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吸烟的不良嗜好是当年作为知青在下乡的日子里养成的，屈指算来，已经四十六年了。
　　1966年6月初，高考迫在眉睫，突然有一天，时任郑州市教育局长的陈德昌到我们学校召开应届毕业生大会，宣布“停课闹革命”，时间一个星期。一个星期过去，陈局长又来宣布说停课延长到两个星期。我们不少同学一边“闹革命”一边偷偷复习功课，盼着陈局长来校宣布复课高考。然而，陈局长再来的时候让我们大吃一惊，他已经不再是局长了，而是被革命群众押解着的批斗对象，被反拧着双手，戴着纸糊的高帽子，脖子上挂着一个大牌子，上书“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陈德昌”。我们预感到高考遥遥无期了，但心中仍存一线希望。直到两年后，伟大领袖毛主席号召我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我们的大学梦才彻底破灭。
　　1968年10月，我到信阳罗山县双楼大队王湾村插队落户。同“户”的三男二女，都来自郑州一中。三个男生，张忠义、郭兆庆和我还是中学同班。
　　当时，大多数学生是不情愿上山下乡的，只要能留城，哪怕被分配到街道上的网套社、修车铺，也会像皇榜高中一样庆幸不已。而下乡的学生，心情就大不一样了。起初，同来的两名女生还是蛮有激情的，一副颇想在农村“大有作为”的样子。我们男生则不然，倒也不是沮丧颓废或者心灰意冷，只是感到茫然，一片茫然，不知道路在何方，前途在哪里。
　　就在这种环境和情绪中，我学会了抽烟。
　　记得当时商店常卖的品牌有3毛5一包的“大前门”，3毛2一包的“三门峡”，2毛5一包的“黄金叶”，2毛一包的“前进”，1毛7一包的“先锋”，还有8分钱一包的“邙山”。对于我们知青来说，抽“大前门”、“三门峡”确实贵了一点，抽“先锋”和“邙山”没有面子，所以抽得最多的就是“黄金叶”和“前进”了。
　　其实，就我当年的家境而言，根本没有钱买烟抽，只是那年头同学之间情谊真挚，一起下乡更不一般，烟酒食品都有点“共产”的性质。郭兆庆与我关系最好，逛县城，赶集市，串知青点，总是我们两个一路同行，虽然论不到同生共死，却亦有同舟共济、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意境。
　　抽烟较多的时候是晚上，尤其是冬天的晚上。冬天夜长，又没有什么娱乐活动，便坐在被窝里聊天，抽烟。有时候烟抽完了，就端着煤油灯趴在地上捡烟头。捡烟头也分品牌，先吸黄金叶烟头，再吸前进烟头。后来我们就找了一个破碗，把吸剩的烟头丢进去，这样没烟的时候就不用临时去捡了，既方便又卫生。
　　就当时的情景，尽管学会抽烟只是早一天晚一天的事，然而河有源头，事有起始，在我的记忆里，初始抽烟好像还与我参加演出的一场小话剧有关。
　　下乡的时候，我带了一支竹笛和一把秦琴，艺虽不精，却也能凑合着伴奏简单的革命歌曲，于是村里就把我拉进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一个“忆苦思甜、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为主题的小话剧中，我扮演一个恶霸地主的管家，是那种头戴黑礼帽、身穿黑绸衫、背着盒子枪、助纣为虐、尽干坏事的人物。剧中的情节是这样的：我带着两名狗腿子去抢一个穷人家的闺女，动手之前当然是先逼债，我一只脚踩在凳子上，掏出一盒烟，衔出一支叼在嘴上，一个狗腿子赶紧上来给我点烟。彩排的时候都挺好的，然而第一次正式登台演出就乱了套。我耀武扬威地踩上凳子，叼上香烟，就等着狗腿子点烟了，可是那个狗腿子却把这事给忘了。我没带火柴，想自己点都点不成，我总不能把烟再收回去吧，也是情急生智，我上去给了那狗腿子一脚，骂道：“他妈的，怎么不给老子点烟？！”那家伙这才知道演错了，连忙哈着腰给我点上烟。
　　演出结束后，宣传队的人都说我善于应变，救了场子。那盒作为道具的香烟当然也就归我了。回到宿舍，我把那盒香烟拿出来往桌子上一撂，说：“哥们儿，抽烟。”郭兆庆和张忠义喜形于色：“哈，还是黄金叶！”……
　　本世纪初，我到固始县参加一个文学活动，回来时路过罗山，忽然想在罗山停留一下。时任罗山县文联主席的杨育德与县委办公室副主任罗阿波作陪，我来到当年下乡的王湾村。王湾就在淮河岸边。当年回城时，我们在淮河岸边栽下的板栗，如今已长成了参天大树；我们在淮河滩里栽下的竹子，如今已长成一望无边、密不透风的竹林。我完全认不出来了，王湾村，一点昔日的影子也没有了。
　　往事如昨，又恍若隔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