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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思乡念祖，是人类最普遍的感情之一，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然而，各有各的苦衷与原因。或许因为战争徭役，或许为了仕途经济，或许由于国家分裂和移民制度等，使去国离乡的原因变得极为纷呈复杂，似乎难以说清。然而，其在纷呈复杂中却有规律可循。本文分三个方面作了阐述。
关键词：故乡；情感；成因；迁居；漂泊。
人的思乡感情之产生源于思者自身的迁居和游移，因思者自身个体的多样性与差异性的存在，加之自身以外的客观因素的复杂性与多变性的双向互动，使得思乡感情产生的原因变得极为纷呈复杂。如果要把所有人的思乡原因说清楚，似乎是很难的事，如果要把一个人的思乡原因说清楚，似乎又是不难的事。问题的研究在于方法，思乡感情的产生必须要有三个必要条件，一是思者必须是一个有思想有感情且神智健全的人，二是思者必须有家乡或祖国，三是思者必须离开家乡或祖国。必要条件是命题成立的必备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背井离乡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因人因事因时而异，问题似乎只有从“充要条件”入手才有头绪，然而“充要条件”难以全举，本章采用挂一漏万的方法列举三个充要条件来阐述思乡情感的成因：一、战争徭役。二、仕途经济。三、国家分裂和移民制度。除此之外，诸如因自然灾害、逃婚、流亡、躲债等原故而离乡的人，由于篇幅有限，我们略过不叙。
一、战争徭役。
人类讨厌战争，但又难以避免战争。战争使人背井离乡，继而产生思乡情绪。参加战争和徭役，又是臣民必须履行的义务。诸侯争霸、改朝换代的战争背后就是离乡背井抛妇别雏的苦难与牺牲，反映在文学作品里就是战争徭役诗。《诗经》开此先河，不仅写战争和徭役的承担者征夫士卒的痛苦，还有以战争、徭役为背景，写夫妻离散的思妇哀歌与征夫苦语。如《王风、君子于役》以思妇的口吻抒发了对役政的不满。在重农尊亲的农耕文化背景下，《诗经》中的战争和徭役诗，大多表现为对战争、徭役的厌倦，含有较为浓郁的感伤思乡恋亲的意识，从而凸现了较强的农耕文化的心理特点。自《诗经》之后，思亲恋乡的感情抒发就成为战争徭役诗的主旋律之一。它吟唱在汉乐府的《悲歌》里“悲歌可以当泣，远望可以当归。”……抗日战争，东北将士唱出了“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和“打回老家去”；和平年代，解放军战士唱着“十五的月亮，照在家乡照在边关”和“说句心里话，我也有家”。
总之，因为战争的存在，是成千上万的人流离失所、无家可归或有家难回，浓浓的乡情油然而生。严重的时候，会表现为一种思乡病，有的时候像流行病一样在军队中流行，当打胜仗时思乡病比较不常见，相反地，当战况吃紧时则是比较常见的。史载楚汉战争中，项羽及其军队被困于垓下，汉军士兵唱楚地歌曲以引起楚军思家之情，瓦解战斗力，是为汉语成语“四面楚歌”的来历。在世界战争史上，各国远征军都有类似的思乡病状，在晚至美国南北战争时仍然在士兵中诊断出，被认为是忧郁症或自杀倾向的表现，其实是再也无法见到故乡和亲人的心理恐惧症。
二、仕途经济。
历代文人，怀抱仕途经济，心系故乡情结，为实现经世济民的理想而远走他乡，思乡之情油然而生。仕途竟奔的疲惫，功业无成的煎熬，人生如梦的感慨，不仅愁从心起、悲从中来，于是便有了光宗耀祖的创痛、年华易逝的焦灼、功业无成的忧郁、报国无门的感慨、无人赏识的孤独，从而给思乡情感带来万千吟唱。
最早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就是至圣——孔子。孔子自20多岁起，就想走仕途经济，只因“陪臣执国政”而放弃了两次从政的机会，直到鲁定公9年被任命为中都宰，此时孔子已 51岁了。但到了鲁定公13年，季孙氏不想再任用孔子，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孔子离开鲁国，到外国去寻找出路，开始了周游列国的旅程，这一年，孔子56岁。孔子先后去了卫、宋、曹、齐、陈、蔡、楚等国。孔子虽然在各国都受到了尊重，但由于孔子以仁为核心、以礼为秩序、要求和谐、爱惜民力的政治主张和当时诸侯追求的霸道格格不入，孔子始终未能得到重用，从而难以实施自己的政治理想。孔子68岁时在其弟子冉求的努力下，被迎回鲁国，但仍是被敬而不用。鲁哀公16年，孔子73岁，患病，不愈而卒。孔子周游列国十三年，飘荡的足迹留下的是一串串抹不去的乡情（详见《论语·乡党篇》）。
