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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似乎天生是一种城市艺术。只有伴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聚居在一起，进入各个行业，各司其职，才会有人在下班之后，走进影院。灯暗下来，黑暗过后，幕布开始发亮，出现一串动态图像，恰如步入时空隧道。此后，或开怀大笑，或潸然泪下，都是为了自己，为了在那些在被雕刻了的时光中重新找回的自己以及想象中的自己。
城市必然性地成为很多电影的背景，镜头中不断晃动着：超人英雄一跃而过的摩天大楼群、警匪追击跑过的街心花园、情人密语的昏暗咖啡馆、野心金融家昂首走过的喧闹拥挤华尔街……导演将镜头对准熟悉和充满感情的城市，捕捉诗意，观众在城市中观看着影像中的城市幻境，获得某种隐隐的安慰。
电影中的“祖国首都”和“十里洋场”
《北京人在纽约》中有一段流传至今的台词：“如果你爱一个人，那么送他去纽约，因为那里是天堂；如果你恨一个人，那么送他去纽约，因为那里是地狱。”常年居住在纽约和北京两地的艺术家刘索拉说，纽约和北京两个城市颇有些相似之处。
那么，北京同样让人爱恨交加，足以让每一来过这里、住过这里、离开这里的人对它倾诉衷肠或咬牙切齿。所以，很难找到一部电影能够代表北京。
笔直宽阔的长安街、鲜花绽放的天安门、夕阳中的古观象台……早期的北京影像是一个名为“首都的”公共印象。随着《阳光灿烂的日子》将镜头投向一个大时代动荡中的部队大院，20世纪六十七年代的北京有了极为个人体验和“另类”影像表现。
然而，正如片首处姜文的旁白所说：“北京，变得这么快！20年的工夫它已经成为了一个现代化的城市，我几乎从中找不到任何记忆里的东西。”城市化的大潮将更多的人推向北京，纪录片《流浪北京》和故事片《北京杂种》、《北京乐与路》开始书写另一些带着梦想在北京闯荡的地下艺术家。北京是中国地下艺术最为集中和兴盛的地方，曾被人称作：“有一种精致的痞气”。这里多元化的价值评价标准、文艺思潮交锋的激烈频繁、文化社会资源的极大丰富无疑都是增加城市魅力的重要筹码，也因此，北京一再获得艺术家们的青睐，从而频频被搬上银幕，反复阐释它的各个层面。
上海的形象倒是颇有些坎坷曲折。建国初的《霓虹灯下的哨兵》，繁华的南京路俨然旧时代的缩影，企图用声色犬马腐蚀我人民解放军。这个被著名教授孔庆东称为：“最不像中国的城市”因其血液里流着太多外来的文化社会基因，而在当时常常充当反面教材。后来的一系列上海滩影片里，充满了江湖恩仇、豪杰大亨，为这座城市的过去编织出了传奇式的想象，在时空的错落中实现着某种呆板印象的反叛。
提及上海，往往让人想起黄浦江边橱窗展示般的外滩、殖民式的银行建筑和浦东的摩天高楼，然而在电影《苏州河》里，当代上海的缩影变成了这条不常为人所知的河道。这条河衔接着上海市与邻近郊区，它是二十世纪初以降都会扩张的主要动脉。在近乎一整个世纪的过去，这条以前称作吴淞江的苏州河是无数船民的临时居所，船夫们输进移民、蔬菜、酱油、米酒和丝绵，且运出城市的废水与垃圾。它还连接着城市的南北两侧。由于在历史上它区隔着位于西南方的外国租界，和大部分仍由中国统辖的东北方，因此也成为不同社会阶级与文化群落的重要分隔。
沿着这条河，影片审视着上海的都市地貌和历经兴迭的社会生态。这种变化在影片的纪录结束后仍在继续：如今高级公寓和办公大楼正迅速取代片中那些岸边拆了一半的建筑。船屋被迫迁离，且堤岸边的粪池和污水沟渠已被一条条的绿色步道所取代。还有人说，可食用的鱼群在消失了几十年之后，已开始回游河湾之中……
电影中的港澳台
