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初期的一天，一伙红卫兵从城里来到毛西公社（当时称立新公社）。他们看到这儿一边是陡峻的坡原，一边是滔滔灞河，前面一片茫然，忙向路旁的老乡打探：“同志！这是啥地方？”老乡高声道：“毛西。”红卫兵大惑不解，诧异地喃喃道：“毛稀？那再往前走就没毛了吧！”红卫兵的疑惑使路遇答话的陈忠实破涕为笑。这段有趣的对话，在当地不胫而走。原因是毛西这地方，坡大沟深确实太贫困了。
　　忠实同志当时是公社农中教师、团支部书记、中共预备党员。“文革”开始后他怀着美好的憧憬投入红卫兵组织当了政委。不料又被红卫兵造反大潮中的“红色战线”打成了“保皇派”，对其反复批斗。正在他心烦意乱、万分沮丧的情况下撞上了这帮红卫兵前来问话，他没好气地从嘴角迸出了那俩字“毛西”。不过这股风暴很快就过去了。1968年公社党的核心领导小组撤销了他的那些莫须有的罪名，把他调到公社帮助整顿基层领导班子。凭着他的辛勤睿智和文才很快成了领导身边的得力帮手。

响导

　　一九七零年四月，我奉调到毛西公社接替蔡洪青书记的工作。
　　在我到达公社的第二天早上，蔡洪青书记领着陈忠实同志来到我的房间热情地说：“本想让领导班子和你见个面，同时也向你介绍一下公社的大体情况，可你急着要去坡塬上看看，我把陈忠实同志给你带来了，他是咱西蒋村人，本地通。”忠实同志随即伸出他宽大厚实的双手和我见面，我顺便问了声：“陈老师好！”他急忙答话：“叫老陈！叫老陈！”他二十七八的样子，略高，身板浑厚有力，浓眉大眼，穿一身家生布衣，显得英俊潇洒。
　　我们约定第一站先到三阳坡村。出了大门，爬上一丈高的岩坎，顺着麦田间的一条小路来到坡下。我抬头一看，这哪里是坡，简直就是山岩峭壁，上山的小路是五步一拐的蛇道。半山腰有一条白色的沙带，米粒大的沙粒滚落路面，行走起来十分费劲。刚到半山坡，一位青年妇女抱着小孩战战兢兢地从坡上下来。一不留神滑坐在路畔。她手忙脚乱地护着孩子，气急败坏地骂起爹娘“羞先人哩，啥事不得开交，把人嫁到这鬼地方了！”我俩急忙上前搀扶她母子俩走下山坡。这一幕重重地敲击在我的心坎上，我深深地为这女子感到不平，我对老陈说：“也难怪那女子骂出那样的狠话，你说毛西村那么好的条件，为啥要把娃嫁到这沟岔里来？”老陈朗声笑了起来：“嘿，这你就不知道了，‘嫁汉嫁汉穿衣吃饭’，中国几千年老百姓无不是为着吃穿二字在抗争。毛西村虽好却保不住饭碗，社员们一年四季都忙着修堤护堰、种庄稼，眼看着到口的粮食就要收获了，却被突如其来的大水冲个精光。三阳坡就不一样了，没有河水的侵扰，不愁吃穿，这样的好地方，别说那女子，就连现今三阳坡的妇女队长既精明强悍，又长得‘西施’一样的俊模样，也照样高高兴兴地嫁到三阳坡了。”我俩汗流浃背地一路攀登，谈话间一般清香的气息扑面而来，一座郁郁葱葱别具一格的秀丽山庄呈现在眼前。
　　这是一处崭新的天地。村子周围波浪起伏的小麦正在扬花，金黄色的樱桃重重叠叠挂满枝头，远处坡根底下，一棵棵杏树、桃树、石榴树成排成行。老陈乘兴问我：“你知道这里人吃水咋办吗？”我顺口说：“下灞河担水吧！”老陈笑笑说：“没有那必要，这里自有天赐的清泉。三阳坡周边就有好几处。从这里向东绵延十几里的二塬坡上分布着十二个自然村，每村都有这样的清泉”。说话间我们来到村头。两棵泡桐树顶着巨大的树冠迎接我们，一条小溪穿村而过，树中间是一池清澈见底的清泉。茂盛的树林竹林，座座土坯瓦房随着地势的走向错落有致地组合在一起，使整个村庄闲适而紧凑。社员们都下地干活去了，村里十分静谧。一位白须白发的老者正坐在门前的石墩上抽旱烟，看起来七十有余。老陈大声道：“老汉叔，我们看您来了！”老者站起来伸出右手招呼说：“噢，噢，快到屋里坐，快到屋里坐！”一进门我就看到一位老妇人盘腿坐在坑头上。我上前大声问候：“大姨，您身体可好？”没等老妇人答话，大叔急忙呼喊：“哎哎，那是我的老娘，是我妈！”我先是惊愕继而感动，不知所措。老陈哈哈大笑急忙上前打圆场：“大叔，您老人家真大福大贵，这么大年纪还有老娘护着，世上少有，祝您娘儿俩永远健康”。老者也笑笑道：“哎，托毛主席的福，其实我们这儿也没啥好的，就是水好。”告别老人家出了门我才长出了口气，心里不住地抱怨自己把一个本来喜庆的事，搅和得啼笑皆非。老陈大概猜出我的心思，解释说：“别想得太多了，不管怎样，今天发现了这样高寿的老人总是件好事，说明这山岔里还真养人哩”。我忽然想起老者说的话，就问：“刚听老者说这里的水好，能好出个啥样来？”老陈随即说：“这里的水是从广袤的白鹿原上渗出来的，有膘。”“什么膘？又不是大肉还讲究膘的肥瘦？”我不解地插话。老陈不慌不忙地说：“这需要一个简单的实验：打一碗常用的水，只要水面和碗沿齐了水就会流出来，而这里的水矿物质和营养成分含量高，水的内聚力强，打在碗里的水可以明显地冒出碗沿一个水层来，所以说毛西塬坡上的泉水还是当地一大宝藏呢。”
