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频频曝光的群众合法权益被侵害事件中，活跃着这样一批基层“干部说客”：他们在接到举报后，不认真调查，反而巧言令色替违法乱纪者“站台”、捂盖子。各路“干部说客”们以各种方式“游说”被侵权人妥协或者放弃维权，为基层百姓深恶痛绝。
　　两年前，中部某省某村的部分村民持续举报称，该村一块集体所有林地涉嫌被私人开发商非法征收且手续多处违法违规，要求恢复土地性质、恢复林权，但均未获得有效回应。在媒体2017年底介入调查之后，当地村支部、镇政府、县纪委等方面“迅速行动”起来。
　　村支部秦书记找到举报人刘某说，他受镇党委书记委托来协商解决此事。秦书记称：“尽管开发商没有任何道理，但政府已把土地征收手续办好了，林木也砍了。土地和林权不可能再追回。只有钱才是最佳解决方案，你开个数，我们再去跟开发商谈。”当刘某表示不想要赔偿、只想要回林权，秦书记劝说道：“你就算告到北京，中央也不会派人下来处理，只会一级一级行文下来，最终还是要下面来处理。”
　　村支书“协商”不成后，今年3月底縣纪委叫刘某谈话，同样做起了“调解”：“你可以开个价。你不说好价钱，我们就不好跟那边去协商。”临走时，纪委工作人员让刘某在一份协议上签字，声明对征地程序没有异议。刘某拒绝了这一要求。
　　无独有偶，除了执纪部门的明说，还有一些地方执法部门的暗示。2015年，一名投资人在河南某县投资时，被当地合作伙伴以涉嫌合同诈骗告到县公安局并刑事立案。此后，让这位投资人崩溃的是，公安局办案人员不断向他发出暗示：只要答应他们的条件，公安局就不追究了，要是不答应，这个案子就不好说了。该投资人拒绝暗示后，这一刑事立案调查持续了近两年之久。最终，该县公安局没发现证据而撤销此案。
　　记者发现，干部为违法乱纪行为充当说客的怪相在一些地方比较普遍，形式五花八门。究其原因，主要是陷进利益关、遮丑关、人情关。
　　其一，利益关。“干部说客”本身陷于利益勾结当中，担心违法乱纪行为被查影响自身。中部某县一开发项目，开发商先是从省里拿到批文，再盖上县长大印，之后打通县里相关职能部门，最终把“公关工作”做到村民小组长。于是，每个环节都有干部替其卖力。当被征地群众发现利益遭侵害而上访时，这些干部又出来“调解”。
　　其二，遮丑关。“家丑不可外扬”思维作祟，怕违法乱纪行为曝光影响地方形象甚至官员的“乌纱帽”而护短、包庇。这些干部接待上访群众时先表示同情和理解，再以“大局意识”进行说教，最终提出赔钱了事。一旦“说不通”，就“放狠话”“玩拖延”，甚至威胁。
　　其三，人情关。一些干部“讲人情”重于“讲原则”，或者懒政不作为。中部地区一位培训学校负责人因老家土地被侵占而多次投诉，开发商托人找到主管培训学校的教育局领导“说和”。这位教育局领导一边表示气愤，一边劝说：“事情已经这样了，要多少钱才肯了结，我去传话。”
　　专家表示，“干部说客”现象影响恶劣，对此要严惩重处，同时，畅通群众监督和举报渠道，让干部不敢越红线。（摘自《半月谈》 2018年第8期 阳建 刘怀丕/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