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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历经160多年自强不息的艰苦奋斗和30年的改革发展，中华民族正在拓展着自己的复兴之路。在民族复兴的时代场域中，文明是民族独立之本。从文明传承的动态角度来分析，文化是文明生存之根。在民族复兴的机遇和挑战中，弘扬中华文化必须以科学的方法为指导，全面认识、准确定位中华传统文化，促进其合理的现代转换。
关键词：复兴；文明；文化
在一般意义上，要准确解析文明与文化之间的关系，似乎不太容易。但将文明与文化置于我们当前具体的时空场域中，二者的关系似乎清晰了许多。本文且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时代背景出发，对文明与文化的关系谈一点个人浅见。
一、复兴：我们的时代
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既让中华民族及国际和平爱好者欢欣鼓舞，也被别有用心者歪曲为“中国威胁”。对于中华民族的繁荣与昌盛，有的冠之以“复兴”，有的名之为“崛起”。表面看来，似乎二者都认识了中华民族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然而，稍一深究，不难发现，在阐释中华民族改革开放以来的时代特征这一重大课题上，准确的定位，无疑是复兴，而不是崛起。
众所周知，复兴表达的是以前强大，中间落后，现在又兴盛起来；而崛起则指的是突然兴起。中华民族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自人类文明独立起源时起，就一直矗立于世界。而且，在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中华文明就以其注重和谐、天人合一的独具之特质独立于世界文明丛林。20世纪德国著名哲学家雅斯贝斯指出，经历了史前文明时代之后，在公元前500年左右的时期内和在公元前800年至200年的精神发展过程中，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最不平常的历史事件。“在中国，孔子和老子非常活跃，中国所存有的哲学流派，包括墨子、庄子、列子和诸子百家，都出现了。象中国一样，印度出现了《奥义书》和佛陀，探究了一直到怀疑主义、唯物主义、诡辩派和虚无主义的全部范围的哲学可能性。伊朗的琐罗亚斯德传授一种挑战性的观点，认为人世生活就是一场善与恶的斗争。在巴勒斯坦，从以利亚经由以赛亚和耶利米到以赛亚第二，先知们纷纷涌现。希腊贤哲如云，其中有荷马，哲学家巴门尼德、赫拉克利特和柏拉图，许多悲剧作者，以及修昔底德和阿基米德。在这数世纪内，这些名字所包含的一切，几乎同时在中国、印度和西方这三个互不知晓的地区发展起来。”［1］从而使得这一时期成为世界历史的“轴心时代”，在所有地方，轴心期结束了几千年古代文明，而且，“直到今日，人类一直靠轴心期所产生、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燃火焰。”［2］
确实，十六世纪以来，当西方列强经过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宪政改革、科技革命，大踏步地迈入现代工业社会之时，中国明清两朝还沉睡在千年专制的美梦之中。当西方侵略列强用坚船利炮夹带着鸦片打开这个具有数千年历史的古老中国的大门时，正如马克思所言，“这个世界上最古老国家的腐朽的半文明制度”［3］陷入了绝望的、半瓦解的状态，“满族王朝的声威一遇到英国的枪炮就扫地以尽，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破了产，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开始同外界发生联系。……英国的大炮破坏了皇帝的权威，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通过英国而为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4］中华民族陷入了历史的低谷。
