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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洼由几道磨去了锋芒的黄土岭组成，这片土地夹杂在周边貌似坚硬的山体当中，似乎显示了几分温婉和敦厚。农田由山头到山底，或大或小，或长条状，或方圆形，漫山遍野、随遇而安地铺排着，与驻扎其中的村民达到了和谐共处的完美状态。不管旱年还是涝季，这片土地都能保持一份丰硕的收获，从而滋养了生生不息的村民。土地在村民的眼里比金子还要珍贵。春种、夏长、秋收、冬养，在村民的侍弄下，山洼宛若少妇的玉体，风韵绰约，凹凸有致。这片土地是幸运的，而生于斯长于斯的人们更是幸运的。我就出生在这个山洼里。
村庄倚了一条由西向东的山沟，一孔孔土窑洞一律坐北朝南，像土蜂窝，星星点点地布着。村东是一面大坡，下坡、过河，对面是座山岭。村西是一道土岭，村人称其上岭。由北而南走向，北部称后岭，南部称前岭，整个土岭做了村子的靠山，岭上一畦一畦的耕地，如果从高处鸟瞰，田为台，垄为阶，次第展开，煞是壮观。由于地势高，风肆虐，好看的地块却长不出好的庄稼。村南，被村人称为前崖坪，这里的耕地好，风水也好，不少人家的祖坟扎在了这里。村北，拥有最肥沃的地。处在开阔的洼处，地理学上关于雨水冲击所形成的大片平整田亩，被视作村庄第一粮仓。有趣的是，我们村庄四周的邻村，也就是大队的其他几个自然村，没有一个村像我们村日子过得殷实和富足。
自我晓得事理起，脑海中就会不时冒出一个怪异的想法，我为何会降生在这样一个山洼里，幸也不幸？我的祖先是从什么地方摸爬滚打到这一方山水当中，从而落地生根，繁衍生息，子子孙孙无穷匮也。曾经试图追溯一下家族的历史演变，然而遗憾的是祖上没有留下一个字的相关记载。没有家谱只能理解为家族从来没有可供记述的骄人业绩，家族当中没有知书识礼的文人墨客，难以把祖上的发展轨迹用文字记载下来，只是在一代代的高姓族人口口相传中知晓先人从平川一带游弋而来。
村 落
村庄分上村和下村。上村以高姓人家为主，下村居住的绝大部分为曹姓人家。村庄分上下，姓氏各不同。到底是哪个姓氏先入住这片山洼的？据观察和推理，应该是高姓人家。高姓住在上村的沟里，曹姓住在沟外的下村。从风水学上讲，依山而居，坐北朝南，高姓明显占据优势，应该是这片山洼里最早的主人。然而，疑惑的是曹姓的发展要远远超过高姓。难道高姓居住在沟里，地势促狭，限制了视野和格局？像模像样的院子也就那么几家，根本无法与处在沟外下村的曹姓人家相提并论。
孩子们曾在曹姓的院子里玩耍、捉迷藏。一座院子连接一座院子，构成了一座城堡，中间都有小门相通。大院子有大城楼，小院子有小城楼，主院子还有通往村外崖畔的地道，供主人家应对不时之需。这些机关设施，都被小伙伴摸爬滚打过。前面一个人拿着火把，后面几个人弓着身子逶迤而行。钻进那又黑又长，弯弯曲曲的地道里，既害怕，又兴奋，更刺激。那时，战争电影看得多，什么《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正是迷恋战斗的年纪，一方作为假想敌藏了起来，另一方寻找。村庄的犄角旮旯都被我等顽童光顾过。这些庭院居住的地主以及后代们，已被政府镇压得头都抬不起来。看见孩子们瞎折腾也不敢呵斥，相反低眉下眼地堆笑。出入这样的地方如入无人之境。
在少年的眼中，对庭院的几何建筑、房屋里的物件陈设等并没有多少兴趣，只顾玩耍。当某一天听说在某家屋子的炕道里挖出银元时，才发现这个城堡似的建筑群里，不仅仅有曲径通幽的甬道、门洞，绝处逢生的地道，更大的秘密原来都在不被注意的屋子里。在屋子的炕道里挖掘出了银元，紧接着又在屋子的地砖下面发现了暗室，里面也堆了很多的硬货。这下乐坏了工作队、大队干部，那一张张油腻的脸上闪烁着得意洋洋的光芒。孩子们没有听说过，更别说见过了，大人们说，这就是银元，统称的“袁大头”。“袁大头”是民国时通行的硬货币。
成分的划分，犹如一道天堑，贫农和地主成了两个明显不同的阶级。地主成了被贫农斗争的对象，动辄召开批判大会，每次开批判大会都把会场设在小学校。学校原是村里的一座庙，四合院形制——说是庙宇，已没有任何庙宇的标志，比如神位、香炉统统不见了，该革命的已经革过了。北为上房，很高的台阶上建了几间房子供教师办公和居住，旁边还有一间很大的房间是教室。南为舞台，唱戏时是戏台，放电影时挂银幕，开会就是主席台。东面有几间窑洞堆放煤炭等杂物。西边是教师的厨房，另外还有几间教室。批斗大会开始前，工作组先把罪证堆放在舞台上，比如“袁大头”银元，供人参观。再就是把曹姓的几个地主身份的男人五花大绑起来，先让其圪蹴在一暗处候场，等到主持人宣布批斗开始，几个基干民兵便押他们到台上，跪在舞台边上，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地主分子被戴了高高的纸帽子，像圣诞老人的样子，却没有圣诞老人的尊严。主持人在舞台上声嘶力竭地声讨其滔天罪行，跪在台边上的那几个被捆绑的人，浑身一直筛糠似的发抖，也许捆绑得过于紧了，脸部明显地在抽搐痉挛，更为残忍的一幕还在后头。主持人声讨到情绪激越时，便喊口号，每喊一句，都要把攥紧的拳头高举过头顶，全场涌动着震天的声浪。有愤怒的群众便跳上舞台，对被捆绑者实施痛打。
