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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人口压力能否转变为人力资本优势是关系到我国现代化建设快慢的关键因素。本文分析了教育存量与我国劳动力资源开发的关系，并提出增加我国总人口的教育存量，是提高资本存量的最佳路径。
〔关键词〕劳动力资源；教育存量；资源利用率
〔中图分类号〕 G4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1008-2689（2008）02-0148-04
一、劳动力资源丰富
但人力资本存量低
人们在探讨中国近代落后的根源时，总是把目光转向工业革命，似乎西方世界经过工业革命一夜之间实现了现代化。然而近年来经济史家们经过追根溯源的研究，发现西方世界率先摆脱贫困而迈上经济持续增长的致富之路，有其深刻的非经济根源。尤其与“解放人、发现人”的开发人力资源、增加人力资本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有着千丝万楼的联系。而工业革命并没有在当时经济、科技仍处于领先地位的中国发生，也与中国长达几千年“劳心者治人”的封建社会制度有直接关系，换句话说，在以“治人”为目标的社会，人的潜能被“人的关系治理”所牵引，劳动力资源没有得到充分挖掘，不可能突破技术创新规模临界，不可能发生工业革命。
我国不仅拥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而且就业人口中25-29岁组的比重最高，这说明我国劳动力的总体结构比较年轻。从动态上来看，从1982年到2006年，低龄就业人口下降的幅度大大高于总体低龄人口下降的幅度，低龄就业人口减少的绝对量大大超过低龄人口减少的绝对量。并在低龄就业人口的就业程度不断下降的同时，女性低龄人口就业程度下降幅度更快，超过男性0.54个百分点。从绝对数量上看，我国人力资源的总体利用程度比较高，属于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国家。但我国人力资本存量较低，并不是人力资源强国。美国人力资本存量为13.4年、爱尔兰11.7年、韩国12.3年、菲律宾9.4年，而我国约为8年左右，相当于美国1900年8.1年的水平。除此之外，中国还有大量文盲，发达国家在六七十年代就降到1%，而2000年中国15岁以上的文盲人口仍高达8700万人，占总数的6.72%，相当于德国的总人口。[1]
人力资本存量较低的一个突出反映是国民素质竞争力低。据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2002年世界竞争力年度报告分析，中国国民素质竞争力处于较低水平，而其中的“金融教育充分性”“工程师适应性”和“信息技术技工适应性”三项指标被列为49个国家和地区的倒数第一位；我国公众具备基本科学素养比例2000年仅为1.4%，不仅大大低于欧共体国家平均5%的水平，与美国的12%相比差距更大。[2]
人口教育存量低的另一个标志是从业人员的受教育程度不能满足现代经济对劳动者知识、技能的需要。首先表现为第一、第二产业人力资本存量过低。2000年我国第一产业人均教育年限仅为6.8年，半数以上为小学及以下水平，严重影响第一产业人口转移、技术水平和生产效率的提高；第二产业从业人员平均受教育年限为9.44年，相当于初中毕业水平，与日本的同行业相比，人均受教育年限相差3年，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不足6%，难以与“世界制造工厂”的地位相匹配。其次表现为高层次专业人员和劳动熟练工人严重缺乏。2000年我国劳动力人口80%以上仅具有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仅为3.8%，与OECD发达国家的差距高达5倍以上。1990-2000年，我国每百万人口中数学家与工程师人数为459人，仅相当于美国的1/9、日本的1/10、韩国的1/4。即使在装备制造业实力颇为雄厚的上海市，目前工程师以上的人才占总人口的比例仅为0.48%，而日本为5.9%、韩国为2.24%、新加坡为1.56%。上海现有高级技工占技工总数的比例也只有6.2%，这与发达国家高达30%到40%的比例相去甚远。[3]
二、劳动力资源利用率较低
