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民营经济吃亏太多，最怕‘混改’把自己变成了国企的‘提款机’。”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副会长李锦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说，从十八届三中全会闭幕至今已近9个月，具体改革方案尚未公布，目前民间资本观望情绪强烈，不敢贸然行事。
　　李锦表示，中国的民营资本也有自身的局限性，大部分都是家族企业，面对规模庞大的国有资本，其现代管理水平和资金实力都显不足。
　　观望
　　中石化6月底公布的混合所有制引资方案中，特别强调了“三优先”原则，其中就有一条是优先内资。市场对此的质疑是，一个近1000亿的引资计划，在中国哪个民营资本有如此实力？
　　外资也有同样的担心。BP（英国）石油公司首席亚洲经济学家张弛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在密切关注中国政府“混改”的每一步动向。在顶层设计没有出台前，外资不会有太多具体动作。
　　这种观望和犹豫的情绪并不仅存在于民资和外资中，国企内部也如此。他们担心的是，国有资产会不会流失，这是触及国企管理者最敏感神经的话题。
　　国资委企业改革局原副局长、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副会长周放生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国企最大问题在于所有者缺位，企业的管理者不代表所有者的利益，国企的问题会越来越严重，只有通过改革，才能推动它的变化。
　　周放生指出，国有资产流失的重点是“体制性流失”和“掠夺性流失”，而不是“交易性流失”。所谓“体制性流失”是指不改制的国企，相比改制的国企，国有资产流失的情况更严重，比如内部腐败、浪费、投资失误、内部低效率。
　　“掠夺性流失”则是指很多国企的管理者将企业当成私人领地，把下属当成家臣，可以随意处置，这种国有资产的流失比“体制性流失”更可怕。
　　中国特色
　　混合所有制并非新事物，最早可上溯到改革开放之初。1999年召开的十五届四中全会曾明确提出发展混合所有制的战略方针。
　　改革之初，混合所有制企业的形成主要来自于经过所有权改造的国企。典型案例如1984年北京天桥商场改建为股份制企业，改制后国有股占50%，银行股占25.9%，企业股占19.7%，职工股占4.4%。
　　然而，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国企改革的重点方向并不是混合所有制改造，而是对国企的放权让利。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国企深陷财务困局，不少地方中小国企连年亏损，资不抵债，成为政府的巨大包袱。此时，单纯放开企业控制权已无法解决问题，国家开始考虑对国企进行所有权改革，以摆脱困局。
　　在1997年～2003年的国企改革浪潮中，许多乡镇一级的小型国企被出售，许多中、大型国企，通过改制成为混合所有制股份公司。万科、联想和TCL等便是此轮国企改革的产物，这三家企业至今仍留有一定的国有股份。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所副所长张文魁在其《中国混合所有制企业的兴起及其公司治理研究》一书中写道，20世纪80年代，在全球范围内出现国企改革的浪潮，除中国外的其他国家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私有化道路，但中国却选择了混合所有制路径。
　　虽然中国政府并没有明确的逐渐减少国有股、不断向民间出售国有股的计划，但从长期来看，混合所有制提供了一个相对开放的股权结构，国有股比例逐步下降，非国有股比例逐步上升，将是一个大趋势。
　　目前推进的新一轮国企改革，与过往两次一样，延续着为了解决实际问题的渐进式改革特点。
　　虽然一些人对“混改”仍持有怀疑态度，但中海油能源经济研究院首席能源研究员陈卫东表示，“应当看到积极的一面，至少已经触碰到产权问题。”
　　国资委“四项改革”试点仅仅是一个开始，根据财政部披露的新一轮国企改革路径时间表，混合所有制实施办法将在2015年印发。
　　一位接近国资委的人士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未来所有方案将在征求国家发改委、财政部等相关部委的意见后，统一汇总到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并以国务院的名义下发改革指导意见，形成对国企改革完整的“顶层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