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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人：陳波
整理人：卜樂
如人飲水，冷暖自知
一年半以來，其實作為第一個“吃螃蟹”的城市，上海在自貿區的整體發展上仍是朝大的目標前進，但因為上海自貿區是中國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的綜合性自貿區，各個方向的具體進度不盡相同，自然不同方向會有些人滿意，有些人不滿意，某種程度而言，這些都是對的，因為恰如盲人摸象，都缺乏一個綜合性的評估。
自貿區的全稱是自由貿易試驗區，這樣一個試驗區的設立正來源於當下中國所遭受到的三重挑戰：
第一重是國內4萬億的刺激計劃加上當時10萬億的地方政府配套投資，形成了一個巨大的經濟槓桿效應，這也導致計劃退出之時，槓桿的負面效應也不小，導致近幾年中國內需不振，而中國內需向來是依靠公共開支來大幅提升，公共開支減少後勢必內需疲軟。
第二重挑戰則是在於歷經改革開放36年的高速發展，中國經濟增速放緩，也逐漸步入中等收入國家，環境、勞動力等層面都面臨前所未有的壓力。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GDP增速放緩，轉型升級更迫在眉睫。發展高端製造業、服務業是必行之路，而這必須依賴高度的市場機制，過去中國在傳統低端製造業發展過程中，政府高度監管與干涉，而在高端產業中政府的角色又必須弱化，主導作用不明顯。故此，產業的轉型升級所依賴的市場機制則至關重要，法律更是關鍵一環，自貿區設立的最終目的也是為建立高度健全的市場經濟機制，從而最終複製到全中國。
相對於前兩重內因挑戰，第三重挑戰則是外因，更是最直接的短期原因：美國推出WTO2.0版本後，國與國之間的合作已不再局限於貨物貿易，進一步開放服務貿易是必然趨勢，在此情境下，上海自貿區只有上與不上兩種選擇，不上就是意味著閉關鎖國，上路試行則代表更積極地參與國際分工，選擇後者也就意味著必須開放高度壟斷的行業，國企更在其中佔據多數。事實上，國家政策偏向嚴重的幾大產業例如電子通信行業、銀行業，很多年前早已開放，但至今依舊成果寥寥，只能說改革得太過緩慢。深究其因，一方面國企壟斷、巨額壟斷利益集團得以形成，因而阻撓較大；另一方面，開放的產業中很多關係到了經濟安全與國計民生，容易對國安產生損害，所以才開始選擇以上海等地作為有範圍的嘗試，評估開放的承受能力。
事實上，上海自貿區的短期目標，正是希望對接國際標準，中央官員也承認是按照高水平的貿易協定對中國的要求來設計自貿區，因而不僅上海、包括廣東、天津、福建在內的四大自貿區都是為了嘗試更高水平地參與國際分工與國際進程。
憶過去，上海舉步維艱
作為第一個自貿區，上海承擔了諸多苛責，對於貿易領域的批判更不絕於耳，其實上海自貿區非但不是沒有做貿易，而是貿易做得最徹底，這並非政府的責任而導致的錯覺，而是由於中國現狀造成的貿易發展制約，當下中國成為世界最大的貨物貿易國，貨貿已是世界最強，而中國之所以願意加入高水平的談判，則是希望在貨貿上打破其他國家對我國的非關稅貿易壁壘，因而在貨貿上中國反而是最開放的，即便存在邊際的改革效應，其效應也是最小的，因而貨貿做得不少，宣傳不少但改革的效應從數據上看卻沒有顯著增長，因為早已經接近極致。
細觀上海自貿區，政府改革做的很多，轉型是必然之舉；而金融改革則是說的很多，做的很少，效果更是不明顯；貿易上政策多，落實的效果也不錯，但從數據上卻看不出來，因為貨貿也非此中重點；而在市場准入與負面清單上，上海自貿區認真在嘗試，但因中國起點低，效果自然不好，長久以來中國依靠行政指令監管經濟而非法律監管，一旦轉變為法律監管，官員也需適應過程，所以在這種綜合性的改革中，每個方向上給人的感受會大不相同。
