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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学者理查德•弗罗里达3年前通过卫星观看全球夜景时发现,在东亚地区的香港和深圳,出现一片连绵耀眼的城市灯光。他将其命名为“香圳”。这个“合成词”形象地表达了弗氏的寄望:“香港+深圳”很有可能取代东京的地位,成为与纽约、伦敦站在一起的第三大“世界城市(全球城市)”。
这样的断言两年前美国《时代》杂志也做过。在题为《三城记》的封面文章中,作者提出了“纽伦港”这一新概念,认为纽约、伦敦和香港这三个以共同的经济文化联系起来的大都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全球化的进程。三个城市创造了一个润滑全球经济的金融网络。明白了“纽伦港”,就看懂了这个时代。
在中国国内,政府智囊们近年来也逐渐意识到,现行规划层面“香港+深圳”的地位可能被低估,能量未尽释放。
经济学家樊纲在为一本书作序时说:“我个人的判断是,香港和深圳加在一起,很可能在不远的将来成为世界第三大商业中心。”这本题为《港深都会:从理念到行动》的新书提出:应从国家战略层面规划港深未来。
该书作者、深圳市委党校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谭刚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采访时认为,目前仅着眼于城市和区域之间的深港合作规划,“高度”显然不够。
“港深都会”定调
有关深港合作目标的代表性表述,在数量上叹为观止,“深港经济一体化”、“大保税区”、“深港经济区”、“自由贸易区”、“共同市场”、“深港经济共同体”、“深圳湾区”、“双子城”、“深港同城化”、“一都两区”、“一都两市”、“深港创新圈”、“深港都市圈”,等等。这些表述客观上表明了智库层面对深港合作的持续关注,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对深港合作存在的不同认识。
谭刚将以上表述做了一个系统分类:一类是根据有关经济一体化理论,特别是参照欧盟一体化进程模式,侧重从经济合作方面提出的目标选择;另一类则从深港两大城市合作的角度提出目标设想。
在之前的研究中,谭刚还曾将深港合作历程大致划分为快速发展、相对停滞和全面推进三个阶段。在此过程中,形成了产业合作、跨境基础设施建设与服务、运行机制与政策协同三大重点的合作内容。
“可以说,深港经济合作三个阶段的发展历程,正是产业层面、城市功能层面与制度层面三大内容不断扩展与逐渐深化的过程。”谭刚说。
2007年,有关深港合作的各种争论渐渐合流。当年2月,香港特首曾荫权在竞选政纲中首次提出香港与深圳“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与深圳携手打造世界级的国际大都会”。“港深国际大都会”的概念随即得到深圳方面的积极回应。在规划部门修编上报的《深圳市城市总体规划(2007~2020)》中,明确写入“深圳与香港共建国际大都会”的目标。
长期关注珠三角区域经济和地缘政治的深圳民间学者金心异认为,“港深国际都会”概念的提出,标志着深港进入谋求“战略合作”和“同城化”的时代。这与上世纪80年代的“前店后厂”制造业合作,以及便于通关的城市基础建设对接,已构成鲜明的代际进化。
香港智经研究中心则进一步论证“港深都会”很有可能提升为国家战略:一是向顶级世界都会区冲刺,使港深都会成为重要的、国内外企业运作的跨国经济空间;二是成为亚太区域经济的重要节点;三是承担提升国家经济质量的功能,成为全球资源调配、运营枢纽,以及亚太地区创新和服务的基地,并在国际产业分工链条中占据更高端位置,协助中国完成从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的跨越。
在深港两地智库层面达成的一项普遍共识是,应从国家利益出发,在全球视野下谋划“香港+深圳”的未来。
问题是,在“一国两制”的既定框架下,深港融合的文章该怎么做?《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总体发展规划》获国务院“原则同意”后,各方纷纷投来关注的目光——“香圳合成试验”最终会结出怎样的晶体?
