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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中存在短缺的悖论。”这是麦肯锡历经1年时间与83位来自加拿大、德国、美国、韩国、澳大利亚等国家的人力资源专业人士进行访谈后，对中国每年300多万大学毕业生就业状况的评价。
在这份半年前因为宣称“只有10％的中国大学毕业生胜任跨国公司工作”而引起轩然大波的报告中，麦肯锡其实还有着更深入的分析。比如报告指出，中国大学生有33％是学工程的，而工业大国德国只有20％，印度则只有4％。然而，中国工程类职位的求职者存在的主要缺点是教育体系偏重理论，中国大学毕业生缺乏参与项目或团队协作的实际经验。麦肯锡认为，这些差异导致适于在跨国公司中工作的中国年轻工程师的数量仅占“人才”总数的10％。同样符合这一比例的，还包括财务人员、会计师、定量分析师、通用类人才、生命科学研究员、医生等岗位。由此麦肯锡警告说，中国国内培养的人才隐现短缺，对目前在华跨国公司和日渐增多的胸怀全球的中国企业将产生严重的影响。
这份盛世危言只是告诉了我们一个大多数人都心知肚明的事实。事实上，早在1 990年代，一批有远见的跨国公司就开始逐步参与到“改造中国学生的学习”的事业之中。只不过，这种工作被冠以跨国公司作为“企业公民”支持中国教育事业和回报社会的美誉。
但是，跨国公司改造我们的学习，仅仅是为了未雨绸缪培训和选拔员工，积蓄各层次的后备力量吗？诚然，跨国公司不是政治集团，他们在输入一个整体的文化体系，谋求的是更长期且可持续的利益。
全面介入与重点引导
6月13日，一整个下午，张利一直都是笑容满面。他为西门子与华东理工大学共同建设的自动化技术实验中心得到中国教育部的赞赏而高兴。
这个实验中心建立于2005年，采用了西门子最先进的控制技术，融合了西门子全集成自动化(TIA)理念。一方面服务于学校的正常教学，另一方面的作用是科研开发、技术交流和为学生提供社会实践的机会。
作为西门子自动化与驱动集团组织发展部的总经理，张利坚持认为，人是现代化企业里最重要的资产，而大学则是最稳定的人才库。“对人才的重视一直是西门子公司的传统。”他说，自西门子于1994年正式成立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以来，已经与国内数十家高校进行多层次、多领域的合作，包括捐赠实验设备、为学生提供实习机会、联合建立实验室、资助课题、协助教材编写、资助教研活动和教学改革等等。
“理工科大学有相当一部分学生，毕业后会进入我们这样的企业。企业能够拿出一部分资源来支持高校教育和人才培养，既可以为高校优化教育环境，也可为企业储备人才库。”张利对《商务周刊》说，“这就是双赢。”
事实上，像西门子这样与中国各类学校开展合作的跨国公司还有很多。截止到2005年底，有来自14个国家和地区的97家跨国公司，与我国36所“211”工程重点高校共同成立了202家联合研发机构，包括联合实验室、研发中心、技术中心等，其中2005年底前已投入运行的有190家，分布在北京、上海、哈尔滨等17个城市。
如果说早期跨国公司对中国教育的支持还主要是提供资金和硬件设备，那么1998年算是一个分水岭。这年11月，微软公司投巨资在北京成立微软中国研究院，并于2001年11月1日正式更名为微软亚洲研究院。该院的一个主要职能，就是代表微软公司支持中国教育事业。成立的前5年，作为“微软长城计划”的具体实施者，研究院为中国高校捐赠了价值达3000万元人民币的软件——尽管仍是捐助，但这家IT巨头很快就获得了收益。在首任院长李开复这面大旗的非凡号召力下，微软中国研究院成为无数中国大学计算机系学生挤破头想奉献聪明才智的圣地。
此后，英特尔、摩托罗拉等跨国公司纷纷开始以公司培训、技术培训及合作实验室项目等方式，参与到中国的教育事业之中。这其中的公司培训，通常为跨国公司培训在各国的员工，同时也培训一些终身学习者、供应商与顾客。
而另一些制造业跨国公司则相对更侧重技术培训。1994年开始，丰田公司为向中国汽车维修学校传授其先进技术，将T—TEP(丰田技术教育)项目引入中国的职业教育体系。12年中，随着T—TEP项目的日趋成熟及其在中国影响的不断扩大，目前天津、河北、河南、上海、广东、福建、云南等省市已经建有20所T—TEP学校。
“丰田是技术教育和培训服务相当成功的提供者，仿效者在中国会越来越多。”教育部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周满生说。