以上海自貿區成立後企業進駐的數量變化舉例，外媒與國內輿論的評論幾乎是南轅北轍。其實細分之下，不難發現，在自貿區內的國內註冊企業是認繳制而非實繳制，無需驗資，制度上大可以成為虛擬企業，當然若自貿區發展良好，國內投資人還是希望企業虛擬外殼能夠加資本正式運作，但因為自貿區試行匆忙，目前政策少，投資者亦認為投資機會少，故而沒有後續性的投資運營，但也不能就認為這是沒有任何實效的數量疊加。因為上海自貿區主要集中在外高橋版塊，這也是中國第一家保稅區，在自貿區成立後註冊企業高達兩萬，即使去除虛擬企業外也有一萬左右，加之在老自貿區內房地產市場行情不斷上升也說明實際需求在不斷增加；而外資企業亦有突破，過去上海外高橋實行了24年的保稅區制度，共有7千家外企註冊運營，當下因為自貿區試行，1年4個月內就新增加2千家外資企業，現在總計高達9千家，這其中800家是金融性質的外企。而這些外資企業並不享受國企進駐的開放條件，其進入自貿區必須是實繳制，實際資本進入自貿區運作，並非虛擬企業，因而足以證明自貿區的吸引力與實際效果，也並非外媒評論中的一無是處。
看現在，滬港依舊繁榮
乍看之下，上海似乎在衝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其實2006年以後這座城市便有了明確的城市定位，建設4大國際中心：國際航運中心、國際金融中心、國際經濟中心、國際貿易中心。其中貿易中心的定位跟自貿區存在契合，上海自貿區的設立在貨物貿易層面更是為了提升貿易附加值，發展高端貿易與新型貿易形態，近年來新加坡就發展了期貨貿易與離岸貿易兩種高端貿易，中國立足於傳統貿易的基礎上也加緊發展貿易性服務業，上海目前已經建立了8個全球大宗商品交易現貨平臺，在貿易型服務業上不斷學習，同時在科學、教育、文化、衛生等領域上也逐步開放，去年9月份便允許亞馬遜進入上海自貿區，這就是一個典型例證，2014年2月前更開放電子商務、網絡銷售商的准入門檻。至此，服務貿易業的大開放，必然強化與國外的合作，從而利於中國透過學習國外先進技術、管理經驗等加強自身競爭力，就如同馬雲的阿里巴巴成功走向國際一樣，在開放的環境中，通過國際競爭，優選出自身最強的企業，讓其做強做大，最終成為中國新的經濟增長點，更讓中國品牌走向世界。 當然上海如能一夜間實現國際金融中心等城市定位，必然對香港確產生衝擊，而事實上這樣的可能幾乎不存在，更是不必擔心。香港與紐約、倫敦並列世界三大國際金融中心，英文是共同語言，香港在這樣的語言環境中，成功實現國際對接加之人才儲備，並非上海能夠輕易超越，某種程度上，上海的升級反而利於香港發展，促進香港尋找更高的城市定位，這樣一個潛移默化的進程對香港而言是正面的。單看日本代表世界第三大經濟體，東京試圖成為國際金融中心努力多年，依舊無法大步前進，金融中心的構建也是二流水平還無法稱之為一流，因而上海要想挑戰香港，可能更是微乎其微。
早在大陸未開放之際，香港已是中國的橋頭堡，而大陸改革開放36年來，並未削弱香港的地位，今時今地香港與大陸的聯繫更為緊密，所以在香港無論是企業家還是居民如果具有國際化都市的心態，在自我完善與自我提升的層面仍具較高競爭力，而當下香港出現的對抗聲音也只是一個短期情緒化的現象，這樣的問題直接來源於落實CEPA的不完善，港陸經濟互動的優勢成果被少數人獲得，原先期待建立更緊密的經濟聯繫來互惠兩邊民眾的初衷已不復存在，結果少數人佔據成果，因而一方面未來雙方要加快腳步細化落實CEPA，讓CEPA成果全民共享，全民共感；另一方面，只要能夠保持開放心態，香港優勢必將延續，繁華也必然依舊。
談未來，廣東再遇新局
上海的成功經驗將複製到其他自貿區，其中如何尋求自身特色、發展核心產業必然對廣東自貿區產生重要影響與啟發。而廣東自貿區的最大特色則是面對港澳，學習港澳發展高端金融業與服務業，未來在金融改革步調上甚至能夠超越上海，不僅因為廣東自貿區靠近港澳，涉及其中的珠海、深圳等傳統經濟特區更有發展衝勁。此外2003年內地與港澳簽署CEPA後，其中落實的條款不到20%，未來廣東自貿區將更大膽地落實CEPA，這也成為了廣東自貿區最為關鍵的短期目標，足以快速上路。
