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四点钟的光景，或者再早一点的时间，有个老人从两栋楼的夹缝里冒出来，向楼前一片小广场走去。她刚从街那边一栋多层楼房内的三楼下来。三楼还不算高，但对于一个七十五六岁的老人来说已经够高了。下楼时，看着脚下的台阶，她恍惚想，这一脚要是迈空了，没准，就一头跌进另一个世界的门槛里了。那倒也省事。为此，她埋怨过儿子，怎么没能要到更低一点的楼层。儿子有些怨气地低声嘟哝说，一楼二楼都让别人抓阄占住了，自己手气不好，总不能再去跟人家抢吧。
　　老人有点怀念棚改前住平房的日子。那时，她打开后窗，就可和赵老婆儿说话，想告诉牛小脚点什么，出门敲敲她家后窗就行了。只要在街口站着，能看穿多半条街。在街上，谁说话声音大一点，整条街的人都听得见，不一会儿工夫，就围满了人，像是那里发生了大事情。其实，就是一个人说话声音大一点，大家听到就出来了，想看看是怎么回事。想串门和谁说个话，还没走到她家门口，因为不断地在街道上碰见熟人，一打招呼，就把她从家里招呼出来了。现在可好，十几道街的平房拆光了，换成散在工人村各处的二十几栋楼房，都不知道原来的邻居住在哪里。搬离那天，她心中纠缠着说不清的割舍。那老屋子有什么值得留恋的呢。想想也没有，就是住得久了，心里自然生出来依赖和留恋。再深想呢，就是些说不清的滋味了。仿佛老屋子破损的屋檐、狭小的院落、笨重的铁门，这会儿，都有说不清的秘密牵扯，就连屋内潮湿霉变的墙皮和老旧得落着灰的水泥地面，也成为心念。俗语怎么说来着？少不离家，老不动窝，就是这番景象吧。
　　对新房子她从心底里满意。最让她满意的一点，就是新房子的厕所。刮风下雨，或是冬天雪后，再也不用匆匆忙忙、提心吊胆地去公共厕所了。雨雪天去厕所，老人最担心。越是担心，这脚下越滑，总觉得有只看不见的手，在暗处伸出来搡扯人。四道街的楼老太太，多好多壮实的身板，就因为去厕所时摔了一跤，在床上躺够半年，胯骨的伤养好了，但人却没由头地添下许多病，刚入秋，人就没了。邻居们都说，楼老太太是被这一跤摔死的。住上楼房，家中有厕所，也就不用再担心这事了。即便这样，有时尿急，她还是会尿裤子。人老了，提不住气，稍慢点就湿裤子。想起这事，就败兴、沮丧，愈发觉得越老越没用。可越觉着没用，就越是提着心气活，没道理地想活个大岁数。那劲头，像是还能活出点奇迹来。
　　让老人更满足的一点是，她住上了新房子，牛小脚没能住上。这个满嘴跑火车的死老婆子，平时就爱说些砸锅底的话，招人损。搬家那天，她们在街道上一边闲聊，一边看着孩子们收拾忙活。车装好了，临走时牛小脚拉着她的手，扭头看看前后街上忙碌的人，抖一下眉毛说，老嫂子，这道街上的人，能搬出去，却不一定能住得回来啊。她当时就“呸”“呸”了一顿，骂她说话晦气、丧人，不招人喜。被她骂了，牛小脚也不急，还乐。又摇一下她的手，挤下眼说，我说的可都是大实话。老人记得站在身边的儿子接话，说牛婶是个乐天派，就冲这乐观，也能住上新房子。车开过胡同口，她还在反光镜里看到牛小脚脸上浮着没谢落的笑意，心想，这牛小脚还真是个乐天派。年轻时，牛小脚水性，她那男人风流。这两口子简直是老天派做的一对，凑一起了。那时，俩人是你抓我的水性，我逮你的风流，像对活宝，整天折腾来折腾去。谁都觉得他俩过不长久，可也一辈子磕绊着过来了。等到老了，竟谁也离不开谁，上街出门手挽手，你牵我拽的形影不离，那样子让人看着眼馋。可惜啊，牛小脚没能活过去年冬天。活过冬天，新房子就分下来了。听人说，回迁那天在楼道口，牛小脚的男人抱着她的照片，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喊她的名字，喊她进家。大家都说这老头子是在演戏。不管是假戏真做，还是真戏假唱，这男人在街坊眼里也算是尽到了情分。等到立秋，人们见他又领上新人上街，出入新家，也没觉得有什么奇怪。