　　在去龙湾大队的路上，经过任家坡大队，忠实同志顺便给我介绍了这里的大体情况。仁家坡大队地处毛西公社的最高处，包括沟泉、仁家坡、刘家坡、杏林坡四个自然村。可耕地大都分布在原上窦皇后陵的周围比较平坦的地带。奇怪的是，这里的人把大片的耕地撇在原上，自己却不顾爬坡劳作的艰苦，硬是居住在一里开外的山坡上，图什么？图的就是这里有清泉流水、鸟语花香，这里可闻天籁之音，可观自然之趣，这也算是另类的“农家乐”吧。
　　当走到仁家坡的东嘴头时，坡原突然向右方弯转而去，像一张弓一样弯了个半圆。到了东端另一个嘴头时又顺着坡势绵延而去。这时忠实同志顿时来了精神，他兴致勃勃地问我：“你看这儿像啥？”我想了想含糊地说：“这大概就是龙湾大队吧！”忠实同志风趣地说：“这儿既像天上的半月，又像地上的一个巨大的天坑被毛西坡劈去了一半；更像深山里一块富饶的小盆地。既神秘又幽深。据说为了备战备荒，一次林彪来西安，從飞机上发现了这块风水宝地，于是就把空军工程学院（以下简称空工院）建在这龙湾村的塬坡脚下。”老陈的一席话使我茅塞顿开，这时我才真切地感受到龙湾的存在，眼前茂密的丛林中隐约可见一层层农舍不规则地分布在大弯的各个角落。从原顶蜿蜒而下的一条大路在我们脚下转了一个大弯延伸到村里去。我们顺着这条大路刚一进村就听见潺潺的流水声，一条小溪在路旁流淌，一口清泉汇入其中。和泉水相连的是一个大池塘，池底绿色的藻类轻轻浮动，针头大小的鱼儿在水中嬉戏。走到村中间时，原来的小溪变成了急流的小河。水仍然很清澈，欢快地从几块水泥板架起的涵洞涌出，穿越麦田和树林，冲向山坡下的空工院。我急忙问：“这突如其来的河水是从哪儿来的？”忠实同志断然道：“就在脚下！”仔细观察后，我才发现池塘里没有藻类的地方就有不少泉眼涌动，无数个泉眼和浸润着的片片湿地就汇成了这潺潺的河渠。我心里暗暗感叹：多么美妙的景致呀！ 　　出了龙湾我们从西张坡村爬上了原头。在一片草地上坐了下来，忠实同志长出了口气，从自己衫兜里摸出一张一寸多长的纸条，再从另一个衫兜里掏出一袋烟末来，然后用双手的拇指与食指将纸条拉展，左食指将纸条一端下压成凹形，右手从烟袋内捏出烟末来向纸条上轻轻一撒，再用食指和拇指向上一推一搓，一支土卷烟就放到嘴角了。在烟雾缭绕中他比划着对我说：“眼前展现在咱脚下的就是毛西公社的一张活地图。从咱脚下的二塬坡一直向东依次是王家坡、陈家坡、东张坡、直到东头那个坡嘴的唐家坪就到了毛西公社与蓝田县的界畔了。这些村的情况与咱们走过的村大体相同，人们都是奔着这汪泉水来的。”我一边听着他的介绍，一边暗自思忖，这毛西苦是苦了点，但也潜藏着不少讨人喜欢的东西。缠绕在我心头的那团疑云慢慢散去，一种对毛西新的感知在我心里萌生。毛西是块有生机、有希望的好地方。
　　一时兴起，我脱口向他提了个大问题：“老陈你是咱毛西长大的，对毛西肯定是有感情的，当前全国都在学大寨，咱毛西准备咋个学法？你一定思考过，我想听听你的意见。”忠实同志思考了一会儿，凝重地说：“毛西这地方看起来很复杂，很艰难，其实很简单，就是一条河、一道川、一架坡。灞河的问题在于修堤固坝；川道的问题在于修渠引水；塬坡的问题在于修梯田保水保肥保土”。他言简意赅地回答了我的问题，使我豁然开朗。
　　通过这次考察，我不仅了解到毛西的真实情况，更重要的是认识了陈忠实同志。老陈这人说话声音沙沙的、慢慢地，说起话来像读自己的作品一样，诙谐幽默、出口成章、句句精湛、字字珠玑，叫人听着舒服，感觉很受用，在我心灵深处增加了几分对他的敬佩。

破局

　　蔡洪青书记是军队转业人员，性格开朗、思维清晰。临别前和我深谈了几次，主要是给我鼓劲，他说目前公社干部个个干劲十足，指到哪打到哪，形势一片大好。但问题也很尖锐，主要是村级两委会的领导班子经过社教运动和红卫兵造反批斗后，基本瘫痪了。为这事公社干部齐动员，领导班子分片包干，从五十六中学和公社农民中挖来陈忠实、杨志安、王来运等一些精兵强将，深入各大队健全两委会领导班子。架子搭起来了，就是不给劲，原因很简单，有怨气。基层干部不给劲，上级任务下来就事倍功半。就拿当前较急迫的收鸡蛋和养猪来说，郊区革委会催得很紧，每周发简报搞评比，我们公社总是排在最后边，成了一道难以跨越的坎。
　　谈到公社干部情况时，他特别提到陈忠实同志说：“忠实这人真是名副其实。”忠实、忠实对党“忠”，对人“实”，是块好材料。公社机关数他有谋略，点子多，虽然是借来的，可很顶用，上报材料、报告总结他都很拿手。