在没有开通自由行的时期，内地观众认识香港的最大途径就是形形色色的香港电影。从警匪、言情到搞笑片，香港的城市景观几乎就是一个摄影棚。旺角、尖沙咀、铜锣湾、中环、九龙……这些香港地名之所以几乎能够从一个村里的孩子口中脱口而出，似乎都要拜银幕所赐。《重庆森林》、《旺角卡门》、《新不了情》、《堕落天使》、《蝴蝶》、《伤城》……香港充满了光怪陆离街景、拥挤狭窄的过道以及疏离落寞的人物，堪称最具有现代气质的中国城市。
与香港比，台湾的大部分银幕形象则要沉静得多。最典型的无疑是擅长使用长镜头的侯孝贤。《悲情城市》中漫长的抒情镜头并非限于基隆一地，而是通过城市中一家人命运的变幻莫测，折射出台湾一个时代的悲欢离合。镜头下是林氏四兄弟的命运悲欢，镜头外是台湾社会的分崩离析。“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家乡”，一遍一遍地吟唱下是无尽的苦闷和忧愁，日占时期的压抑，青天白日旗下的压抑，阴暗的色调使电影中的台湾有着苍凉阴冷的凄美。
《依莎贝拉》是唯—在澳门驻京办庆祝澳门回归七周年的电影招待会上放映的。足见单单以澳门为背景的影片不是太多。《依莎贝拉》外景以澳门的陈陋小巷为主，衰败中透出宁静、纯洁和无辜；内景无论在成的公寓还是在酒吧，都呈现出一种晦暗和凌乱的美；音乐从开场的前卫节奏渐渐转变为娓娓讲述，弥漫着一种似有似无的寂寞和哀愁，结尾运用了Fado风格的葡萄牙女声，歌声华美而忧伤，让人眼泪盈眶。这样的音乐安排是成和欣互相试探而又小心翼翼，互相疏离而又渴望亲近的心情，又仿佛回归前澳门人充满期待然而不知所措的复杂心态。
电影中的国外城市
“如果你不喜欢城市，那你就完了。”一个开着刚刚抢来的汽车的小阿飞踌躇满志地嘟囔着。这辆车正从乡村向城市奔驰。法国“新浪潮”电影导演戈达尔的代表作《筋疲力尽》中的这个画面似乎是现代电影的一个隐喻。
“新浪潮”电影集中显现了现代都市的躁动与迷离特质。“新浪潮”的代表人物特吕弗等都没有上过专门的电影学校或受过专门的训练。他们对电影的认识和学习，是通过在法国电影资料馆里看片得来的。1965年，六个“新浪潮”导演想要拍一部由六个故事组成的影片，最后，他们把影片的主题定为文艺之都巴黎。这部电影最后的命名就是《巴黎，在他们眼中》。
在拍摄后来成为“新浪潮”代表作的《四百下》之前，安东尼拍摄“习作片”《二十岁的恋爱》。那时，他住在巴黎旧城两条大街会聚处的一幢三角形公寓楼的顶层，清晨，当他推开阳台的门俯瞰巴黎街道、人群和车流，这些城市的风景随着镜头的晃动而被阅读从而被注入了某种激情。
《四百下》更是以埃菲尔铁塔笼罩下的巴黎街区的漫游开头，镜头在阅读着城市，城市在见证着即将展开的、与城市一体连生的无序的生活。在特吕弗的早期电影和戈达尔的作品中，街道或有街道和城市背景的窗前永远是叙事的背景。但他们的早期电影虽然都选择了巴黎作为大背景，但特吕弗更偏爱埃菲尔铁塔和圣心教堂，而戈达尔则钟情于凯旋门和圣母院。
巴西影片《上帝之城》则一反城市的浮华景象，俯身关注里约热内卢的贫民窟。60年代开始一项号称“上帝之城”的住宅修建计划安置贫民，80年代初这一片地区成为了里约热内卢最危险的地带。巴斯卡普带我们来到“上帝之城”，见证了这里二十多年来被残暴、贪婪、复仇、野心、背叛、掠夺所裹挟的混乱生活以及最终导致的一场灾难性的黑帮争斗。
《宁静城市》，2000年上映的法国片。一段安静如水的钢琴，一片宁静如眠的城市，这就是传说中的马赛。在看似悠然的城市中，各等人物无不在与无形或有形的对手拼搏，与自己斗争，无论是只为明天毒品奋斗的底层，还是胸怀终极目标的革命分子，或是对生活有着困惑的普通人们，在同一片天空下，默默挣扎，“宁静”无语。