这样血腥的场面震撼了孩子们，不明就里地向大人们追问。一番的语重心长，谆谆教导，明白了地主阶级的命运。小学书本上讲过刘文学斗地主的故事。大人讲起了曹姓家族的历史故事。当年的曹姓家族那是何等的威武雄壮，村里有土地，村外有生意，每年到了收获季节，主人或者账房先生抱着斗（量粮食用的），骑着高头大马出门收租子。彪悍的大马在村口飞驰而过时，路面溅起的滚滚风尘会迷了你的双眼。其凛凛威风牛气冲天，声遏行云。村公所、乡公所都由曹姓家族的人把持，更大的官在外地也有好几个。整个村庄就是曹姓家族的天下。相比较，高姓人家却无闻到默默，有的甚至沦落为扛长工、打短工之窘境。曹姓家族最兴旺发达的年月，不能说富可敌国，至少也是富甲一方。
怪不得从城堡里挖出那么多的“袁大头”。那年月，有钱人基本上因袭了这样的一个思路：一则盖房，一则置地，再就是储藏硬货币。听说曹姓家族是做过生意的，至于做到什么程度，好像在乡间流传不多，估计也就小打小闹。在山西做买卖的也就是晋中的“祁太平”名满天下了。 关于“袁大头”的故事后来还听说过。在那个批斗的岁月风平浪静以后，曹姓家族不再成为另类，恢复了跟高姓家族一样的平民身份，村庄的炊烟照常升起。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偶然传出有个曹姓人家——还不是当年飞黄腾达的核心集团成员，悄悄地在山下的黑市上兑换了一批“袁大头”。当时黑市的价格很高，这个曹姓人家为此发了一笔大财。这都是坊间的议论，谁也不敢质证确有其事。有人感慨地说，当年革命的还不彻底啊，那座城堡里到底有多少宝贝啊。
高姓家族的人们活得似乎很通透，曹姓家族飞黄腾达时，没有过多地哀叹自己的命运多舛，没有表现出过多的羡慕和嫉妒；曹姓家族遭受重创后，同样没有幸灾乐祸，即使对地主老财的批斗会也没有人站出来声讨和落井下石，其行为举止大有“原住民”的风度和凤仪。
不管曹姓家族往日如何地风光和荣耀，那都是过去，并不意味着未来。自斗争后，复归了平民的日子，有些人家的光景甚至连普通人家都不如。
一位懂得风水学和命理学的高人曾经专门考察过曹家的祖坟，并预言过，这块坟茔不属于上方上水，但也有三十年的鸿运，三十年之后就会衰败。果真应了那句古话：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在人事关系诸多事务中，搞不明白的还有曹姓家族的辈分不知为何比高姓家族低，从这里是否也能印证高姓家族是山洼里的“原住民”？都是同龄人，曹姓就低一辈。爷爷跟一位曹姓老人关系很好，天天在一起唠家常。这位老者我叫伯伯，他比爷爷还大几岁呢。此人精通阴阳八卦，天文地理，中西医学。小时候经常跟着爷爷到他家玩。他住在上下村子的分界点上，孤零零的一座两孔窑院子。院墙破败不堪，上面常年放置一把歪嘴的夜壶，一根铁丝从院中穿过，很寒酸的被褥晾在上面，根本看不出当年少爷的气派。爷爷自幼家贫，没上过学，但是特别勤学善思，总是与这位老伯在一起探讨问题，不耻下问。老伯业已落魄，还有这么一位同龄乡党，主动交好，索性畅怀，不言政治。天长日久爷爷还真淘了不少知识，手抄了一本《玉匣记》，放在碗柜顶上一个盒子里，俨然经书秘笈，有事没事就拿出来翻阅。家里每每有大事小情，亲自在手指上掐算，准得很呢。无疑与老伯有直接的关系。
老伯的儿子跟父亲年龄相仿，而我却叫他哥。村里人称呼同辈时前面加名字，如××哥。这么大一个人叫哥，多少有些不好意思。我跟这个××哥的儿子同岁，经常一起厮混，同学直呼我的名字，并不叫我叔叔。如果偶尔被他父亲听见，这个××哥就会很严肃地提醒叫叔叔，他才勉强而且声音极小地叫一声叔。其实，我并没有所谓的辈分一说。母亲跟这位同学的母亲私人关系处得特别好。这位叫嫂子的女人，经常跟母亲聊天，一句一个“婶子”，叫得忒亲切。那时候曹家的光景已经一落千丈。母亲看到这家人恓惶，就可怜见地隔三岔五把不用的东西接济给对方。我亲眼见过母亲把旧衣服打包送给这位嫂子的动人情景。同学的母亲满脸的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稀里哗啦往下滚，能看出来那是发自内心的真情流露。那年月缺吃少穿是极为普遍的，似乎也是正常的。
窑 洞
这是一个黄土多于石头的山洼，天生长庄稼的地方。守着这样的一方好土，村民的居住首选便是开凿土窑洞。那土蜂窝一样的窑洞被人们誉为冬暖夏凉。夏凉倒是真的，冬暖却似乎言过其实。一盘土炕，只有做饭时炕道过火，土炕温热，整个窑洞还是冷的。晚上睡觉瑟缩成圆球状，有时连脑袋都要埋进被窝。一般的家庭，都要给土窑洞加个石头垒砌的面子，显得体面也上档次。家境富裕的人家干脆从平地起了石头窑洞，修筑一座四合院。曹姓家族那城堡一样的建筑就不用说了，高姓有几家也是这样的形制，只是规模小。我家的土窑洞嵌在半山坡上，土崖很高很陡，石头面子倒是挂了，与周围四合院相比，还是有些寒酸。
为何专门提到黄土山洼这一地理地貌，为了说明修筑石头窑洞的艰难。近处没有石材，须翻过前崖坪到岭西，或者通往马圪咀的半路上采石料。路途远不说，尤其是岭西很难行走。开采那么多石头再把它运回来，在当时来说是一项大工程。向石头讨饭吃注定是辛苦的。石匠师傅在整块石头上先用凿子和手锤开槽，再打进楔子，用大锤抡圆了去锤那楔子，等石头震开一道口子时，使用一种叫做“沉”的铁家伙，往开撬。遇到巨石时，还得钻炮眼，用雷管炸药。石匠比木匠苦得多，童谣唱的“拉大锯扯大锯，舅舅门前看大戏”，看大戏好玩儿，拉大锯是很费力气的，但仍然无法跟开山凿石的石匠相提并论。石匠刮风下雨都在露天工作，手上全是开裂的血淋淋口子，一年四季都缠着一层又一层的胶布。搬运石头同样苦不堪言，小块儿的一个人扛，大块儿的两个人抬。一个人扛还好掌握，两人抬的就存在协调配合的问题，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步子踩不对，石头打摆子没法行走。从采石，到运石，再到把石头打磨成品，垒砌到窑洞上，这个过程非常艰辛和煎熬。