　　晚饭后，我和马云超副主任到忠实同志房子闲聊，旁边几位同志见了也都围了过来。奕树容同志是韩城人，大学水利系毕业，见人总是笑眯眯的。他对我说：“新筑公社多美的地方，你咋就跑到咱这穷地方来了？”没等我答话，忠实忙插话道：“老奕！你瞎咧咧啥呢？书记到哪儿你说了算？咱毛西这地方看起来不起眼，不显山露水，可这里有大河有沟壑、有平川有大坡、有蔬菜有水果。地域虽小样样有，人口虽少贤才多，就连你这大水利专家不也来了吗？”忠实同志这么一说，大都笑了起来。闲聊间，话题就又转到大队领导班子收鸡蛋和养猪那些事。我问：“这些事过去都是很正常的日常工作，为什么今天就成了不可逾越的坎了呢？”有的同志就争着说：“这个问题的核心是大队领导班子的问题，班子问题的核心是路线斗争问题。不好好工作就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要用‘斗私批修’的方法来解决。”“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么”，这些话确实代表了当时文化思想领域的一种风潮，所以有些同志就表示赞成。忠实同志沉默了会儿，微笑着说：“这些话有一定的道理，但解决的办法需要仔细斟酌，首先需要把我们公社干部的位置摆端正，大队领导班子都是我们的同志，和我们干的是同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在方法上要把居高临下地我来批评教育你、变成同志式地我来支持你帮助你。要实事求是地摸清他们的病根在哪里，然后以关爱的态度帮助他们排忧解难。目前大队班子普遍存在怨气，这就需要我们用无产阶级的感情耐心地感化他们，不能来硬的，越硬他们怨气会更大，适得其反。”我很赞成忠实同志的这些观点，公社干部和党的核心领导小组成员也大都认可这些观点。但在当时那种情况下真正能实事求是地顶风讲几句真话还是挺不容易的。
　　为了统一认识，五月初公社党的核心领导小组召开会议学习毛主席“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着重讨论了如何帮助大队干部转变作风的问题。并由忠实同志根据会议讨论情况整理出了“三夏前的工作要点”：一是：大胆地帮助基层干部扫清思想障礙，公开宣布长期困扰干部群众思想情绪的几件事：1.“五类人”不株连家属子女；2.不依派性看人论事；3.明显的错误案件应立即纠正（如东李小学炊事员，在“早请示”时说了句“快把你咧拉拉子耍一下”就定为反革命）；4.社教运动和“文革”期间大小队干部的错误，其责任主要在公社领导。二是：以关怀爱护的态度，一人一事地帮助大小队干部消除怨气转变作风；三是：对敢于挺起腰杆大胆工作的干部给予及时的表扬和鼓励。有了这几条较硬气的“工作要点”， 同志们有了底气，也有了勇气。在此基础上，公社采取领导分片、干部包队的办法深入村队，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开展耐心细致的帮扶工作。
　　不多时，一些原来基础较好的大队干部首先坚定地表示：有公社领导撑腰，今后一定要一如既往地有所担当，把党和群众的事情办好；一些原来有怨气的同志也表示：要放下包袱转变作风，真抓实干努力工作；个别受过处分压力较大的干部也表示：只要党和群众信任，也愿意给社员把事情办好。大家的热情激励了我，使我顿感轻松，觉得考验我们的时机到了，养猪、收鸡蛋的工作，应该有所突破了。于是我把忠实同志叫来给他交代了一件重要事，我说：“老陈，交给你个苦差事，你把我的自行车骑上，到蓝田县给咱找一下猪源。”忠实同志笑笑说：“嘿！我当啥事？这算啥苦差事，没点点问题。”他家和蓝田县华胥镇隔河相望，蓝田一带是他常去的地方。当晚他回到家中就把这事告诉了西蒋村党支部书记陈步让。陈步让可是个“黑市”（群众自发交易农副产品的场所）精，这人脑子灵活会折腾，村上的人生活都紧巴巴的，可他只要到“黑市”上转一圈，回家时手上准会提上一串黄灿灿的大油饼。村上人都羡慕地夸他眼眼稠。忠实同志和步让当天起了个大早，天明就赶到洩湖镇，中午十二点经过三里镇又赶到普化镇，晚上住宿在许家庙。第二天一早又到厚镇转了一圈，摸透了猪源的底细，胸有成竹地走在了回家的路上。他俩一路走着谈着，总结出了找回猪源必须把握的几个重要环节。 　　找猪源首要的是采准点。到洩湖镇时天刚明，急急忙忙边走边问，走了一整天，满头大汗也未见到猪的影子。正在犯愁时，突然听到一声猪的尖叫声，顺着叫声才在一个小巷内看到了猪市。所以采猪点不光要边转边问，还要边看边听，而且听还是最重要的。猪市一般不在大街上而往往在小巷内。其次是选购仔猪。首先要看毛色是否黑中透亮，再看条干，看是否身长屁股圆；还要看猪的精气神；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要做好安全运输。当地人购猪，都是用手提的，我们是集体购买，大都车载笼装，容易被市管人员发现。所以要注意隐蔽，选好路线和时间，或走小道或晚上行路，才较安全。总体上说，越靠近山根，猪源越广，猪的成色也越好。