但是，经历从戊戌变法、清末宪政、辛亥革命至今的百年变革和30年改革开放，现代中国突破了千年皇权专制制度的困局，突破了两千多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突破了两千多年的农业文明。经历千年变局、百年复兴和30年改革“而立”的中华民族，在新的世纪逐步告别了传统，迈入了现代社会。单从文明和文化本身来说，中华文明和中华文化的现代发展，让西方文明在经历了马克思所批判的主客二分文化下伴随物质文明高度发达而出现的人的异化后，为了摆脱人的异化带来的严重精神危机，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想家积极向天人合一的中国文明寻找精神资源，以帮助西方世界反省现时文明之弊，启发人们寻求理想精神新境。
可见，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过重大贡献，并从近代中国的屈辱史、斗争史中走出来了的中华民族，改革开放拓展的是民族复兴之路，而不是如西方“威胁论”所说的崛起。自然，用和平崛起也是不妥当的。
二、文明：民族独立之本
中华民族巍然屹立于世界的东方，其必备的条件有哪些呢？概括起来，至少必须包含这样三个要件：即独立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独立的人民、独立的文明。而在这三者之间，不言而喻，独立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取决于独立的人民。一个由奴隶或者具有奴隶劣根性的人群组成的共同体，不可能建立起自立自强的国家。而独立的人民，又取决于塑造他们的独立的文明。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不但是一个肉体的存在，而且是一个精神的存在。人之所以区别于万物或者说高于万物，就在于人具有一种独立的精神。而精神也就是文化塑造的产物。这就是说，人是一种文化的存在。在一定意义上说，正是因为不同特征的东西方文化，才造就出了不同特征的东西方的人。因此，每一个人的特性不能从他自身来理解，而只能从支持他并渗透他的文化的先定性中获得理解。德国文化哲学家卡西尔提出，语言、神话、宗教、艺术、科学、历史等文化形式本质上都是符号形式，因此，应当用把人定义为符号的动物来取代把人定义为理性的动物。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指明人的独特之处，才能理解对人开放的新路——通向文化之路。他认为，那些把人定义为理性动物的伟大思想家们并不是经验主义者，他们也不曾打算做出一个关于人的本性的经验陈述，这个定义所表达的毋宁是一个根本的道德律令。对于理解人类文化生活形式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来说，理性是很不充分。他说：“如果有什么关于人的本性或‘本质’的定义的话，那么这种定义只能被理解为一种功能性的定义，而不能是一种实体性的定义。我们不能以任何构成人的形而上学本质的内在原则来给人下定义；我们也不能用可以靠经验的观察来确定的天生能力或本能来给人下定义。人的突出特征，人与众不同的标志，既不是他的形而上学本性，也不是他的物理本性，而是人的劳作（work）。正是这种劳作，正是这种人类活动的体系，规定和划定了‘人性’的圆周。语言、神话、宗教、艺术、科学、历史，都是这个圆的组成部分和各个扇面。因此，一种‘人的哲学’一定是这样一种哲学：它能使我们洞见这些人类活动各自的基本结构，同时又能使我们把这些活动理解为一个有机整体。语言、艺术、神话、宗教决不是互不相干的任意创造。它们是被一个共同的纽带结合在一起的”。［5］这就是说，每一个具体的人都是每一种具体文化的创造物，而且也正是“人”这个纽带将语言、神话、宗教、艺术、科学、历史等文化形式凝结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所以，卡西尔指出：“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文化，可以被称之为人不断自我解放的历程。语言、艺术、宗教、科学，是这一历程中的不同阶段。在所有这些阶段中，人都发现并且证实了一种新的力量——建设一个人自己的世界、一个‘理想’世界的力量”。尽管这些力量趋向于不同的方向，遵循着不同的原则，“但是这种多样性和相异性并不意味着不一致或不和谐。所有这些功能都是相辅相成的。每一种功能都开启了一个新的地平线并且向我们展示了人性的一个新方面”。［6］
正是在人是一个文化的存在，或者说，文化是人的灵魂的意义上，梁启超指出：“凡一国之能立于世界，必有其国民独具之特质，上自道德法律，下至风俗习惯、文学美术，皆有一种独立之精神。”［7］而“独立之精神”，毫无疑问，就是一种独立的文明形态。