我国15-64岁劳动适龄人口比例从1980年开始一直上升，从2000年到2015年左右，我国15-64岁人口比例都处于70%左右，劳动力相当充沛，而同期美国劳动适龄人口比重为66.2%，日本为68.5%，英国为65.7%，法国为65.9%。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的是，我国劳动适龄人口的增长速度不断加快，1982-1990年，劳动适龄人口平均递增率为2.48%。进入90年代以来，中国劳动适龄人口以每年净增1100多万人的速度递增，并且这种增长趋势还将保持到2010年左右，那时总人口将达到峰值。界时劳动适龄人口将达到9.4亿人，比1990年增加近40%。
在中国劳动适龄人口快速增长的同时，总人口就业率提高更快。1982年人口普查时，中国总人口就业率为51.9%，1987年提高到54.74%，1990年提高到57.25%，中国总人口就业率高于发达国家，更高于一般发展中国家。比如同时期美国、日本、英国和法国总人口就业率分别为46.1%、48.4%、43.9%和38.3%。最近一次普查显示1999年中国总人口就业率为56.06%，虽然和十年前相比略有下降，但和别的国家相比仍然很高。[4]
中国未来20-30年将是利用劳动力要素的相对优势实现经济快速发展的黄金时期。除沿海开放地区以吸引外资补充经济起飞的原始资本积累动力外，大多数地区的经济发展是以丰富廉价的劳动力投入弥补初始资金的不足，走的是劳动密集型轻工产业发展的路。因此非常有必要分析一下人口资源的贡献率。
虽然中国劳动适龄人口比较很高并呈增长趋势，而且总人口就业率也很高，但人口资源对经济贡献率却很低。根据2001年世界发展指标分析，1995—1999年期间，中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仅为2885美元（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仅相当于日本的3.1%，美国的3.5%，德国3.6%，韩国的7.1%。在当今时代，“人口”不同于“人力”，人口庞大不等于“人力”丰富。[5]
据国际权威评价机构瑞士国家管理发展学院1996年对46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竞争力的评价，中国在国际竞争力中的总排位居第26位，其中经济增长竞争力排位（GDP和国内投资增长率均居第1位，工业和服务业增长率均居第2位）居前列，而国民素质竞争力排位（20—45岁人口高校入学率、公共教育经费人均支出和有竞争力的高级管理人员三项指标均居第45位，人力资源开发程度和公司培训二项均居第40位）则均居最末几位。[6]
农业人口资源利用率和效率更低。据世界银行的资料，1976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商品生产增值的比重已高达51.6%，进入了“半工业化国家”的行列。但在产出结构急剧变化的同时，社会就业结构则呈现出惊人的超稳态现象。1952-1978年期间，我国社会总产值中，农业所占份额上45.4%下降20.4%，而同期农业劳动力份额占社会总劳动力的份额只由83.5%下降到73.8%。严重背离了西方发达国家工业化时期农业劳动力流动规律。1978-1991年期间，农业劳动力的转移主要是农村非农产业迅速扩张的产物，而不是城市化的结果。13年间农村内部从事各种非农业活动的劳动力由3149.5万人增加到8906.2万人，为转入城镇的3.35倍，占同期农村劳动力转移总数的78.6%。[7]
从1991年下半年开始，中国经济进入高速增长的新阶段，随之农业劳动力转移呈现出加速的势头。据国家统计局农调队抽样调查显示，2003年农业劳动力转移1.1亿，2004年和2005年都为1.2亿，2006年1.5亿，其中，上海外来人口581万，约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如此巨大的劳动力资源由于人力资本含量偏低，只能在农村和城市之间摇摆流动和盲目流动，利用率和对经济贡献率非常低。虽然我国人口资源利用率低，但我国人口生活质量指数（PQLI值）约为80，而发达国家为94，世界平均为65，并不比发达国家差多少。[8]
从现象的层面上看， 我国人口素质的发展水平超前于经济发展水平。这种怪异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我国人口素质潜能转化率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还较低。换言之， 我国的人口资源还有待于更充分有效的开发和利用。有研究表明， 1995年中国25岁及其以上人口的人力资本存量占同期现实劳动力资源存量的46.20%， 而美国1994年的上述比重却高达67.50%， 加拿大1991年的上述比重亦在62.76%。[9]中国这种较低的人力资本存量不仅影响物质资本的生产率，同时也影响到下一代人力资本的生产率，因为人力资本理论认为，下一代人的人力资本积累水平的高低依赖于上一代人的人力资本的积累水平，人力资本既提高物质资本，又提高人力资本的生产率。因此，通过发展教育特别是职业教育提高人口教育存量，是关系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因素之一。