　　她还记得，那天，儿子从单位回来，说要去医院看牛婶，问她去不去。她听说这死老婆子病了，开始以为没啥大事，后来听说病恶，是癌，心就沉重了下来。等到儿子提起去探视，反倒让她心里慌慌的。老人对儿子说，我不去了，见到你牛婶，替我问个好，让她好好养病。她怕天冷，冷天里走在街上，总觉着风有种钻骨头的刺凉。再说，这个冬天太冷了，冷得一直让她感到不祥。其实，她不愿意去看牛小脚，还有一个她不想告诉儿子的原因，她怕。没来由地怕。她怕看见牛小脚。看见病床上的牛小脚，就像看见自己的影子附在病人身上。再说，她也不知道瞧见这牛婆子，该说点什么。以前习惯见面斗嘴扯闲话，不仅能逗乐，消磨时间，还提心气儿。现在，这牛小脚一脚踩在阎王殿门里，一脚门外，真不知见面该怎样安慰她。人老了，怕去看病人。这说起来也怪，自己感到身体哪儿不舒服，就紧催着儿女给送到医院去。可一说要去医院看病人，这心里就开始乱扑腾，扑腾到最后，也不知在心里打翻的是哪种滋味的料瓶子。
　　儿子回来告诉她，牛婶自己说，恐怕住不上新房子了。听完这话，她心里默默难过了很久。这个牛小脚，满心欢喜盼着住进新房子，可最终也没遂心愿。老人想想，在外租房这两年，工人村先后有二十多个老人去世，没能熬到回迁，住进新房里。她数了一下，邢家老两口、后街的刘老太太、段老头，他们搬出去没一年，就先后得病死掉了。还有当义务巡楼工的老李头、老谢头，也没了。动员拆迁时，就他俩积极，这家那家发传单、做工作，帮忙招呼搬家。工地開工，又义务到工地上当巡楼工，质检员，临了，还就他俩死得早。老李头在九侯村租了个闲院住进去，冬天生煤球火取暖，不小心中煤气给熏死了。老谢头死得离奇，竟死在九山水库里。秋后的一天，老谢头下午出门，天黑透了还没回。打电话，电话关机。家人找遍了他可能去的地方，也没寻着一点线索。一个星期后，在水库北岸钓鱼的人，看见对面远端的崖壁下漂着一样东西，起先没在意，后来再认真看，觉着像个人，绕过去一看，还真是个人，他赶紧报警。警察来了，人捞上来，一看，竟是老谢头。至今也没人知道他是咋死的。
　　她只数过上下两道街，熟悉的人，就没了七八个。这人一老，真是不经折腾啊。
　　想到这里，老人心里全是疼痛和惋惜。惋惜之余，忽然又感到一种巨大的满足。她还活着，活着住进了新居。但她一直在怀疑一件事，这事她和儿子女儿也说过，没了一排排的平房，一个个像切豆腐块似的家院，到处都变成楼房，这工人村还像个村子吗？她记得，儿子和女儿都没回答她的问题。其实，这早已不是个问题了。早在十几年前，工人村就已陆陆续续盖起来几十栋楼。不过，那楼是一点点高起来的。最早建起来的，是单面的小二楼，没水房，没厕所。后来就盖起三层楼，有厨房，有厕所。再接下来，便是四层、五层、六层的楼房。这楼房都盖在外围，把工人村原来十几道街的平房牢牢箍住，从远处看，这些老旧平房就像陷在个大锅底儿里。可也怪，这楼房盖得越多，却越不够住。棚改动员拆迁时，说工人村拆掉十几道街的平房后，要再盖二十多栋楼，而且一半以上都是带电梯的高层和小高层。