有特色更要抓住優勢，廣東自貿區的機遇不僅在與靠近港澳，更在於發展高端服務業與高端金融業的學習優勢，上海自貿區發展的包括製造業、高科技產業、傳統貿易、大宗商品買賣，廣東也可以做，但是就沒有上海具有如此強的優勢了，因而如何找到自身優勢並利用優勢深度發展是廣東必須在新局中深思的議題。未來個別的製造業、物流、倉儲對接行業、加工行業，若能與港澳成功對接將能獲得長足發展。
而樂觀看待機遇、優勢之餘，迎面而來的整體挑戰卻不容小覷。最明顯的挑戰，便是目前來看廣東自貿區在行政協調上尚無穩定機制，深圳、珠海是最早的經濟特區，廣州市又作為廣東省省會城市，三者先前並無一貫的聯動機制，廣東自貿區形成後將如何進行區域協調、避免惡性競爭，則至關重要。因為上海自貿區中的幾個板塊集中在浦東新區，協調上不存在問題，反而廣州自貿區隱憂較大。
其次，如何找到自身定位和發展相關優勢產業，則無可迴避，誠然，廣東有諸多機遇，但若失去焦點，把精力放在沒有優勢的項目上，終將遇到更多的挑戰和競爭，顧此失彼，得不償失。
再者，自貿區整個改革包括廣東自貿區都面臨兩方面壓力，一是市場需要我怎麼做，二是中央同不同意這麼做，雙壓之下，就需自貿區管委會採取全新姿態，加速職能變化，發揮出在中央部委與企業界間的橋樑作用，不僅要求在政策中體現市場需求，又要反映出嚴格的法規和相關機制，這對自貿區的管理者也提出更高的職能轉變要求。
最後，自貿區屬於對外開放的嘗試，當前國際金融環境動蕩起伏，美國退出QE政策致使美元匯率升值，而歐元和日幣等主要貨幣大幅貶值，國際環境震蕩不已，某種程度其實打亂了中國的對外開放步驟，當下若貿然開放將造成不必要的傷害，必須謹慎為之。
而回歸到整個戰略層面，自貿區的推動正倒逼著國內改革不斷向前行，從過去核發企業執照的審批制到如今的報備制，正是由上海自貿區形成並推廣全國，此種倒逼機制的形成，無法斷言這一輪中國深水區改革必定獲得成功，因為其中的不確定性因素太多，但當下的努力方向是正確的，途徑雖坎坷，進度雖不如人意，但還是希望這樣的改革推動中國整體革新，促成中國第二次改革開放，在新的定位下，成為新型開放強國。
整理人：卜樂
如人飲水，冷暖自知
一年半以來，其實作為第一個“吃螃蟹”的城市，上海在自貿區的整體發展上仍是朝大的目標前進，但因為上海自貿區是中國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的綜合性自貿區，各個方向的具體進度不盡相同，自然不同方向會有些人滿意，有些人不滿意，某種程度而言，這些都是對的，因為恰如盲人摸象，都缺乏一個綜合性的評估。
自貿區的全稱是自由貿易試驗區，這樣一個試驗區的設立正來源於當下中國所遭受到的三重挑戰：
第一重是國內4萬億的刺激計劃加上當時10萬億的地方政府配套投資，形成了一個巨大的經濟槓桿效應，這也導致計劃退出之時，槓桿的負面效應也不小，導致近幾年中國內需不振，而中國內需向來是依靠公共開支來大幅提升，公共開支減少後勢必內需疲軟。
第二重挑戰則是在於歷經改革開放36年的高速發展，中國經濟增速放緩，也逐漸步入中等收入國家，環境、勞動力等層面都面臨前所未有的壓力。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GDP增速放緩，轉型升級更迫在眉睫。發展高端製造業、服務業是必行之路，而這必須依賴高度的市場機制，過去中國在傳統低端製造業發展過程中，政府高度監管與干涉，而在高端產業中政府的角色又必須弱化，主導作用不明顯。故此，產業的轉型升級所依賴的市場機制則至關重要，法律更是關鍵一環，自貿區設立的最終目的也是為建立高度健全的市場經濟機制，從而最終複製到全中國。
相對於前兩重內因挑戰，第三重挑戰則是外因，更是最直接的短期原因：美國推出WTO2.0版本後，國與國之間的合作已不再局限於貨物貿易，進一步開放服務貿易是必然趨勢，在此情境下，上海自貿區只有上與不上兩種選擇，不上就是意味著閉關鎖國，上路試行則代表更積極地參與國際分工，選擇後者也就意味著必須開放高度壟斷的行業，國企更在其中佔據多數。事實上，國家政策偏向嚴重的幾大產業例如電子通信行業、銀行業，很多年前早已開放，但至今依舊成果寥寥，只能說改革得太過緩慢。深究其因，一方面國企壟斷、巨額壟斷利益集團得以形成，因而阻撓較大；另一方面，開放的產業中很多關係到了經濟安全與國計民生，容易對國安產生損害，所以才開始選擇以上海等地作為有範圍的嘗試，評估開放的承受能力。