事实上，从高等教育到职业教育再到初级教育，从技术培训到社会教育，如今跨国公司不仅在合作方式和规模上有了新突破，而且开始全面介入中国各阶段和各层面的教育领域。
4月12日，来自上海、江苏、山东、江西、四川等省市的30多名环保官员、企业代表、非政府组织代表以及400多名师生，参加了为期3天的同济一汇丰环境与可持续发展未来领导人研修班。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首任执行董事莫里斯·斯特朗(Maurice Strong)和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理事长曲格平教授受邀担任主讲。
“作为国际金融集团，汇丰一直将促进环保事业作为一个重要使命。”汇丰中国业务总裁翁富泽在论坛上高调指出，汇丰在中国已有140多年的历史，希望通过设立该研修班，帮助提高人们对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认知。
事实上，支持教育是汇丰的一个传统。目前，汇丰在中国内地支持的教育项目涵盖大学、中学、幼儿及特殊教育。据汇丰中国介绍，在大学阶段，汇丰自去年3月起参与赞助大学生自主创业计划(SIFE)，鼓励大学生参与社会实践，运用金融知识帮助社区。该计划涵盖全球28个国家和地区，在中国内地目前有52所院校的学生参与SIFE项目；在中学阶段，汇丰与“国际青年成就组织”(Junior Achievement)合作，在北京、上海部分高中开展经济学教育，帮助他们了解金融常识。项目开展的第一学期，已有近30位汇丰员工为6所中学的300名学生担任志愿教师，教授经济学基础知识；在幼儿阶段，汇丰赞助“比比与朋友”计划，在上海市140家幼儿园陆续开展幼儿情商教育。
索尼公司也针对中国设计了从“索尼探梦”到“大学生电子设计大赛”的一系列教育支持项目，涵盖从小学到大学的各个教育层面。索尼斥资3000万美元在北京东方广场建造的“索尼探梦”科技乐园，无疑是中国最领先的中小学生科普场所之一，运行5年来，参观人数已超过50万人。而“大学生电子设计大赛”和“索尼奖学金”都已成功运行了10年，共有39000名大学生参与了电子设计大赛，受到“索尼奖学金”资助的学生超过1000名，获得资助的金额达600余万元。
全覆盖的教育支持似乎是那些在中国拥 有终端产品和服务的跨国公司的偏好，IT等专业技术类跨国公司对中国教育的最大影响则在教材设计、师资培训和基于自身平台的技术合作和转移上。
1997年，中国电子科技大学与世界最大的数字信号处理器(DSP)生产商美国德州仪器合作成立“UESTC-TI DSP”实验室。当年，电子科技大学就向其研究生和本科生提供了“DSP”技术课程。其中“数字信号处理”课程还获得了全国首批国家级精品课程的荣誉。
2000年，为响应教育部“精品课程建设”精神，支持高等学校计算机课程建设，教育部与微软亚洲研究院合作实施“教育部一微软精品课程”建设项目。当年10月，北京大学信息学院从事操作系统课程教学的教师开始与微软研究院共同组成“Windows操作系统原理”教材写作班子。目前，一套围绕微软Windows操作系统的教学平台已基本建立，包括三本教材和一套教学课件。据微软亚洲研究院统计，全国现有数十所高等学校采用这些教材作为教学参考书。
“从宏观上来看，借助跨国企业的资金、设备和技术理念，中国各类教育机构可实现消化和再创新，同时他们也带来了国际上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思维方式。”周满生说。但显然，与硬件和资金的提供不同，跨国公司支持中国教育的活动已明显具有导向性，其中的一些企业甚至开始从技术平台、商业价值观和思维方式等方面引导中国学生。
从影响孩子做起
在英国石油公司(BP)的帮助下，北京东直门中学的孩子们开始学着用自己的眼睛观察纷繁的世界。
“瞧!北京的大杂院太狭窄，生活太拥挤了。”一个孩子为了表达自己的感受，抓拍到了大杂院里一个鸟笼子。在随后召开的一次模拟听证会上展示调查结果时，这个孩子举着照片说：“住在胡同里的居民就像笼子里的鸟，太憋屈了。”
“不管这个胡同拆不拆迁，我会永远关注那些充满渴望的百姓。”最后，这个十几岁的孩子动情地对他的历史老师朱培红说。
在模拟听证会上，事先被分成政府官员、房地产开发商、胡同居民、环保专家、城市规划专家、社会学家等角色的孩子们，就胡同拆迁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朱培红老师回忆说，模拟听证会上，孩子们非常投入，一个女孩子下了课还追着扮演房地产商的学生，气愤地说：“你就是奸商，惟利是图!”
