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学校园的文化风景，正在现代化的名义下得到整容。新建筑层出不穷，而旧建筑也在被不断刷新。从北大、清华到复旦和交大，以及广州、上海等地的远郊大学城，校园硬件设施的增长，达到了史无前例的程度。但此举对提升学校质量和国际排名，似乎没有实质性的推进，相反，它成为一件华丽的文化假领，阻止了大学行政官员的自我反省。
　　中外大学校园景观的诸多差异，乃是许多有过西方生活经验的学者的议论焦点。例如，西方校园建筑风格的美丽、典雅和深邃，为中国校园所望尘莫及。跟剑桥和牛津大学之类的学校相比，中国校园建筑历史短浅，又多千篇一律，造型死板，风格单调沉闷。现代化运动兴起之后，建筑物立面变得日益光鲜，却罕有可资继承的文脉。北大自我夸耀的“燕园”，是少数几座有人本主义特色的园区之一，但它不过是原燕京大学的校址，所谓北大的历史风景，没有一处属于自己。相反，在现代性的冲击下，旧燕园的建筑文脉也在逐渐消失，变得踪迹难觅。上海松江大学城的华东政法大学建筑，继承原校区（圣约翰大学）的风格，设计稿上有着哥特式的尖顶，却被有关部门以酷似宗教建筑的理由枪毙。现在它们站立在松江张家滨畔，犹如一尊尊刑天式的无头身躯。在校园建筑史上，遍布着这种令人遗憾的反面例证。
　　中国高校多有互相克隆的超级政治塑像，但西方校园通常只有一些小型雕塑，材质从青铜到大理石，而且多是造型独特的艺术杰作。雕塑不仅是一种景观，而且是重大文化事件的象征。优秀的大学并非只是思想教育的基地，更应当是人本主义精神的策源地。校园雕塑的普遍缺席，意味着为扩招而疲于奔命的中国大学，尚未推动这项文化基业的建构。
　　自由交流平台是西方大学的命脉，但中国大学校园却缺乏这类公共空间。20世纪80年代，它们曾以廉价小吃店的形式，活跃于学校的后门之外，由此构成了独特的“后门文化”景观。但那些廉价饭店如今多被“整顿”掉了，沦为令人感伤的记忆。扩招后的新校区，在仔细地剔除了各种生活场所（如廉价的小吃店、咖啡屋或冷饮店)之后，也被迅速修道院化，成为外观美丽的精神禁闭室。除了教室、食堂和图书馆，学生缺乏自由交流的公共平台，更没有私密交流的场所。我们甚至无法判断，当整个校园里布满电子眼时，仅剩的人本主义思想，究竟还有多少自由生长的余地?
　　中西校园景观的另一个明显区别，在于我们拥有太多的高音喇叭和电子公告牌，由此成为图像和声音的双重噪源，并制造出严重的校园信息污染。而在哈佛、普林斯顿和麻省理工等著名学府，宁静才是校园的本质。所有的思想风暴，都保持了缄默的风度。但正如中国人喜欢在公共场所大声喧哗一样，大学行政领导，也热衷于发出权力的声音，它听起来就像是乡村拉线广播的历史延续。在21世纪的现代化进程中，这种校园行政恶俗，得高新科技的赞助而大肆泛滥。
　　一个更耐人寻味的差异还在于，中国大学校园没有墓地。学校只是学习工作的“单位”，师生跟学校之间，从未建立过生命级的关联。以耶鲁大学校园墓地为例，凡是跟耶鲁有缘的学人，都有在这里下葬的权利。死者们热爱自己的母校，希望死后长眠于此，以完成精神和肉身的双重回归。阳光下的墓地宁静而典雅，到处是怒放的鲜花，时而有学生在这里散步，从死亡的气息中探寻生命的奥义，甚至还有恋人在其间谈情说爱。教堂和墓地都跟信仰密切相关，于是，这两种事物便成了校园精神的坚实根基。
　　中国校园的围墙，也是全球独有的建筑风景，它们看起来就像是长城母亲繁殖出来的子孙，象征着官方办校的集权理念。它不仅阻拦校园和社会的沟通，也在校区内制造隔膜和对立。一位台湾校长曾经告诉我，他的办学理念只有两个字——“服务”，但大陆的书记们却热衷于另外两个字——“管理”。从“管理”到“服务”，表面上只有半厘米之遥，其实却有百年以上的差距。正是基于管理和管制的权力理念的支配，教师和学生的主人身份被剥夺，行政人员丧失服务精神，态度傲慢，效率低下，漠视、呵斥甚至打骂教师的事件，层出不穷。这种以师生为敌的风尚，根植于高校行政的制度性疾病。拆除这堵拦截人本精神的围墙，正是当今大学领导人所面临的严峻使命。
　　（摘自《中国新闻周刊》）
　　责任编辑 萧 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