关于文明，一般意义上，将其定义为与蒙昧、野蛮相对应的状态。恩格斯在总结了摩尔根的社会分期理论后，从人的发展的角度提出：“蒙昧时代是以获取现成的天然产物为主的时期；人工产品主要是用作获取天然产物的辅助工具。野蛮时代是学会畜牧和农耕的时期，是学会靠人的活动来增加天然产物生产的方法的时期。文明时代是学会对天然产物进一步加工的时期，是真正的工业和艺术的时期。”［8］正是基于文明对于蒙昧、野蛮的超越的意义层面，古希腊著名史学家修昔底德指出，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整个希腊世界的“品性普遍堕落了。观察事物的淳朴态度，原是高尚性格的标志，那时候反而被看作是一种可笑的品质，不久就消失了。互相敌对的情绪在社会上广泛流传，每一方面都以猜疑的态度对待对方。至于终止这种情况，没有那个保证是可以信赖的，没有那个誓言是人们不敢不破坏的；人人都得到这样一个结论，认为希望得到一个永久的解决是不可能的；所以他们对于别人的信任，只尽自己的力量以免受到别人的伤害。通常那些最没有智慧的人表现得最有生存的力量。……现在因为文明生活的通常习惯都在混乱中，人性很傲慢地表现出它的本色，成为一种不可控制的情欲，不受正义的支配，敌视一切胜过它本身的东西。”［9］可见，在修昔底德看来，处于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古希腊陷入了一种野蛮而非文明的社会状态。
从文明对于民族独立存在的特殊价值而言，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认为，文明是一个统一的体系，或是一个整体，“它们的局部彼此相依为命，而且都互相发生牵制作用……它们的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和一切活动都彼此调合成为一个社会整体，在这个整体里，经济的、政治的和文化的因素都保持着一种非常美好的平衡关系，由这个正在生长中的社会的一种内在的和谐进行调节”［10］。也就是说，文明乃是一种真正的体系，而不仅是不同文化的或文明的现象和事物的堆砌或集合。明治日本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则更从国家生存的整体的角度将文明归纳为一种体制或机制。他说：“文明一词英语叫作‘Civilization’，来自拉丁语的‘Civilidas’，即国家的意思。所以‘文明’这个词，是表示人类交际活动逐渐改进的意思，它和野蛮无法的孤立完全相反，是形成一个国家体制的意思。”［11］这就是说，形成国家体制的文明是民族独立之本，即民族独立的前提和基础。
在绵延不断的5000年中华文明发展史中，经历了无数的改朝换代，也经历了不少的外族入侵，更遭遇了帝国主义列强的奴化侵略。但是，如同古代的中国巍然地屹立于世界的东方一样，历经全国各族人民160多年的艰苦奋斗，历经30年改变、革除、打开、放松“而立”的中华民族，在冲决了历史的网罗和列强的压制之后，再次以独立的姿态巍然地屹立于世界的东方。究其原因，最根本的是什么？是绵延不断的独特的中华文明。正因为5000年中华文明的绵延不断，尽管中国人在近代被迫遭遇了西方列强夹带着鸦片的坚船利炮的侵略后，曾经陷入了意义的危机，但最终，自强不息的中华民族还是从危机中重新站立了起来。
三、文化：文明生存之根
中华文明对于中华民族如此重要，然而，中华文明又依靠什么来承载来，或者说，5000年来，中华文明是依靠什么得以一代又一代地绵延不断地传承下来呢？显然，其承载者就是中华文化。
中华文化，就其广义而言，是历朝历代的中国人民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它包括器物文化、制度文化和观念文化三个层面；就其狭义而言，也就是我们平时一般所说的文化的内涵来说，它特制观念文化，亦即精神财富的总和。所以，我在这里主要也是从观念文化的角度来阐述文化作为文明生存之根的承载性意义。
文明是与蒙昧、野蛮相对应的状态。因而，对于历史上的文明，需要在质疑中考证和确认。而考证，也就必然依赖于考古学的发现。这就是说，界定文明的标准，源自于考古学中的文明评判标准。
对于考古学中的文明评判标准，国际上现在较为通行且较为权威的是，剑桥大学考古学系主任格林•丹尼尔1968年出版的《最初的文明》一书阐述的标准。在该书中，格林•丹尼尔总结补充了克拉克洪在1958年美国芝加哥大学东方研究所召开的“近东文明起源学术研讨会”上提出的三条标准。由克拉克洪归纳提出、经丹尼尔推广的考古学上的三条文明评判标准为：（1）城市的出现而不是一般的简单的聚落；（2）有文字；（3）有大型的礼仪性建筑。中国和日本学者还补充了一个标准，即冶金术的发明和使用。也就是说，在国内，文明的评判标准是四条，即城市、文字、建筑、冶金术。可见，无论是国际通行的三条标准，还是国内的四条标准，其中重要的一条，都是要有文字。