宋代的典型人物是——苏轼。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世人称其为“苏东坡”。汉族，眉州（今四川眉山，北宋时为眉山城）人，祖籍栾城。与孔子和杜甫不同的是，苏轼年少得志，，嘉祐二年（1057年）与弟苏辙同登进士，当时只有二十一岁；与孔子和杜甫相同的是，苏轼为官的路途也很坎坷，由于与王安石和司马光的政见不和，屡遭排挤，一贬再贬，又罹“乌台诗案”，差点折了性命。曾先后迁授密州（今山东诸城）、徐州、黄州（今湖北黄冈）、登州（今山东蓬莱）、杭州、颍州、扬州、定州、惠州（今广东惠阳）、昌化军（今海南儋州市）等地为官。徽宗即位，遇赦北归，卒于常州（今属江苏），葬于汝州郏城县（今河南郏县），享年六十六岁。观其一生仕途，历代他乡为官者频率最高的恐怕要数苏轼了。仕途经济的忧虑，怀乡思亲的困扰，使他常常处于一种“出世”与“入世”的矛盾状态，虽然他个性耿直豁达、豪放开朗，但是少了东晋陶渊明弃官归田的潇洒，表现在他的诗词里常有一种“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的思乡恋亲之愁。
从以上举例分析来看，当人在异域他乡遇到挫折和痛苦时，怀乡思亲之情必然生发，挫折和痛苦愈大，怀乡思亲之情也愈浓。
三、国家分裂与移民制度。
政治对峙，国家分裂，必然带来“去国怀乡、骨肉分离。”之情。祖国的宝岛——台湾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17世纪以前，台湾主要居民是被统称为高山族的12个原住民族。17世纪后，以福建南部和广东东部为主的大陆东南沿海的汉民族开始大量向台湾移居，如崇祯年间，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曾协助福建巡抚熊文灿“以船徙饥民数万至台湾，人给三金一牛，使垦岛荒。”他们多是在生活无着、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被动移民，因而在内心深处潜藏着一股离乡悲情。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以农耕为主的封闭性大陆文化，其特点在于安土重迁，重家庭，以血伦亲情相连接。在这种文化心理的支配下，跨过台湾海峡来到台湾的早期移民，不可避免地怀有“恋乡情绪”。台湾虽然资源丰富、风景秀丽，但因四面环海，经常会遭遇台风、暴雨的侵袭，自然环境较为恶劣。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地理环境中，更加引发岛内大陆移民对故乡的思念。台湾闽南民谣《补破网》把移民的思乡之苦表达了出来：“见着网，目眶红，破甲这么大孔，想要补，无半项，谁人知阮苦痛。今日若将这里来放，是永远无希望，为着前途钻活缝，寻像司补破网，”这种被称为“哭调”的民谣，曲调哀伤，自怨自艾，它与二千多年前，爱国诗人屈原所写“鸟飞返故乡兮，狐死必首丘”（《九章．涉江》）的诗句中所表达的眷恋故土的传统文化心理一脉相连。
1949年，国民党战败退守台湾，中国历史上的南北朝对立，以及南宋时代国土分裂的悲剧又在台湾上演，对于来台的大陆人来说，台湾只是一块暂栖地，无法成为他们心灵的归宿和精神的家园，然而，两岸政治对峙，归乡的无望，注定这群人要成为飘零远方的流浪者。因此，在台湾文学作品之中，突显出“文化乡愁”的色彩。林海音是“乡愁文学”前期的代表作家，她的身份比较特别，籍贯台湾，出生于日本，童年、少年和青年时代是在古都北平度过的，抗战胜利后回台湾。因此，台湾一些人才会提出这样的所谓疑问：“林海音到底是个北平化的台湾作家呢？抑或台湾化的北平作家呢？”