2001年9月，东直门中学成为“中国中小学绿色教育行动”项目(EEI)的北京试点学校之一。该项目是BP公司联合中国教育部和世界自然基金会(WWF)于9年前共同推出的，也是中国教育部门与跨国公司和国际非政府组织的首次合作。9年来，该项目已覆盖中国23个省、市、自治区，86所中小学校成为试点学校，在21所高校建立了环境教育研究中心，其中有19个在重点师范大学，为全国近5000名教研员进行了可持续发展教育理论与方法的培训。
作为一个国际合作的教育项目，在成立之初，EEI就明确宣称，其主旨是要将环境教育和可持续发展教育融入中国正规的中小学课程中。最具里程碑意义的成果是2003年11月教育部正式颁发的《中小学环境教育实施指南(试行)》，这是中国第一份国家级环境教育指导文件。它确保了环境教育成为新的国家义务教育课程中一个必要的组成部分，并将对全国近2亿接受义务教育的中小学生产生积极的影响。
“教育部在《指南》形成过程中主要是一个组织和指导的作用，而BP和世界自然基金会则给予了资金、学术和调研上的支持。”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副司长朱慕菊对这种三方合作开发的模式非常赞赏。
“中国中小学绿色教育行动”项目借鉴了西方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不仅强调学生对有关环境知识的掌握和能力的发展，更加重要的是培养学生亲身参与环境教育过程中所得到的个人体验以及正确价值观的树立。为此，2003年11月，世界自然基金会还向中国教育部颁发了政府奖——“献给地球礼物”。
事实上，这个礼物不仅对地球影响很大，对中国孩子的心智影响更大。
“通过启发式教育，独立个性思维方式开始在孩子心里生根发芽。这是原先的教材和书本难以引导的。”朱培红对《商务周刊》说。
东直门中学的学生们举行的“听证会”，尽管不会做出一份专业的环境评价报告，也不会产生任何具有法律效力的行政决策，但孩子们的思想和行动最终还是引起了北京市东城区政府的注意。据说，学生们调研过的那个胡同，政府决定暂时不拆了。中学生的新思维不仅引起了社会的实质关注，而且也锻炼了自身批判性思考能力——听证会上，孩子们甚至提出“拿什么做标准来衡量社会公平?”这样深刻的话题。
2004年1月的一天，国家出台了新的拆迁法规，这本是孩子们以前从来不关心的事，可那天一个学生拿着报纸四处对同学们说：“拆迁有法可依了……”
“过去我们告诉学生，你要爱祖国、爱人民，这种套话孩子们会抵触。现在通过新式的教学活动，让他们去关注和感受城市变化，这样他们能不爱祖国、爱首都吗?关心拆迁的孩子能不爱人民，能不具有社会责任感吗?”朱培红老师对《商务周刊》说。
教育开放的权衡
跨国公司对中国教育影响的逐步深入，显然是国家鼓励引进外国优质教育资源政策的结果。
中国教育部官员指出，中国已经建起了一个基本适应现代化建设需要的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教育体系，目前全国各级各类学校在校学生2．5亿人，教师1276万人。在人均GDP刚刚达到1700美元的中国，能够实现如此规模的现代教育体系，与中国教育的开放进程密不可分。
中国的教育开放是从国际组织和教育机构开始的。1971年10月，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以及其下属组织的合法地位后，随即恢复了部分教育国际交流活动。1977年，国家拨付紧缺外汇10万美元，指示驻外使领馆购买美、英、法、日等发达国家的教材，并建立了外国教材讲义交流中心。到1978年2月，引进的外国教材达到2200册，其中小学占15％，中学占20％，大学占65％。
1980年，中国政府恢复了在世界银行的合法地位，1981年使用的世界银行第一笔贷款就用于教育项目，并加快和拓展了教育开放的速度和广度。同年，美国普林斯顿教育考试服务处(ETS)访华，与教育部学生司讨论在中国举办大学英语“托福”(TOEFL)和研究生资格(GRE)考试问题，次年签订正式协议。
中外合作办学则始于1980年代，第一个中外合作办学机构是经国务院批准于1986年9月成立的南京大学一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1988年经国家教委批准，德国歌德学院在北京外国语学院建立歌德学院北京分院。但此时，跨国公司等非教育机构还没有参与中国教育合作的正式途径。