各自的“盘算”
曾因撰文《深圳,你被谁抛弃?》而名噪一时的呙中校,现在是香港《亚洲周刊》的编辑,他认为:深圳提出在前海建立承接香港服务业扩张的“特区中的特区”,其实还是在重复此前的路径——“打香港牌,向国家要政策”。
呙中校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香港一些官员、学者与其私下交流时,表示“香港方面对前海合作意向并不积极”,原因在于,港人认为前海的具体规划“其实还是深圳自己在搞,香港没什么主导权”。
广东省委常委、深圳市委书记王荣8月31日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采访时,就前海开发表达大致观点:深圳前30年主要是制造业领域的开放,今后将侧重服务业领域的开放,而实现这一过程,要借助深港合作,前海项目将是“一个重要平台和契机”。
王荣还表示,前海开发还寄望在体制机制创新上进一步实现突破,“甚至设想在特定区域营商环境方面,会营造更加符合国际惯例的氛围和政策制度。”
深圳市委副秘书长、体改办主任乐正则做了一个更为明了的总结:前海是回答深圳特区能否再“特”下去的重要一步。
对于深圳的高调宣誓,香港在官方表态上高度支持。
香港特首曾荫权8月27日在接受内地媒体采访时说,“我对前海有很多的期望”,“希望把香港的服务行业全方位拉进前海”。
而在“非官方”场合,港方人士还是有一些微辞的。
一位曾参与过前海规划论证的内地学者向《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透露:在与香港方面探讨服务业领域合作方向时,香港学者问得最多的一个问题是“对我们有什么好处”。
这位学者认为,过去深港之间制造业领域的“前店后厂”式的合作,利益模式相对清晰;但如今在金融等服务业领域的合作,还找不到让双方都能满意的契合点。
有些港方人士还担心,“当年香港制造业大规模向深圳转移,造成了本土制造业的空心化;如果服务业继续北上全都转移出去,那将来香港吃什么?”
一些香港学者似乎更乐于“坐而论道”,近两年来,他们热衷于谈“香港+深圳”意味着什么:3000平方公里、2000万人口的世界级大都市,2万亿元人民币的GDP,4000万人次的机场吞吐量,4000万标箱的港口吞吐量,亚洲无可匹敌的金融中心,中国最重要的经济中心,全球投资者在中国的最佳选择……
乐正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为避免情绪上的误解,在起草前海区规划时,深圳方面很忌讳提及“承接香港服务业转移”字眼,而谨慎地使用“香港服务业扩张”代替。
聚焦“制”的突破
在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新型实验室”中,人们最为关心的化学变化,也正是深港合作如何在“一国两制”的前提下触及到“制”的层面。
实际上,在产业合作和城市基础建设将两座城市的“硬件”日益紧密地连接在一起的同时,来自“软件”即制度性合作的需求也日渐显化。
一个突出方面体现在城市治理方面。在深圳,《财经国家周刊》记者曾收到这样的交通提示短信:“在某些香港人较多的地段,请注意行人和车辆,因为他们可能习惯靠左侧通行(与英国一样)。”
1995年,在珠三角工作和居住的香港人约为10万,到2008年已增长至约30万。而在深圳,已形成了明显的港澳居民聚居社区,最先是罗湖,很快扩展到全市。
“几乎围绕一个很有特色的港式茶餐厅,就有一个很庞大的港人聚居社区”。因为生活习惯、社区理念、法治观念的差别,在这些港人社区如何治理,对所在地政府与港澳特区政府都提出了新的课题。
此外,在公共服务领域也日渐显现出制度对接的急迫性。中山大学港澳珠江三角洲研究中心教授黎熙元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深港两地公共福利制度的区域差异很大,使得跨境流动人口无法在异地享受原有的公共福利,以致他们的教育、医疗和养老保障都出现问题。
两年前,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教授袁易明就曾预见性提出:制度性合作已成为香港与包括深圳在内的内地经济关系的重要形态,或者说是“未来形态”。
然而目前,深港制度性合作的主要推力仅来自CEPA(2003年,《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框架下的若干“补充协议”。在黎熙元教授看来,CEPA打开的合作窗口总是“很快被民众需求和市场创新堵塞,只得不断地通过CEPA补充协议来弥补”。
谭刚认为,仅就服务业而言,当前深港两地还存在着明显的障碍,集中表现在两地行业标准、体制、事权和政府重视程度方面;至于制度性合作,比如探讨金融领域的诸项改革,其事权和决策权均在中央,深港两地的自主权有限。
另一方面,区域间的行政分割和认识壁垒,也使香港与深圳在“深度融合”的问题上若即若离。
广东省迄今提出的珠三角城市群一体化规划中,仍然是强调以广州为顶点的“A”字形格局。用深圳民间学者金心异的话说,“‘A计划’罔顾‘香港+深圳’是区域内经济龙头的事实”;同时,强调全省齐步走的“粤港合作”,使“深港合作”的基础、重心和先导地位变得有些模糊。
不久前,在问及未来对深港合作有什么建议时,香港特首曾荫权对内地媒体说了一番意味深长的话,他说,“最重要的是把粤港合作作为一个重要的经济圈的概念做好。”“香港需要一个伙伴,就是深圳”。
令一些港人担忧的是,在珠三角一体化规划明确了广州的引领地位后,香港是否会被“边缘化”。而在更大范围,上海谋求“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努力获得中央首肯,更加重了一些港人内部看空的预期。他们常会思忖这样一个比喻:香港曾经是中国对外开放的窗口,现在对外开放的大门都已经打开了,还需要窗口吗?