在林海音作品里表现出的乡愁和乡思总是和大陆故土息息相关，在她的感知世界里，北平和台湾构成了完整的故乡图景，她所叙说的乡愁既是失去母亲大陆的台湾本土人对“原乡”的眷恋；同时也是沦亡到台湾的大陆人对故园的牵挂。在林海音的作品中，北平是她精神上的原乡，从作品的故事背景到人物的命运几乎都与大陆有关，如：聂华苓的《台湾轶事》是她从1949年到1964年十五年间在台湾生活时所写的短篇小说精萃，她在书的序言《写在前面》里说：“那些小说全是针对台湾社会生活的‘现实’而说的老实话，小说里各种各样的人物全是从大陆流落到台湾的小市民。他们全是失掉根的人，他们全患思乡‘病’，他们全渴望有一天回老家。我就生活在他们之中。我写那些小说的时候，和他们一样想‘家’，一样空虚，一样绝望——这辈子回不去啦！怎么活下去呢！”其中的《珊珊，你在哪里》、《一朵小白花》《一捻红》《高老太太的周末》等，每一篇都不同程度地表现出人性的剥裂和游移并祈望完整归一的思想意蘊。
与移民去台湾的大陆人不同的是海外华人。台湾必定属于祖国，血脉和文化与大陆一脉相承，“根”的土壤就在脚下，离乡不去国；而海外华人既离乡又去国，异域羁旅的艰辛，文化环境的适应，是带着“根”漂的浮萍。从而海外华人拓展了乡土、故国空间，构建起超越家园之思、国族之愿的乡土观。在海外华人作家笔下，乡愁是个体心灵的回忆，它以个人化的记忆展开生命感觉，在“遥远”的多种指向中产生审美的心境距离，呈现“甜蜜折磨”的审美形态，将“可望而不可欲”的历史记忆转化为不受时间侵蚀的艺术情怀，并最终指向了精神原乡。将古典而乡土的乡愁意象中融入现代的、世界的因素。正如有一首诗这样吟道：“街旁各棵大小树／枝已参天叶已落地／还是想不透／移民局的上空／一族云／要来就来／要去就去”。这首题为《大小树》的短诗出自菲华诗人月曲了之手。“枝已参天”自然暗示出“各棵大小树”已“落地生根”，而随即“叶已落地”未必不是在转折中暗示另一人生走向“叶落归根”，一声“想不透”，也许正是“落地生根”和“叶落归根”间的徘徊，但也指向了下节诗中的“要来就来，要去就去”，“一族云”而非“一簇云”，自然是更强烈地暗示出以云喻人，而来去自由无拘的流云跟以国界拘囿人的移民局構成的反讽，则更凸现了海外华人的历史境遇。所以，他们的乡愁，不仅在情感上受着“落地生根”和“叶落归根”间的煎熬，更在人类在其生存中始终是漂泊不定的，就如婴儿从被剪断脐带起注定无法再归回母体，乡愁就产生于这种欲回母体而不能的追寻中。在一种回归生命源头的渴望和这种渴望难以实现之中，乡愁成为人类生命的重要原型。在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中，“家”是“国”的起点，“国”是“家”的扩大，从家庭、亲戚到乡党、同窗，从社团、族群到社会、国家，人与人之间的一切社会关系都是以血缘亲情为主轴联结起来的。“家”不仅组织着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结构，而且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结构和价值指向，由思乡爱家，再由思乡爱国，是思乡情感的提升与强化。
总之，思想情感的成因在具备了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之后，正是在“何处是故乡，什么是故乡”中进行演绎，其中充满着“不知所归”的迷茫和痛苦，也孕蓄着新的“故乡”生命的苦涩和甜蜜。
参考文献：
[1]中国诗论术语，相当于西方文论术语的“母题”和“原型”。按照容格（Carl Gustav Jung，1875-1961，瑞士著名的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医生，是弗洛依德的追随者，也是“分析心理学”的创始人）的说法，是指神话学或心理学意义上的“原始意象”(《集体无意识的概念》)，“是在历史进程中反复出现的一个形象”(《论分析心理学与诗的关系》).
[2]魏源．圣武记（第三册）[M]．长沙：岳麓出版社，2005年.
[3]胡春霞．“哭调”与台湾人的“悲情意识”[J] ．福建艺术，2003年（2）.
[4]叶石涛．叶石涛作家论集[M]．台北：远景出版社，1995年.
[5]聂华苓．台湾轶事[M]．北京：北京出版社，1980年.
[6]菲华诗人月曲了：《月曲了诗集》，台北：台北林白出版社，1986年.