直到《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实施意 见》(1994年)出台，其中提及“国家欢迎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和外国友好机构和人士按照我国法律和教育法规，来华捐资办学或合作办学”。1995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重申了“国家鼓励境内、境外社会组织和个人捐资助学”的精神。此后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1995—1999年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22所国内大学先后与美、澳、法等国家的大学，在工商管理(MBA)等学科领域进行合作，非学历教育合作办学机构数量更多。也就在这一阶段，“校企校”模式开始出现。
郑州大学西亚斯国际学院是中国教育国际化进程中的一个关键点。西亚斯国际学院成立于1998年，由美国西亚斯集团投资，与郑州大学和美国堪萨斯州州立大学合办，引进美国教学、管理模式和教师教材，它是国内第一所中美合作、美方独资，并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可实施境外学士学位教育合作项目的全日制本科院校。此后另一个成功的中外合作办学案例就有了跨国公司的身影，即有法国施奈德公司、标致公司和雪铁龙公司共同参与的武汉汽车工业大学。
按《中外合作办学条例》规定，申请设立本科以上高等学历教育的中外合作办学，由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审批；专科和非学历高等教育的合作，由设立机构所在地的省级人民政府审批；中等学历教育和自学考试助学、文化补习、学前教育等，亦由省级教育部门审批；申请设立实施职业技能培训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地方政府的劳动部门审批即可。
由此可以看出，只有学历教育等一少部分办学的审批权在国家教育部。“更多的教育合作项目，要么是纯市场行为，要么是地方政府和其他国务院部委审批。”周满生说，“这样的管理体制无疑也促进了跨国公司在中国教育事业的快速和多样化的渗入。”
2001年中国加入WTO前后，由于教育服务即将进一步开放，一些大型跨国公司也进一步提高了与中国教育的合作深度。按照中国政府的承诺，外资合作办学者除不得举办实施义务教育和实施军事、警察、政治等特殊性质教育的机构外，可以合作举办各级各类教育机构，并鼓励在高等教育、职业教育领域开展中外合作办学。
微软“长城计划”实施仅两年后，已与国内60余所高校在学术交流、研究合作、教师培训、教材编写、义务授课、人才培养、软件学院支持等方面开展广泛的学术交流与合作。此时，他们的中国高管也更善于同中国政府部门和官员打交道。这其中较突出者就是2000年接任微软亚洲研究院主管的张亚勤博士。
在张亚勤的努力下，2001年4月，微软作为国内第一家外资公司，由人事部批准成立“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按照协议，微软中国研究院负责为进站博士提供研究环境，协助开展面向信息技术领域的基础性研究，帮助博士后参与现有的各科研项目的研究，除对专业学术领域进行指导外，还将对进站博士后的研究方法论和方式进行特别指导。
编写教材，参与教学改革，提供技术研发平台，植入商业理念，宣传社会责任，参与中国的教育与培训，不仅成为跨国公司树立“企业公民”形象的主打项目，也在潜移默化中改造着中国人的学习。
“中国的中小学生需要开拓思维，大学毕业生需要提高质量，已经参加工作的技术人员和工商业人士乃至企业家亟须更新知识，因此，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普通教育、继续教育、职业教育甚至终身教育的新体系势在必行。”周满生认为，外国教育资源的进入，客观上可以满足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和教育多样化、国际化的多层次需求，“特别是国外大企业参与培训市场，尤其是高层次应用人才的培训，将会促进中国教育与培训市场的发展与成熟，有利于中国国际性人才的培养”。
在这一浪潮中，担忧也油然而生。这种忧虑至少包含三个方面：跨国公司通过参与教育和培训，吸引走中国的高素质优秀人才；跨国公司通过技术培训和提供开发平台，将中国的技术人才捆绑于其技术轨道之上，不利于自我研发；由于教育的内容涵盖对历史的认知、文化价值观、社会价值观以及道德价值观的树立等，跨国公司的渗透将损害中国教育事业的独立性和自主性。
“要了解跨国公司对中国教育的影响，需要把这个问题放置到全球化和教育事业的国际化大框架中去探讨，因为跨国公司不仅是全球化的产物，更是可被用来进一步推进全球化进程的先锋力量。”美国波士顿学院国际高等教育研究中心主任菲力普·G·阿尔特巴克在接受《商务周刊》采访时指出，这种担忧不是杞人忧天，但更不应因咽而废食。
