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20世纪的西方哲学呈现出一种内转态势，逐渐从关注对世界终极知识的追求转到对人自身奥秘的探寻。在这个过程中，传统理性主义受到前所未有的冲撞，非理性主义则以其旺盛的生命力迅速崛起。然而，非理性主义与理性主义并非共时性的简单对立，而是一种历时性的辩证转化，总的趋势是走向统一。
关键词：理性主义;非理性主义;辩证转化
一、理性主义的历史发展
作为人类文明的标志，理性是人与动物相区别的重要界线。由于理性的不断演变与发展，人类社会从原始的蒙昧状态走进文明历史的长河，一步一个脚印走过农耕文明、工业文明，当前正阔步走向生态文明。理性主义则是一种理论形态，它并非对非理性要素的绝对摒弃和对理性的绝对认可，而是对人类理性力量的一种深信不疑的态度，是从理论上对客观世界的一种把握。
追根溯源，可以说传统理性主义的萌芽孕育于古希腊的哲学思想当中，“逻各斯”等概念的出现显现了理性的早期形态。从泰勒斯到柏拉图，从对世界本原的探索到“人是万物的尺度”，由于神学的参与，人类理性从逐渐强大走向迷途，直至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时期，理性才又重新焕发了生命力。
到康德创立德国古典哲学，至黑格尔将传统形而上学推向巅峰，理性已然开拓审美、道德和历史多个领域。从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到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再到到黑格尔的“理性就是上帝”，理性觉醒步入疯狂时代。理性站在人类认知金字塔的顶端傲视一切，成为评价万事万物的唯一标准，世间一切在理性面前或存在或消失，都必须要说明自己的理由。
二、非理性主义崛起的历史根源
在机器工业时代，资产阶级用尽一切手段使其利益最大化，其中理性的制约无疑是最有效最隐蔽的方式。资产阶级“制订了一系列旨在使整个社会处在有序化运动中的原则、规范、法律和秩序，使理性主义的精神渗透到社会生活中的各个方面”[1]，无产者每天的生活节奏似乎被计算和设定，休息、饮食、出行、工作几乎同时进行。马克思曾經揭露出“因为每一个企图取代旧统治阶级的新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就是说，这在观念上的表达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的形式，把它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2]这样，在某种奇妙的机缘巧合下，个人主义携手绝对理性，开始了对人类思想的绝对主导，而且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们是用理性的制约来维持这种结合的稳定性的，个体的个性最终为普遍理性所淹没。
在欧洲大陆，随着19世纪中后期工业革命浪潮以燎原之势袭来，科技进步在带来让人瞠目结舌的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麻木了人们的内心。每个人每天都在忙着追求物质的满足而丢失了心灵的富足，却不自知。到了20世纪，理性丢掉了人性的光环，逐渐沦为一种用来联系人与外部世界的工具，并指引着人类的目光一直向外看，最终导致对自身内心生活的忽视，理性主义陷入困境，非理性主义趁势而起。
非理性主义无疑是一股对于理性主义而言的暗流，它精准地把握了20世纪的现代西方社会。19世纪中后期，资本主义社会无法调和的社会矛盾逐渐暴露，加之爱因斯坦相对论对人类思想观念的重大改变，非理性主义以其对传统价值的反叛，对生命、对人生意义和价值的追求，逐步脱离理性主义的主导而独立迅猛发展。在非理性主义者看来，任何个体的存在都是历史的、独特的、有价值的，任何个体的期许、情感、体验等都是独一无二无法复制粘贴的，更是不能缺席的。
三、非理性主义的目标指向与发展走向
现代西方非理性主义理论的主要表现形式是存在、意志、直觉等，它一方面将人的甚至世界的本质设定为情感、欲望、信念、本能等非理性因素，另一方面则像个斗士不断推翻理性的统治地位。正是这样的思想形态和价值追求，使人们在上帝折磨与理性困扰下看到了新生活的曙光，人们对非理性主义狂热的追逐使它迅速成为一股强烈影响人们生活的社会与哲学思潮。