[7]王鼎钧：《在心房漩涡·水心》，台北：台北尔雅出版社有限公司，1988年，第13页。《活到老，真好·心灵的故乡慰远人》，台北：台北尔雅出版社，1999年，第15页.
关键词：故乡；情感；成因；迁居；漂泊。
人的思乡感情之产生源于思者自身的迁居和游移，因思者自身个体的多样性与差异性的存在，加之自身以外的客观因素的复杂性与多变性的双向互动，使得思乡感情产生的原因变得极为纷呈复杂。如果要把所有人的思乡原因说清楚，似乎是很难的事，如果要把一个人的思乡原因说清楚，似乎又是不难的事。问题的研究在于方法，思乡感情的产生必须要有三个必要条件，一是思者必须是一个有思想有感情且神智健全的人，二是思者必须有家乡或祖国，三是思者必须离开家乡或祖国。必要条件是命题成立的必备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背井离乡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因人因事因时而异，问题似乎只有从“充要条件”入手才有头绪，然而“充要条件”难以全举，本章采用挂一漏万的方法列举三个充要条件来阐述思乡情感的成因：一、战争徭役。二、仕途经济。三、国家分裂和移民制度。除此之外，诸如因自然灾害、逃婚、流亡、躲债等原故而离乡的人，由于篇幅有限，我们略过不叙。
一、战争徭役。
人类讨厌战争，但又难以避免战争。战争使人背井离乡，继而产生思乡情绪。参加战争和徭役，又是臣民必须履行的义务。诸侯争霸、改朝换代的战争背后就是离乡背井抛妇别雏的苦难与牺牲，反映在文学作品里就是战争徭役诗。《诗经》开此先河，不仅写战争和徭役的承担者征夫士卒的痛苦，还有以战争、徭役为背景，写夫妻离散的思妇哀歌与征夫苦语。如《王风、君子于役》以思妇的口吻抒发了对役政的不满。在重农尊亲的农耕文化背景下，《诗经》中的战争和徭役诗，大多表现为对战争、徭役的厌倦，含有较为浓郁的感伤思乡恋亲的意识，从而凸现了较强的农耕文化的心理特点。自《诗经》之后，思亲恋乡的感情抒发就成为战争徭役诗的主旋律之一。它吟唱在汉乐府的《悲歌》里“悲歌可以当泣，远望可以当归。”……抗日战争，东北将士唱出了“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和“打回老家去”；和平年代，解放军战士唱着“十五的月亮，照在家乡照在边关”和“说句心里话，我也有家”。
总之，因为战争的存在，是成千上万的人流离失所、无家可归或有家难回，浓浓的乡情油然而生。严重的时候，会表现为一种思乡病，有的时候像流行病一样在军队中流行，当打胜仗时思乡病比较不常见，相反地，当战况吃紧时则是比较常见的。史载楚汉战争中，项羽及其军队被困于垓下，汉军士兵唱楚地歌曲以引起楚军思家之情，瓦解战斗力，是为汉语成语“四面楚歌”的来历。在世界战争史上，各国远征军都有类似的思乡病状，在晚至美国南北战争时仍然在士兵中诊断出，被认为是忧郁症或自杀倾向的表现，其实是再也无法见到故乡和亲人的心理恐惧症。
二、仕途经济。
历代文人，怀抱仕途经济，心系故乡情结，为实现经世济民的理想而远走他乡，思乡之情油然而生。仕途竟奔的疲惫，功业无成的煎熬，人生如梦的感慨，不仅愁从心起、悲从中来，于是便有了光宗耀祖的创痛、年华易逝的焦灼、功业无成的忧郁、报国无门的感慨、无人赏识的孤独，从而给思乡情感带来万千吟唱。
最早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就是至圣——孔子。孔子自20多岁起，就想走仕途经济，只因“陪臣执国政”而放弃了两次从政的机会，直到鲁定公9年被任命为中都宰，此时孔子已 51岁了。但到了鲁定公13年，季孙氏不想再任用孔子，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孔子离开鲁国，到外国去寻找出路，开始了周游列国的旅程，这一年，孔子56岁。孔子先后去了卫、宋、曹、齐、陈、蔡、楚等国。孔子虽然在各国都受到了尊重，但由于孔子以仁为核心、以礼为秩序、要求和谐、爱惜民力的政治主张和当时诸侯追求的霸道格格不入，孔子始终未能得到重用，从而难以实施自己的政治理想。孔子68岁时在其弟子冉求的努力下，被迎回鲁国，但仍是被敬而不用。鲁哀公16年，孔子73岁，患病，不愈而卒。孔子周游列国十三年，飘荡的足迹留下的是一串串抹不去的乡情（详见《论语·乡党篇》）。