另外，无论是三条标准说，还是四条标准说，都是主要针对考古发掘中古代文明的静态界定。从文明的延续、传承的动态角度来说，其最主要的载体，是能够记载文明、传播文明的文字。因为在社会文化的变迁和地质结构的变动中，城市、建筑等静态器物文化可能退化或消失，而文字则可以经千秋而不朽，历万代而昌盛。而且，古代埋藏在地下的城市或建筑之所以能够被发现，在一定意义上，也都是因为有某些文字的记载而流传下来了的缘故。古代埃及、古代美索布达米亚、古代印度这三大世界古代文明之所以未能延续下来，其中最根本的原因，恐怕也是其表征文化的文字的失传。譬如：古代埃及的文字刻在石刻上，人们都能看见，但在欧洲中世纪时代，它们被认为是一种异教的符号，并不被认为是古代文字的遗存，直到1923年古代埃及文字得到解读之后，人们才逐渐将埃及文明挖掘出来重新了解和认识。而与这三种文明完全不同，中国文化的文字尽管也出现了甲骨文、金文、小篆、隶书、楷书、草书、行书等多种形式，但其表征的文化意义一直绵延不断。这就是说，以文字为形式的文化是文明延续、传承之根，或者说，文明是依赖于文化而生发、存续的。
正是基于以文字为形式的文化对于文明的承载性意义，美国当代著名国际政治理论家塞缪尔•亨廷顿（Samnel•Huntington）在其《文明的冲突和国家秩序的重建》一书中，以定居的、城市的和识字的三条国际通行的文明标准为依据，将冷战后世界格局的决定因素界定为七大或八大文明之间的冲突。
同样也是着眼于文化对于文明发展的存续性意义，20世纪“文化怪杰”辜鸿铭从人的精神与其生存的文明同一的角度指出：“要估价一个文明，我们最终必须问的问题，不在于它是否修建了和能够修建巨大的城市、宏伟壮丽的建筑和宽广平坦的马路；也不在于它是否制造了和能够造出漂亮舒适的家具、精致实用的工具、器具和仪器，甚至不在于学院的建立、艺术的创造和科学的发明。要估价一个文明，我们必须问的问题是，它能够生产什么样子的人。”［12］继而，他进一步提出，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是深沉、博大、纯朴和灵敏的，因而“美国人发现要想理解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是困难的，因为美国人，一般说来，他们博大，纯朴，但不深沉。英国人也无法懂得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因为英国人一般说来深沉、纯朴，却不博大。德国人也不能理解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因为德国人特别是受过教育的德国人，一般说来深沉、博大，却不纯朴”。在他看来，“似乎只有法国人最能理解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固然，法国人既没有德国人天然的深沉，也不如美国人心胸博大和英国人心地纯朴，——但是法国人，法国人民却拥有一种非凡的，为上述诸民族通常说来所缺乏的精神特质，那就是‘灵敏’。这种灵敏对于认识中国人和中国文明是至关重要的”。而且，他还认为，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灵敏的程度，“恐怕只有在古代希腊及其文明中可望得到，在其他任何别的地方都概莫能外”。［13］我们且不论他的论述充分与否，但他从人的精神的角度来比较文明的异同，无疑是有着积极价值的。人是一种文化的存在，生发于文化的人的精神必然承载该场域的文明。
辨明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代背景下文明与文化的关系，面对孔子学院日新月异的机遇和挑战，作为华夏子孙的中华文明传承者，我们在深感荣幸和自豪的同时，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们应该担当的使命与责任，必须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思维方法为指导，全面认识、准确定位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促进其合理的现代转换，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
参考文献：
［1］［2］ ［德］卡尔•雅斯贝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M］．魏楚雄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8，14.
［3］［4］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06，691—692.
