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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交场合中，有些尖锐问题指向是具体的、确定的数字或时间，“如实”回答显然不可能，故意给出错误答案则又显然不妥。聪明的政治家不会被难倒，总是既巧妙地避开“敏感”点，又使对方不失体面。
曾长期在白宫工作的美国著名记者、哈佛大学政治学者大卫·葛根认为：总统智慧是知识、判断力、性情，对于未来信念的合一体，是英明决策和负载着责任的领导力量的源泉。他指出，对于世界与历史都一无所知的总统，“当政是危险的”。
智慧是在知识基础上超越知识的属于灵性方面的东西。如果说，“领导科学”更多建立在知识基础上，那么，“领导艺术”更多建立在智慧基础之上。领导过程不是一个刚性的、线型的过程，它不仅需要知识，更需要智慧；它不仅需要灵活，更需要灵动和灵魂。
急智无处不在
在行政过程和公共交往中，随时都考量领导者的智慧。
2001年4月，在越共九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越共中央总书记的农德孟，由于“以异乎寻常的速度”在政治舞台显露头角，而其出生的时间、地点等，恰好与胡志明主席在越北山区从事革命活动的时间、地点相吻合，他的母亲又曾担任过胡志明的炊事员，再加上农德孟的长相、举止、谈吐，与胡志明颇有相似之处，一直有舆论“猜测”他的“出生”，国外亦广为流传。农德孟本人和越共对此一直未予表态。在越共“九大”闭幕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一位美国记者向农孟德提问，要求“予以证实”，他是不是胡志明的私生子。农德孟怎么回答？他只是一句：“所有越南人民都是胡伯伯的孩子”，就诙谐而又巧妙地解决了。
1944年11月17日，富兰克林·罗斯福第四次当选美国总统，许多媒体要他谈“四次连任的感想”。一位年轻记者破例得到罗斯福的接待，罗斯福没急于回答记者关于“四次连任的感想”的提问，而是先请记者“吃一块蛋糕”。记者获此殊荣，很快把蛋糕吃了。接着记者按罗斯福所请，又吃了一块。当这名记者开口请罗斯福谈“连任感想”时，罗斯福又请他吃第三块蛋糕。盛情难却，记者勉强吃了下去。记者正抹嘴时，罗斯福总统微笑着对他说：“请再吃一块吧！”记者表示，实在吃不下去了。罗斯福笑着对他说：“怎么样，不需要我再谈第四次连任的感想吧？刚才您已经亲身体验到了。”罗斯福这种让记者连吃四块蛋糕，来“体验”自己四次连任总统感受的手法，与他著名的“炉边谈话”一样，也表现了特定情境中的一种智慧能力。
外交场合随机
考量政治智慧
当年，西方媒体给中国领袖出难题，制造点小麻烦，本身就作为一件挺“智慧”的事儿。一次，一名西方记者又想了点子要给周恩来总理出点难题，要考考这名社会主义国家总理的智慧。他对周恩来总理说：“贵国是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您是一国总理，管着经济，掌着财权，总理管一国事务，我想问您两个问题，不知可否？”
“您请问。”周恩来面带微笑，坦然答道。对方带着诡谲的表情，似笑非笑地说：“我第一个问题，是想问问贵国的银行里一共有多少钱？第二个问题，是想知道贵国一共有多少个厕所？”
此言一出，周恩来便知其真实用意。这是类似于今天“急转弯”的题目，但在周总理看来，不过是小聪明罢了。于是面带微笑，缓缓地答道：
“回阁下话，我国银行里一共有18元8角8分人民币；我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一共有两个厕所，一个男厕所，一个女厕所。”
周恩来之所以说18元8角8分，是因为那是人民币的面值，最大的是10元，然后依次是5元、2元、1元、5角、2角、1角、5分、2分、1分，它们全部面额加起来，总数是18元8角8分。就这样，周恩来以巧妙的回答轻而易举地解决了对方给出的难题，使提问者哑口无言、不得不服。
在外交场合中，有些尖锐问题指向是具体的、确定的数字或时间，“如实”回答显然不可能，故意给出错误答案则又显然不妥。聪明的政治家不会被难倒，总是既巧妙地避开“敏感”点，又使对方不失体面。1945年，美国在日本投下两颗原子弹后，美国新闻界一个突出的话题，是猜测苏联有没有原子弹以及多少颗原子弹。后来苏联外长莫洛托夫率代表团访美，在下榻的旅馆前，一群美国记者将他包围。有记者问莫洛托夫：“苏联有多少原子弹？”莫洛托夫只用了一个英语单词作答：“Enough!”（足够！）这一模糊概念，成功地敷衍了美国记者的刺探。
大智慧与小智慧