那时，她们一帮老太太聚在一起闲扯，说这煤矿一年不如一年，工人村的年轻人都去城市闯世界了，将来，这楼盖好后，有那么多人住吗？她们没讨论清楚这问题，但最统一的意见是，她们要回来住，住在这个已经不像村子的村子里，最后，死也要死在这里。谁也不清楚为何这一片煤矿家属区，就起下这样一个古怪的名字：工人村。还不光是一个矿。在整个矿区，大大小小的工人村有十几个，它们像影子一样依附在一座座煤矿旁边，聚集着来自天南海北不同地方的人。来到这里，就都在户口本上变成了矿区人。可周边农村的人，从来没把他们当作本地人对待。在他们眼里，工人村有着一个像村子一样的名，但住在里面的人，没一个是下地干活伺候庄稼的农民。早年日子不好，他们这些吃商品粮的人，既让周围农村的人羡慕，也让他们嫉妒，恨。说起工人村，这名，都觉起得古怪。咋就起下这么个不伦不类的名字呢？若不叫工人村，那又该叫什么名呢？像似这个问题也没人弄明白过。不过，如今这个问题也已不存在了，棚改结束，住户回迁，原来的工人村，身份也跟着发生变化，改称社区了。但老人们心里活动着的一切记忆，都还是工人村的痕迹。那是像影子一样的事物，黏附在人的心中，就再也无法分离。 　　穿过市场街口，老人来到一条慢上坡的卵石小径上，她的脚步慢了下来。她小心着，把脚步走稳。但那样子，总给人一种随时会被什么绊倒的危险感觉。这是一个人衰老后明显的迟缓步态，这让她有些不放心地看着自己的脚移动，似乎她脚下迈出的每一步随时都可能到达一个隐藏的人生终点。那是像光似的一闪就不见了的东西。这东西，她经常会在抬头的瞬间，恍惚看到。这几年也怪，她总是在抬头的恍惚中——猛然就看见点什么。那东西虚虚地、影影绰绰地在眼前晃，像是在招引她，又像是在呼唤她;等稳住神，定住眼睛看，眼前又什么也没有了。起初，她觉着心疑，还有点怕，后来就习以为常了。偶尔，她还会凝神看许久，那架势，是铁了心要把眼前的一切看清看透。但眼前什么也没有。要有，也只是被风吹乱的心绪。
　　老人走着走着，忽然停住了脚步。她在找自己的影子。自己咋没有影子？她被这个发现吓着了。这么亮的太阳，这么晴的天，自己咋会没有影子呢？短暂一惊后，她明白了，自己还在楼影里呢，楼影遮住了阳光。没有光，人哪里能有影子。她就是走完这条卵石铺的小径，也走不出楼影。楼盖得太高，高得她都不敢仰起脖子看。她觉得自己只要一仰脖，那高楼，就会顺着她的目光倾斜，倒伏，压过来，掩埋住她。这会儿，她就埋在它的影子里。她抬头向前看看，要想看到自己的影子，得等到走上那条彩色水泥砖铺的便道。走到那里，才能走出阴长的楼影。而走上便道，没多远，也就来到了小广场上。
　　老人内心忽然生出一种漫长感，仿佛脚下的路远得没了目标和尽头。
　　她看到自己的影子了。那个一直跟随她多年的影子，又回来了。现在，它比她先到广场一步。看到影子又出现的那一刻，她内心有种像是战胜了点什么的骄傲感。她的影子，斜着折叠一般印在广场的麻灰色地砖上。它摇晃着爬上两个台阶，再向前，折过一道弯，就走进一棵柳树摇动的影子里。四月里，柳树枝条的影子，摇得有些散碎、婀娜。她扎进去的影子，虽也摇晃，却是结实的。她放下手里的塑料凳，然后，像放下自己一直悬着的心一般把自己安放在凳子上。她坐稳了。这时，她才直起腰，左右扭转脖颈，把目光洒向身边的不同方向。她来早了。其他老太婆，一个也还没露头。
　　午后的风，暖暖吹着。柳树碧色的枝条挂着新叶柔柔摇晃，它的影子像水的波纹闪摆荡漾。风忽地快疾起来，那树的枝条也跟着凌厉起来。老人安坐的影子，一会儿被它凌乱地覆盖，一会儿又显露出来，像是捉迷藏。她把目光盯在影子上看，柳树的影子是晃动的，她的影子扎稳着一动不动。这样专注地看过一会儿，它们又像似都在摇晃。风再缓下来时，老人默默地笑了。