　　恰在这时，毛主席《关于养猪的一封信》发表了。郊区革委会为此制定了关于养猪的六条标准，号召大力发展养猪事业。我公社闻风而动，召开了养猪动员大会，下达了养猪任务，忠实同志在大会上介绍了蓝田县的猪源情况和选购仔猪需要抓住的几个重要环节。陈步让同志做了大会发言，保证立即行动办好大队养猪场，做到户户都养猪。会后公社干部深入各大队协助村委会建猪场，帮助社员修猪圈，逐队逐户落实养猪任务。七月底，各大队基本上完成了养猪任务。
　　鸡蛋收购问题的难点在东李大队，该大队人口众多，民风强悍，人称黑汉李。该队就在空工院大门口，空工院的家属总爱偷偷从社员手上暗地里买些鸡蛋改善生活。社员们也高兴把鸡蛋卖给他们能多赚点钱，一来二去每天早上天不明空工院门外就形成了鸡蛋交易的“鬼市”。因此东李大队也就成了收鸡蛋的最大难点。忠实同志和该大队支书李山星交往甚厚，就知难而进，主动包下了东李大队的收鸡蛋任务。他把大队全体党员和两委会成员召集到一起开会。开始，他未提收鸡蛋的事，更不讲空工院门前的“鬼市”，而是大谈中华文明五千年，从三皇五帝讲到“贞观之治”、“康乾盛世”，直到近代西方列强对我国的欺压与凌辱，特别是苏联修正主义如何撕毁合同撤走专家向我们逼债。最后讲到东李人民如何不避严寒酷暑战天斗地，修堤筑坝保护农田的壮举，说得大家群情激奋，心潮澎湃。这时他给大家出了一道题，“一个鸡蛋卖给谁？”让大家讨论。大家都摸不着头脑，不知说啥好，等了半天没人说话。大队团支部书记李新民是老三届高中生，很有头脑，先发言说：“陈老师（忠实同志曾是东李中学老师），这道题出得好，出到点子上了。一个小小的鸡蛋值不了几个钱，但事关国家大局，苏联修正主义向我们逼债，这关系我们国家的信誉和尊严。所以说，一个鸡蛋只能卖给国家，别说卖，就是捐给国家，为了这分尊严，也是值得的”。忠实同志举起右手大拇指说：“新民的发言一百分。大家都说说，咱今天到会的每个同志该咋办？”支书李山星同志兴奋异常，当即拍板：“明天以生产队为单位召开社员大会讨论‘一个鸡蛋卖给谁’的问题。把陈老师的想法、新民同志的话讲给大家听，一个鸡蛋关系到国家的尊严，民族的尊严，也关系到我们自己的尊严，今天到会的每个同志都要首先发言表态，把你能拿出的鸡蛋当场交队长统一登记，集体交售。第二天社员大会一开完，当场交售鸡蛋三百多斤，创下了全社最高交售纪录。这次收鸡蛋的大讨论既完成了收蛋任务，也使群众受到了一次现实的爱国主义教育。
　　公社革委会听了忠实同志东李收鸡蛋的汇报后，决定把“一个鸡蛋卖给谁”的大讨论在全公社推广。一个收鸡蛋和爱国教育相结合的活动在全社轰轰烈烈地展开了。大家的觉悟提高了，把鸡蛋卖给国家也就变成了广大社员的自觉行动。至此，毛西公社摘掉了郊区收鸡蛋评比落后的帽子。
　　农村有句格言：“村看村，户看户，社员看的是干部。”毛西公社机关干部不足二十人，而基层大小队干部就五百多人，只要这二十人的思想方法正确，能把这五百多人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就可产生排山倒海的力量，任何艰难险阻也抵挡不住，再难的坎也能跨越，再艰巨的任务也能完成。

奋斗

　　为了进一步落实毛主席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1971年春，郊区兴起创办农村合作医疗站的热潮。公社党的核心领导小组经过认真研究决定，把陈忠实同志调到公社卫生院当院长，既可解决他（农中教师）的工资问题，也可保证这项中心工作的落实。当我把这个意见告诉忠实后，他愉快地接受了。
　　第二天一到任，他就和公社文卫干部韩学文来到空工院群工部找到馮副政委。这位冯副政委是北京人，一口标准的普通话，为人热情豪爽，听到忠实同志自我介绍后高兴地跳了起来，他双手向忠实肩上一拍：“嘿呀！这么巧，今天是不请你自己来呀！前两年就在《西安日报》上看到你的大作《樱桃红了》和《夜过流沙沟》，听说作者是咱毛西人，农中教师。你真神通广大，咋摇身一变又成了卫生院院长了？”忠实同志平静地说：“革命工作需要么，党的事业需要么。”冯副政委高兴地说：“那好，今后咱就是同行了！有什么要求尽管讲”。忠实同志说：“你们不是支农吗，我要办农村合作医疗站需要卫生专业人才，你先给我派几位行家支援一下。”冯副政委斩钉截铁地说：“办合作医疗是我们的职责，明天我就让医院内科主任左勇同志任组长，再从妇儿科各抽一人去公社报到，限时三个月，你看行吗？”忠实同志高兴地向冯副政委致谢告辞。
　　左勇同志是山东人，刚直诚恳、业务熟练，第二天一大早就带领支农小组来到公社，开门见山地对忠实同志说：“咱要办合作医疗站首先得有个方案，我们已拟就了一个方案，你听听看是否可行：以大队为单位设合作医疗站，配备专用房子，内设桌凳，病床、药柜、保健箱和常见病药品，每站设赤脚医生一人，三个生产队以上的大队配二人。凡选用的赤脚医生需身体健康，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热爱卫生工作。卫生院暂时设赤脚医生培训班，由支农小组和卫生院医生讲课。所有赤脚医生需经培训班按赤脚医生手册进行学习培训三个月，经考试合格方可上岗”。忠实同志听了后觉得心理压力减轻大半。我也觉得这个方案切实可行，表示赞成。