我们要指出，智慧有小智慧和大智慧之分。执政需要的是大智慧而不是小聪明。托马斯·阿奎那说，“智慧是理智的尽善尽美的形态”。大智慧是深远的、战略的、平和的，“得天之道”的东西，小聪明则是那种小打小闹，看似光亮，实则平平的东西，有时虽能逞一时之勇，但长久来看，它很可能是低绩效或误事的。
大智慧在于一个“大”字。凡事大处着眼，长远着想，“莫为浮云遮望眼”，不为一些小得小失、小谋小算、小智小勇、小恩小惠所迷惑。先贤有云：吕端大事不糊涂；民间有语：将军赶路，不抓小兔。
小聪明常常可以“为”所欲为，无不可“为”，大智慧则讲究“为”的天道，“为”的艺术，尊重自然秩序，自然伟力的作用。《孟子·公孙丑上》说：“虽有智慧，不如乘势”，大智慧讲究“为”的频度、“为”的时机和战略，讲究虽有聪明智慧，还得趁着形势。
明人方孝孺在史论《深虑论》中说：“盖智可以谋人，而不可能谋天。”斯宾塞这样谈到自然的伟力：“在人们这些徒劳无功的设计和大自然默默发挥作用的力量之间有着多么明显的差异啊！大自然以一种完全的经济方式，使一切力量都成为有效益的，她使作用和反作用都同样有用。”
总之，大智慧是一种稀缺资源。叔本华在《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中说：在人类的智慧分配方面，造物主是极为贵族化的。任何地方由出身、等级、财产或阶级所造成的差别相比，造物主设立的差别都要大得多。
今天，小聪明常见而大智慧过于稀缺。问题还在于，人们常把那些小聪明当作是大智慧，社会中的“小聪意志”过于膨胀，这正如我们时常把商场买来的假冒东东当成了真品牌一样。这正应了古希腊苏格拉底那句著名的话：“他自为智慧，其实并不智慧。”
在另一方面，真正的大智慧也会由于对事物、世象所谓过于“洞悉”、“看透”而有痛楚的一面，既有“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的旷达，也一定会有“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的无奈。但不管怎样，大智慧是领导场上难得的东西，是领导人格中较高的层级。正如政治学家埃雷茨·卡尔·莱德说过的：智慧对于政治“极为重要”。
执政作为一种国家公共代理人的行为，要多求证大智慧、体悟大智慧，演绎大智慧，不把小聪明当作大智慧。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变革社会，执政行为着眼于绩效提升，多循“天道”（自然法），就能进退厥如，源渊有自，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就能激荡智慧和理性，立于执政的不败之地。
曾长期在白宫工作的美国著名记者、哈佛大学政治学者大卫·葛根认为：总统智慧是知识、判断力、性情，对于未来信念的合一体，是英明决策和负载着责任的领导力量的源泉。他指出，对于世界与历史都一无所知的总统，“当政是危险的”。
智慧是在知识基础上超越知识的属于灵性方面的东西。如果说，“领导科学”更多建立在知识基础上，那么，“领导艺术”更多建立在智慧基础之上。领导过程不是一个刚性的、线型的过程，它不仅需要知识，更需要智慧；它不仅需要灵活，更需要灵动和灵魂。
急智无处不在
在行政过程和公共交往中，随时都考量领导者的智慧。
2001年4月，在越共九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越共中央总书记的农德孟，由于“以异乎寻常的速度”在政治舞台显露头角，而其出生的时间、地点等，恰好与胡志明主席在越北山区从事革命活动的时间、地点相吻合，他的母亲又曾担任过胡志明的炊事员，再加上农德孟的长相、举止、谈吐，与胡志明颇有相似之处，一直有舆论“猜测”他的“出生”，国外亦广为流传。农德孟本人和越共对此一直未予表态。在越共“九大”闭幕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一位美国记者向农孟德提问，要求“予以证实”，他是不是胡志明的私生子。农德孟怎么回答？他只是一句：“所有越南人民都是胡伯伯的孩子”，就诙谐而又巧妙地解决了。
1944年11月17日，富兰克林·罗斯福第四次当选美国总统，许多媒体要他谈“四次连任的感想”。一位年轻记者破例得到罗斯福的接待，罗斯福没急于回答记者关于“四次连任的感想”的提问，而是先请记者“吃一块蛋糕”。记者获此殊荣，很快把蛋糕吃了。接着记者按罗斯福所请，又吃了一块。当这名记者开口请罗斯福谈“连任感想”时，罗斯福又请他吃第三块蛋糕。盛情难却，记者勉强吃了下去。记者正抹嘴时，罗斯福总统微笑着对他说：“请再吃一块吧！”记者表示，实在吃不下去了。罗斯福笑着对他说：“怎么样，不需要我再谈第四次连任的感想吧？刚才您已经亲身体验到了。”罗斯福这种让记者连吃四块蛋糕，来“体验”自己四次连任总统感受的手法，与他著名的“炉边谈话”一样，也表现了特定情境中的一种智慧能力。
外交场合随机