经济学家樊纲在《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一书中指出:通过学习、借鉴香港,深圳得以完成以市场化为导向的体制转轨;通过追赶、服务香港,深圳建立起外向型经济体系。同时,随着深港经贸关系日益紧密,香港经济发展中的“内地因素”不断显现,甚至为适应内地市场经济转轨进程而进行某些制度性调适。“深港关系已从原来单向的学习追赶转为高度融合、互动发展”。而这种互动的最终结果,是深港“逐步形成共同利益机制、资源配置机制和经济运作机制”。
深圳学者陈秀珍甚至还做过一项量化分析:深港合作每深化1%,将分别推动深港两地人均产出增长0.87%和0.31%,而香港与广东、内地合作每深化1%,将导致广东、内地人均产出分别增长0.73%和0.39%。
深港“深度融合”的乘数效应普遍被看好。问题是,“制”的聚变该从何处破题?
或许,在未来深港制度性合作的“深水作业区”内,的确亟需一间像前海这样的“新型实验室”,在微观领域先来一次“香圳”试验。
这样的断言两年前美国《时代》杂志也做过。在题为《三城记》的封面文章中,作者提出了“纽伦港”这一新概念,认为纽约、伦敦和香港这三个以共同的经济文化联系起来的大都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全球化的进程。三个城市创造了一个润滑全球经济的金融网络。明白了“纽伦港”,就看懂了这个时代。
在中国国内,政府智囊们近年来也逐渐意识到,现行规划层面“香港+深圳”的地位可能被低估,能量未尽释放。
经济学家樊纲在为一本书作序时说:“我个人的判断是,香港和深圳加在一起,很可能在不远的将来成为世界第三大商业中心。”这本题为《港深都会:从理念到行动》的新书提出:应从国家战略层面规划港深未来。
该书作者、深圳市委党校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谭刚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采访时认为,目前仅着眼于城市和区域之间的深港合作规划,“高度”显然不够。
“港深都会”定调
有关深港合作目标的代表性表述,在数量上叹为观止,“深港经济一体化”、“大保税区”、“深港经济区”、“自由贸易区”、“共同市场”、“深港经济共同体”、“深圳湾区”、“双子城”、“深港同城化”、“一都两区”、“一都两市”、“深港创新圈”、“深港都市圈”,等等。这些表述客观上表明了智库层面对深港合作的持续关注,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对深港合作存在的不同认识。
谭刚将以上表述做了一个系统分类:一类是根据有关经济一体化理论,特别是参照欧盟一体化进程模式,侧重从经济合作方面提出的目标选择;另一类则从深港两大城市合作的角度提出目标设想。
在之前的研究中,谭刚还曾将深港合作历程大致划分为快速发展、相对停滞和全面推进三个阶段。在此过程中,形成了产业合作、跨境基础设施建设与服务、运行机制与政策协同三大重点的合作内容。
“可以说,深港经济合作三个阶段的发展历程,正是产业层面、城市功能层面与制度层面三大内容不断扩展与逐渐深化的过程。”谭刚说。
2007年,有关深港合作的各种争论渐渐合流。当年2月,香港特首曾荫权在竞选政纲中首次提出香港与深圳“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与深圳携手打造世界级的国际大都会”。“港深国际大都会”的概念随即得到深圳方面的积极回应。在规划部门修编上报的《深圳市城市总体规划(2007~2020)》中,明确写入“深圳与香港共建国际大都会”的目标。