　　为了尽快推动合作医疗站建设，公社将全部力量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以公社机关为主，仍采取分队包干的办法落实合作医疗站建设；一部分以支农小组与卫生院为主，做好赤脚医生的录取和培训。三个月后，基本完成了合作医疗站的建设任务。 　　为了保证医疗站的正常运转，支农小组首先帮助健全工作制度，明确医疗站的职责是：卫生防疫、医疗治病，计划生育、健康教育。其次，根据当时社队的经济情况确定的办站方针是：自力更生土办法上马，用“三土四自”的办法开新路，自筹经费、自建医疗站、自制医疗设备、自配赤脚医生。为了节约开支，忠实同志亲自率领数十名医务人员和赤脚医生，三次去蓝田縣灞源和宁陕县采回中草药百余种、上万斤。卫生院办起了医药制剂室，制出中成药和各种膏、丹、丸、散数十种，基本上满足了各医疗站一般常见病的需求。
　　我社创办合作医疗站的工作受到了郊区革委会的充分重视。郊区革委会专门在我社召开了“郊区合作医疗现场会”总结推广了我们的经验。区委副书记闫静到会讲话。西安日报社派记者专门做了采访。
　　在整个工作过程中，忠实同志既当领导又当学生，学会了认药、采药、治药。在深山采药的艰苦环境中，他不辞辛苦，白天采药，晚上依他所见所闻苦心写作，通常是半夜甚至彻夜不眠。不久《闪亮的红星》和《老班长》两篇散文先后在《西安日报》发表，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公社的同志们也都感到十分兴奋，纷纷争着传看，还在机关学习时间专门讨论，同志们的热情也使忠实同志感到鼓舞，他还主动把他原来剪辑的作品也拿来供大家分享，使同志们饱尝了一顿文学艺术的大餐。
　　1972年郊区农村工作会议后，我社根据会议精神结合我社实际情况，制定了“关于开展农业学大寨的十条设想”，同时决定把忠实从卫生院调回公社作为革命青年接班人培养锻炼，并让其担任农田基本建设副指挥。
　　临近春节，鹅毛大雪铺天盖地地下了起来。这是一场多年未见的大雪，大家都为这场雪而高兴。我和忠实同志、水利干部奕树容扛着勘测器械、冒着风雪，兴冲冲地直奔立新渠首红岩嘴。这地方由坚硬的红土铸成，十多米高，屹立于灞河毛西段上游的南侧，像一座天赐的巨坝，护佑着沿河十三村的数千亩良田。然而，在此东侧不远处就是蓝田县的洪河口，从东骊山冲下来的石块有一间房那么大，也形成了一座天然巨坝，与红岩嘴形成掎角之势，这就注定了灞河下游左右撞击的风险。看到这种情况我心里直犯愁，问二位：咋办？忠实说：“听专家的”。奕树容眉眼一笑说：“啾！尽管如此，立新渠首也只能依托红岩嘴这座屏障选定在这里。从红岩嘴东侧设水底拦河坝以固定水位，然后沿红岩嘴底下修暗渠二百米，将河水引进堤内就行了么。”我俩无异议，点头默认。勘测好渠首后，我们按事先想好的路线，向西经过沿河十三村，直到马家湾才歇了脚。忠实同志卷了一支他的土卷烟抽了起来，慢慢地说：“看来整个工程除了渠首工程比较麻烦外，其他并无大碍，下一步关键是做好基层干部的思想发动工作。咱先拿出个意见再和大家商量。我想总的方针是：按受益面积计算谁受益谁出资。原则是： 统一结算就近承包，你俩看咋样？”奕树容说：“不愧是作家，说得中肯明达，我赞成”。我说：“那好，回去先在公社领导班子会上议一下，然后召开扩大会，让大队支书参加，听听基层的意见。”
　　出乎我们意料，因为是公益事业，基层反响强烈，热情很高，一致表示，这样的好事只要公社牵头支持，我们跟着干就是了。
　　于是，我们从郊区水电部门请来技术人员，帮助绘制了工程图纸，麦收后就开始建设渠首引水工程，年底全线动工。1973年麦收前胜利完工。
　　是年春，我社根据陈忠实同志的一贯表现，向郊区党委推荐他为毛西公社党委副书记，不久任命通知就发下来了。
　　一个深秋的早晨，我和忠实同志赶小路去肖家寨大队落实修建水库工程的事。到了杨圪塔村后的斜坡，一路荆棘，野菊花像点点碎金撒向原野，酸枣带着全身的针刺挡住去路，我突发奇想问：“老陈，咱公社这坡上酸枣多吗？”忠实同志道：“这斜坡和东边的凤凰嘴（即灞陵）到处都是。”我又问：“如果这酸枣也能嫁接成大枣，斜坡凤凰嘴不都变成果园了吗？”忠实回答：“能！你么听说吗？酸枣生性怪，接成大枣长得快。”我又问：“我自小喜爱蚂蚱，这里有吗？”“有！你么听人说吗，斜坡蚂蚱窝，凤凰嘴蚂蚱爬了两大腿。”我一下子被他这些不经意的答话逗乐了，我说：“老陈呀，老陈呀你真有文采，你是真的听人说的还是自己凭空随口编的？”老陈嘿嘿笑着说：“这里蚂蚱多是真的，接大枣的事和你一样只是假想，”到了原顶就是肖家寨村，再往东是高家沟，两村独占了这道原，是毛西公社有名的粮仓，村南有条河叫水沟，是与狄寨公社的界河。如果在沟里建座水库就能解决村里的人畜用水，还能灌溉原上的田地。对修建这座水库，社队干部已谋划了好长时间。