　　风再迅疾起来，老人看得更加专注，那神情像个孩子。
　　就在她被自已和树的影子纠缠住的时候，一个老人悄悄来到她的身边。她是从左边过来的。她也是走了许久，才从压住她的楼影中爬出来。她背着一把可以折叠的帆布小凳，到跟前，她把它展开，挨着先前到来的老人坐下。小广场上的柳树旁坐着两个老人。
　　你早出来了。新来的老人问。
　　嗯，她想都没想地答道。她觉得回答这样的问话，说“嗯”就行了。
　　你嗯啥？那个老人却不满意她这样敷衍地回答。
　　不说嗯，我说啥？她瞄一眼她说。
　　她看到那老人笑了。她笑着说，你这个怪焉老太太。
　　她也笑了。
　　她们都笑了。
　　笑完后，她们就不说话了，用手轻轻捏拿着胳膊或是拍腿。过一会儿，她们又继续小声说话。还是那种有一句没一句的话。不说吧，闲着淡味;说吧，嘴里冒出来的都是些没滋味也没意思的话。人老了，就觉得说话也是负担。可是这没滋味、没意思的话，不说，更觉着心里闷，憋堵。
　　她忽然想到楼下老贺家的娘，那老太太，人已九十五岁，腰不弯，腿不颤，眼不花，就是耳背。你凑到她耳朵边喊，她也听不清你说的是个啥。她每年冬天来，立夏前走，在闺女家过冬。旁边楼道里，也有这样一个在闺女家过冬的扈老太太，和贺老太太年龄相仿，身体差不多，也耳背。这俩老太太都有一个习惯，晒晌。每天午饭后，她都能从阳台的窗户看见她们。俩老太太，一人屁股底下垫着块厚泡沫板，怀里抱着拐棍，坐在花壇边，边晒太阳，边聊天，你一句，我一句，聊得起劲。起先，她还纳闷，不知道这俩老太太心里有多少话，聊得这么开心。等她忽然想起俩人都耳聋得听不见声响，却聊得那么欢畅，就莫名感到心里一阵酸楚，接着，又冒出说不清是欣慰还是悲凉的混杂感受。那时她就想，她虽听不见俩老太太聊的什么，但她知道，只要俩老人在张嘴说话，不用听见，她们就彼此懂得对方在说什么。她们漫长的人生，已经让她们知晓了一切。想到这，她扭头看了一眼身边的老人，而此刻，她的目光正好也瞟过来。她们的目光短短相碰一下，就又分开了。但只一眼，她们就看清了彼此脸上的表情和内容。看过这一眼，她心里瞬间掠过一丝茫然。这脸上哪还有什么表情、内容，全是扎眼的衰老。她就微微仰起头，看远处。远处又都有些什么呢？在她眼里，远处全是一些没着没落的东西。
　　柳树的枝条还在风中不疾不徐地摇晃着，它的影子继续覆盖或是躲闪着两个老人的影子。
　　又一个老人来了。又来一个。楼影里还有老人在向着小广场移动。慢慢地，她们一个个走出沉重歪斜的楼影，从不同方向聚到广场上。彼此打过招呼后，她们坐成一排，八个或九个，有时十个，最多时还会再多两个。她拿眼扫一遍，老靳家今天还没来。老靳家昨天就没来，说是感冒咳嗽，住院输液了。她想问问和老靳家一个楼道的邻居老郝家，老靳家的病，好点没。但她忍住了。人家都不问，就自己嘴多事。想想这老靳家也是个苦命人。那年，矿上井下发生了一起大事故，一次死亡八个人。事故就发生在老靳家男人那个班。那天，掘进头上放完炮，一直进不来罐，班长就让老靳家的男人出去催。他刚离开掘进头，没走出五十米，就听到身后传来一阵滚雷般的轰响，接着一股强大的气流裹着粉尘把他吹倒在地。等他爬起来，就知道掘进头出事了。他赶紧往回跑，等来到跟前，灯照过去，一看，刚才还在干活的八个人，连灯影都看不见了，全被埋压在塌方冒落的砟石下。他当时就吓得尿了裤子。