在有秩序的追问着“人和世界的本原是什么？”“人的存在、意义和价值是什么？”等一系列问题的同时，非理性主义也以此为核心和基点将这些问题进行了展开和延伸。它以人为原点和落脚点，把人看作这个世界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人类自身与整个世界之间的关系是以人类生存的意义和价值为基础被确定的，并非简单随意的理解。可见，非理性主义的最终文化归属是人本主义。
但是，理性与非理性并不是简单对立、不共戴天。这需要从发展过程、现实表现和发展走向三个方面来阐释。
首先从发展的角度分析，理性与非理性二者之间的距离一直非常暧昧，关系复杂，或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融合，或是“你离不开我，我离不开你”的相互依赖，或者就是简单的共生共存。就像有的学者所认为的，“自从毕达哥拉斯以来，许多哲学家的身上都有着一种理性与非理性的密切交织”。[3]20世纪前，发展膨胀的理性主义傲视一切人类思想，这种现象本身就不正常，确切地说是非常明显的非理性主义表征，而20世纪以来，非理性主义的迅猛发展表明，人类在不断地修正自身的认知，人类的理性也走在不断完善与 发展的道路上。其次从现实表现的方面看，对理性过度重视的倾向，以及理性绝对化带来的许多不良影响，才是非理性主义最在意的最耿耿于怀的。也正因为非理性主义的不断反扑与斗争，使人类理性与非理性有可能获得势均力敌的发展时间和空间，从而形成一个有机统一的人类认识王国。最后从发展走向的角度分析，人类理性的困境并非非理性主义的发展造成的，相反，正是由于非理性主义的崛起推动人类理性到了一个更为恰当准确的位置。所以，非理性主义不会因为对理性主义的胜利而绝对控制整个人类认识的王国，更不可能将人类历史的车轮倒退，将人类社会重新带入一个无文明的原始野蛮时代。
参考文献：
[1]白雪晖，杨淑琴.论理性转向非理性的实践基础[J].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3]金林.西方非理性主义发展的内在逻辑初探[J].合肥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
作者简介：
刘纯（1982.4）男 ，河北廊坊，博士研究生，讲师 ，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 。
霍群 （1982.6）女，河北廊坊，硕士研究生，讲师，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 。
关键词：理性主义;非理性主义;辩证转化
一、理性主义的历史发展
作为人类文明的标志，理性是人与动物相区别的重要界线。由于理性的不断演变与发展，人类社会从原始的蒙昧状态走进文明历史的长河，一步一个脚印走过农耕文明、工业文明，当前正阔步走向生态文明。理性主义则是一种理论形态，它并非对非理性要素的绝对摒弃和对理性的绝对认可，而是对人类理性力量的一种深信不疑的态度，是从理论上对客观世界的一种把握。
追根溯源，可以说传统理性主义的萌芽孕育于古希腊的哲学思想当中，“逻各斯”等概念的出现显现了理性的早期形态。从泰勒斯到柏拉图，从对世界本原的探索到“人是万物的尺度”，由于神学的参与，人类理性从逐渐强大走向迷途，直至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时期，理性才又重新焕发了生命力。
到康德创立德国古典哲学，至黑格尔将传统形而上学推向巅峰，理性已然开拓审美、道德和历史多个领域。从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到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再到到黑格尔的“理性就是上帝”，理性觉醒步入疯狂时代。理性站在人类认知金字塔的顶端傲视一切，成为评价万事万物的唯一标准，世间一切在理性面前或存在或消失，都必须要说明自己的理由。
二、非理性主义崛起的历史根源
在机器工业时代，资产阶级用尽一切手段使其利益最大化，其中理性的制约无疑是最有效最隐蔽的方式。资产阶级“制订了一系列旨在使整个社会处在有序化运动中的原则、规范、法律和秩序，使理性主义的精神渗透到社会生活中的各个方面”[1]，无产者每天的生活节奏似乎被计算和设定，休息、饮食、出行、工作几乎同时进行。马克思曾經揭露出“因为每一个企图取代旧统治阶级的新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就是说，这在观念上的表达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的形式，把它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2]这样，在某种奇妙的机缘巧合下，个人主义携手绝对理性，开始了对人类思想的绝对主导，而且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们是用理性的制约来维持这种结合的稳定性的，个体的个性最终为普遍理性所淹没。