长期关注珠三角区域经济和地缘政治的深圳民间学者金心异认为,“港深国际都会”概念的提出,标志着深港进入谋求“战略合作”和“同城化”的时代。这与上世纪80年代的“前店后厂”制造业合作,以及便于通关的城市基础建设对接,已构成鲜明的代际进化。
香港智经研究中心则进一步论证“港深都会”很有可能提升为国家战略:一是向顶级世界都会区冲刺,使港深都会成为重要的、国内外企业运作的跨国经济空间;二是成为亚太区域经济的重要节点;三是承担提升国家经济质量的功能,成为全球资源调配、运营枢纽,以及亚太地区创新和服务的基地,并在国际产业分工链条中占据更高端位置,协助中国完成从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的跨越。
在深港两地智库层面达成的一项普遍共识是,应从国家利益出发,在全球视野下谋划“香港+深圳”的未来。
问题是,在“一国两制”的既定框架下,深港融合的文章该怎么做?《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总体发展规划》获国务院“原则同意”后,各方纷纷投来关注的目光——“香圳合成试验”最终会结出怎样的晶体?
各自的“盘算”
曾因撰文《深圳,你被谁抛弃?》而名噪一时的呙中校,现在是香港《亚洲周刊》的编辑,他认为:深圳提出在前海建立承接香港服务业扩张的“特区中的特区”,其实还是在重复此前的路径——“打香港牌,向国家要政策”。
呙中校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香港一些官员、学者与其私下交流时,表示“香港方面对前海合作意向并不积极”,原因在于,港人认为前海的具体规划“其实还是深圳自己在搞,香港没什么主导权”。
广东省委常委、深圳市委书记王荣8月31日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采访时,就前海开发表达大致观点:深圳前30年主要是制造业领域的开放,今后将侧重服务业领域的开放,而实现这一过程,要借助深港合作,前海项目将是“一个重要平台和契机”。
王荣还表示,前海开发还寄望在体制机制创新上进一步实现突破,“甚至设想在特定区域营商环境方面,会营造更加符合国际惯例的氛围和政策制度。”
深圳市委副秘书长、体改办主任乐正则做了一个更为明了的总结:前海是回答深圳特区能否再“特”下去的重要一步。
对于深圳的高调宣誓,香港在官方表态上高度支持。
香港特首曾荫权8月27日在接受内地媒体采访时说,“我对前海有很多的期望”,“希望把香港的服务行业全方位拉进前海”。
而在“非官方”场合,港方人士还是有一些微辞的。
一位曾参与过前海规划论证的内地学者向《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透露:在与香港方面探讨服务业领域合作方向时,香港学者问得最多的一个问题是“对我们有什么好处”。
这位学者认为,过去深港之间制造业领域的“前店后厂”式的合作,利益模式相对清晰;但如今在金融等服务业领域的合作,还找不到让双方都能满意的契合点。
有些港方人士还担心,“当年香港制造业大规模向深圳转移,造成了本土制造业的空心化;如果服务业继续北上全都转移出去,那将来香港吃什么?”