三、增加教育存量提高劳动力
资源利用率
国家统计局2006年3月17日发布的“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的统计结果显示，2005年11月1日零时，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总人口为130628万人（未包括中国香港、中国澳门、中国台湾省人口数）。[10]但是，中国社会经济决不会因为有13亿人口而崩溃，也决不会因只有12亿人口而使人口压力得到解决，马上实现现代化。在一定范围内，人口数量多少与人口问题严重与否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线性相关关系。日本、香港、甚至中国南方沿海地区，人们更有效地利用了各种能够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资源，而这些资源中，人力资源作为一种难以替代的、具有高度能动性的因素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人力资源的充分开发利用，不仅做到了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且极大拓展了这些国家和地区在既定自然资源基础上对人口的载容量。
人力资源能否发挥促进经济增长的决定性作用，关键是人力资源开发是否和经济发展相匹配，即人力资源投资收益率。教育经济理论研究证明，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阶段与人力资源开发的不同层次相对应，只有符合层次匹配原理，才能发挥人力资源的高度能动作用。由于人均GDP能更好地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因此，笔者以人均GDP为杠杆来分析人力资源开发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学术界流行的分析标准是根据人均GDP的规模，把经济发展水平分为四个阶段。人均GDP达到500-800美元为第一阶段，任务是完成工业化前的人力资本积累，因此以普及初等教育为重点；人均GDP达到800-1500美元为第二阶段，任务是凭借较高的劳动者素质和较低成本，获取比较优势，完成农业社会向工业化社会过渡，因此以职业教育和培训为重点；人均GDP达到1500—3000美元为第三阶段，任务是依靠知识和技能的积累，依靠自主创新，初步形成现代化工业体系，因此以中学后教育多样化和建立高技能培训体系为重点；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以上为第四阶段，任务是人的全面发展，以适应日新月异的社会变化需要，因此以建立开放的终身教育体系为重点。
中国经济发展和职业教育的关系和上述理论基本一致。20世纪50-70年代，小学人口存量大于高中人口存量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这与中国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有关，由于这一时期经济增长主要靠资本投入拉动，产业以劳动密集型为主。到了20世纪80-90年代，中国人均GDP在400-1000美元之间，因此人口存量与物质资本组成的生产投入当中，以受过9年左右教育的初中文化程度人口与资本的组合能够较为接近生产可能性边界。20世纪90年代末到2004年，中国人均GDP在1000-1500美元之间，按理论，中国应该处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时期，由于中国农村人口基数太大，城市化相对滞后，并没有完成这一任务。2005年人均GDP 1703美元，中国已步入第三阶段。党中央国务院也高屋建瓴地提出了创建创新型国家，初步建成现代化工业体系，发展多样化的中学后教育和建立高技能培训体系。
然而，具体应该优先发展哪种教育形态呢?