　　肖家寨村支部书记薛建民同志，年过花甲身体硬朗，是合作化时期的老干部，工作特别认真，为人和善，人称“老好”。早饭后，他带我们顺着担水走的盘坡小道来到沟底。这里沟深约百米，沟底宽约20米。从沟底向上至20米高处有一块台地，此处沟的宽度约50米，在这儿筑坝最为理想。当晚我们即召开党员及大小队干部会议，就水库选点、库容大小、劳力组织，以及技术资金等进行研究。会议开到晚十二点，才算大体定妥。第二天早饭后，村上人就帮奕树容和包队干部毛志忠肩扛着测量仪器来到村里。肖家寨水库建设就此拉开序幕。
　　临近春节，趁着农闲公社派忠实同志带队，组织大队支书去大寨参观学习，我也一同前往。一路上寒冷无比。到了大寨，到处空荡荡的不见人影，晚上住在社员家里，除了一位老妇人招呼我们住宿，直到第二天早上还是看不到人。经打听才知道，村里人都是早上六点吃饭出工，中午自带干粮在工地打点，晚上八点才收工，摸黑出工摸黑收工，两头不见天。我们参观时，由招待员领着在村里转了一圈，只看到社员家里、街道上都很整洁，我们想看的大寨人战天斗地的场面就是看不到。从大寨村走到昔阳县城，只看到墙上挂的“战天斗地”的宣传画，就是看不到现场，像是在演空城计。忠实同志不甘心，找到接待室的负责人，说明我们是西安来的，想看看你们的劳动工地。回答是，工地太远，无法安排。无奈只好带着失望回家。刚一出昔阳县城，我们的车就与迎头一辆卡车相撞，重伤两人。我打算公社留两个干部陪护，可忠实坚定地说：“年关快到了，大家都急着回家，你带大家回吧，我留着。”就这样，他在昔阳医院整整陪了一个星期才回家。后来我才得知，这一周他可没白熬，病人醒时他护理，病人睡着了他写作，整天整夜都是这样度过的。待回来时，一篇对他来说意义重大的文章《水库情深》的草稿基本拟就，不久就在《陕西文艺》创刊号发表，在文艺界引起巨大反响，公社同志更是争相传阅。我对他的成就表示祝贺时，他兴奋地说：“还有一个好消息你会更高兴：酸枣还确实能嫁接大枣！我是从供销社的一篇《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简报上看到的。据报道河南尉师县已嫁接成功，而且还培育出大量接穗向外推销。”我高兴地说：“这真是双喜临门，你让咱农艺师冯德汉同志和供销社联系一下，派人速去尉师订货，不要影响了开春嫁接的好时机。” 　　1973年元月，公社三级干部会上，酸枣接大枣成为一项重要工程。从区农科站请来技师进行技术传授，凡有沟坡的生产队均选派一至三名嫁接员到公社，进行技术培训。三月份，在供销社的配合下，社队干部一起行动，使酸枣接大枣的工作扎扎实实地开展起来，接活的接穗上都抽出茁壮的新枝，当年就长到一两米高，同时结出圆润的大枣來。
　　这期间，忠实同志的第一篇短篇小说《接班以后》在《陕西文艺》一炮打响，反响强烈。西安电影制片厂还请他将这篇小说改编成电影《渭水新歌》发行。
　　一天忠实同志从郊区曲江公社大口井现场会回来，直奔我的房间高兴地对我说：“今天区上的现场会对咱太重要了，好像专为咱开的。”我诧异地问：“咋叫专为咱开的？”老陈说：“这大口井也叫辐射井，就是在一个口径三四米的大井内，先向下打出水层来，然后再顺着水层向四周钻水眼十多米，使水面增至井口的数十倍，以加大出水量。一个大口井内的作业面不过十米，而我们公社二道坡的水层从三阳坡到唐家坪，按十里算，也是他们的500倍，即500个大口井。而且我们的500个大口井都是天赐的，操作起来比在井下容易得多，你说这个经验对我们有多重要？”我听了后像得了宝葫芦一样高兴，原来的诧异变为了惊喜，心想这老陈真天才也！咋就能算出这么一笔天账来？此事一经在龙湾村试验，还果真喷出两米长的水柱来。这个结果有力地调动了坡塬各队的积极性。
　　紧接着，参与坡塬会战的同志在忠实同志的率领下，掀起以陈家坡村为试点、以平整土地与兴修小库塘为中心的学大寨高潮。经过连续艰苦奋战，平整土地千余亩，修水库塘23座。陈家坡村还在区农科站帮助下，采取埋塑料管引水灌溉60多亩，肖家寨水库抽水站引水灌溉100多亩，不少库塘还试养草鱼成功，每条鱼重二斤多。
　　与这些学大寨成果相伴的喜讯是，忠实同志的大作《高家兄弟》和《公社书记》也相继问世。
　　郊区坡塬在会战期间，忠实同志任毛西公社唐家坪至仁家坡十里战区主管兼副总指挥，在公社干部马明章、李红道、毛四强、陈缠七等同志的帮助下，把指挥部扎在陈家坡小学，白天巡回督战晚上拼起桌凳休息。因为战线太长，巡察一趟得大半天，而且各工地之间都是麦茬地，忠实同志一场平地会战未了，跑烂了内人为他做的两双新布鞋。