等回过神，便连滚带爬地往外跑，跑到电话旁，赶紧向上报告。调度室值班接电话的人，听他连呼带喊嚷嚷了半天，才听明白他说的是什么。救护大队赶到现场，埋压的人一个个被刨出来，但全死了。出事后，有很长一段日子，整个工人村像淹在苦水缸里。 　　这老靳家男人，真是命大。那可是前后就差一两分钟的事。而这一两分钟，隔开的便是生与死的阴阳两界。老靳家的男人活下来了，可没过多久，就像被抽掉了筋骨，人变得无精打采，后来又神神道道的。起初，人们以为他是受到过度惊吓刺激，脑子出了问题，缓缓劲，休息一段时间就会好。但又过了一段时间，他不仅没好，还添上了新毛病，打人。他倒也不打外人，就打自己女人。老靳家每天出门，脸上不是青一块，紫一块，就是胳膊肿着腿瘸着。起初，她还遮挡，觉着羞辱，后来，就不遮不掩地带着伤痕穿街走巷了。有时被男人打急眼了，这老靳家就骂，听她一骂，男人就打得更凶。
　　矿上见他越闹越厉害，就派人把他给送进精神病院了。半年后，老靳家男人给接了回来。他倒是不再打人了，却变得呆苶，蠢笨，见谁也点头，痴痴地笑。那样子，像犯了错在讨好别人。一年冬天，他独个在工人村北一个废弃的蓄水池边溜达，竟鬼使神差地掉下去淹死了。那池子里的水，满打满算也只能淹到膝盖，可就这点水，把他这身高一米七多的人，给淹死了。
　　这些老太太都散居在这个小广场周围的楼房里。住平房时，有的还是邻居;不是邻居的，大家都在一个工人村里住，也彼此知道。她的目光，懒懒地扫过一遍后，便在心里笑了。笑罢，她在心里默默地说：清一色的寡妇。这句话刚在内心落音，她就听见自己胸腔中咯嘣咯嘣像炸冰似的浮起很响的笑声。那笑声涌动着来到喉咙边，她用力忍住，才没让这声音撑开紧闭的嘴唇溜出来。她长舒一口气，又平静下来。
　　她，还有她们，她们的男人都死了。
　　她的男人，算下来也已去世十七八年了。那是个让她想起来就会疼痛的男人。那年，他刚办完退休手续，就查出患上了肝癌。起初家里人想瞒住他，但他却心如明镜般地觉察到了。没等家人安慰，他自己解劝说，我这人命贱，没福气享受啊。这话让她听得心酸落泪。早年家里嘴多，日子紧巴，老头子挣的那点工资不够花，每月家里这花费，总缺个三块五块的撑不到发工资的日子。可一家人的吃喝不能等。她就前邻后邻琢磨着去借。那会儿，谁家日子也不宽松，有时得串个三家五家才能借到钱。等钱攥到手里，她这悬着的心才有着落。等老头子发工资了，第一件事就是先去还钱，一刻都不敢耽误。碰巧了，人家不在，她就在门前街口等着。张嘴借钱那个难受滋味，她算是尝够了。可日子要过，又能怎么办。等孩子一个个长大，都参加了工作，家里日子眼见着宽松了，也像有点旺火劲了，他却得了病，挨蹭着没半年，就撒手去了。这个有苦受没福享的男人。
　　在这些寡妇中，就冯老巧的男人死得晚，但说起来也快四年了。她男人没下过井，一直坐机关，当干部，要不是那年让车给撞一下，准能活到一百岁。他活着时，八十多岁的人，说起话来那中气跟小青年似的，腔足，嗓亮，走路也不带老相。可被车一撞，受到惊吓，这身体眼瞅着就败落了，没两年就不行了。剩下那些老婆子的男人，有死了二十年的，有死了三十年的。徐大奶的男人死得最早，四十多年了。他是工伤，井下砸死的。她听自己男人说，徐大奶的男人死得惨，头都给砸扁了。她还听男人说，徐大奶的男人要是不死，就提矿长了。名单申请都已报上去，就等上头的批文下来了。她男人说，那天徐大奶的男人下井，来到采煤工作面，经过一个号段时，工人正在放顶（井下作业的一道循环工序），可能是感觉顶板压力大，那工人试过几次，不敢抡锤磕倒坷垃帮（采空区的俗称）仅剩的一根点柱。徐大奶的男人走到跟前，问明情况，骂他胆小鬼，踹他一脚说，滚一边看着。他让别人闪远点，自己抓过长柄大锤，眼光粗拉拉往周围撒过一遍，探身上前，照准柱锁，抡起就是一锤。这一锤下去，点柱倒地，但工作面也在瞬間发生冒顶，徐大奶的男人就被冒落的砟石埋住了。等救护队的人赶到现场，把他刨出来，人已经死了。