［5］［6］［德］恩斯特•卡西尔.人论［M］．甘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87，288.
［7］ 梁启超.新民说［M］．梁启超全集：第三卷.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657.
［8］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4.
［9］ ［古希腊］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M］．谢德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239—240．
［10］ ［英］汤因比.历史研究：下册［M］．曹未风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463.
［11］ ［日］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M］．北京编译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34.
［12］ ［13］ 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M］．海口：海南出版社1996：3，5—6.
关键词：复兴；文明；文化
在一般意义上，要准确解析文明与文化之间的关系，似乎不太容易。但将文明与文化置于我们当前具体的时空场域中，二者的关系似乎清晰了许多。本文且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时代背景出发，对文明与文化的关系谈一点个人浅见。
一、复兴：我们的时代
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既让中华民族及国际和平爱好者欢欣鼓舞，也被别有用心者歪曲为“中国威胁”。对于中华民族的繁荣与昌盛，有的冠之以“复兴”，有的名之为“崛起”。表面看来，似乎二者都认识了中华民族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然而，稍一深究，不难发现，在阐释中华民族改革开放以来的时代特征这一重大课题上，准确的定位，无疑是复兴，而不是崛起。
众所周知，复兴表达的是以前强大，中间落后，现在又兴盛起来；而崛起则指的是突然兴起。中华民族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自人类文明独立起源时起，就一直矗立于世界。而且，在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中华文明就以其注重和谐、天人合一的独具之特质独立于世界文明丛林。20世纪德国著名哲学家雅斯贝斯指出，经历了史前文明时代之后，在公元前500年左右的时期内和在公元前800年至200年的精神发展过程中，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最不平常的历史事件。“在中国，孔子和老子非常活跃，中国所存有的哲学流派，包括墨子、庄子、列子和诸子百家，都出现了。象中国一样，印度出现了《奥义书》和佛陀，探究了一直到怀疑主义、唯物主义、诡辩派和虚无主义的全部范围的哲学可能性。伊朗的琐罗亚斯德传授一种挑战性的观点，认为人世生活就是一场善与恶的斗争。在巴勒斯坦，从以利亚经由以赛亚和耶利米到以赛亚第二，先知们纷纷涌现。希腊贤哲如云，其中有荷马，哲学家巴门尼德、赫拉克利特和柏拉图，许多悲剧作者，以及修昔底德和阿基米德。在这数世纪内，这些名字所包含的一切，几乎同时在中国、印度和西方这三个互不知晓的地区发展起来。”［1］从而使得这一时期成为世界历史的“轴心时代”，在所有地方，轴心期结束了几千年古代文明，而且，“直到今日，人类一直靠轴心期所产生、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燃火焰。”［2］
确实，十六世纪以来，当西方列强经过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宪政改革、科技革命，大踏步地迈入现代工业社会之时，中国明清两朝还沉睡在千年专制的美梦之中。当西方侵略列强用坚船利炮夹带着鸦片打开这个具有数千年历史的古老中国的大门时，正如马克思所言，“这个世界上最古老国家的腐朽的半文明制度”［3］陷入了绝望的、半瓦解的状态，“满族王朝的声威一遇到英国的枪炮就扫地以尽，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破了产，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开始同外界发生联系。……英国的大炮破坏了皇帝的权威，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通过英国而为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4］中华民族陷入了历史的低谷。
