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辛亥革命的风云中初露头角，1924年与冯玉祥策划“首都革命”，推倒贿选总统曹锟，出任摄政内阁总理，黄郛在民国史上也曾叱咤一时。如果不是几次介入中日谈判，背上骂名，他不会成为一个有争议的历史人物。1928年之后，他隐居莫干山，在“白云山馆”过着平静的山居生活。“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对华北的觊觎日甚一日，局势危急，蒋介石想到了他这位“日本通”盟兄，任命他为“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北上应对错综复杂的棘手问题，1933年签定的《塘沽协定》使华北在风云飘摇中又拖了几年，功过是非，决不是简单的三言两语可以评定的，然而，当时举国上下几乎是一片骂声，“卖国”之类的砖头纷纷砸向他。
　　1934年夏天，黄郛正好在庐山避暑，有不再北返的念头，后来成为《大公报》总编辑的王芸生前往庐山，和他详谈过两次，除了在当时的报纸上做了报道，《赣行杂记》中也下了他们聊天的一些内容，现在看来也是很好的历史材料，我们可以从中了解他内心的痛苦与挣扎。
　　
　　王芸生第一次找他，说北方人多盼他早去，希望他能减轻“战区”民众的痛苦。他在感慨“恐怕无补于大局呵”之后说：
　　“这一年来的经过，在明了国家情况的人，当然能够谅解，一般人则以为我黄某某天生贱骨头，甘心做卖国贼。对外未曾做了什么事，却须时时对内做解释工夫，真是痛苦万分。一年以来对内对外，尽做矮人，我并非不知道伸伸腰，只是伸腰之后有什么善后办法？为国家设想，不能那样冒险。”日本人黄郛认为既然没有办法，还不如趁早躲开，免得碍他们的事，一球拍要把他拍到南方来。而他到了南方，逢人都问他什么时候回去，又要一球拍把他拍回北方去。所谓的北平政整会只是个招牌，办理对日本关东军的外交，是与虎狼打交道，随时可能被吞噬，而且北方各省什么事都可以找上来，结果却又是什么也管不了。他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个人毁誉还是小事。王芸生安慰他“外交家在胜利中求收获易，在失败中而不对事难”，他说自己如果为个人设想，绝无再回北方的理由，但国家需要他唱这出戏，只能牺牲个人。“我以为国家的出路有三句要诀，（1）放大眼光，（2）咬定牙关，（3）勒紧肚带。大家能本此三点奋斗下去，国家前途才有希望。”
　　他们第二次谈话时，王芸生发现他的态度积极多了。他的第一句是：“我在庐山住了许久，觉得这里确是热忱努力地干，这或者是中国前途的一线曙光。”黄郛此次南下，与他接近的朋友也认为，以他的资望才力，可以为国家做其他的事，何必去北平敷衍关东军。可是国家危亡关头需要这样一个人去北平，与日本人周旋，明知这是往火坑里跳，他也只有牺牲自己。等到王芸生写《赣行杂记》时，他已下山，即将起身北上。对他抱有同情的王氏说：“我们并不奢望他施展新猷，但使北方少些国际纠纷，减些民众痛苦，说来虽似平常，实是不朽功业！”
　　历史的风烟散尽之后，回头看黄郛在庐山上对王芸生说的那些话，值得注意的是他关于国家出路的三句要诀，放在许多时候都不失其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