教育经济学研究证明大学人口存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最弱。除了教育投入产出效率的原因外，可能还与大学教育存在的一些问题有关。如，由于经济机会不充分，接受了大学教育者往往学非所用，在大学教育投资可能成为资源浪费；严格的户籍制度，地方城市政府对外来人才的严格限制，严重阻碍了大学人口存量的自由流动，影响了大学人口存量资源配置的效率；人事制度的刚性化及人才流动人为障碍，使很多高级人才合理流动配置受到限制，尖端技术创新受到抑制。高教体制改革的相对滞后，存在过高的运行成本和由于监督和激励机制欠缺产生的较为广泛的败德危机也导致了资源浪费。
而对这样的人口现状，我们提出的增加全民教育存量的对策是加强对基础教育的财政投入，允许高等教育市场化、产业化。虽然国家教育财政和投入在逐年提高，但由于投入结构的不合理，基础教育的发展仍然缺少动力。在全国财政预算内教育事业和基建支出构成中，高等学校的比重一直上升，农村初级中学的比重却有所下降。目前我国农村表面上看达到了“普九”，但“普九”荣光的背后问题多多，其中农村初中辍学率仍然很高。在全国财政预算内事业和基建支出构成中，高等教育所占比重持续上升，基础教育所占比重持续下降。例如，1999-2001年，高等教育从21.79%上升到25.17%。而初级中学却从1997年的20.49%下降到2002年的17.63%，其中2000年16.89%。虽然农村是普及9年义务制教育的重点，但农村初级中学预算内教育事业和基建支出的构成，却一直徘徊在10%左右。小学预算内教育事业和基建支出构成近年有所上升，但增长幅度很小，而且在各年还有所波动。如1997年为20.27%，2002年仅增长为21.12%。[11]
如果以2002年中央所属高等学校生均预算内教育经费支出为准，那么，一个大学生的教育经费支出，就相当于20.1个地方所属农村初中生和23.9个农村小学生的生均教育经费支出。因此，在财力有限的情况下，国家应该将主要的教育经费投入到基础教育上来，增加义务教育的投入比重。相应对高等教育则应实施市场化和产业化政策，一方面是因为高等教育具有创收能力，另一方面让其竞争，以提高教学质量和整体水平。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教育投入结构普遍采用上述模式，运行效率很高，运行质量也比较满意。
针对提高农村劳动力资源利用率，我国政府也下了很多工夫，但更多的是提供农业技术培训。以往政府扶贫行动中的科技推广和农业技术培训项目无疑有改善人力资源的作用。但是，这些项目更多的仅仅是单项技能的培训，例如某种果树的栽培或某类动物的饲养技术等，一旦市场需求变化，这些技能很可能就迅速贬值甚至失去用武之地。若要从本质上提高农村劳动力利用率和效率，就需要注重对知识的培养，提高劳动者的应变能力。这意味着政府必须投资于贫困人口的成人补习和终身教育事业，使现有劳动者得以不断补充和更新基础知识，从而增强自身的可塑性，增加重新选择创业或就业的能力。最近北京大学针对校内3000多名农民工创办了为期三年的“平民大学”教学实验，为农民工提供如维权、科学生活等通识教育服务。[12]虽然实验还没结束，不好评价，但笔者认为值得推广。农村劳动力教育更多的应该进行灵活的、生动活泼的通识教育以吸引他们自愿参加的同时，加强职业技能教育、职业价值观教育。
〔参考文献〕
［１］课题组.从人口大国迈向人力资源强国——中国教育与人力资源问题报告[R].教育发展研究2003(03)
［２］汪村.竞争力研究与评价的多维视野[J].http://www.zgxxb.com，2007-06-06.
［３］课题组.从人口大国迈向人力资源强国——中国教育与人力资源问题报告[R]教育发展研究2003(03).
［４］夏业良.中国的人口结构变化与就业前景[J].战略与管理，2001(02).
［５］徐坚成.中国人力资源国情分析及未来展望——基于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的实证研究［J］.人口研究，2003(06)
［６］江村.竞争力研究与评价的多维视野[J].http://www.zgxxb.com,2007-06-06.
［７］韩俊.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现状与特点[J].http://www.zhinong.cn,2007-04-05.
［８］穆光宗.中国人口素质问题研究[J].http://www.chinapop.gov.cn,2004-03-26.
［９］李晓南.对西部开发中人力资源问题的几点思考[J].中共四川省委省级机关党校学报，2001(01).
［10］李成刚.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布[N].中国经济时报，2006-3-17(001).
［11］张翼.教育财政投入的五大问题[J].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4-07-15(003).
［12］施芳，童舟.[N].人民日报，2006-07-04(011).