事實上，上海自貿區的短期目標，正是希望對接國際標準，中央官員也承認是按照高水平的貿易協定對中國的要求來設計自貿區，因而不僅上海、包括廣東、天津、福建在內的四大自貿區都是為了嘗試更高水平地參與國際分工與國際進程。
憶過去，上海舉步維艱
作為第一個自貿區，上海承擔了諸多苛責，對於貿易領域的批判更不絕於耳，其實上海自貿區非但不是沒有做貿易，而是貿易做得最徹底，這並非政府的責任而導致的錯覺，而是由於中國現狀造成的貿易發展制約，當下中國成為世界最大的貨物貿易國，貨貿已是世界最強，而中國之所以願意加入高水平的談判，則是希望在貨貿上打破其他國家對我國的非關稅貿易壁壘，因而在貨貿上中國反而是最開放的，即便存在邊際的改革效應，其效應也是最小的，因而貨貿做得不少，宣傳不少但改革的效應從數據上看卻沒有顯著增長，因為早已經接近極致。
細觀上海自貿區，政府改革做的很多，轉型是必然之舉；而金融改革則是說的很多，做的很少，效果更是不明顯；貿易上政策多，落實的效果也不錯，但從數據上卻看不出來，因為貨貿也非此中重點；而在市場准入與負面清單上，上海自貿區認真在嘗試，但因中國起點低，效果自然不好，長久以來中國依靠行政指令監管經濟而非法律監管，一旦轉變為法律監管，官員也需適應過程，所以在這種綜合性的改革中，每個方向上給人的感受會大不相同。
以上海自貿區成立後企業進駐的數量變化舉例，外媒與國內輿論的評論幾乎是南轅北轍。其實細分之下，不難發現，在自貿區內的國內註冊企業是認繳制而非實繳制，無需驗資，制度上大可以成為虛擬企業，當然若自貿區發展良好，國內投資人還是希望企業虛擬外殼能夠加資本正式運作，但因為自貿區試行匆忙，目前政策少，投資者亦認為投資機會少，故而沒有後續性的投資運營，但也不能就認為這是沒有任何實效的數量疊加。因為上海自貿區主要集中在外高橋版塊，這也是中國第一家保稅區，在自貿區成立後註冊企業高達兩萬，即使去除虛擬企業外也有一萬左右，加之在老自貿區內房地產市場行情不斷上升也說明實際需求在不斷增加；而外資企業亦有突破，過去上海外高橋實行了24年的保稅區制度，共有7千家外企註冊運營，當下因為自貿區試行，1年4個月內就新增加2千家外資企業，現在總計高達9千家，這其中800家是金融性質的外企。而這些外資企業並不享受國企進駐的開放條件，其進入自貿區必須是實繳制，實際資本進入自貿區運作，並非虛擬企業，因而足以證明自貿區的吸引力與實際效果，也並非外媒評論中的一無是處。
看現在，滬港依舊繁榮
乍看之下，上海似乎在衝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其實2006年以後這座城市便有了明確的城市定位，建設4大國際中心：國際航運中心、國際金融中心、國際經濟中心、國際貿易中心。其中貿易中心的定位跟自貿區存在契合，上海自貿區的設立在貨物貿易層面更是為了提升貿易附加值，發展高端貿易與新型貿易形態，近年來新加坡就發展了期貨貿易與離岸貿易兩種高端貿易，中國立足於傳統貿易的基礎上也加緊發展貿易性服務業，上海目前已經建立了8個全球大宗商品交易現貨平臺，在貿易型服務業上不斷學習，同時在科學、教育、文化、衛生等領域上也逐步開放，去年9月份便允許亞馬遜進入上海自貿區，這就是一個典型例證，2014年2月前更開放電子商務、網絡銷售商的准入門檻。至此，服務貿易業的大開放，必然強化與國外的合作，從而利於中國透過學習國外先進技術、管理經驗等加強自身競爭力，就如同馬雲的阿里巴巴成功走向國際一樣，在開放的環境中，通過國際競爭，優選出自身最強的企業，讓其做強做大，最終成為中國新的經濟增長點，更讓中國品牌走向世界。 當然上海如能一夜間實現國際金融中心等城市定位，必然對香港確產生衝擊，而事實上這樣的可能幾乎不存在，更是不必擔心。香港與紐約、倫敦並列世界三大國際金融中心，英文是共同語言，香港在這樣的語言環境中，成功實現國際對接加之人才儲備，並非上海能夠輕易超越，某種程度上，上海的升級反而利於香港發展，促進香港尋找更高的城市定位，這樣一個潛移默化的進程對香港而言是正面的。單看日本代表世界第三大經濟體，東京試圖成為國際金融中心努力多年，依舊無法大步前進，金融中心的構建也是二流水平還無法稱之為一流，因而上海要想挑戰香港，可能更是微乎其微。