考量政治智慧
当年，西方媒体给中国领袖出难题，制造点小麻烦，本身就作为一件挺“智慧”的事儿。一次，一名西方记者又想了点子要给周恩来总理出点难题，要考考这名社会主义国家总理的智慧。他对周恩来总理说：“贵国是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您是一国总理，管着经济，掌着财权，总理管一国事务，我想问您两个问题，不知可否？”
“您请问。”周恩来面带微笑，坦然答道。对方带着诡谲的表情，似笑非笑地说：“我第一个问题，是想问问贵国的银行里一共有多少钱？第二个问题，是想知道贵国一共有多少个厕所？”
此言一出，周恩来便知其真实用意。这是类似于今天“急转弯”的题目，但在周总理看来，不过是小聪明罢了。于是面带微笑，缓缓地答道：
“回阁下话，我国银行里一共有18元8角8分人民币；我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一共有两个厕所，一个男厕所，一个女厕所。”
周恩来之所以说18元8角8分，是因为那是人民币的面值，最大的是10元，然后依次是5元、2元、1元、5角、2角、1角、5分、2分、1分，它们全部面额加起来，总数是18元8角8分。就这样，周恩来以巧妙的回答轻而易举地解决了对方给出的难题，使提问者哑口无言、不得不服。
在外交场合中，有些尖锐问题指向是具体的、确定的数字或时间，“如实”回答显然不可能，故意给出错误答案则又显然不妥。聪明的政治家不会被难倒，总是既巧妙地避开“敏感”点，又使对方不失体面。1945年，美国在日本投下两颗原子弹后，美国新闻界一个突出的话题，是猜测苏联有没有原子弹以及多少颗原子弹。后来苏联外长莫洛托夫率代表团访美，在下榻的旅馆前，一群美国记者将他包围。有记者问莫洛托夫：“苏联有多少原子弹？”莫洛托夫只用了一个英语单词作答：“Enough!”（足够！）这一模糊概念，成功地敷衍了美国记者的刺探。
大智慧与小智慧
我们要指出，智慧有小智慧和大智慧之分。执政需要的是大智慧而不是小聪明。托马斯·阿奎那说，“智慧是理智的尽善尽美的形态”。大智慧是深远的、战略的、平和的，“得天之道”的东西，小聪明则是那种小打小闹，看似光亮，实则平平的东西，有时虽能逞一时之勇，但长久来看，它很可能是低绩效或误事的。
大智慧在于一个“大”字。凡事大处着眼，长远着想，“莫为浮云遮望眼”，不为一些小得小失、小谋小算、小智小勇、小恩小惠所迷惑。先贤有云：吕端大事不糊涂；民间有语：将军赶路，不抓小兔。
小聪明常常可以“为”所欲为，无不可“为”，大智慧则讲究“为”的天道，“为”的艺术，尊重自然秩序，自然伟力的作用。《孟子·公孙丑上》说：“虽有智慧，不如乘势”，大智慧讲究“为”的频度、“为”的时机和战略，讲究虽有聪明智慧，还得趁着形势。
明人方孝孺在史论《深虑论》中说：“盖智可以谋人，而不可能谋天。”斯宾塞这样谈到自然的伟力：“在人们这些徒劳无功的设计和大自然默默发挥作用的力量之间有着多么明显的差异啊！大自然以一种完全的经济方式，使一切力量都成为有效益的，她使作用和反作用都同样有用。”
总之，大智慧是一种稀缺资源。叔本华在《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中说：在人类的智慧分配方面，造物主是极为贵族化的。任何地方由出身、等级、财产或阶级所造成的差别相比，造物主设立的差别都要大得多。
今天，小聪明常见而大智慧过于稀缺。问题还在于，人们常把那些小聪明当作是大智慧，社会中的“小聪意志”过于膨胀，这正如我们时常把商场买来的假冒东东当成了真品牌一样。这正应了古希腊苏格拉底那句著名的话：“他自为智慧，其实并不智慧。”
在另一方面，真正的大智慧也会由于对事物、世象所谓过于“洞悉”、“看透”而有痛楚的一面，既有“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的旷达，也一定会有“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的无奈。但不管怎样，大智慧是领导场上难得的东西，是领导人格中较高的层级。正如政治学家埃雷茨·卡尔·莱德说过的：智慧对于政治“极为重要”。
执政作为一种国家公共代理人的行为，要多求证大智慧、体悟大智慧，演绎大智慧，不把小聪明当作大智慧。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变革社会，执政行为着眼于绩效提升，多循“天道”（自然法），就能进退厥如，源渊有自，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就能激荡智慧和理性，立于执政的不败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