一些香港学者似乎更乐于“坐而论道”,近两年来,他们热衷于谈“香港+深圳”意味着什么:3000平方公里、2000万人口的世界级大都市,2万亿元人民币的GDP,4000万人次的机场吞吐量,4000万标箱的港口吞吐量,亚洲无可匹敌的金融中心,中国最重要的经济中心,全球投资者在中国的最佳选择……
乐正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为避免情绪上的误解,在起草前海区规划时,深圳方面很忌讳提及“承接香港服务业转移”字眼,而谨慎地使用“香港服务业扩张”代替。
聚焦“制”的突破
在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新型实验室”中,人们最为关心的化学变化,也正是深港合作如何在“一国两制”的前提下触及到“制”的层面。
实际上,在产业合作和城市基础建设将两座城市的“硬件”日益紧密地连接在一起的同时,来自“软件”即制度性合作的需求也日渐显化。
一个突出方面体现在城市治理方面。在深圳,《财经国家周刊》记者曾收到这样的交通提示短信:“在某些香港人较多的地段,请注意行人和车辆,因为他们可能习惯靠左侧通行(与英国一样)。”
1995年,在珠三角工作和居住的香港人约为10万,到2008年已增长至约30万。而在深圳,已形成了明显的港澳居民聚居社区,最先是罗湖,很快扩展到全市。
“几乎围绕一个很有特色的港式茶餐厅,就有一个很庞大的港人聚居社区”。因为生活习惯、社区理念、法治观念的差别,在这些港人社区如何治理,对所在地政府与港澳特区政府都提出了新的课题。
此外,在公共服务领域也日渐显现出制度对接的急迫性。中山大学港澳珠江三角洲研究中心教授黎熙元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深港两地公共福利制度的区域差异很大,使得跨境流动人口无法在异地享受原有的公共福利,以致他们的教育、医疗和养老保障都出现问题。
两年前,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教授袁易明就曾预见性提出:制度性合作已成为香港与包括深圳在内的内地经济关系的重要形态,或者说是“未来形态”。
然而目前,深港制度性合作的主要推力仅来自CEPA(2003年,《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框架下的若干“补充协议”。在黎熙元教授看来,CEPA打开的合作窗口总是“很快被民众需求和市场创新堵塞,只得不断地通过CEPA补充协议来弥补”。
谭刚认为,仅就服务业而言,当前深港两地还存在着明显的障碍,集中表现在两地行业标准、体制、事权和政府重视程度方面;至于制度性合作,比如探讨金融领域的诸项改革,其事权和决策权均在中央,深港两地的自主权有限。
另一方面,区域间的行政分割和认识壁垒,也使香港与深圳在“深度融合”的问题上若即若离。
广东省迄今提出的珠三角城市群一体化规划中,仍然是强调以广州为顶点的“A”字形格局。用深圳民间学者金心异的话说,“‘A计划’罔顾‘香港+深圳’是区域内经济龙头的事实”;同时,强调全省齐步走的“粤港合作”,使“深港合作”的基础、重心和先导地位变得有些模糊。
不久前,在问及未来对深港合作有什么建议时,香港特首曾荫权对内地媒体说了一番意味深长的话,他说,“最重要的是把粤港合作作为一个重要的经济圈的概念做好。”“香港需要一个伙伴,就是深圳”。
令一些港人担忧的是,在珠三角一体化规划明确了广州的引领地位后,香港是否会被“边缘化”。而在更大范围,上海谋求“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努力获得中央首肯,更加重了一些港人内部看空的预期。他们常会思忖这样一个比喻:香港曾经是中国对外开放的窗口,现在对外开放的大门都已经打开了,还需要窗口吗?
经济学家樊纲在《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一书中指出:通过学习、借鉴香港,深圳得以完成以市场化为导向的体制转轨;通过追赶、服务香港,深圳建立起外向型经济体系。同时,随着深港经贸关系日益紧密,香港经济发展中的“内地因素”不断显现,甚至为适应内地市场经济转轨进程而进行某些制度性调适。“深港关系已从原来单向的学习追赶转为高度融合、互动发展”。而这种互动的最终结果,是深港“逐步形成共同利益机制、资源配置机制和经济运作机制”。
深圳学者陈秀珍甚至还做过一项量化分析:深港合作每深化1%,将分别推动深港两地人均产出增长0.87%和0.31%,而香港与广东、内地合作每深化1%,将导致广东、内地人均产出分别增长0.73%和0.39%。
深港“深度融合”的乘数效应普遍被看好。问题是,“制”的聚变该从何处破题?
或许,在未来深港制度性合作的“深水作业区”内,的确亟需一间像前海这样的“新型实验室”,在微观领域先来一次“香圳”试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