（责任编辑：郭德侠）
Raising the Utilization Ratio of Labor Resources
—By View of the Population Economical Constitute
FAN Tuo-yuan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eijing,
Beijing 100083, China)
Abstract: To convert the population pressure into advantage of human resource is the key factor for the modernization of our country. The thesis analyzed the relation of the population educational deposit and the labor resources, pointing out that by raisingthe population educational deposit is the best path to enhance the human resource deposit.
Key words: labor resources; population educational deposit; the unilization ratio of resources
〔关键词〕劳动力资源；教育存量；资源利用率
〔中图分类号〕 G4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1008-2689（2008）02-0148-04
一、劳动力资源丰富
但人力资本存量低
人们在探讨中国近代落后的根源时，总是把目光转向工业革命，似乎西方世界经过工业革命一夜之间实现了现代化。然而近年来经济史家们经过追根溯源的研究，发现西方世界率先摆脱贫困而迈上经济持续增长的致富之路，有其深刻的非经济根源。尤其与“解放人、发现人”的开发人力资源、增加人力资本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有着千丝万楼的联系。而工业革命并没有在当时经济、科技仍处于领先地位的中国发生，也与中国长达几千年“劳心者治人”的封建社会制度有直接关系，换句话说，在以“治人”为目标的社会，人的潜能被“人的关系治理”所牵引，劳动力资源没有得到充分挖掘，不可能突破技术创新规模临界，不可能发生工业革命。
我国不仅拥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而且就业人口中25-29岁组的比重最高，这说明我国劳动力的总体结构比较年轻。从动态上来看，从1982年到2006年，低龄就业人口下降的幅度大大高于总体低龄人口下降的幅度，低龄就业人口减少的绝对量大大超过低龄人口减少的绝对量。并在低龄就业人口的就业程度不断下降的同时，女性低龄人口就业程度下降幅度更快，超过男性0.54个百分点。从绝对数量上看，我国人力资源的总体利用程度比较高，属于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国家。但我国人力资本存量较低，并不是人力资源强国。美国人力资本存量为13.4年、爱尔兰11.7年、韩国12.3年、菲律宾9.4年，而我国约为8年左右，相当于美国1900年8.1年的水平。除此之外，中国还有大量文盲，发达国家在六七十年代就降到1%，而2000年中国15岁以上的文盲人口仍高达8700万人，占总数的6.72%，相当于德国的总人口。[1]
人力资本存量较低的一个突出反映是国民素质竞争力低。据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2002年世界竞争力年度报告分析，中国国民素质竞争力处于较低水平，而其中的“金融教育充分性”“工程师适应性”和“信息技术技工适应性”三项指标被列为49个国家和地区的倒数第一位；我国公众具备基本科学素养比例2000年仅为1.4%，不仅大大低于欧共体国家平均5%的水平，与美国的12%相比差距更大。[2]
人口教育存量低的另一个标志是从业人员的受教育程度不能满足现代经济对劳动者知识、技能的需要。首先表现为第一、第二产业人力资本存量过低。2000年我国第一产业人均教育年限仅为6.8年，半数以上为小学及以下水平，严重影响第一产业人口转移、技术水平和生产效率的提高；第二产业从业人员平均受教育年限为9.44年，相当于初中毕业水平，与日本的同行业相比，人均受教育年限相差3年，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不足6%，难以与“世界制造工厂”的地位相匹配。其次表现为高层次专业人员和劳动熟练工人严重缺乏。2000年我国劳动力人口80%以上仅具有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仅为3.8%，与OECD发达国家的差距高达5倍以上。1990-2000年，我国每百万人口中数学家与工程师人数为459人，仅相当于美国的1/9、日本的1/10、韩国的1/4。即使在装备制造业实力颇为雄厚的上海市，目前工程师以上的人才占总人口的比例仅为0.48%，而日本为5.9%、韩国为2.24%、新加坡为1.56%。上海现有高级技工占技工总数的比例也只有6.2%，这与发达国家高达30%到40%的比例相去甚远。[3]