有人存在只为了一针毒品，有人为了还车的贷款，有人为了家人的生计，也有人不知为了什么。偶尔他们也有快乐的一瞬，但只是一瞬，多数的时间被困在问题中。有人忽然发现生存在这个城市的荒谬，开始追问生活的意义，可是又荒谬地死于陌生人的枪下。有个杀手可以很冷静地杀死一个毫不相干的人，却厌倦了生活，当街结束自己。
还好有个孩子有自己的梦想，为了自己的钢琴而弹奏。
或许，这也是银幕之下你和我的城市。
城市必然性地成为很多电影的背景，镜头中不断晃动着：超人英雄一跃而过的摩天大楼群、警匪追击跑过的街心花园、情人密语的昏暗咖啡馆、野心金融家昂首走过的喧闹拥挤华尔街……导演将镜头对准熟悉和充满感情的城市，捕捉诗意，观众在城市中观看着影像中的城市幻境，获得某种隐隐的安慰。
电影中的“祖国首都”和“十里洋场”
《北京人在纽约》中有一段流传至今的台词：“如果你爱一个人，那么送他去纽约，因为那里是天堂；如果你恨一个人，那么送他去纽约，因为那里是地狱。”常年居住在纽约和北京两地的艺术家刘索拉说，纽约和北京两个城市颇有些相似之处。
那么，北京同样让人爱恨交加，足以让每一来过这里、住过这里、离开这里的人对它倾诉衷肠或咬牙切齿。所以，很难找到一部电影能够代表北京。
笔直宽阔的长安街、鲜花绽放的天安门、夕阳中的古观象台……早期的北京影像是一个名为“首都的”公共印象。随着《阳光灿烂的日子》将镜头投向一个大时代动荡中的部队大院，20世纪六十七年代的北京有了极为个人体验和“另类”影像表现。
然而，正如片首处姜文的旁白所说：“北京，变得这么快！20年的工夫它已经成为了一个现代化的城市，我几乎从中找不到任何记忆里的东西。”城市化的大潮将更多的人推向北京，纪录片《流浪北京》和故事片《北京杂种》、《北京乐与路》开始书写另一些带着梦想在北京闯荡的地下艺术家。北京是中国地下艺术最为集中和兴盛的地方，曾被人称作：“有一种精致的痞气”。这里多元化的价值评价标准、文艺思潮交锋的激烈频繁、文化社会资源的极大丰富无疑都是增加城市魅力的重要筹码，也因此，北京一再获得艺术家们的青睐，从而频频被搬上银幕，反复阐释它的各个层面。
上海的形象倒是颇有些坎坷曲折。建国初的《霓虹灯下的哨兵》，繁华的南京路俨然旧时代的缩影，企图用声色犬马腐蚀我人民解放军。这个被著名教授孔庆东称为：“最不像中国的城市”因其血液里流着太多外来的文化社会基因，而在当时常常充当反面教材。后来的一系列上海滩影片里，充满了江湖恩仇、豪杰大亨，为这座城市的过去编织出了传奇式的想象，在时空的错落中实现着某种呆板印象的反叛。
提及上海，往往让人想起黄浦江边橱窗展示般的外滩、殖民式的银行建筑和浦东的摩天高楼，然而在电影《苏州河》里，当代上海的缩影变成了这条不常为人所知的河道。这条河衔接着上海市与邻近郊区，它是二十世纪初以降都会扩张的主要动脉。在近乎一整个世纪的过去，这条以前称作吴淞江的苏州河是无数船民的临时居所，船夫们输进移民、蔬菜、酱油、米酒和丝绵，且运出城市的废水与垃圾。它还连接着城市的南北两侧。由于在历史上它区隔着位于西南方的外国租界，和大部分仍由中国统辖的东北方，因此也成为不同社会阶级与文化群落的重要分隔。
沿着这条河，影片审视着上海的都市地貌和历经兴迭的社会生态。这种变化在影片的纪录结束后仍在继续：如今高级公寓和办公大楼正迅速取代片中那些岸边拆了一半的建筑。船屋被迫迁离，且堤岸边的粪池和污水沟渠已被一条条的绿色步道所取代。还有人说，可食用的鱼群在消失了几十年之后，已开始回游河湾之中……
电影中的港澳台
在没有开通自由行的时期，内地观众认识香港的最大途径就是形形色色的香港电影。从警匪、言情到搞笑片，香港的城市景观几乎就是一个摄影棚。旺角、尖沙咀、铜锣湾、中环、九龙……这些香港地名之所以几乎能够从一个村里的孩子口中脱口而出，似乎都要拜银幕所赐。《重庆森林》、《旺角卡门》、《新不了情》、《堕落天使》、《蝴蝶》、《伤城》……香港充满了光怪陆离街景、拥挤狭窄的过道以及疏离落寞的人物，堪称最具有现代气质的中国城市。