　　平地大会战刚结束，他立即带领原班人马转战灞河防汛工程，任灞河堤坝工程主管兼副总指挥，将红岩嘴下的一座用麦秸草打地铺住宿的小安间房算作指挥部。河堤工程季节性极强，必须赶在第二年汛期前即四月份完工。所以他们一到工地，先把沿河各大队的支书唤来，向大家宣布如下工程标准和任务：从西蒋至战备桥修建一条全长11.2公里堤坝，从临水面算坝高五米，坝宽六米，临水面全部用水泥和石块衬砌坝体，每隔50米用铁丝笼装石头修一个10米长的挡水坝，以保护主坝体。这就是死任务，谁家的地段就是谁家的工程任务。从现在开始到春节前限一个月时间，指挥部负责按规划图纸放钱，下达石科用量任务；各大队动员一切力量按计划备足沙石用料，春节一过突击施工，男女劳力齐动员，全力修堤筑坝，四月底评比验收。
　　忠实同志不避严寒艰苦，挽起裤腿下河，捞起工具劳动。在他的带动下，同志们齐心协力，四月底圆满完成了工程任务，为毛西人民献上了一份厚礼。

友谊

　　“最难忘的是公社十年那段生活”，这是忠实常提到的一句话。
　　这期间我们国家正处在困难时期，广大农村实行集体所有制，社员为集体干活，看起来人山人海，实际上出工不出力，一年到头打下的粮食只能计算着吃。主要生活用品凭票供应，人们的生活都不富裕。我和忠实因为孩子多、负担重，比起公社其他同志就显得更加紧迫。仅有的一身中山装都是出门开会时穿，平时在机关或驻队下乡，就换成内人制作的家生布衣。每顿饭都是五分钱一份素菜。到了夏季总爱穿件白粗布对襟衫，中间是一排用布条结成的疙瘩纽扣，两边各一个布口袋，穿着挺精神。如果下队，还爱去供销社买一双草鞋穿。一次，我俩穿着草鞋去西蒋村，中午在老陈家吃玉米面搅团，刚一进门草鞋带断了，老陈媳妇看见就叨叨：“草鞋是一天新，两天旧，三天鞋底就磨透，草鞋不能干，要勤蘸水呢，水了穿上又凉快又耐磨”。我俩便用水浇着试了一下，立马舒服多了。
　　公社机关每人都有自己分管的业务，同时还有包队和参加生产劳动的任务，大家都很辛苦，劳累一天晚上都按时休息。忠实同志和大家不同，他白天和大家一起工作，晚上加班学习和写作，十二点前很少休息。我因业务繁忙，一般晚上都休息得很晚，但我休息时总见他房子的灯还亮着。
　　那时把工作也叫“革命”，没有八小时工作制那一说，除了周日一天假，其余白天晚上连轴转。自由活动的时间也就是早饭前和午饭后一小时，晚饭后一小时，然后继续工作和学习，直到晚上九点才休息。在这种情况下，同志之间相互走动的机会十分有限，所以我们只能在节假日和周日相约到各自的家中走走，帮忙搞点家务活。当时我家生产队给重新划拨了一处宅基地，平时没时间打理，只能趁周日挖窑取土，修整窑面。他常抽空看看。窑修好后，他专门从西蒋村拿来已嫁接好的柿树苗帮我栽在院中，3年后树上结的火晶柿子压弯了枝头，成了孩子们一分难忘的念想。
　　忠实虽然生活拮据，但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父亲陈广禄是村上德高望重、令人敬佩的老人，是公社出了名的务棉能手，劳动模范；母亲贺小霞是位名副其实的贤妻良母；兄长陈忠德（此时忠德一家五口已迁出另住），高中毕业后任公社农具厂厂长兼党支部书记，为公社生产发展做出优异贡献，他是公社先进个人，厂是公社先进单位；妹妹陈新芳高中毕业后，先后任村团支部书记、党支部副书记，1978年调公社参加基本路线教育；内人王翠英精明强干，除孝敬二位老人还要抚养三个子女，是全家的顶梁柱。一家人辛勤度日，其乐融融。
　　忠实同志高中毕业后就在村上当了民请教师。到公社工作后更是把村上乡亲的事当作自家的事，村里人的婚丧嫁娶以至邻里纠葛他都亲自料理，村里的发展规划，生产安排支部书记也都同他谋划。在他的支持和影响下，西蒋村的各项工作一直走在公社的前列。该村陈步洲老汉，年逾花甲起早贪黑、长年累月苦战在村东的老牛坡上，把一架十多亩的荒草坡变成花果山，被誉为公社的“老愚公”。青年陈书礼主动热情地投入村办养猪场，成了公社集体养猪的带头人。陈广禄务棉组创下了亩产皮棉162斤的最高纪录，成为公社的务棉标兵。 　　为了工作的方便，我把肖家寨、东李村、西蒋村作为我经常下乡驻队的联络点，每次到西蒋村，少不了去广禄叔父家坐坐，与二位老人聊聊家常。
　　正当忠实同志仕途顺利，文学上也连续取得收获的情况下，“四人帮”被粉碎了。这本该是件大好事，但在揭批“四人帮”的过程中，有人捕风捉影把忠实同志说成“四人帮”的线上人，甚至在区委揭批“四人帮”的会上不指名地批评说：“我们区上有人以小说反党。”当他气不过去找领导询问时，答复是：“没点你名。”但却免了公社副书记职务，调区文化馆当了副馆长，给他造成了无形的巨大压力（这时我已在区委组织部任职），他带着无比苦闷的心情到组织部找我并谈及此事，说话间泪水在眼眶内不住地转动着。我听了后也和他一样心里沉闷，找不出恰当的话安慰他，就说了几句完全无用的话：“也罢！全当组织上成全咱，让你专心致志搞创作。你爱学习，这里有的是书，爱创作，这里有的是时间和条件。”忠实同志点点头说：“现在也只能如此，就这样吧！”