二、劳动力资源利用率较低
我国15-64岁劳动适龄人口比例从1980年开始一直上升，从2000年到2015年左右，我国15-64岁人口比例都处于70%左右，劳动力相当充沛，而同期美国劳动适龄人口比重为66.2%，日本为68.5%，英国为65.7%，法国为65.9%。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的是，我国劳动适龄人口的增长速度不断加快，1982-1990年，劳动适龄人口平均递增率为2.48%。进入90年代以来，中国劳动适龄人口以每年净增1100多万人的速度递增，并且这种增长趋势还将保持到2010年左右，那时总人口将达到峰值。界时劳动适龄人口将达到9.4亿人，比1990年增加近40%。
在中国劳动适龄人口快速增长的同时，总人口就业率提高更快。1982年人口普查时，中国总人口就业率为51.9%，1987年提高到54.74%，1990年提高到57.25%，中国总人口就业率高于发达国家，更高于一般发展中国家。比如同时期美国、日本、英国和法国总人口就业率分别为46.1%、48.4%、43.9%和38.3%。最近一次普查显示1999年中国总人口就业率为56.06%，虽然和十年前相比略有下降，但和别的国家相比仍然很高。[4]
中国未来20-30年将是利用劳动力要素的相对优势实现经济快速发展的黄金时期。除沿海开放地区以吸引外资补充经济起飞的原始资本积累动力外，大多数地区的经济发展是以丰富廉价的劳动力投入弥补初始资金的不足，走的是劳动密集型轻工产业发展的路。因此非常有必要分析一下人口资源的贡献率。
虽然中国劳动适龄人口比较很高并呈增长趋势，而且总人口就业率也很高，但人口资源对经济贡献率却很低。根据2001年世界发展指标分析，1995—1999年期间，中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仅为2885美元（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仅相当于日本的3.1%，美国的3.5%，德国3.6%，韩国的7.1%。在当今时代，“人口”不同于“人力”，人口庞大不等于“人力”丰富。[5]
据国际权威评价机构瑞士国家管理发展学院1996年对46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竞争力的评价，中国在国际竞争力中的总排位居第26位，其中经济增长竞争力排位（GDP和国内投资增长率均居第1位，工业和服务业增长率均居第2位）居前列，而国民素质竞争力排位（20—45岁人口高校入学率、公共教育经费人均支出和有竞争力的高级管理人员三项指标均居第45位，人力资源开发程度和公司培训二项均居第40位）则均居最末几位。[6]
农业人口资源利用率和效率更低。据世界银行的资料，1976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商品生产增值的比重已高达51.6%，进入了“半工业化国家”的行列。但在产出结构急剧变化的同时，社会就业结构则呈现出惊人的超稳态现象。1952-1978年期间，我国社会总产值中，农业所占份额上45.4%下降20.4%，而同期农业劳动力份额占社会总劳动力的份额只由83.5%下降到73.8%。严重背离了西方发达国家工业化时期农业劳动力流动规律。1978-1991年期间，农业劳动力的转移主要是农村非农产业迅速扩张的产物，而不是城市化的结果。13年间农村内部从事各种非农业活动的劳动力由3149.5万人增加到8906.2万人，为转入城镇的3.35倍，占同期农村劳动力转移总数的78.6%。[7]
从1991年下半年开始，中国经济进入高速增长的新阶段，随之农业劳动力转移呈现出加速的势头。据国家统计局农调队抽样调查显示，2003年农业劳动力转移1.1亿，2004年和2005年都为1.2亿，2006年1.5亿，其中，上海外来人口581万，约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如此巨大的劳动力资源由于人力资本含量偏低，只能在农村和城市之间摇摆流动和盲目流动，利用率和对经济贡献率非常低。虽然我国人口资源利用率低，但我国人口生活质量指数（PQLI值）约为80，而发达国家为94，世界平均为65，并不比发达国家差多少。[8]