但是，经历从戊戌变法、清末宪政、辛亥革命至今的百年变革和30年改革开放，现代中国突破了千年皇权专制制度的困局，突破了两千多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突破了两千多年的农业文明。经历千年变局、百年复兴和30年改革“而立”的中华民族，在新的世纪逐步告别了传统，迈入了现代社会。单从文明和文化本身来说，中华文明和中华文化的现代发展，让西方文明在经历了马克思所批判的主客二分文化下伴随物质文明高度发达而出现的人的异化后，为了摆脱人的异化带来的严重精神危机，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想家积极向天人合一的中国文明寻找精神资源，以帮助西方世界反省现时文明之弊，启发人们寻求理想精神新境。
可见，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过重大贡献，并从近代中国的屈辱史、斗争史中走出来了的中华民族，改革开放拓展的是民族复兴之路，而不是如西方“威胁论”所说的崛起。自然，用和平崛起也是不妥当的。
二、文明：民族独立之本
中华民族巍然屹立于世界的东方，其必备的条件有哪些呢？概括起来，至少必须包含这样三个要件：即独立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独立的人民、独立的文明。而在这三者之间，不言而喻，独立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取决于独立的人民。一个由奴隶或者具有奴隶劣根性的人群组成的共同体，不可能建立起自立自强的国家。而独立的人民，又取决于塑造他们的独立的文明。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不但是一个肉体的存在，而且是一个精神的存在。人之所以区别于万物或者说高于万物，就在于人具有一种独立的精神。而精神也就是文化塑造的产物。这就是说，人是一种文化的存在。在一定意义上说，正是因为不同特征的东西方文化，才造就出了不同特征的东西方的人。因此，每一个人的特性不能从他自身来理解，而只能从支持他并渗透他的文化的先定性中获得理解。德国文化哲学家卡西尔提出，语言、神话、宗教、艺术、科学、历史等文化形式本质上都是符号形式，因此，应当用把人定义为符号的动物来取代把人定义为理性的动物。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指明人的独特之处，才能理解对人开放的新路——通向文化之路。他认为，那些把人定义为理性动物的伟大思想家们并不是经验主义者，他们也不曾打算做出一个关于人的本性的经验陈述，这个定义所表达的毋宁是一个根本的道德律令。对于理解人类文化生活形式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来说，理性是很不充分。他说：“如果有什么关于人的本性或‘本质’的定义的话，那么这种定义只能被理解为一种功能性的定义，而不能是一种实体性的定义。我们不能以任何构成人的形而上学本质的内在原则来给人下定义；我们也不能用可以靠经验的观察来确定的天生能力或本能来给人下定义。人的突出特征，人与众不同的标志，既不是他的形而上学本性，也不是他的物理本性，而是人的劳作（work）。正是这种劳作，正是这种人类活动的体系，规定和划定了‘人性’的圆周。语言、神话、宗教、艺术、科学、历史，都是这个圆的组成部分和各个扇面。因此，一种‘人的哲学’一定是这样一种哲学：它能使我们洞见这些人类活动各自的基本结构，同时又能使我们把这些活动理解为一个有机整体。语言、艺术、神话、宗教决不是互不相干的任意创造。它们是被一个共同的纽带结合在一起的”。［5］这就是说，每一个具体的人都是每一种具体文化的创造物，而且也正是“人”这个纽带将语言、神话、宗教、艺术、科学、历史等文化形式凝结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所以，卡西尔指出：“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文化，可以被称之为人不断自我解放的历程。语言、艺术、宗教、科学，是这一历程中的不同阶段。在所有这些阶段中，人都发现并且证实了一种新的力量——建设一个人自己的世界、一个‘理想’世界的力量”。尽管这些力量趋向于不同的方向，遵循着不同的原则，“但是这种多样性和相异性并不意味着不一致或不和谐。所有这些功能都是相辅相成的。每一种功能都开启了一个新的地平线并且向我们展示了人性的一个新方面”。［6］
正是在人是一个文化的存在，或者说，文化是人的灵魂的意义上，梁启超指出：“凡一国之能立于世界，必有其国民独具之特质，上自道德法律，下至风俗习惯、文学美术，皆有一种独立之精神。”［7］而“独立之精神”，毫无疑问，就是一种独立的文明形态。