村里有一位好汉，早年父母双亡，孑身一人。穿百家衣，吃百家饭，跟野生的一般。如此一位流浪者，却风吹不倒，雨打不湿，百病不侵，出奇地壮，还长了一身的蛮力。五大三粗的身材，横着走，路过时能震起一阵风。村人在碾麦场跟他打赌、开玩笑，只要能把碾麦子的碌碡抱起来，白馍馍管够吃。壮汉一声不吭，扎马步，运丹田，气定神闲，弯腰下蹲，双手抱石，宛如揽月入怀。旁观者目瞪口呆，无不叹服，赶紧诺其所言。想不到一笼热气腾腾的蒸馍，被吃得一个不剩，还略显不满足的样子，慨而叹曰：活脱脱一个薛仁贵在世。抱石之事在乡间不胫而走，好汉就不再是闲人。只要主家管得起他饭，扛石头那是一当一的好手。如此以来，只要有修窑盖厦的工程，就能看到好汉的高大身影。扛几百斤石头能一口气走下来，乡间无人出其右也。村人目标无非有二：修窑盖厦，传宗接代。只要有一份能耐，都要为此生命不息，奋斗不止。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某年某月某日，一场罕见大雨，把山洼变成了一片汪洋。祖上窑洞的靠山走了，山体连泥带浆裹挟而下，窑洞不见了，院子不见了。至于有没有死人，不太清楚。祖上创业时期的故事，在我这里相当于传说。遭受如此大的灾难，难免万念俱毁、仰天浩叹。大雪压青松，松青挺且直。祖上不是青松，却有青松的精神和品质。面对灾难，唯一的选择就是重振家业、重振门风。信心不但没毁，反而像春天的竹笋吱吱地往出长，每根弯曲的脊梁，此时都格外挺拔和坚硬。终于在废墟之上重建了一座比原来还好的庭院，也就是我出生的地方。完全能够想象得到，期间所有家族成员付出的代价有多大，一趟趟地翻山越岭，像蜗牛一样的扛石头的情景…… 对祖上重建家园的联翩浮想只是后来的事。幼年时，一度在想，既然旧居已经塌了，何不也建一处像邻家那样的四合院？设问没有错，向往美好生活是每个人的天性。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幼稚，假如祖上得知后辈黄口小儿的想法，要么会掌我嘴巴，要么自惭形秽，无地自容。
重建后的庭院分为上下两院，上院住人，下院圈养牛羊驴，还有猪。父母和爷爷奶奶组成一大家子，大伯给二爷顶门儿了，也是一大家子；三爷和他的两个儿子住在一起。二爷是个哑巴，在我出生前已离世了。在这里必须插上一句，爷爷其实有四个儿子，没有女儿。大伯前面还有一个大伯，只是没见过，听说长得一表人才，早年给阎锡山的二战区当兵。解放前后那段混乱岁月，死在南县了。爷爷曾经去收尸，无果而返，哭肿了双眼。还有一个比父亲小，应该是四叔，给了邻村人家养活，也是早早死了。上院的七孔窑洞被这几十口人住得满满的。
太阳每天从东边升起时，阳光理直气壮地先照到院子的西墙上，然后慢慢地往下移动，阴凉在阳光的逼迫下像小偷似的悄悄后退、再后退。此时，门栓次第拔开，女人们先出门，第一件事就是倒尿盆，然后，男人们鱼贯如厕。厕所在院外的石坡上，一座院子的人，厕所就两个蹲坑。小孩们排不上队就对着墙角比谁尿得高，憋了一夜的尿水还真足，形成溪流顺着石坡蜿蜒而下。
家家都有鸡窝，窝门由两块砖头堵着，鸡们不耐烦地咕咕叫着要出窝。女人便顶着一头蓬乱的头发慢腾腾地走过去，弯身抽了砖头。鸡们相互挤兑着一摇一摆地出了窝，满院子觅食，讨厌的是屁股不把门随地大小便。没有啄到几口食呢，公鸡就围着母鸡讨好似的煽动着翅膀淫荡地叫，母鸡似乎还在愣神，公鸡早就飞身上去，用翅膀保持着平衡，屁股却寻觅着与身下的母鸡无缝对接。小孩们眼屎还糊着眼窝呢，看见这一幕边开心地喊道：公鸡踏母鸡，越踏越美气。刚好有男人看见了这一幕，嘴里边催着娃们赶紧洗脸去，该上学走了，边想着，鸡们跟人刚好打颠倒了，人是在晚上做那事体，而鸡们却在白天做，人们避着偷偷做，鸡们却大张旗鼓地做，也许这就是人和鸡的区别吧。男人在这样的一个清澈的早晨便如此感慨，一天的心情想必都是明朗的、愉悦的。站在院子里的男人被女人一声声如红日喷薄而出的喊叫从幻想中拽回，男人才想到自己要干活儿了。紧接着就是水桶吱吜吱吜的响声，和煤、搬炭，忙活开了。下院的牲口们也被牵出来了，驴们要先在空地上打个滚才进槽吃料。猪们早就在圈里哼哼着，看见主人端了大盆的泔水从石坡下来，更是讨好似的仰着头，露着牙齿，鼻孔冲天。
大院子里的生活，见证的无非是吃喝拉撒睡，锅碗瓢盆勺。鸡飞狗跳墙，人欢马叫嚎。日子的绵长，带出的是是非的缠绕。父亲每次从外地回家后，母亲就跟他嘀咕，父亲耳闻目睹了很多的事情，也露出了不胜其烦的情绪。不过，似乎有所犯难。看见父亲在犹豫，母亲就打开柜子，从柜底拿出一个花包袱，包袱像一头洋葱剥了一层又一层。母亲小心翼翼地把手伸了进去，那一沓硬硬的还在，并且厚度有所增加。眼前的这一幕让父亲大喜过望，情不自禁地用力揽住母亲，母亲的脸上就绽出胭脂一样的悦色。两人终于捏合出一个宏大计划：修一座新院子，从这里搬出去。这个计划的出笼，无异于一道霞光划过山洼的长空。大地的一草一木都在欢欣鼓舞着。古人云：只要有信心，黄土变成金。全家老少在如此宏大计划的感召下，亢奋不已。每个人都对新居有自己的蓝图，至少父亲会盘算，新居一定要盘一面大土炕，睡觉再也不用在炕沿外加一条特制的板凳了——父母住的窑洞很窄很浅，炕头的尺寸小。为此专门定做了一条木凳，每晚睡觉时放在炕沿下，否则半截身子就会在外面。