宋代的典型人物是——苏轼。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世人称其为“苏东坡”。汉族，眉州（今四川眉山，北宋时为眉山城）人，祖籍栾城。与孔子和杜甫不同的是，苏轼年少得志，，嘉祐二年（1057年）与弟苏辙同登进士，当时只有二十一岁；与孔子和杜甫相同的是，苏轼为官的路途也很坎坷，由于与王安石和司马光的政见不和，屡遭排挤，一贬再贬，又罹“乌台诗案”，差点折了性命。曾先后迁授密州（今山东诸城）、徐州、黄州（今湖北黄冈）、登州（今山东蓬莱）、杭州、颍州、扬州、定州、惠州（今广东惠阳）、昌化军（今海南儋州市）等地为官。徽宗即位，遇赦北归，卒于常州（今属江苏），葬于汝州郏城县（今河南郏县），享年六十六岁。观其一生仕途，历代他乡为官者频率最高的恐怕要数苏轼了。仕途经济的忧虑，怀乡思亲的困扰，使他常常处于一种“出世”与“入世”的矛盾状态，虽然他个性耿直豁达、豪放开朗，但是少了东晋陶渊明弃官归田的潇洒，表现在他的诗词里常有一种“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的思乡恋亲之愁。
从以上举例分析来看，当人在异域他乡遇到挫折和痛苦时，怀乡思亲之情必然生发，挫折和痛苦愈大，怀乡思亲之情也愈浓。
三、国家分裂与移民制度。
政治对峙，国家分裂，必然带来“去国怀乡、骨肉分离。”之情。祖国的宝岛——台湾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17世纪以前，台湾主要居民是被统称为高山族的12个原住民族。17世纪后，以福建南部和广东东部为主的大陆东南沿海的汉民族开始大量向台湾移居，如崇祯年间，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曾协助福建巡抚熊文灿“以船徙饥民数万至台湾，人给三金一牛，使垦岛荒。”他们多是在生活无着、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被动移民，因而在内心深处潜藏着一股离乡悲情。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以农耕为主的封闭性大陆文化，其特点在于安土重迁，重家庭，以血伦亲情相连接。在这种文化心理的支配下，跨过台湾海峡来到台湾的早期移民，不可避免地怀有“恋乡情绪”。台湾虽然资源丰富、风景秀丽，但因四面环海，经常会遭遇台风、暴雨的侵袭，自然环境较为恶劣。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地理环境中，更加引发岛内大陆移民对故乡的思念。台湾闽南民谣《补破网》把移民的思乡之苦表达了出来：“见着网，目眶红，破甲这么大孔，想要补，无半项，谁人知阮苦痛。今日若将这里来放，是永远无希望，为着前途钻活缝，寻像司补破网，”这种被称为“哭调”的民谣，曲调哀伤，自怨自艾，它与二千多年前，爱国诗人屈原所写“鸟飞返故乡兮，狐死必首丘”（《九章．涉江》）的诗句中所表达的眷恋故土的传统文化心理一脉相连。
1949年，国民党战败退守台湾，中国历史上的南北朝对立，以及南宋时代国土分裂的悲剧又在台湾上演，对于来台的大陆人来说，台湾只是一块暂栖地，无法成为他们心灵的归宿和精神的家园，然而，两岸政治对峙，归乡的无望，注定这群人要成为飘零远方的流浪者。因此，在台湾文学作品之中，突显出“文化乡愁”的色彩。林海音是“乡愁文学”前期的代表作家，她的身份比较特别，籍贯台湾，出生于日本，童年、少年和青年时代是在古都北平度过的，抗战胜利后回台湾。因此，台湾一些人才会提出这样的所谓疑问：“林海音到底是个北平化的台湾作家呢？抑或台湾化的北平作家呢？”在林海音作品里表现出的乡愁和乡思总是和大陆故土息息相关，在她的感知世界里，北平和台湾构成了完整的故乡图景，她所叙说的乡愁既是失去母亲大陆的台湾本土人对“原乡”的眷恋；同时也是沦亡到台湾的大陆人对故园的牵挂。在林海音的作品中，北平是她精神上的原乡，从作品的故事背景到人物的命运几乎都与大陆有关，如：聂华苓的《台湾轶事》是她从1949年到1964年十五年间在台湾生活时所写的短篇小说精萃，她在书的序言《写在前面》里说：“那些小说全是针对台湾社会生活的‘现实’而说的老实话，小说里各种各样的人物全是从大陆流落到台湾的小市民。他们全是失掉根的人，他们全患思乡‘病’，他们全渴望有一天回老家。我就生活在他们之中。我写那些小说的时候，和他们一样想‘家’，一样空虚，一样绝望——这辈子回不去啦！怎么活下去呢！”其中的《珊珊，你在哪里》、《一朵小白花》《一捻红》《高老太太的周末》等，每一篇都不同程度地表现出人性的剥裂和游移并祈望完整归一的思想意蘊。