关于文明，一般意义上，将其定义为与蒙昧、野蛮相对应的状态。恩格斯在总结了摩尔根的社会分期理论后，从人的发展的角度提出：“蒙昧时代是以获取现成的天然产物为主的时期；人工产品主要是用作获取天然产物的辅助工具。野蛮时代是学会畜牧和农耕的时期，是学会靠人的活动来增加天然产物生产的方法的时期。文明时代是学会对天然产物进一步加工的时期，是真正的工业和艺术的时期。”［8］正是基于文明对于蒙昧、野蛮的超越的意义层面，古希腊著名史学家修昔底德指出，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整个希腊世界的“品性普遍堕落了。观察事物的淳朴态度，原是高尚性格的标志，那时候反而被看作是一种可笑的品质，不久就消失了。互相敌对的情绪在社会上广泛流传，每一方面都以猜疑的态度对待对方。至于终止这种情况，没有那个保证是可以信赖的，没有那个誓言是人们不敢不破坏的；人人都得到这样一个结论，认为希望得到一个永久的解决是不可能的；所以他们对于别人的信任，只尽自己的力量以免受到别人的伤害。通常那些最没有智慧的人表现得最有生存的力量。……现在因为文明生活的通常习惯都在混乱中，人性很傲慢地表现出它的本色，成为一种不可控制的情欲，不受正义的支配，敌视一切胜过它本身的东西。”［9］可见，在修昔底德看来，处于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古希腊陷入了一种野蛮而非文明的社会状态。
从文明对于民族独立存在的特殊价值而言，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认为，文明是一个统一的体系，或是一个整体，“它们的局部彼此相依为命，而且都互相发生牵制作用……它们的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和一切活动都彼此调合成为一个社会整体，在这个整体里，经济的、政治的和文化的因素都保持着一种非常美好的平衡关系，由这个正在生长中的社会的一种内在的和谐进行调节”［10］。也就是说，文明乃是一种真正的体系，而不仅是不同文化的或文明的现象和事物的堆砌或集合。明治日本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则更从国家生存的整体的角度将文明归纳为一种体制或机制。他说：“文明一词英语叫作‘Civilization’，来自拉丁语的‘Civilidas’，即国家的意思。所以‘文明’这个词，是表示人类交际活动逐渐改进的意思，它和野蛮无法的孤立完全相反，是形成一个国家体制的意思。”［11］这就是说，形成国家体制的文明是民族独立之本，即民族独立的前提和基础。
在绵延不断的5000年中华文明发展史中，经历了无数的改朝换代，也经历了不少的外族入侵，更遭遇了帝国主义列强的奴化侵略。但是，如同古代的中国巍然地屹立于世界的东方一样，历经全国各族人民160多年的艰苦奋斗，历经30年改变、革除、打开、放松“而立”的中华民族，在冲决了历史的网罗和列强的压制之后，再次以独立的姿态巍然地屹立于世界的东方。究其原因，最根本的是什么？是绵延不断的独特的中华文明。正因为5000年中华文明的绵延不断，尽管中国人在近代被迫遭遇了西方列强夹带着鸦片的坚船利炮的侵略后，曾经陷入了意义的危机，但最终，自强不息的中华民族还是从危机中重新站立了起来。
三、文化：文明生存之根
中华文明对于中华民族如此重要，然而，中华文明又依靠什么来承载来，或者说，5000年来，中华文明是依靠什么得以一代又一代地绵延不断地传承下来呢？显然，其承载者就是中华文化。
中华文化，就其广义而言，是历朝历代的中国人民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它包括器物文化、制度文化和观念文化三个层面；就其狭义而言，也就是我们平时一般所说的文化的内涵来说，它特制观念文化，亦即精神财富的总和。所以，我在这里主要也是从观念文化的角度来阐述文化作为文明生存之根的承载性意义。
文明是与蒙昧、野蛮相对应的状态。因而，对于历史上的文明，需要在质疑中考证和确认。而考证，也就必然依赖于考古学的发现。这就是说，界定文明的标准，源自于考古学中的文明评判标准。
对于考古学中的文明评判标准，国际上现在较为通行且较为权威的是，剑桥大学考古学系主任格林•丹尼尔1968年出版的《最初的文明》一书阐述的标准。在该书中，格林•丹尼尔总结补充了克拉克洪在1958年美国芝加哥大学东方研究所召开的“近东文明起源学术研讨会”上提出的三条标准。由克拉克洪归纳提出、经丹尼尔推广的考古学上的三条文明评判标准为：（1）城市的出现而不是一般的简单的聚落；（2）有文字；（3）有大型的礼仪性建筑。中国和日本学者还补充了一个标准，即冶金术的发明和使用。也就是说，在国内，文明的评判标准是四条，即城市、文字、建筑、冶金术。可见，无论是国际通行的三条标准，还是国内的四条标准，其中重要的一条，都是要有文字。