爷爷起早摸黑地投入了这个工程的前期准备当中。以前天麻麻亮，他便扛一把加长的扫帚到山坡的羊肠小道上扫羊粪，对面的那条坡路几乎被我家包了，不是爷爷去扫，就是爷爷督促我去扫。路边积攒的那一堆堆羊粪，咋看咋可爱，就像一枝花——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嘛。现在竟然也改变了思路，扛了锄头到路边和地垄捡料浆石，这是修窑必不可少的材料，窑腿子要用这种仅次于青石的石头来填充。料浆石的用量很大，母亲也带领我们去捡。只要是能搬动的、能捡到的，都要搬运到路边，堆积起来，然后再用平车拉到工地。刮风下雨，无所阻挡。一时之间，整个山洼地里闪现着我们繁忙的身影。那些日子，我们的心情好得不得了，只要有人从面前经过，哪怕是仇人冤家，我们都会主动给对方一个笑脸。喜鹊在枝头喳喳着，也会认为是在为我们歌唱。平日里走路碰见路上有石头，会飞起一脚把石头踢得远远地，现在看见一块哪怕小石子都是亲切的，小跑步过去弯身捡起，就像抚摸可爱的小动物。经过一个阶段的捡拾，山洼里的料浆石好像一下子没有了。平时人见人烦，如今简直称得上奇货可居了。集腋成裘，聚沙成塔，陆陆续续地坚持了一段时间，料浆石这一项工程基本告一段落。
修新窑，盖大厦，不是那么轻而易举的事。期间，所有的人都付出了难以想象的艰辛，烧砖、烧石灰、采石材……最后施工时，我曾累得从工地脚手架上掉下来。那时还十岁不到，父亲心疼地把我抱起来，一路小跑回家。我自始至终都处于睡梦当中，梦中都是新窑洞的幻境，宛若童话王国的幸福状态。
新窑洞在一个远房舅舅的亲自操刀主持下，终于拔地而起，耸立于沟外。这是村庄第二家建成的新砖窑洞。新居建成后，天天到新房子去烧火炕，平时舍不得烧的劈柴，成捆地抱去，填鸭式地往炉膛里塞，滚滚火焰把炉子上的鏊子都烧得通红，火苗欢叫着沿炕道一路奔向烟囱，在窑顶形成袅袅云烟，让蓝天多了绚丽之色。
在喜鹊的喳喳声中，在村人的艳羡的目光中，告别了老院子的土窑洞，迁入了梦寐以求的新砖窑洞，开始了新的生活。
古 井
山洼里不仅缺修窑的青石，还缺水。每当在外地行走看到青山绿水时，总是心生艳羡；书籍中读到有关水的文字时，仿佛就有一股清泉从心间流过。对水的渴望成了我这个从山洼里走出的人的心结。人常说，上帝为你关上了一扇门，同时又替你打开了一扇窗。上帝慷慨地赐予了山洼肥沃的土壤，却吝啬了对水的施舍。在我的记忆中，水一直是村民眼中的奢侈品。 村庄处在山沟里，沟中有一眼古井，就在我家旧院子下面。说其古来，盖因不知道什么年代开凿的。如果为了增加其传奇色彩的话，应该是有位神仙曾经路过此地，天热口渴，便拿拐棍就地一戳，泉水就汩汩喷涌而出。神仙俯身痛饮，随后拂袖飘然而去。山沟里有了清泉，便桃花烂漫，彩蝶飞舞，一派祥瑞。从平原一带游弋而来的高姓族人看到如此风水，心中暗喜，这岂不是久久苦寻的安居之地吗？于是定居了下来。吃着这股泉水，过了一年又一年；用着这股泉水，过了一代又一代。花开花落，云聚云散。慢慢地人丁兴旺了，住户增多了，山沟就成了村子。于是专为泉水垒了水池，修了石窑，筑起一座水井。
古井，原先是平地清泉，如今深达十米左右，不是掘深了，而是地面抬高了。可以参照的是井口外面的一家院墙，该院背面至少有半截被埋在了地下。日月的转换，时间的剥蚀，村庄的地理多少发生了变化。比如我家旧院子曾遭泥石流袭击，古井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形成目前的结构。
古井，由半人高的石头墙围着，台阶逐级下行，梯度越来越陡。走到十几个台阶时左拐深入到石窑中，再下行十几个台阶，才是一个深达五米左右的四方竖井。竖井四壁平滑，泛着青苔的绿色。天涝时石壁上挂着水珠，天旱时却是干燥的。竖井南北两侧有若干步幅能够够得着的突出石头，供人下井劳作或者取水所用。井的西面，也就是正面墙上，有一个水神龛位，高高地镶嵌在墙壁中，保佑着水井的平安。
印象当中，这口井的水势曾经浩淼。最旺盛的时候，水位到过井口，所有的台阶全部被水淹了，这是极为罕见的。有时水位也能把竖井蓄满，下到竖井旁边的台阶，低头用手一甩水桶，便能提上水来。继而，水位还在下降，那就要借助于扁担了。用扁担钩子钩上水桶，在水面上趁势一甩，水桶应声入水。将淹未淹时，往上一拽，就是满桶的水，再蓄几把力，提上台阶，这个环节是技术活。扁担在空中划着弧，水桶在水面滑行，看准时机扁担往下一摁，水桶就能入水。把握不好节点，水桶就会脱钩，沉入井底。经常看到有人拿着长把儿钩子，在井中捞水桶的情景。
古井水多时才能出现如此状况。更多时候，水位只能在井底徘徊。为了取水，不得不调转身子下井，踩着南北两边壁上突出的石头尖，下到井底用瓢舀水。此时会看到取水者双腿横跨竖井，双脚踩着悬空的石头尖，上上下下，呈现一幅杂耍之惊险画面。特别是在井底取水后要上井，动作难度极大。把一只盛满水的水桶挂在旁边垂吊的扁担钩子上，另一只水桶用手提着上井。左脚踩一个石头尖，水桶交给左手，右脚迈上一个石头尖，再把水桶交给右手。就这样手脚并用，一左一右，脚在空中交换，水桶在手中更替。三下五除二，噌噌噌就出了竖井。水桶稳稳当当地放在台阶上，垂挂在井边的那只水桶吊上来。两只水桶在这里不能说一前一后，只能说是一上一下地放置在坡度至少六十度的两个台阶上。架起扁担挑起水桶一步一步地往上爬，受力以后的扁担明显两头弯弯，中间部位深深地嵌在肩上。用一只手紧紧地攥着扁担，一只手扶着墙壁，颤抖而又沉重的脚步就这样艰难地往上挪动。挑水的一系列动作必须做到精确，万无一失，否则不是水桶倾倒，就是人掉到井中。当然，在如此这般教科书的叙述中，呈现在读者面前的似乎是难以想象的艰难和惊悚，在村人的眼里却属于平淡无奇的日常状态。