与移民去台湾的大陆人不同的是海外华人。台湾必定属于祖国，血脉和文化与大陆一脉相承，“根”的土壤就在脚下，离乡不去国；而海外华人既离乡又去国，异域羁旅的艰辛，文化环境的适应，是带着“根”漂的浮萍。从而海外华人拓展了乡土、故国空间，构建起超越家园之思、国族之愿的乡土观。在海外华人作家笔下，乡愁是个体心灵的回忆，它以个人化的记忆展开生命感觉，在“遥远”的多种指向中产生审美的心境距离，呈现“甜蜜折磨”的审美形态，将“可望而不可欲”的历史记忆转化为不受时间侵蚀的艺术情怀，并最终指向了精神原乡。将古典而乡土的乡愁意象中融入现代的、世界的因素。正如有一首诗这样吟道：“街旁各棵大小树／枝已参天叶已落地／还是想不透／移民局的上空／一族云／要来就来／要去就去”。这首题为《大小树》的短诗出自菲华诗人月曲了之手。“枝已参天”自然暗示出“各棵大小树”已“落地生根”，而随即“叶已落地”未必不是在转折中暗示另一人生走向“叶落归根”，一声“想不透”，也许正是“落地生根”和“叶落归根”间的徘徊，但也指向了下节诗中的“要来就来，要去就去”，“一族云”而非“一簇云”，自然是更强烈地暗示出以云喻人，而来去自由无拘的流云跟以国界拘囿人的移民局構成的反讽，则更凸现了海外华人的历史境遇。所以，他们的乡愁，不仅在情感上受着“落地生根”和“叶落归根”间的煎熬，更在人类在其生存中始终是漂泊不定的，就如婴儿从被剪断脐带起注定无法再归回母体，乡愁就产生于这种欲回母体而不能的追寻中。在一种回归生命源头的渴望和这种渴望难以实现之中，乡愁成为人类生命的重要原型。在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中，“家”是“国”的起点，“国”是“家”的扩大，从家庭、亲戚到乡党、同窗，从社团、族群到社会、国家，人与人之间的一切社会关系都是以血缘亲情为主轴联结起来的。“家”不仅组织着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结构，而且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结构和价值指向，由思乡爱家，再由思乡爱国，是思乡情感的提升与强化。
总之，思想情感的成因在具备了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之后，正是在“何处是故乡，什么是故乡”中进行演绎，其中充满着“不知所归”的迷茫和痛苦，也孕蓄着新的“故乡”生命的苦涩和甜蜜。
参考文献：
[1]中国诗论术语，相当于西方文论术语的“母题”和“原型”。按照容格（Carl Gustav Jung，1875-1961，瑞士著名的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医生，是弗洛依德的追随者，也是“分析心理学”的创始人）的说法，是指神话学或心理学意义上的“原始意象”(《集体无意识的概念》)，“是在历史进程中反复出现的一个形象”(《论分析心理学与诗的关系》).
[2]魏源．圣武记（第三册）[M]．长沙：岳麓出版社，2005年.
[3]胡春霞．“哭调”与台湾人的“悲情意识”[J] ．福建艺术，2003年（2）.
[4]叶石涛．叶石涛作家论集[M]．台北：远景出版社，1995年.
[5]聂华苓．台湾轶事[M]．北京：北京出版社，1980年.
[6]菲华诗人月曲了：《月曲了诗集》，台北：台北林白出版社，1986年.
[7]王鼎钧：《在心房漩涡·水心》，台北：台北尔雅出版社有限公司，1988年，第13页。《活到老，真好·心灵的故乡慰远人》，台北：台北尔雅出版社，1999年，第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