“跨国公司给中国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信息，让中国的教育体制拥有了更多的自由，更开放，这些显然有利于中国经济的成功和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这位国际著名教育学家说，如何既能体现全球化趋势下教育国际化的需求，又能保持本国教育事业的独立性和自主性，这是政府、教育部门和每个教育利益相关者的共同责任——说到底，不管跨国公司做什么，我们终究要改造我们的学习。
在这份半年前因为宣称“只有10％的中国大学毕业生胜任跨国公司工作”而引起轩然大波的报告中，麦肯锡其实还有着更深入的分析。比如报告指出，中国大学生有33％是学工程的，而工业大国德国只有20％，印度则只有4％。然而，中国工程类职位的求职者存在的主要缺点是教育体系偏重理论，中国大学毕业生缺乏参与项目或团队协作的实际经验。麦肯锡认为，这些差异导致适于在跨国公司中工作的中国年轻工程师的数量仅占“人才”总数的10％。同样符合这一比例的，还包括财务人员、会计师、定量分析师、通用类人才、生命科学研究员、医生等岗位。由此麦肯锡警告说，中国国内培养的人才隐现短缺，对目前在华跨国公司和日渐增多的胸怀全球的中国企业将产生严重的影响。
这份盛世危言只是告诉了我们一个大多数人都心知肚明的事实。事实上，早在1 990年代，一批有远见的跨国公司就开始逐步参与到“改造中国学生的学习”的事业之中。只不过，这种工作被冠以跨国公司作为“企业公民”支持中国教育事业和回报社会的美誉。
但是，跨国公司改造我们的学习，仅仅是为了未雨绸缪培训和选拔员工，积蓄各层次的后备力量吗？诚然，跨国公司不是政治集团，他们在输入一个整体的文化体系，谋求的是更长期且可持续的利益。
全面介入与重点引导
6月13日，一整个下午，张利一直都是笑容满面。他为西门子与华东理工大学共同建设的自动化技术实验中心得到中国教育部的赞赏而高兴。
这个实验中心建立于2005年，采用了西门子最先进的控制技术，融合了西门子全集成自动化(TIA)理念。一方面服务于学校的正常教学，另一方面的作用是科研开发、技术交流和为学生提供社会实践的机会。
作为西门子自动化与驱动集团组织发展部的总经理，张利坚持认为，人是现代化企业里最重要的资产，而大学则是最稳定的人才库。“对人才的重视一直是西门子公司的传统。”他说，自西门子于1994年正式成立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以来，已经与国内数十家高校进行多层次、多领域的合作，包括捐赠实验设备、为学生提供实习机会、联合建立实验室、资助课题、协助教材编写、资助教研活动和教学改革等等。
“理工科大学有相当一部分学生，毕业后会进入我们这样的企业。企业能够拿出一部分资源来支持高校教育和人才培养，既可以为高校优化教育环境，也可为企业储备人才库。”张利对《商务周刊》说，“这就是双赢。”
事实上，像西门子这样与中国各类学校开展合作的跨国公司还有很多。截止到2005年底，有来自14个国家和地区的97家跨国公司，与我国36所“211”工程重点高校共同成立了202家联合研发机构，包括联合实验室、研发中心、技术中心等，其中2005年底前已投入运行的有190家，分布在北京、上海、哈尔滨等17个城市。
如果说早期跨国公司对中国教育的支持还主要是提供资金和硬件设备，那么1998年算是一个分水岭。这年11月，微软公司投巨资在北京成立微软中国研究院，并于2001年11月1日正式更名为微软亚洲研究院。该院的一个主要职能，就是代表微软公司支持中国教育事业。成立的前5年，作为“微软长城计划”的具体实施者，研究院为中国高校捐赠了价值达3000万元人民币的软件——尽管仍是捐助，但这家IT巨头很快就获得了收益。在首任院长李开复这面大旗的非凡号召力下，微软中国研究院成为无数中国大学计算机系学生挤破头想奉献聪明才智的圣地。
此后，英特尔、摩托罗拉等跨国公司纷纷开始以公司培训、技术培训及合作实验室项目等方式，参与到中国的教育事业之中。这其中的公司培训，通常为跨国公司培训在各国的员工，同时也培训一些终身学习者、供应商与顾客。
而另一些制造业跨国公司则相对更侧重技术培训。1994年开始，丰田公司为向中国汽车维修学校传授其先进技术，将T—TEP(丰田技术教育)项目引入中国的职业教育体系。12年中，随着T—TEP项目的日趋成熟及其在中国影响的不断扩大，目前天津、河北、河南、上海、广东、福建、云南等省市已经建有20所T—TEP学校。
“丰田是技术教育和培训服务相当成功的提供者，仿效者在中国会越来越多。”教育部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周满生说。