　　那时候，煤矿安全环境差，管理落后，井下三天两头出事，一听到救护车的笛子响，整个工人村都在这不祥的声音里颤悠、抖动。救护车远远地来了，不一会儿功夫，大街上就站满表情张皇的人。救护车呼啸着穿街而去，驶远了，大家仍在探着头看，边议论，边仔细听救护车行走的方向。救护车如果顺着村西的岔道向左拐，南去，那就是开向牛洼矿。要是不拐弯，直着开，往西，就是奔向谢庄矿。若是救护车奔向直道，这一村子人的心，便悬起来了。等消息传来，几天内，整个工人村都能听到哭声。
　　徐大奶的男人死后，她哭得像是疯了，后来，又像傻了，再后来，人就痴呆了。你跟她说话，她总是愣怔半天，才想起来该回你的话。可这回过来的话，跟你问的话一点也不搭茬。徐大奶守寡守了四十多年，今年，抱上重孙子，当上了祖奶。她瞟一眼，徐大奶隔着两人坐在她右边。那身量，高出身边人半头。这徐大奶，老了，老了，竟活出一幅菩萨相，看什么都慈眉善目的，就连说话声都带着一股仙味儿的虚飘空洞。刚死男人那会儿，她过的是啥日子。徐大奶自己说，在咸菜里都能吃出眼泪味，就觉得这人世，像个刀口，你一直涂药，它一直溃疡。男人死的那年，徐大奶还不到四十岁，留下五个孩子，仨闺女、俩儿子。大家都以为她会再嫁，但谁也没想到她竟熬过来了。那时，工人村都传她的闲话，说她家没门槛，谁也能进。她呢，像是什么也没听见，什么也不知道，闷头带着五个孩子过日子。在那年月，一个女人拖着五个孩子，这日子该有多苦、多难、多熬心。但再难过的日子，也得过。睁开眼是一天，太阳不落山，这一天就没过完。等太阳又爬起来，这新一天，便又蒸煮似的开始了。没人知道，在这新的一天里，有多少旧日子的隔夜苦。这日子一天接一天地过去又来，来过又去，总也过不完，也没个尽头。过着，过着，这日子就脚赶脚地塞满心里，爬上额头，堆起岁月或是愁苦或是欢愉的纹络、沟壑与壕堑，让人老了。
　　她们聚在一起，自己也总结过，干过煤矿的男人，都难活大岁数，特别是像她们的男人，都在井下出苦力。她年轻时，曾私下问过自己男人，井下是个啥样子？她那男人倒也回答得干脆，啥样子，你个女人家又不下井，就是告诉了你，你也想不出来那样子。她还不死心，就问男人，井下是咋样危险，真跟传的那么玄乎。男人仍回答得干脆，咋个危险，你不下井，没看见，咋知道？然后，就宽慰她说，你呀，就别操这份闲心了，也别听人瞎白活。干煤矿的人那么多，死的，又有几个？我不也是见天囫囵着下去，又囫囵着回到家？这点她那男人倒没说谎话，也是老天爷恩典成全，她男人下井几十年，连磕手碰脚的事都没有。这让她莫名感到庆幸安慰。嫁给他之前，她还在冀中老家的农村。她记得，那时村里人传，说下井的男人都没文化，人不仅粗野、暴躁，还都命拴在裤腰上，有今天没明天。这话，还真让她犹豫过，怕过。这怕归怕，犹豫归犹豫，听说自己跟了他将来能吃商品粮，她就又动心了。窝在老家，嫁人过的也是苦日子。等嫁给他，入了洞房，钻了被窝，那男人也蛮温柔疼惜她的。再想之前听到的那些话，她就在心里偷着笑。一切，她自己都已看到，经历过了，还有什么好说的。