与香港比，台湾的大部分银幕形象则要沉静得多。最典型的无疑是擅长使用长镜头的侯孝贤。《悲情城市》中漫长的抒情镜头并非限于基隆一地，而是通过城市中一家人命运的变幻莫测，折射出台湾一个时代的悲欢离合。镜头下是林氏四兄弟的命运悲欢，镜头外是台湾社会的分崩离析。“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家乡”，一遍一遍地吟唱下是无尽的苦闷和忧愁，日占时期的压抑，青天白日旗下的压抑，阴暗的色调使电影中的台湾有着苍凉阴冷的凄美。
《依莎贝拉》是唯—在澳门驻京办庆祝澳门回归七周年的电影招待会上放映的。足见单单以澳门为背景的影片不是太多。《依莎贝拉》外景以澳门的陈陋小巷为主，衰败中透出宁静、纯洁和无辜；内景无论在成的公寓还是在酒吧，都呈现出一种晦暗和凌乱的美；音乐从开场的前卫节奏渐渐转变为娓娓讲述，弥漫着一种似有似无的寂寞和哀愁，结尾运用了Fado风格的葡萄牙女声，歌声华美而忧伤，让人眼泪盈眶。这样的音乐安排是成和欣互相试探而又小心翼翼，互相疏离而又渴望亲近的心情，又仿佛回归前澳门人充满期待然而不知所措的复杂心态。
电影中的国外城市
“如果你不喜欢城市，那你就完了。”一个开着刚刚抢来的汽车的小阿飞踌躇满志地嘟囔着。这辆车正从乡村向城市奔驰。法国“新浪潮”电影导演戈达尔的代表作《筋疲力尽》中的这个画面似乎是现代电影的一个隐喻。
“新浪潮”电影集中显现了现代都市的躁动与迷离特质。“新浪潮”的代表人物特吕弗等都没有上过专门的电影学校或受过专门的训练。他们对电影的认识和学习，是通过在法国电影资料馆里看片得来的。1965年，六个“新浪潮”导演想要拍一部由六个故事组成的影片，最后，他们把影片的主题定为文艺之都巴黎。这部电影最后的命名就是《巴黎，在他们眼中》。
在拍摄后来成为“新浪潮”代表作的《四百下》之前，安东尼拍摄“习作片”《二十岁的恋爱》。那时，他住在巴黎旧城两条大街会聚处的一幢三角形公寓楼的顶层，清晨，当他推开阳台的门俯瞰巴黎街道、人群和车流，这些城市的风景随着镜头的晃动而被阅读从而被注入了某种激情。
《四百下》更是以埃菲尔铁塔笼罩下的巴黎街区的漫游开头，镜头在阅读着城市，城市在见证着即将展开的、与城市一体连生的无序的生活。在特吕弗的早期电影和戈达尔的作品中，街道或有街道和城市背景的窗前永远是叙事的背景。但他们的早期电影虽然都选择了巴黎作为大背景，但特吕弗更偏爱埃菲尔铁塔和圣心教堂，而戈达尔则钟情于凯旋门和圣母院。
巴西影片《上帝之城》则一反城市的浮华景象，俯身关注里约热内卢的贫民窟。60年代开始一项号称“上帝之城”的住宅修建计划安置贫民，80年代初这一片地区成为了里约热内卢最危险的地带。巴斯卡普带我们来到“上帝之城”，见证了这里二十多年来被残暴、贪婪、复仇、野心、背叛、掠夺所裹挟的混乱生活以及最终导致的一场灾难性的黑帮争斗。
《宁静城市》，2000年上映的法国片。一段安静如水的钢琴，一片宁静如眠的城市，这就是传说中的马赛。在看似悠然的城市中，各等人物无不在与无形或有形的对手拼搏，与自己斗争，无论是只为明天毒品奋斗的底层，还是胸怀终极目标的革命分子，或是对生活有着困惑的普通人们，在同一片天空下，默默挣扎，“宁静”无语。
有人存在只为了一针毒品，有人为了还车的贷款，有人为了家人的生计，也有人不知为了什么。偶尔他们也有快乐的一瞬，但只是一瞬，多数的时间被困在问题中。有人忽然发现生存在这个城市的荒谬，开始追问生活的意义，可是又荒谬地死于陌生人的枪下。有个杀手可以很冷静地杀死一个毫不相干的人，却厌倦了生活，当街结束自己。
还好有个孩子有自己的梦想，为了自己的钢琴而弹奏。
或许，这也是银幕之下你和我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