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启蒙运动似乎成为一个并不讨好的名词。从埃德蒙·伯克到托克维尔再到以赛亚·柏林，西方的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浪漫主义都有人对启蒙运动进行过反思与批评，似乎认为那更多是固执狂热的法国政治文人标榜和崇尚革新、热衷于以抽象的普遍概念来构造未来社会的一场空想闹剧。
　　耶鲁大学斯特林讲座教授彼得·盖伊在自己这本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的两卷巨著《启蒙时代》中，则承继了恩斯特·卡西勒《启蒙哲学》的基本精神，尝试揭去对启蒙运动的种种妖魔化标签以及对其所谓“肤浅的理性主义、愚蠢的乐观主义和不负责任的空想主义”的嘲笑，从比哲学史或观念史更开阔的思想史和社会史角度出发，“设法既忠于历史的丰富性、微妙差异性和个人的特质，又忠于共性和完形”，重新探寻和梳理启蒙运动打破束缚、集体反叛的思想脉络，为我们展开了一幅全景式、整体性的图谱。
　　《启蒙时代》的上下两卷《现代异教的兴起》与《自由的科学》既有联系又相互独立，按照辩证的三个主题展开论证，认为启蒙哲人出于对古代的追慕（正题）发扬了古代的理性和批判精神，与基督教的矛盾（反题）导致他们既排斥又保留了基督教的遗产，他们对现代性的追求（合题）锻造了现代性的核心价值观、现代人文社会科学乃至现代自由民主政治。
　　正如伏尔泰在给朋友的信中所写：“因为我知道如何爱，所以我知道如何恨。”只有在破坏性地批判之后，启蒙运动才能“在前所未有的程度上把批判功能与生产功能结合起来，并且使两者直接地互相转化”（恩斯特·卡西勒语），重新开始建设。
　　盖伊认为，启蒙运动不能被过度简化为“一套严密的理论体系，一个理性时代”，这一文化氛围、社会环境和意识形态建构应该视为启蒙哲人（即“用某一种思想方式联系起来的一群知识分子”）思想、策略和生平活动的统称。休谟是保守派而孔多塞是民主派；霍尔巴赫嘲笑一切宗教而莱辛实际上想发明一种宗教；狄德罗蔑视古物研究家而吉本欣赏和模仿他们；卢梭崇拜柏拉图而杰斐逊却认为《理想国》无法卒读……这些哲人们“在理论、秉性、环境和代际方面都有差别”。
　　但这些文化批判家、宗教怀疑者、政治改革者所形成的松散的、非正式的、完全无组织的联盟，却统一在一个雄心勃勃的纲领之下：提倡世俗主义、人道、世界主义，尤其是言论自由、贸易自由、审美自由、免于专横权力并发挥自己才能的自由，“总之，一个有道德的人在世界上自行其是的自由”。正如康德在1784年给启蒙运动所下的定义：“人类脱离自己招致的不成熟状态”“敢于认识，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的座右铭”。
　　盖伊坦承，自己之所以对启蒙运动的历史展开研究，是源于对现实社会政治的关怀：“如果有哪个时代最需要启蒙运动的人道目标和批判方法，那就非我们的时代莫属”，“我认为该是以政治人而非史家身份表明我信念的时候了”。身为一名在16岁时侥幸逃离纳粹迫害的德国犹太人，他以这部作品反驳对启蒙运动的历史意义和现实功能的种种怀疑、非难乃至否定，捍卫启蒙理性的自由民主价值观，这般的良苦用心也就不难理解了。
　　在尚未译出简体中文版的《自由的科学》结尾，盖伊将美国独立革命的历史和精神视为启蒙运动精神的漂亮缩影：“尊重古人却无惧于实验；鄙夷权威；信赖独立思考与经验；以人民的自由与幸福为依归”。正是出于对这种启蒙精神价值的笃信，他才会强调：“适用于18世纪的道理也适用于今天：这世界需要更多的光；克服启蒙思想缺点的处方不在回归蒙昧主义，而在追求更大的启蒙。”
　　这是一位学者用自己的人生道路与学术生命孜孜以求证得的真理，人应该生活在一个除魅的或者等待除魅的世界里，对一切都持怀疑和批判态度，成为自己的主人，凭借自己的力量，开辟自己的道路。
　　我们需要这种抛弃迷信而追求理性的过程，需要细心呵护历史黑幕徐徐降下时最后的柔弱烛火，需要把西方和中国的启蒙运动当作具体的历史进程而非某种理性设计的、具有普遍模式和统一道路的历史范式来看待，需要对普通民众被“启蒙”的历史进行反思。正如狄德罗在《百科全书》中重申的那样：“一切都应该受到检查，一切都该受到撼动，没有例外，也毫不踌躇。”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更多的光。
　　《启蒙时代（上）：现代异教精神的兴起》，（美）彼得·盖伊著，刘北成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