外村有人来村庄走亲戚，刚好亲戚家没水了，就主动要求去挑水。到古井一看，差一点掉到井里，很狼狈地空着水桶回来了。古井之险传遍四邻八乡，有人还顺道来一探古井之究竟。在本村教书的外地老师，呆上几年都不敢下古井挑水。小学课本上有篇文章《吃水不忘挖井人 幸福全靠毛主席》，开篇云：“瑞金城外有个村，名叫沙洲坝……”那记述的是幸福的源泉，其艰难程度是不能跟我们的古井相提并论。
古井的丰水期是极其短暂的，更多的时候处于枯水状态。能够顺利地挑到一担水，那是幸福的。每次挑水，必须钻空子，打时间差。挑水往往分几个时间段，半夜时分，鬼乌虫还在老槐树上鸣叫，赶紧起床，这是最好的时间，运气好了，一口气能连续挑上好几次；还有凌晨，启明星很亮地挂在天上，有星星带路，挑两次也是可能的；再就是大中午。其他时间没水时，就把自家的水桶放在井边的石圪梁上，来人看见了会依次排着。偶尔有不自觉者偷偷下井舀水，慢慢就出现了专人等水之现象。等水者一般都属于闲人，不是老头就是老太。老太拿个草墩子坐在古井边，手里做着女红，眼窝不时地瞄着头顶的太阳，惦记着回家做饭。老头坐个马扎，手举着烟袋锅子吸着，半高的石圪梁上磕得都是烟灰。
等水是个枯燥活儿，一般只要前面有一个人在等，后面的就会交代一声，你舀了水后，我再来，然后忙其他的活儿去了。老头和老太又不敢下古井舀水，估摸水快等够一担时，巴望着能有个成年人路过，代为其劳。
村人家里的水瓮一般不会是满的。女人要做饭了，弯下腰身到水瓮里舀水。一探，是空的，再探，还是空的，往下用力舀，水瓢碰到了瓮底，火气就噌地冒上来了，大骂男人。 而恰在此时，村子传出一老太太掉水瓮里淹死了。别人家的水瓮都没水，这家男人勤快，水瓮老是满的，想不到满满的一瓮水却成了杀人的利器。村人议论，老太太前世肯定是水鬼。同时又感叹，唉，可惜了那一瓮水啊。
上下村各有一口水井。上村的古井就像年迈体弱的老妪，哺育了无数的儿女之后，乳汁已被榨干，形成眼下的惨淡景象。下村的水井水势很大，不仅供养下村的人畜用水，更多的水溢出流向了山涧，形成弯弯曲曲的小溪，滋润了周围不少的田亩。难得一见的韭菜、芫荽、黄瓜等菜蔬绿了小溪两边。上村人不管古井的水多么微弱，总是像听话的孩子守着娘一般，宁可坐在古井边排队等水，也很少到下村去挑水，除非到了农忙时节，实在抽不出时间才挑着水桶往下村去。一路上只怕碰见下村人，如果没有碰见就会很轻松；倘若遇上了，即使对方主动热情地招呼，也颇感压抑和沉重。在上村人的心里，总感觉那水是人家的，挑人家的水理亏。
除了在下村挑水外，村人还在岭西的坡池洼挑过水，就是前面提到的修窑采石的那一面山坡。到坡池洼挑水通常出现在连下村的井里都无水之时。坡池洼已经远离村子，处在野山坡上，坡上也有零星的田地，属于下村管辖。坡池洼的水特别好，称得上山泉。有了这一股不舍昼夜流淌的好水，下村人不失时机地在这里开辟了一片菜园子，常年住着一户人家经营。仅仅经营菜地似乎还不能完全发挥坡池洼的优势，也不能满足经营者的需求，所以就有了畜牧、果园等项目。到坡池洼挑水如同出工，一上午时间也就能挑两趟，碰上贪玩的也就一趟。坡池洼果园的苹果和梨又大又甜，菜园子里的黄瓜、西红柿鲜嫩无比，这些瓜果的诱惑总让人想在那里停留更多时光。每当看到有人过来挑水，经营者边停了手中活计，到井边与你攀谈，看似热情，实际上是提防你的过错行为。 歪想如果不得实现，总感觉肩头上的扁担压力很大，即使满山坡的夏蝉在鸣唱，也无法使你的郁闷有所释怀。一路的上坡，每一步都是与地球引力的较量。倘若会顺势依脚步的节奏摆动水桶，既能借力又能使水不洒，可掌握不好动作的话，到家水也就剩半桶了。当然，最简单的办法，是在路边折了树枝，圈成环状放入水桶，放开脚步走也能保证水不洒了。
后来，村北的洼地打出了另一眼水井，大大地改善了吃水的状况。新掘的井是平路，也能用平车去拉水，村人肩膀的负担似乎一下子减轻了许多。
队 长
山洼处于吕梁山脉南端的姑射山系。庄子曾在《逍遥游》中写道：“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淖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疠而年谷熟。”山洼似乎得其道哉。神仙“游乎”四海，山洼也沾染了灵秀之气；神仙不食五谷，却把五谷给了这片土地。
山洼的土好地肥，最长脸的就是长出好的庄稼。不管是小麦，还是玉米、谷物、黍子等秋作物，长在山洼这片土地上，就相当于嫁入了豪门。山洼滋润着庄稼，庄稼添彩了山洼。山洼的好名声是庄稼给的，庄稼的好名声，同样也是山洼赋予的。即使遇上灾年，除了上岭一带干燥的地块外，收获还是颇丰的。
土地有养分，气候也温润，如果少了农人的精心侍弄，同样会辜负了神仙的美意。顺口溜云：生产队有队长，就像蜂窝有蜂王。队长身份的明显标志之一是拥有一面铜锣，不管谁当了这个官儿，首先是把放在队部的铜锣拿回家。铜锣是社员出工的信号枪、是集结号，铜锣一敲，社员们就得到指定的地点，听从队长派活儿。
记忆当中，村子至少有过四任队长，其中一任队长，住在村子的最高处。站在院墙上，村里的家户全在眼皮子底下，每个行走的人看上去像木偶。队长的院子在我家院子上头，垂直距离十几米。一个在崖上，一个在崖下。上下两座院子之间长满酸枣树的土崖上，刻意踩出了一条勉强能钻进去的小路，空身一人可以爬上去。小时候经常上去摘酸枣吃，是有一种“惊回首，离天三尺三”的感觉。下面看鸟儿在头顶飞，这里看鸟儿是在山谷中间飞。
在这样的一个高度上，每天的日出似乎都比沟里要早，沟里还黑暗时，这里已经敞亮。队长敲响手中的那面铜锣，整个山洼被激越的声音瞬间刺穿了。寂静像破了羊水的胎衣，泄了一地。山洼不是睡醒的，是被锣声震醒的。雄鸡一唱天下白，锣声一响烽烟起。队长是个年轻人，嗓门高，中气足，敲完锣就站在崖畔畔上高声喊话：“社员同志们注意了……”长篇大论，社员们站在自家院子里，一律仰着脸听他的指示。而在高高的崖畔畔上的队长，就像一塑雕像。那种姿势和做派，不知有没有一种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向广场亿万群众挥手致意的感觉？如果真有此意，估计其内心会有无尽的享受。