人也是缘分，自己跟了他，难道不是缘分吗？之前，在村子里当姑娘时，也相过几家男子。怎么说呢？相亲嘛，也没什么愿意不愿意的，就是提提，见个面，等过后媒人来问，她只要随口说一句，还想等等，就给应付过去了。母亲像是也没催过她，只是笑话自家女儿没主意。可与这男人，见过一面，竟鬼使神差地答应了。不仅答应了，还在他休探亲假短短的十几天时间，把结婚证也领了。四月间，他再回来，就和他办过喜事，简单收拾一点行装，跟着去了煤矿。这一晃，几十年便过去了。 　　在这些女人中，就数四道街周老婆的下井男人活得最大，死那年六十九岁。满以为他能活过七十，也给别人做点榜样，就差一年，没能坚持住。男人们死了，她们活了下来，可她们都老了。脸上的皱纹，头上的白发，佝偻的身子，颤巍的脚步，还有说不清的疾病，也许是疼痛，吃不完也数不清的各种各样的药，都在给她们殷勤地做着有关老的种种见证。这些都是时间和岁月的标签。贴上，她们就老了，还撕不下来。这在年轻时被她们忽略，偶尔也曾仓促想到过的老，就这样真真切切地来了。那是不同的、各式各样的老，老的样态，老的声音，老的颜色，带着年轮和戳记，痛楚和记忆，刻在她们的脸上，身体上，还有心上。这会儿，她们就在相互取笑着彼此的老，用一种老不正经的眼光，一种老不正经的腔调，说着一些老不正经的话。说着说着，就突然起来一阵老不正经的笑声。这是她们相互取笑，也是自我解嘲的笑声。这笑声，在互相碰撞着、纠缠着、盘旋着，最终爆发出来。它像炸响的炮仗在空阔处迸溅、辐射和扩散。而那声音，也愈发在扩散中野肆地向着周遭的空气蔓延碾压开去。
　　在某个间歇，她想，这一帮老婆子，疯了。疯就疯吧。这样想着，她便再次加入进去，和她们一起笑着，笑着，笑着……
　　那笑，想停，都停不下来。
　　广场边上，几个刚刚还在疯玩儿的小孩子，被这笑声惊动。他们停下游戏，愣在那里，呆住，不知这一帮老奶奶们在笑什么，又是为何在笑。她们笑的声音，起初是豁亮的，后来，就变得含混粘稠，听起来有说不清道不明，复杂得像谜一样的内容。这声音滚动着紧紧抱成一团，在小广场上空，荡漾着滚过去，又荡漾着滚过来，久久不肯散去。
　　那棵柳树也像受到这笑声的感染，更加起劲地摇晃。它的影子，顽强地裹住其中两个老人的影子，像是在依恋，也像是在纠缠。其他老人都在下午的阳光里。
　　午后的阳光很暖。老人们很享受。
　　笑声终于平息下去了。像是有人提议，她们便响应着集体转身，把后背交给午后的阳光。她们有的坐直身子，有的半弓着身子两肘支在膝盖上。太阳光静静地倾泻下来。她们中——有人在小声说话（没有人知道她们在说些什么），有人在闭上眼睛假寐（没有人知道她们在想些什么），有人虚眯着眼茫然地看向远处（没有人知道她们在看些什么）。只有阳光不动声色地在老人们后背上缓慢注入，缓慢移动。老人们感受到了这种注入和移动。就是这样的缓慢移动，让她们分辨出时序交替、岁月更迭带给人的变老的过程。但在这缓慢移动的阳光里，还有一种让老人们感到安慰的东西，就是抚摸。阳光的抚摸，那种安静的带着岁月永恒一般的温暖的抚摸。像她们记忆中的手，一只带着生命温度和人间温情的手，在阳光照拂的后背上，从未离开过似的抚摸。
　　那抚摸无声地抚平一切，给人慰藉与安详。
　　这样的时间持续了十分钟，或是二十分钟，可能还要更长一些。或许，在这些老人心中，她们已经决定将这剩余的人生——就交予此际，这样一个阳光和煦的午后时分。