事实上，从高等教育到职业教育再到初级教育，从技术培训到社会教育，如今跨国公司不仅在合作方式和规模上有了新突破，而且开始全面介入中国各阶段和各层面的教育领域。
4月12日，来自上海、江苏、山东、江西、四川等省市的30多名环保官员、企业代表、非政府组织代表以及400多名师生，参加了为期3天的同济一汇丰环境与可持续发展未来领导人研修班。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首任执行董事莫里斯·斯特朗(Maurice Strong)和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理事长曲格平教授受邀担任主讲。
“作为国际金融集团，汇丰一直将促进环保事业作为一个重要使命。”汇丰中国业务总裁翁富泽在论坛上高调指出，汇丰在中国已有140多年的历史，希望通过设立该研修班，帮助提高人们对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认知。
事实上，支持教育是汇丰的一个传统。目前，汇丰在中国内地支持的教育项目涵盖大学、中学、幼儿及特殊教育。据汇丰中国介绍，在大学阶段，汇丰自去年3月起参与赞助大学生自主创业计划(SIFE)，鼓励大学生参与社会实践，运用金融知识帮助社区。该计划涵盖全球28个国家和地区，在中国内地目前有52所院校的学生参与SIFE项目；在中学阶段，汇丰与“国际青年成就组织”(Junior Achievement)合作，在北京、上海部分高中开展经济学教育，帮助他们了解金融常识。项目开展的第一学期，已有近30位汇丰员工为6所中学的300名学生担任志愿教师，教授经济学基础知识；在幼儿阶段，汇丰赞助“比比与朋友”计划，在上海市140家幼儿园陆续开展幼儿情商教育。
索尼公司也针对中国设计了从“索尼探梦”到“大学生电子设计大赛”的一系列教育支持项目，涵盖从小学到大学的各个教育层面。索尼斥资3000万美元在北京东方广场建造的“索尼探梦”科技乐园，无疑是中国最领先的中小学生科普场所之一，运行5年来，参观人数已超过50万人。而“大学生电子设计大赛”和“索尼奖学金”都已成功运行了10年，共有39000名大学生参与了电子设计大赛，受到“索尼奖学金”资助的学生超过1000名，获得资助的金额达600余万元。
全覆盖的教育支持似乎是那些在中国拥 有终端产品和服务的跨国公司的偏好，IT等专业技术类跨国公司对中国教育的最大影响则在教材设计、师资培训和基于自身平台的技术合作和转移上。
1997年，中国电子科技大学与世界最大的数字信号处理器(DSP)生产商美国德州仪器合作成立“UESTC-TI DSP”实验室。当年，电子科技大学就向其研究生和本科生提供了“DSP”技术课程。其中“数字信号处理”课程还获得了全国首批国家级精品课程的荣誉。
2000年，为响应教育部“精品课程建设”精神，支持高等学校计算机课程建设，教育部与微软亚洲研究院合作实施“教育部一微软精品课程”建设项目。当年10月，北京大学信息学院从事操作系统课程教学的教师开始与微软研究院共同组成“Windows操作系统原理”教材写作班子。目前，一套围绕微软Windows操作系统的教学平台已基本建立，包括三本教材和一套教学课件。据微软亚洲研究院统计，全国现有数十所高等学校采用这些教材作为教学参考书。
“从宏观上来看，借助跨国企业的资金、设备和技术理念，中国各类教育机构可实现消化和再创新，同时他们也带来了国际上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思维方式。”周满生说。但显然，与硬件和资金的提供不同，跨国公司支持中国教育的活动已明显具有导向性，其中的一些企业甚至开始从技术平台、商业价值观和思维方式等方面引导中国学生。
从影响孩子做起
在英国石油公司(BP)的帮助下，北京东直门中学的孩子们开始学着用自己的眼睛观察纷繁的世界。
“瞧!北京的大杂院太狭窄，生活太拥挤了。”一个孩子为了表达自己的感受，抓拍到了大杂院里一个鸟笼子。在随后召开的一次模拟听证会上展示调查结果时，这个孩子举着照片说：“住在胡同里的居民就像笼子里的鸟，太憋屈了。”
“不管这个胡同拆不拆迁，我会永远关注那些充满渴望的百姓。”最后，这个十几岁的孩子动情地对他的历史老师朱培红说。
在模拟听证会上，事先被分成政府官员、房地产开发商、胡同居民、环保专家、城市规划专家、社会学家等角色的孩子们，就胡同拆迁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朱培红老师回忆说，模拟听证会上，孩子们非常投入，一个女孩子下了课还追着扮演房地产商的学生，气愤地说：“你就是奸商，惟利是图!”