从现象的层面上看， 我国人口素质的发展水平超前于经济发展水平。这种怪异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我国人口素质潜能转化率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还较低。换言之， 我国的人口资源还有待于更充分有效的开发和利用。有研究表明， 1995年中国25岁及其以上人口的人力资本存量占同期现实劳动力资源存量的46.20%， 而美国1994年的上述比重却高达67.50%， 加拿大1991年的上述比重亦在62.76%。[9]中国这种较低的人力资本存量不仅影响物质资本的生产率，同时也影响到下一代人力资本的生产率，因为人力资本理论认为，下一代人的人力资本积累水平的高低依赖于上一代人的人力资本的积累水平，人力资本既提高物质资本，又提高人力资本的生产率。因此，通过发展教育特别是职业教育提高人口教育存量，是关系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因素之一。
三、增加教育存量提高劳动力
资源利用率
国家统计局2006年3月17日发布的“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的统计结果显示，2005年11月1日零时，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总人口为130628万人（未包括中国香港、中国澳门、中国台湾省人口数）。[10]但是，中国社会经济决不会因为有13亿人口而崩溃，也决不会因只有12亿人口而使人口压力得到解决，马上实现现代化。在一定范围内，人口数量多少与人口问题严重与否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线性相关关系。日本、香港、甚至中国南方沿海地区，人们更有效地利用了各种能够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资源，而这些资源中，人力资源作为一种难以替代的、具有高度能动性的因素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人力资源的充分开发利用，不仅做到了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且极大拓展了这些国家和地区在既定自然资源基础上对人口的载容量。
人力资源能否发挥促进经济增长的决定性作用，关键是人力资源开发是否和经济发展相匹配，即人力资源投资收益率。教育经济理论研究证明，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阶段与人力资源开发的不同层次相对应，只有符合层次匹配原理，才能发挥人力资源的高度能动作用。由于人均GDP能更好地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因此，笔者以人均GDP为杠杆来分析人力资源开发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学术界流行的分析标准是根据人均GDP的规模，把经济发展水平分为四个阶段。人均GDP达到500-800美元为第一阶段，任务是完成工业化前的人力资本积累，因此以普及初等教育为重点；人均GDP达到800-1500美元为第二阶段，任务是凭借较高的劳动者素质和较低成本，获取比较优势，完成农业社会向工业化社会过渡，因此以职业教育和培训为重点；人均GDP达到1500—3000美元为第三阶段，任务是依靠知识和技能的积累，依靠自主创新，初步形成现代化工业体系，因此以中学后教育多样化和建立高技能培训体系为重点；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以上为第四阶段，任务是人的全面发展，以适应日新月异的社会变化需要，因此以建立开放的终身教育体系为重点。
中国经济发展和职业教育的关系和上述理论基本一致。20世纪50-70年代，小学人口存量大于高中人口存量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这与中国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有关，由于这一时期经济增长主要靠资本投入拉动，产业以劳动密集型为主。到了20世纪80-90年代，中国人均GDP在400-1000美元之间，因此人口存量与物质资本组成的生产投入当中，以受过9年左右教育的初中文化程度人口与资本的组合能够较为接近生产可能性边界。20世纪90年代末到2004年，中国人均GDP在1000-1500美元之间，按理论，中国应该处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时期，由于中国农村人口基数太大，城市化相对滞后，并没有完成这一任务。2005年人均GDP 1703美元，中国已步入第三阶段。党中央国务院也高屋建瓴地提出了创建创新型国家，初步建成现代化工业体系，发展多样化的中学后教育和建立高技能培训体系。
然而，具体应该优先发展哪种教育形态呢?