早在大陸未開放之際，香港已是中國的橋頭堡，而大陸改革開放36年來，並未削弱香港的地位，今時今地香港與大陸的聯繫更為緊密，所以在香港無論是企業家還是居民如果具有國際化都市的心態，在自我完善與自我提升的層面仍具較高競爭力，而當下香港出現的對抗聲音也只是一個短期情緒化的現象，這樣的問題直接來源於落實CEPA的不完善，港陸經濟互動的優勢成果被少數人獲得，原先期待建立更緊密的經濟聯繫來互惠兩邊民眾的初衷已不復存在，結果少數人佔據成果，因而一方面未來雙方要加快腳步細化落實CEPA，讓CEPA成果全民共享，全民共感；另一方面，只要能夠保持開放心態，香港優勢必將延續，繁華也必然依舊。
談未來，廣東再遇新局
上海的成功經驗將複製到其他自貿區，其中如何尋求自身特色、發展核心產業必然對廣東自貿區產生重要影響與啟發。而廣東自貿區的最大特色則是面對港澳，學習港澳發展高端金融業與服務業，未來在金融改革步調上甚至能夠超越上海，不僅因為廣東自貿區靠近港澳，涉及其中的珠海、深圳等傳統經濟特區更有發展衝勁。此外2003年內地與港澳簽署CEPA後，其中落實的條款不到20%，未來廣東自貿區將更大膽地落實CEPA，這也成為了廣東自貿區最為關鍵的短期目標，足以快速上路。
有特色更要抓住優勢，廣東自貿區的機遇不僅在與靠近港澳，更在於發展高端服務業與高端金融業的學習優勢，上海自貿區發展的包括製造業、高科技產業、傳統貿易、大宗商品買賣，廣東也可以做，但是就沒有上海具有如此強的優勢了，因而如何找到自身優勢並利用優勢深度發展是廣東必須在新局中深思的議題。未來個別的製造業、物流、倉儲對接行業、加工行業，若能與港澳成功對接將能獲得長足發展。
而樂觀看待機遇、優勢之餘，迎面而來的整體挑戰卻不容小覷。最明顯的挑戰，便是目前來看廣東自貿區在行政協調上尚無穩定機制，深圳、珠海是最早的經濟特區，廣州市又作為廣東省省會城市，三者先前並無一貫的聯動機制，廣東自貿區形成後將如何進行區域協調、避免惡性競爭，則至關重要。因為上海自貿區中的幾個板塊集中在浦東新區，協調上不存在問題，反而廣州自貿區隱憂較大。
其次，如何找到自身定位和發展相關優勢產業，則無可迴避，誠然，廣東有諸多機遇，但若失去焦點，把精力放在沒有優勢的項目上，終將遇到更多的挑戰和競爭，顧此失彼，得不償失。
再者，自貿區整個改革包括廣東自貿區都面臨兩方面壓力，一是市場需要我怎麼做，二是中央同不同意這麼做，雙壓之下，就需自貿區管委會採取全新姿態，加速職能變化，發揮出在中央部委與企業界間的橋樑作用，不僅要求在政策中體現市場需求，又要反映出嚴格的法規和相關機制，這對自貿區的管理者也提出更高的職能轉變要求。
最後，自貿區屬於對外開放的嘗試，當前國際金融環境動蕩起伏，美國退出QE政策致使美元匯率升值，而歐元和日幣等主要貨幣大幅貶值，國際環境震蕩不已，某種程度其實打亂了中國的對外開放步驟，當下若貿然開放將造成不必要的傷害，必須謹慎為之。
而回歸到整個戰略層面，自貿區的推動正倒逼著國內改革不斷向前行，從過去核發企業執照的審批制到如今的報備制，正是由上海自貿區形成並推廣全國，此種倒逼機制的形成，無法斷言這一輪中國深水區改革必定獲得成功，因為其中的不確定性因素太多，但當下的努力方向是正確的，途徑雖坎坷，進度雖不如人意，但還是希望這樣的改革推動中國整體革新，促成中國第二次改革開放，在新的定位下，成為新型開放強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