　　似是有人说了句什么，她们恋恋地收起被阳光抚摸的后背，纷纷站起身来。一阵移动凳子的忙乱后，她们又慢慢围成一圈，坐下。等她们都坐稳了，有位老人把一个橘红色的小唱机轻轻放在她们围坐的空地中央。午后的阳光，把唱机的橘紅色外壳照得鲜亮、耀目。再看，那小唱机竟然像个汁水饱满的事物了。音乐响起来。一种很慢很抒情的音乐，带着简单清晰节奏的音乐，穿过小唱机的外壳溢流出来。这是一种老人健身操的音乐。随着音乐的节拍，老人们扭动着身体。她们的臂膀是笨拙的，腿是笨拙的，腰是笨拙的，笨拙里还有沉重，沉重里像似还有等待唤醒的轻盈。这些不再灵活的身体，本能地拒绝着节奏，但却又执拗地在音乐的节奏里不合拍地舒展、扭动、摇晃。有时，该向左了，却扭向右边;该向右了，却又转向左边。等再改过来时，已漏掉一个节拍。偶尔，相邻的人还会手臂碰在一起。她们看着自己的错误，一边做着，一边乐。一节操做完了，又是一节，她们认真地、不整齐地跟随音乐在做。那样子，像是在完成某种使命。有一节操，要用站立的姿势做，但只有少数几个老人能站着完整地把操做完，剩下的，都是坐在凳子上，跟着音乐的节拍象征性地活动身体，去完成想象中的动作。最早出来的那个老人，她站着完整地做完整整一节操，她有点骄傲。她看了，其他站起来做操的人，姿势不标准，还很难看，样子也滑稽。比较下来，就她的动作还算舒展。这让她的内心持续波涌着一股温热的痒酥酥的舒洽感。阳光和着音乐的节奏悄悄透射进她的身体内，又无声息地融入血管流淌。
　　音乐还在按着一个节奏向前滚动，老人们就像这节奏中的水草跟随着水流摇晃、摆荡。她们正在放心地交出自己。她们没有一个放弃，都坚持着，坚持着做完，做到音乐停下来。失去了声音，那个小唱机外壳的鲜色像是减弱一点，但仍然很亮，像是它的身体里还蕴藏无数饱满的期待，只要一个唤醒，它就又能生动起来。
　　柳树的影子又拖长许多，仿佛还向一侧偏摆去了。它一个老人也罩不住了，但它仍殷勤地在老人身边摇舞助兴，好像在它的影子里，风的音乐一直没停过。
　　老人们开始拍手。这是下午活动的最后一项内容。她们每个人先自己拍两下，然后，再分开手掌左右交叉和身边的人接掌，互拍一下。她们的手掌彼此接在一起，带着有些滞重又有些快乐的意味，发出一种短暂的脆裂声响。这是生命、记忆、时光相碰的声音。它们汇集，不紧不慢地带着一个节奏响彻。很快，这声音就在楼宇间形成一股回环不散的气旋，它持续冲撞着那些在不同楼层关闭着或是敞开着的窗子。这是生活的磨难和岁月的沧桑也无法遮去的声音。它被午后的阳光吸附，又吐纳出来，散成一片光的氤氲，盘旋，回荡，萦绕。
　　在这声音里，我看见——我站在某一栋楼的一扇窗后，静静看着午后暖阳中广场上的这些老人。在这些——还在不停老去的老人中间，我看到——我的目光，找到了母亲。我想告诉那个被看到的我——告诉他，母亲出门时忘记了拿钥匙。你要记着在家，等母亲回来。现在，我在我的目光里，注视着母亲，她坐在一个不起眼的位置，像其他老人一样，两只手拍在一起，分开，又拍在了一起，再分开。那是像树枝一样的手臂，也是像光芒一样的手臂。她背对着太阳，头顶边缘的白发像一根根银针在击掌声中闪亮、波动。我想从那有点凌乱的声音里分辨出母亲的手掌的声音，但我看见——我，在一扇窗后的努力失败了。
　　那里没有某一个人的母亲。她们都是母亲。
　　这些正在迟缓地凌乱地拍手的人都是母亲。她们是在时光中带着永生意味慢慢老去或正在慢慢消失的母亲。我看见——我，站在一扇窗后，像是忘记时间一样钉在那里，看着她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