教育经济学研究证明大学人口存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最弱。除了教育投入产出效率的原因外，可能还与大学教育存在的一些问题有关。如，由于经济机会不充分，接受了大学教育者往往学非所用，在大学教育投资可能成为资源浪费；严格的户籍制度，地方城市政府对外来人才的严格限制，严重阻碍了大学人口存量的自由流动，影响了大学人口存量资源配置的效率；人事制度的刚性化及人才流动人为障碍，使很多高级人才合理流动配置受到限制，尖端技术创新受到抑制。高教体制改革的相对滞后，存在过高的运行成本和由于监督和激励机制欠缺产生的较为广泛的败德危机也导致了资源浪费。
而对这样的人口现状，我们提出的增加全民教育存量的对策是加强对基础教育的财政投入，允许高等教育市场化、产业化。虽然国家教育财政和投入在逐年提高，但由于投入结构的不合理，基础教育的发展仍然缺少动力。在全国财政预算内教育事业和基建支出构成中，高等学校的比重一直上升，农村初级中学的比重却有所下降。目前我国农村表面上看达到了“普九”，但“普九”荣光的背后问题多多，其中农村初中辍学率仍然很高。在全国财政预算内事业和基建支出构成中，高等教育所占比重持续上升，基础教育所占比重持续下降。例如，1999-2001年，高等教育从21.79%上升到25.17%。而初级中学却从1997年的20.49%下降到2002年的17.63%，其中2000年16.89%。虽然农村是普及9年义务制教育的重点，但农村初级中学预算内教育事业和基建支出的构成，却一直徘徊在10%左右。小学预算内教育事业和基建支出构成近年有所上升，但增长幅度很小，而且在各年还有所波动。如1997年为20.27%，2002年仅增长为21.12%。[11]
如果以2002年中央所属高等学校生均预算内教育经费支出为准，那么，一个大学生的教育经费支出，就相当于20.1个地方所属农村初中生和23.9个农村小学生的生均教育经费支出。因此，在财力有限的情况下，国家应该将主要的教育经费投入到基础教育上来，增加义务教育的投入比重。相应对高等教育则应实施市场化和产业化政策，一方面是因为高等教育具有创收能力，另一方面让其竞争，以提高教学质量和整体水平。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教育投入结构普遍采用上述模式，运行效率很高，运行质量也比较满意。
针对提高农村劳动力资源利用率，我国政府也下了很多工夫，但更多的是提供农业技术培训。以往政府扶贫行动中的科技推广和农业技术培训项目无疑有改善人力资源的作用。但是，这些项目更多的仅仅是单项技能的培训，例如某种果树的栽培或某类动物的饲养技术等，一旦市场需求变化，这些技能很可能就迅速贬值甚至失去用武之地。若要从本质上提高农村劳动力利用率和效率，就需要注重对知识的培养，提高劳动者的应变能力。这意味着政府必须投资于贫困人口的成人补习和终身教育事业，使现有劳动者得以不断补充和更新基础知识，从而增强自身的可塑性，增加重新选择创业或就业的能力。最近北京大学针对校内3000多名农民工创办了为期三年的“平民大学”教学实验，为农民工提供如维权、科学生活等通识教育服务。[12]虽然实验还没结束，不好评价，但笔者认为值得推广。农村劳动力教育更多的应该进行灵活的、生动活泼的通识教育以吸引他们自愿参加的同时，加强职业技能教育、职业价值观教育。
〔参考文献〕
［１］课题组.从人口大国迈向人力资源强国——中国教育与人力资源问题报告[R].教育发展研究2003(03)
［２］汪村.竞争力研究与评价的多维视野[J].http://www.zgxxb.com，2007-0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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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李成刚.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布[N].中国经济时报，2006-3-17(001).
［11］张翼.教育财政投入的五大问题[J].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4-07-15(003).
［12］施芳，童舟.[N].人民日报，2006-07-04(011).
（责任编辑：郭德侠）
Raising the Utilization Ratio of Labor Resources
—By View of the Population Economical Constitute
FAN Tuo-yuan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eijing,
Beijing 100083, China)
Abstract: To convert the population pressure into advantage of human resource is the key factor for the modernization of our country. The thesis analyzed the relation of the population educational deposit and the labor resources, pointing out that by raisingthe population educational deposit is the best path to enhance the human resource deposit.
Key words: labor resources; population educational deposit; the unilization ratio of resour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