　　经过一段时间，他那颗悬着的心慢慢沉了下来，接受了那种现实。到1980年大郊区分区后，我俩又回到原灞桥区，他为区文化局副局长兼文化馆长。本来他应该在文化局办公，但他从工作考虑还是觉得住文化馆好，那儿远离城市、更接地气，于是就把办公地点选在灞桥镇电影院后边的平房里。这儿虽然条件差些，但在他看来，却是搞创作的理想环境，他以往的那种积极上进的热情也全焕发出来。这一年，他的创作大获丰收，共有短篇小说六篇，散文、特写、报告文学计五篇，先后在《西安晚报》《陕西日报》《北京文学》《甘肃文艺》等处发表。
　　1981年底他被调入省作家协会，以后任省作协主席、中国作协副主席。办公地址在作协院内一座旧洋房的东门，后来又搬到后面的办公楼里，把家安在作协南边一条小巷的家属院。有一次我去看望他，一进办公室，好大的一张办公桌上到处都是书籍，桌子一侧的地上新书堆了半人高，我惊讶地问：“老陈，你能看这么多书？”他无奈地笑笑说：“累死也看不了，这都是文学爱好者的新作，有的想让作序，有的想要题字，还有的是想给他做宣传”，他摇摇头说。
　　为了创作，他干脆一个人又住回了老家西蒋村和乡亲们一起生活。内人给他蒸些馍，晒些手工面，他自己做着吃。当他有了《白鹿原》的构思后，又投入大量时间去蓝田、长安等地考察查阅资料，同时也阅览了不少中外名著為自己开阔思路。后来我去西蒋村看他时，看到他桌上放了好多拟就的文稿，我兴奋地猜想：是重大工程已经启动。他大概猜出我的心事，笑着随手拿出一个片段递到我手上。我看后觉得这不是一般的文稿，而是一段重若千金的墨宝，从中可掂量出整个作品那不可评估的分量，我暗自为他高兴，觉得大功告成的日子就在眼前。
　　《白鹿原》横空面世后，震惊了文艺界，广大读者为他庆贺，灞桥区有关领导在柳巷为《白鹿原》出版发行召开座谈会。当我站起来准备发言时，忠实同志猛然站起来插话：“同志们，这是我领导，是我在毛西公社时敬重的老领导，在毛西公社那些年对我关照支持不少，欢迎他今天能来参加这个座谈会。”他的话引起一阵掌声，使我心潮激荡，自觉惭愧。但我沉静了会儿，还是说了我想说的话：“我们本是白鹿原人，过去也常听老人讲过白鹿原的故事，但那都是很朦胧很茫然的感觉，谁也没有把那当回事。当忠实同志的《白鹿原》面世后，我们才猛然清醒，才真切地看到了一个活生生的深含着厚重历史底蕴的《白鹿原》，才感受到了白鹿原人应有的那种价值，那分豪迈。忠实同志的成功首要的是他的品德。正如他的名讳那样忠实。他忠于生活，忠于实践，忠于人民；实为党、实为事业、实为文学；其次是他的精神。他的坚韧，他的毅力非同寻常，他学习或写作通常可以通宵达旦，第二天照常工作，他认准一件事拼死也要干到底。最后也是最重的，深入群众、深入基层，是基层给了他底气，是群众激发了他的活力，这是我从中得到的最大感受与启迪”。
　　自《白鹿原》出版后，他的超凡应酬已是久见不觉烦了，从他的精神状态、面部表情，特别是脸上的纹路都看得出他是一天比一天更加疲惫了。当谈及应酬后，他也承认：“哎！就是困乏得不行，早上醒来就是起不了床，没办法就先喝两壶酽茶，再抽一根卷烟提提神才能起身。”看他那无奈的样子，我给他出了个主意：“再回西蒋村住十年，再出一部《白鹿原》。”他笑着说：“好办法，我来试试。”……一晃十年过去了他依然如故，到了今天，比已往有过之无不及。我苦思良久，决心和他好好谈谈，于是我找到他办公室，认真地对他说：“老陈，工作是要搞的，但健康才是根本，如果身体垮了，就什么也弄不成了。自己的生活只有自己能捋顺，你就不能排除干扰把生活搞得规律点吗？给自己留点主动吗？”忠实还那样不急不躁很平静地说：“我明白你的意思，就是排除干扰让自己生活能过得舒坦些，说实话，咱做不到。你所看到那些所谓干扰不过是冰山一角，实际上大量的工作应酬多是上级领导的指示和任务、省作协本身的业务、相关单位和同仁的要求及方方面面的关系这才是最主要的。这些你能排除吗？不能！只能尽力去做，因为这是咱的本分。至于你看到的那些所谓‘干扰’，这是人们对咱的认可，对咱的回报，这正是我所渴求的。因为他们的‘干扰’代表了人心，代表了一种企盼，代表了一种价值。如果人们见了你很陌生，根本不认识不理你，那说明咱那文学作品咱那《白鹿原》只能做‘枕头’，那样所谓的干扰也就自然不存在了。至于说身体的事，那和事业是两码事，身体要靠自己调整，首先要把心态调节好，心态好了做什么都好，学习能健脑，工作能强身，有病就看，有事就干，有空就锻炼，不能顾及太多，顾及多了反倒是个累。”他的一席话真切实在，我一时语塞反不上话来，心想这就是陈忠实。这就是我心中的老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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