2001年9月，东直门中学成为“中国中小学绿色教育行动”项目(EEI)的北京试点学校之一。该项目是BP公司联合中国教育部和世界自然基金会(WWF)于9年前共同推出的，也是中国教育部门与跨国公司和国际非政府组织的首次合作。9年来，该项目已覆盖中国23个省、市、自治区，86所中小学校成为试点学校，在21所高校建立了环境教育研究中心，其中有19个在重点师范大学，为全国近5000名教研员进行了可持续发展教育理论与方法的培训。
作为一个国际合作的教育项目，在成立之初，EEI就明确宣称，其主旨是要将环境教育和可持续发展教育融入中国正规的中小学课程中。最具里程碑意义的成果是2003年11月教育部正式颁发的《中小学环境教育实施指南(试行)》，这是中国第一份国家级环境教育指导文件。它确保了环境教育成为新的国家义务教育课程中一个必要的组成部分，并将对全国近2亿接受义务教育的中小学生产生积极的影响。
“教育部在《指南》形成过程中主要是一个组织和指导的作用，而BP和世界自然基金会则给予了资金、学术和调研上的支持。”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副司长朱慕菊对这种三方合作开发的模式非常赞赏。
“中国中小学绿色教育行动”项目借鉴了西方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不仅强调学生对有关环境知识的掌握和能力的发展，更加重要的是培养学生亲身参与环境教育过程中所得到的个人体验以及正确价值观的树立。为此，2003年11月，世界自然基金会还向中国教育部颁发了政府奖——“献给地球礼物”。
事实上，这个礼物不仅对地球影响很大，对中国孩子的心智影响更大。
“通过启发式教育，独立个性思维方式开始在孩子心里生根发芽。这是原先的教材和书本难以引导的。”朱培红对《商务周刊》说。
东直门中学的学生们举行的“听证会”，尽管不会做出一份专业的环境评价报告，也不会产生任何具有法律效力的行政决策，但孩子们的思想和行动最终还是引起了北京市东城区政府的注意。据说，学生们调研过的那个胡同，政府决定暂时不拆了。中学生的新思维不仅引起了社会的实质关注，而且也锻炼了自身批判性思考能力——听证会上，孩子们甚至提出“拿什么做标准来衡量社会公平?”这样深刻的话题。
2004年1月的一天，国家出台了新的拆迁法规，这本是孩子们以前从来不关心的事，可那天一个学生拿着报纸四处对同学们说：“拆迁有法可依了……”
“过去我们告诉学生，你要爱祖国、爱人民，这种套话孩子们会抵触。现在通过新式的教学活动，让他们去关注和感受城市变化，这样他们能不爱祖国、爱首都吗?关心拆迁的孩子能不爱人民，能不具有社会责任感吗?”朱培红老师对《商务周刊》说。
教育开放的权衡
跨国公司对中国教育影响的逐步深入，显然是国家鼓励引进外国优质教育资源政策的结果。
中国教育部官员指出，中国已经建起了一个基本适应现代化建设需要的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教育体系，目前全国各级各类学校在校学生2．5亿人，教师1276万人。在人均GDP刚刚达到1700美元的中国，能够实现如此规模的现代教育体系，与中国教育的开放进程密不可分。
中国的教育开放是从国际组织和教育机构开始的。1971年10月，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以及其下属组织的合法地位后，随即恢复了部分教育国际交流活动。1977年，国家拨付紧缺外汇10万美元，指示驻外使领馆购买美、英、法、日等发达国家的教材，并建立了外国教材讲义交流中心。到1978年2月，引进的外国教材达到2200册，其中小学占15％，中学占20％，大学占65％。
1980年，中国政府恢复了在世界银行的合法地位，1981年使用的世界银行第一笔贷款就用于教育项目，并加快和拓展了教育开放的速度和广度。同年，美国普林斯顿教育考试服务处(ETS)访华，与教育部学生司讨论在中国举办大学英语“托福”(TOEFL)和研究生资格(GRE)考试问题，次年签订正式协议。
中外合作办学则始于1980年代，第一个中外合作办学机构是经国务院批准于1986年9月成立的南京大学一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1988年经国家教委批准，德国歌德学院在北京外国语学院建立歌德学院北京分院。但此时，跨国公司等非教育机构还没有参与中国教育合作的正式途径。
直到《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实施意 见》(1994年)出台，其中提及“国家欢迎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和外国友好机构和人士按照我国法律和教育法规，来华捐资办学或合作办学”。1995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重申了“国家鼓励境内、境外社会组织和个人捐资助学”的精神。此后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1995—1999年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22所国内大学先后与美、澳、法等国家的大学，在工商管理(MBA)等学科领域进行合作，非学历教育合作办学机构数量更多。也就在这一阶段，“校企校”模式开始出现。