这任队长干的时间不是很长，留下的印象仅仅是这一立体感极强的画面。有两任队长却需要好好叙述一下，一人姓曹，一人姓高。曹队长并不是前文所述的城堡里的家族成员——此曹非彼曹，风马牛不相及也。曹队长身世复杂，仿佛有一团迷雾笼罩着他。村人都知道他上世纪五十年代曾抗美援朝过，雄赳赳，气昂昂，跨过了鸭绿江。战争期间有无立功，参加没参加过上甘岭战役，不为人知。后来悄没声儿地回来了，像变了个人似的，每天戴顶像柿饼一样扁平的毡帽，见人也不多说话。慢慢传出他是以俘虏的身份被押送回国的，头上还被刺了字。这批志愿军后来听说被平反昭雪了，不过他担任队长时，身份好像并没有洗清。也许被朝鲜战场的炮火所震，也许一直纠结于头上曾被留下的侮辱性印记，他的脾气出奇地暴戾，跟他说话，只要不合心意就会火冒三丈，唾沫星子溅你一脸。
生产队的队长权力很大，生产上的事归他管，每家每户的吃喝拉撒也离不开他。那年月，什么都姓公，村民除了屋子里的锅碗瓢盆之外，几乎都是队里的。
村里没有磨面机，全凭院子外面的碨子磨面——山洼一带把石磨叫碨子，磨面叫推碨。生产队曾经有过几天吃大锅饭的经历，干活回来不进家门，直接到食堂吃饭。伙食很不错，至少勾引了小孩子的味蕾，后来不知何故取消了。村民开锅做饭，就得推碨磨面。牲口是集体的，谁家用都由队长指派。跟队长走得近的、关系好的，给你派个膘肥体壮的牲口，一晌午能推一二斗粮食。关系不好的，随便派个磨洋工的懒牛，打一鞭子走两步，不打不走，一不留意还回头在碨盘上偷吃两口。遇到这种货色，折腾一晌午连一斗粮食也磨不出来。农忙时节牛要耕地，派不出牛来，而斗罐里又没面了，只好由人来加班推碨。
繁星不知夜的孤独，任性地满天粲然而笑，忙碌一天的人们却还得在夜下加班推碨。人跟牲口的最大区别是，牲口推碨时要戴眼罩，人在夜间推碨却晕得走不成。碨子是由上下两扇石头组成，推动上扇把粮食颗粒磨碎，流到碨盘上，由一人专门把流下来的面粉用罗子罗出来。大约磨上四五遍，基本剩下麸皮，才算完成。磨一斗粮食，大约需要耗时二三个小时。一晚上的时光就在那圆圆的磨道上耗尽了，从磨道下来后，人几乎是摇晃着回家的。
曹队长到底干了几年，我也不记得了，之所以专拣推碨磨面一事论说，因为他当队长期间，推碨是实在太多了。几十年过去了，别的故事都已忘却，独独把此等小事作为大事一般记起。
高队长是本家，年龄比我父亲大几岁，但辈分高，叫爷爷。早年离家到南县创事业，后来又回到村里，并当了队长。印象中，他总是风风火火的样子，笑意盈脸，嘻嘻哈哈，一团和气，看见小孩子会伸手摸一下头，我很喜欢这个父亲年龄的爷爷。爱了那个屋，也就爱了屋上的鸦。他每天早上的敲锣声都是悦耳动听的。传说，为了能把出工的锣敲好，敲得好听，他还专门背了锣鼓歌。晚上躺在炕上嘴里还念念有词，可见其做事的认真劲儿。
印象深刻的是他率领孩子们干活，其高明之处是当孩子王，跟孩子们打成一片。讲故事，说笑话先笼络你，然后再定任务量，包工到人。比如要修路，一人几米，定下来。比如搬砖，一人多少块，定下来。领了任务的孩子们像欢快的小鸟，叽叽喳喳干得很认真。活不但没少干，有时还超过了大人。 上级要求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他就思谋着把小块地改造成大块地，把不平的地改造成拖拉机能耕作的地，地点选在了后岭。“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山河铁臂摇”。男女老少齐动员，几个月的战天斗地，呈现在眼前的是一块几十亩大的平展展耕地。
“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指示一出，高队长又想到了在雨杆沟凿一个通往前面老梅沟的山洞。个别村人提出反对意见，原因是这条山岭属于龙脉，钻山洞无异于在龙身上钻窟窿，破坏了风水，恐怕日后有灾难。高队长哪里相信这套封建主义的糟粕，振振有词道，前老梅沟在山那边，耕地收割都不方便，一旦凿出山洞，去前老梅沟及那边劳作就省事多了。队长敢想，村民们就敢干。一位高个子爷爷，被称作智多星，理所当然地担任了工程的设计师，每天拿个木棍做的标尺，爬上爬下，量来量去，俨然工地上一道风景。某年某月某日，这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山洞终于打通了，村民们排着队进洞参观。更意想不到的是凿洞时还打出了水，附近居住者经常去洞里挑水。
从大寨参观回来后，高队长激动的心情难以平静，给村民滔滔不绝地宣讲大寨见闻和感受，继续憧憬村庄的美好蓝图。村庄便拉开新农村建设的宏伟计划的序幕。
大寨是小时候除了北京之外，做梦都想去的地方。课本上对大寨梯田的描绘，对新农村的描绘，深入人心。高队长的热情又一次感染了村民，村民的热情再次点燃了山洼的空气。宁静的山洼在相当一个时间段里，连飞鸟走兽都陷入了亢奋状态，告别祖祖辈辈蛰居的土窑洞似乎成了所有人的梦想。每人仿佛注入了共产主义的激素，把新农村建设当成速成食品，大有马上玉成此事的意味。