另外，无论是三条标准说，还是四条标准说，都是主要针对考古发掘中古代文明的静态界定。从文明的延续、传承的动态角度来说，其最主要的载体，是能够记载文明、传播文明的文字。因为在社会文化的变迁和地质结构的变动中，城市、建筑等静态器物文化可能退化或消失，而文字则可以经千秋而不朽，历万代而昌盛。而且，古代埋藏在地下的城市或建筑之所以能够被发现，在一定意义上，也都是因为有某些文字的记载而流传下来了的缘故。古代埃及、古代美索布达米亚、古代印度这三大世界古代文明之所以未能延续下来，其中最根本的原因，恐怕也是其表征文化的文字的失传。譬如：古代埃及的文字刻在石刻上，人们都能看见，但在欧洲中世纪时代，它们被认为是一种异教的符号，并不被认为是古代文字的遗存，直到1923年古代埃及文字得到解读之后，人们才逐渐将埃及文明挖掘出来重新了解和认识。而与这三种文明完全不同，中国文化的文字尽管也出现了甲骨文、金文、小篆、隶书、楷书、草书、行书等多种形式，但其表征的文化意义一直绵延不断。这就是说，以文字为形式的文化是文明延续、传承之根，或者说，文明是依赖于文化而生发、存续的。
正是基于以文字为形式的文化对于文明的承载性意义，美国当代著名国际政治理论家塞缪尔•亨廷顿（Samnel•Huntington）在其《文明的冲突和国家秩序的重建》一书中，以定居的、城市的和识字的三条国际通行的文明标准为依据，将冷战后世界格局的决定因素界定为七大或八大文明之间的冲突。
同样也是着眼于文化对于文明发展的存续性意义，20世纪“文化怪杰”辜鸿铭从人的精神与其生存的文明同一的角度指出：“要估价一个文明，我们最终必须问的问题，不在于它是否修建了和能够修建巨大的城市、宏伟壮丽的建筑和宽广平坦的马路；也不在于它是否制造了和能够造出漂亮舒适的家具、精致实用的工具、器具和仪器，甚至不在于学院的建立、艺术的创造和科学的发明。要估价一个文明，我们必须问的问题是，它能够生产什么样子的人。”［12］继而，他进一步提出，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是深沉、博大、纯朴和灵敏的，因而“美国人发现要想理解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是困难的，因为美国人，一般说来，他们博大，纯朴，但不深沉。英国人也无法懂得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因为英国人一般说来深沉、纯朴，却不博大。德国人也不能理解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因为德国人特别是受过教育的德国人，一般说来深沉、博大，却不纯朴”。在他看来，“似乎只有法国人最能理解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固然，法国人既没有德国人天然的深沉，也不如美国人心胸博大和英国人心地纯朴，——但是法国人，法国人民却拥有一种非凡的，为上述诸民族通常说来所缺乏的精神特质，那就是‘灵敏’。这种灵敏对于认识中国人和中国文明是至关重要的”。而且，他还认为，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灵敏的程度，“恐怕只有在古代希腊及其文明中可望得到，在其他任何别的地方都概莫能外”。［13］我们且不论他的论述充分与否，但他从人的精神的角度来比较文明的异同，无疑是有着积极价值的。人是一种文化的存在，生发于文化的人的精神必然承载该场域的文明。
辨明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代背景下文明与文化的关系，面对孔子学院日新月异的机遇和挑战，作为华夏子孙的中华文明传承者，我们在深感荣幸和自豪的同时，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们应该担当的使命与责任，必须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思维方法为指导，全面认识、准确定位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促进其合理的现代转换，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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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日］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M］．北京编译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34.
［12］ ［13］ 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M］．海口：海南出版社1996：3，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