郑州大学西亚斯国际学院是中国教育国际化进程中的一个关键点。西亚斯国际学院成立于1998年，由美国西亚斯集团投资，与郑州大学和美国堪萨斯州州立大学合办，引进美国教学、管理模式和教师教材，它是国内第一所中美合作、美方独资，并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可实施境外学士学位教育合作项目的全日制本科院校。此后另一个成功的中外合作办学案例就有了跨国公司的身影，即有法国施奈德公司、标致公司和雪铁龙公司共同参与的武汉汽车工业大学。
按《中外合作办学条例》规定，申请设立本科以上高等学历教育的中外合作办学，由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审批；专科和非学历高等教育的合作，由设立机构所在地的省级人民政府审批；中等学历教育和自学考试助学、文化补习、学前教育等，亦由省级教育部门审批；申请设立实施职业技能培训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地方政府的劳动部门审批即可。
由此可以看出，只有学历教育等一少部分办学的审批权在国家教育部。“更多的教育合作项目，要么是纯市场行为，要么是地方政府和其他国务院部委审批。”周满生说，“这样的管理体制无疑也促进了跨国公司在中国教育事业的快速和多样化的渗入。”
2001年中国加入WTO前后，由于教育服务即将进一步开放，一些大型跨国公司也进一步提高了与中国教育的合作深度。按照中国政府的承诺，外资合作办学者除不得举办实施义务教育和实施军事、警察、政治等特殊性质教育的机构外，可以合作举办各级各类教育机构，并鼓励在高等教育、职业教育领域开展中外合作办学。
微软“长城计划”实施仅两年后，已与国内60余所高校在学术交流、研究合作、教师培训、教材编写、义务授课、人才培养、软件学院支持等方面开展广泛的学术交流与合作。此时，他们的中国高管也更善于同中国政府部门和官员打交道。这其中较突出者就是2000年接任微软亚洲研究院主管的张亚勤博士。
在张亚勤的努力下，2001年4月，微软作为国内第一家外资公司，由人事部批准成立“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按照协议，微软中国研究院负责为进站博士提供研究环境，协助开展面向信息技术领域的基础性研究，帮助博士后参与现有的各科研项目的研究，除对专业学术领域进行指导外，还将对进站博士后的研究方法论和方式进行特别指导。
编写教材，参与教学改革，提供技术研发平台，植入商业理念，宣传社会责任，参与中国的教育与培训，不仅成为跨国公司树立“企业公民”形象的主打项目，也在潜移默化中改造着中国人的学习。
“中国的中小学生需要开拓思维，大学毕业生需要提高质量，已经参加工作的技术人员和工商业人士乃至企业家亟须更新知识，因此，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普通教育、继续教育、职业教育甚至终身教育的新体系势在必行。”周满生认为，外国教育资源的进入，客观上可以满足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和教育多样化、国际化的多层次需求，“特别是国外大企业参与培训市场，尤其是高层次应用人才的培训，将会促进中国教育与培训市场的发展与成熟，有利于中国国际性人才的培养”。
在这一浪潮中，担忧也油然而生。这种忧虑至少包含三个方面：跨国公司通过参与教育和培训，吸引走中国的高素质优秀人才；跨国公司通过技术培训和提供开发平台，将中国的技术人才捆绑于其技术轨道之上，不利于自我研发；由于教育的内容涵盖对历史的认知、文化价值观、社会价值观以及道德价值观的树立等，跨国公司的渗透将损害中国教育事业的独立性和自主性。
“要了解跨国公司对中国教育的影响，需要把这个问题放置到全球化和教育事业的国际化大框架中去探讨，因为跨国公司不仅是全球化的产物，更是可被用来进一步推进全球化进程的先锋力量。”美国波士顿学院国际高等教育研究中心主任菲力普·G·阿尔特巴克在接受《商务周刊》采访时指出，这种担忧不是杞人忧天，但更不应因咽而废食。
“跨国公司给中国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信息，让中国的教育体制拥有了更多的自由，更开放，这些显然有利于中国经济的成功和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这位国际著名教育学家说，如何既能体现全球化趋势下教育国际化的需求，又能保持本国教育事业的独立性和自主性，这是政府、教育部门和每个教育利益相关者的共同责任——说到底，不管跨国公司做什么，我们终究要改造我们的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