我和二弟专门给工地供水，每天拉着水车到村北的水井去拉水。两人轮着，实车时，一人在前面驾辕，一人在车后推；空车时，一人坐在车上休息，一个人推着。看着湛蓝的天空，绿色的山洼，脑海里回放着每次电影开演前，播放的《新闻简报》中大寨的劳动场面和美丽的虎头山风景，不由地哼唱其歌来。当时，电影《青松岭》的主题歌很是流行，什么“赶着那马车出了村呀么一呀嗨”，让乡间大道上洒下一路欢笑一路歌。
新农村建设只在上村轰轰烈烈地实施，下村却没有丝毫的动静。不久，第一排连体砖窑在沟外一块平展的地块上盖成了，没过几年，第二排也建成了。远远望去，恰似一座小城市，整齐、簇新、青色。方圆几十里、上百里绝无仅有，堪称农业学大寨史上的奇迹。
红旗插在了姑射山系那片不起眼的山洼里，山洼便成了地标。四面八方，天南地北的人，络绎不绝地来参观学习。西安电影制片厂也来拍电影了，村民们还过了一把群众演员的瘾。电影的名字好像是《黄河在前进》，不过从来没看过。山洼里的小村庄俨然姑射山系里的小大寨了，什么先进生产队的称号，什么先进分子的称号，什么优秀共产党员的称号，凡是能想到的好名声一股脑儿涌入这片山洼，拥抱着高队长。高姓家族在山洼里，在村子里声名日隆，早已掩盖了曹姓家族的旧有光泽。
高队长任职的时间最长，也是村庄的最后一任队长。其后，改革了，开放了，土地又被下放了，队长一词不用了。高队长在云端里一下掉到了山沟里，很长时间无法适应。
烧 火
开灶做饭，就得推碨磨面；有了米面，还得有柴禾煤炭。有钢使在刀刃上，山洼的这片沃土全都长庄稼了。灌木荆棘也识趣，纷纷退到山崖、沟畔等险峻之地。庄稼在地垄上微笑，灌木在悬崖上哭泣。到了收获季节，农人挥起锋利的镰刀，把成熟的庄稼齐刷刷地收割了，庄稼在哭泣，灌木却在微笑。
大人为生计锁着眉头，孩子们为炉膛柴禾的减少、母亲的詈骂而发愁，砍柴的压力比肩头柴捆有时候还要重。山洼旮里旮旯能长的灌木荆棘被勤快的人早就砍得光光了。每到拾柴时，伙伴们站在村口犹豫不绝，不知要往哪头去，能想到的地方都被“洗礼”了，最后只好到西岭山坡了。这是一面又陡又长的大山坡，除了若干被下村人耕种的田亩外，一色的葱茏草木，灌木荆棘。牧羊人每日赶着羊群在这里放羊。羊群只对草下口，孩子们只对灌木荆棘下手。羊群进了山，很快就与草木融为一体，斑斑白色点缀山间，给山坡添了灵动和色彩之美。羊群吃饱了要喝水，牧羊人赶到坡池洼饮水。吃饱喝足之后，公羊就在山坡上玩起了打架顶牛的游戏。看羊们打架比看人打架有意思，也好看。如果在坡上，站在上面的羊先把两只前蹄腾空，两只后腿站稳，这个“站桩”相当于高手亮相，然后奋起一跃，与下面的羊顶在一起。羊角的碰撞声，听上去是清脆的。如果是在平地打架，双方都要往后退若干步，保持相当距离，这叫拉蔓子。军事上讲究后退是为了更好地前进。人类的军事方略，羊们也懂得。后退到一定距离，然后快速向前冲去。角与角的纠缠，顶撞，厮磨，完全进入白热化，直到一方不抵，方才罢休。看到兴头上的孩子们焉能就此让其偃旗息鼓，赶忙凑上前去，抓住那退缩一方的角，往前拽，让其继续格斗厮杀。牧羊人便喊道，别闹啦，看看太阳到哪儿了？太阳在头顶上咧嘴笑着，也在看羊们打架。
山坡在风卷残云般砍斫后，只留下了青皮草色，兀自想到母亲的剃刀。小时候头发长了也发愁，害怕母亲剃头。剃刀即使磨了无数遍，游走在头皮上总感觉是木的。母亲每剃一下，都要疼得龇牙咧嘴，下意识地躲。一缩脖子，刀尖肯定要划破头皮。母亲就埋怨，然后捏一撮碎发摁在流血处。剃完的头，头顶像丛林，下面像草原，被称之为顶盖头，非常难看。山坡被钁头砍过后，恰似剃过的脑袋一般。
听爷爷讲过，早年的西岭山坡堪称森林，林木密不透风。父亲也讲过，他小时候到西岭放羊，羊群经常遭到狼的攻击，那时不叫砍柴，叫拾柴。山坡上的枯木俯拾即是，哪用得着动手去砍啊。如今到了吾辈，山坡像少女褪去了衣衫，一副害羞的样子。如是一副美人胴体，似乎还有炫耀的资本，可山坡被蹂躏得体无完肤了。
山坡可供砍斫的柴禾业已枯竭，蒿刺之流无一幸免。目光盯上了更远处的黄栌、桷木，可要获得这些好柴，必须起早摸黑，带上干粮。所以，头天晚上一定要睡好觉，葆有充足的力气。翻越西岭，下到古河道，再爬另一面坡，有个叫凉水沟的地方就是目的地。在那里才真正见识了什么叫好柴，乔木挺拔，杂树成林，藤条缠绕，人迹罕至。在这样的山林中完成任务如囊中探物，兴奋过后，收获到手。唯一发愁的是返程中的山径小路…… 村子里，每家每户院外都有一个柴禾堆，院内有一个煤炭堆。柴禾堆，垒得像工事一般。山坡上的柴禾被魔术师般挪移到了这里。牧羊人家的柴禾堆最高，歇后语云：放羊拾柴——捎带，这是真的。一般放羊人都会在归途时，扛一捆精致的柴禾。煤炭堆，是在邻村的煤窑上挑回来的，都是干煤。燃煤只有后山簸箕庄那儿有，村庄处在前山，基本烧不上那儿的煤。
邻村有座小煤窑，生产队派毛驴给每家每户驮煤，一副笼驮搭在毛驴背上，毛驴在山道上有节奏地扭着臀走，赶驴人拿根鞭子在后面跟着。仅凭毛驴驮煤是不够的，自己还得去挑。我随父亲经常去那里担煤。早上吃饱了饭就得去，一根扁担两只筐，前面的笼筐直接串在扁担上，一只胳膊揽住笼系儿，后面的笼筐在扁担钩子上挂着。有时候嫌后面那只笼筐晃得麻烦，也把它串在扁担上，两只胳膊各揽一只。这是去时路上的做派。
煤窑在一条沟里，离我村几里路程。煤窑是一口小窑，窑工不多，也就几个，都是附近村里的。在窑里挖煤的，叫窝工，往出拉煤的，叫拉工。小煤窑的坑道很窄，只能用一种叫“四平拖”的特制煤车往出拉。拉工头上戴个头箍，把一只装有干电池的灯别在头箍里，弓着腰穿行在黑暗之中。煤窑一般都是坑口高，里面低。坑道随着煤层延进，煤层一直向下，坑道只能向下。拉工进窑时一路下行，嘴里还哼唱着小调。出来时就不轻松了，一路上坡，四肢着地，像虾米一般几乎贴在地面，煤拖上的皮带深深地嵌进肩膀，与身后的煤拖形成一条线。每一步都是弓步。拉工与煤拖就这样在又黑又暗的坑道里像拔河比赛，较着劲。一些过于陡的坡道上，派专人帮着推坡。爬出坑道的拉工跟煤成了一个颜色，等把煤翻倒在煤场后，累得坐在场边再也没有了哼唱，只有大口地喘息。等候在场的担煤者，也顾不上煤场管理员的指使安排，抢着装煤。管理员只能拿着本子站在边上记账。十几二十分钟才能出一趟煤，担煤人早就急不可耐了。
