干预时，必须动用合法的权力，必须在合法化的政治背景下进行。但这样做却不可能制定出具有约束力的政策，国家不得不超出原有的合法权力范围，去寻求一种新的合法性根据。为了保证经济的持续增长和资本主义利润以及相应的大众福利，资本主义国家必须通过国家干预才能保证其合法性。就是说，资本主义国家为了获得合法性而去实行国家干预。但实行国家干预所取得的结果恰恰与原来的愿望相反，即经济危机不可避免，经济增长不能持续，利润率下降趋势不可遏制，大众福利不能保证。总之，资本主义不仅不能摆脱合理性危机，随着国家干预主义的失败，合法性危机也日益加剧了。
结论
资本主义危机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尽管战后数十年来资本主义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依旧没有改变，仍制约着资本主义的运行和发展。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演化为合理性矛盾和合法性矛盾，并日益演化为合理性危机和合法性危机。20世纪30年代的大危机实质上是资本主义合理性危机的集中爆发，而2008年从美国开始并席卷资本主义世界的金融大危机，则表明资本主义合理性危机与资本主义合法性危机的合并爆发。马克思在一百多年前就预示资本主义丧钟的敲响，尽管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各种方式实现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调节，从而使资本主义在走向衰落的趋势之下实现了暂时的繁荣，但并不能改变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历史规律。
（中国工商银行博士后工作站、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后流动站博士后高寒为本文第二作者）
注释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97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1995年，第355～356页。
[德]马克斯·韦伯：《资本与理性》，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88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4页。
《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292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95年，第284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17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1995年，第216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1995年，第216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1995年，第618页。
[德]尤尔根·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刘北成、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67～68页。
[德]尤尔根·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2000年，第119～120页。
[德]尤尔根·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2000年，第94页。
[德]尤尔根·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2000年，第96页。
[美]利普塞特：《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刘钢敏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年，第53页。
[法]让-马克·夸克：《合法性与政治》，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47～50页。
[德]尤尔根·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第58页。
责 编/马冰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