在欧洲大陆，随着19世纪中后期工业革命浪潮以燎原之势袭来，科技进步在带来让人瞠目结舌的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麻木了人们的内心。每个人每天都在忙着追求物质的满足而丢失了心灵的富足，却不自知。到了20世纪，理性丢掉了人性的光环，逐渐沦为一种用来联系人与外部世界的工具，并指引着人类的目光一直向外看，最终导致对自身内心生活的忽视，理性主义陷入困境，非理性主义趁势而起。
非理性主义无疑是一股对于理性主义而言的暗流，它精准地把握了20世纪的现代西方社会。19世纪中后期，资本主义社会无法调和的社会矛盾逐渐暴露，加之爱因斯坦相对论对人类思想观念的重大改变，非理性主义以其对传统价值的反叛，对生命、对人生意义和价值的追求，逐步脱离理性主义的主导而独立迅猛发展。在非理性主义者看来，任何个体的存在都是历史的、独特的、有价值的，任何个体的期许、情感、体验等都是独一无二无法复制粘贴的，更是不能缺席的。
三、非理性主义的目标指向与发展走向
现代西方非理性主义理论的主要表现形式是存在、意志、直觉等，它一方面将人的甚至世界的本质设定为情感、欲望、信念、本能等非理性因素，另一方面则像个斗士不断推翻理性的统治地位。正是这样的思想形态和价值追求，使人们在上帝折磨与理性困扰下看到了新生活的曙光，人们对非理性主义狂热的追逐使它迅速成为一股强烈影响人们生活的社会与哲学思潮。
在有秩序的追问着“人和世界的本原是什么？”“人的存在、意义和价值是什么？”等一系列问题的同时，非理性主义也以此为核心和基点将这些问题进行了展开和延伸。它以人为原点和落脚点，把人看作这个世界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人类自身与整个世界之间的关系是以人类生存的意义和价值为基础被确定的，并非简单随意的理解。可见，非理性主义的最终文化归属是人本主义。
但是，理性与非理性并不是简单对立、不共戴天。这需要从发展过程、现实表现和发展走向三个方面来阐释。
首先从发展的角度分析，理性与非理性二者之间的距离一直非常暧昧，关系复杂，或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融合，或是“你离不开我，我离不开你”的相互依赖，或者就是简单的共生共存。就像有的学者所认为的，“自从毕达哥拉斯以来，许多哲学家的身上都有着一种理性与非理性的密切交织”。[3]20世纪前，发展膨胀的理性主义傲视一切人类思想，这种现象本身就不正常，确切地说是非常明显的非理性主义表征，而20世纪以来，非理性主义的迅猛发展表明，人类在不断地修正自身的认知，人类的理性也走在不断完善与 发展的道路上。其次从现实表现的方面看，对理性过度重视的倾向，以及理性绝对化带来的许多不良影响，才是非理性主义最在意的最耿耿于怀的。也正因为非理性主义的不断反扑与斗争，使人类理性与非理性有可能获得势均力敌的发展时间和空间，从而形成一个有机统一的人类认识王国。最后从发展走向的角度分析，人类理性的困境并非非理性主义的发展造成的，相反，正是由于非理性主义的崛起推动人类理性到了一个更为恰当准确的位置。所以，非理性主义不会因为对理性主义的胜利而绝对控制整个人类认识的王国，更不可能将人类历史的车轮倒退，将人类社会重新带入一个无文明的原始野蛮时代。
参考文献：
[1]白雪晖，杨淑琴.论理性转向非理性的实践基础[J].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3]金林.西方非理性主义发展的内在逻辑初探[J].合肥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
作者简介：
刘纯（1982.4）男 ，河北廊坊，博士研究生，讲师 ，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 。
霍群 （1982.6）女，河北廊坊，硕士研究生，讲师，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