去一趟煤窑挑一担煤，效率太低。再说了，一煤拖也不是刚好一担或者两担。人们一般都是采取转煤的办法，利用一晌午的时间，把煤从窑上一趟趟地转到半路上，找个地方堆起来。有的为了防止万一，干脆寄存到附近村子的熟人家，啥时方便啥时挑。我们寄存在一个多少沾点亲带点故的人家，这家的孩子跟我还是同学。
下午放学后，时间早的话，就挑上笼筐到邻村担煤。一天一趟，很快，转存的煤就挑回了家。
后来，更近的沟里也拾掇出一口老煤窑，煤质跟前面那个窑的一样，也是干煤，煤矸石比较多些。村里有个年龄大点的人，叫人家伯伯，在窑上干。窑工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工分照记，每天还能免费挑一担炭回家。黄昏时分，在那条弯弯的山路上准时会出现一副沉重的担子。窑工的笼筐奇大，筐里全是精挑出来的炭块，都垒到笼系儿上了。小煤窑采出的多是煤屑，成块儿的较少。窝工在坑里就把块煤拣出来，积攒在旁边，最后出坑道时拉出来，专供自己。
我对煤窑深处一直抱有奇思妙想，总想趁机撩开那个黑暗世界的神秘面纱。以前那个煤窑不认识人，现在好了，本村人在窑上干着呢。窑上也有规矩，陌生人是不允许下窑的。煤窑的卧铺里供着神位，估计是老君神的神龛。老君神管辖，到哪儿找他老人家呀？还得跟眼前的说，讨好似的跟人家谝闲话、拉家常。一个小孩儿能跟大人有啥说的？有一句，没一句的。窝铺里烧着一个炉子，煤烟也就是二氧化碳，特别浓，呛得嗓子眼直痒。伯伯边抽烟边翻烤炉子边的窝窝头。一会儿时间，金黄的窝窝头就散发出极富诱惑力的香味。伯伯说，你吃吧。我强咽下已到喉头的口水说，我不吃，你吃。伯伯就吃开了，我赶忙把水递给他。伯伯吃完了窝头，也就吃完了饭。这才松了口。
跟着伯伯的煤拖走，干电池灯的光极强，照得煤窑里亮亮的。坑道时而低矮，爬着进；时而开阔，直着走。时而平行，时而下行；时而直行，时而拐弯。坑道有主干道，也有副道，可怕的是那些废弃的坑道。走着走着，废弃的坑道里噌地窜出一只白老鼠，吓得我尖叫。伯伯说，这是煤窑的保护神，只要有它在，煤窑就是安全的。原来这样，还想再看一眼，白老鼠早已不见了。不知绕了多少个弯，下了几道坡，终于到了最里面，也就是窝工的工作面。挺宽敞的地方，几尺厚的煤层在干电池灯的照耀下，闪着白光，窝工的眼睛也像星星一样闪耀。这真是另外一个世界啊。不敢多呆，更不敢多想。往出走时，坑道的壁顶上几次掉渣，差点打伤了我，吓得猫着腰，拼命推着伯伯拉的煤拖，头都不敢抬，直到出了坑口。
一次地底的旅行，胜似一次时空的穿越，满足了好奇心的同时，却多了一份沉思。以前艳羡甚至嫉妒窑工回家时那副沉重的担子，从煤窑出来后改变了自己的看法。他们真的不容易啊。再一想，山洼里，谁活得容易呢？
我挑起了沉重的担子，独自上路。
村庄倚了一条由西向东的山沟，一孔孔土窑洞一律坐北朝南，像土蜂窝，星星点点地布着。村东是一面大坡，下坡、过河，对面是座山岭。村西是一道土岭，村人称其上岭。由北而南走向，北部称后岭，南部称前岭，整个土岭做了村子的靠山，岭上一畦一畦的耕地，如果从高处鸟瞰，田为台，垄为阶，次第展开，煞是壮观。由于地势高，风肆虐，好看的地块却长不出好的庄稼。村南，被村人称为前崖坪，这里的耕地好，风水也好，不少人家的祖坟扎在了这里。村北，拥有最肥沃的地。处在开阔的洼处，地理学上关于雨水冲击所形成的大片平整田亩，被视作村庄第一粮仓。有趣的是，我们村庄四周的邻村，也就是大队的其他几个自然村，没有一个村像我们村日子过得殷实和富足。
自我晓得事理起，脑海中就会不时冒出一个怪异的想法，我为何会降生在这样一个山洼里，幸也不幸？我的祖先是从什么地方摸爬滚打到这一方山水当中，从而落地生根，繁衍生息，子子孙孙无穷匮也。曾经试图追溯一下家族的历史演变，然而遗憾的是祖上没有留下一个字的相关记载。没有家谱只能理解为家族从来没有可供记述的骄人业绩，家族当中没有知书识礼的文人墨客，难以把祖上的发展轨迹用文字记载下来，只是在一代代的高姓族人口口相传中知晓先人从平川一带游弋而来。
村 落
村庄分上村和下村。上村以高姓人家为主，下村居住的绝大部分为曹姓人家。村庄分上下，姓氏各不同。到底是哪个姓氏先入住这片山洼的？据观察和推理，应该是高姓人家。高姓住在上村的沟里，曹姓住在沟外的下村。从风水学上讲，依山而居，坐北朝南，高姓明显占据优势，应该是这片山洼里最早的主人。然而，疑惑的是曹姓的发展要远远超过高姓。难道高姓居住在沟里，地势促狭，限制了视野和格局？像模像样的院子也就那么几家，根本无法与处在沟外下村的曹姓人家相提并论。
孩子们曾在曹姓的院子里玩耍、捉迷藏。一座院子连接一座院子，构成了一座城堡，中间都有小门相通。大院子有大城楼，小院子有小城楼，主院子还有通往村外崖畔的地道，供主人家应对不时之需。这些机关设施，都被小伙伴摸爬滚打过。前面一个人拿着火把，后面几个人弓着身子逶迤而行。钻进那又黑又长，弯弯曲曲的地道里，既害怕，又兴奋，更刺激。那时，战争电影看得多，什么《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正是迷恋战斗的年纪，一方作为假想敌藏了起来，另一方寻找。村庄的犄角旮旯都被我等顽童光顾过。这些庭院居住的地主以及后代们，已被政府镇压得头都抬不起来。看见孩子们瞎折腾也不敢呵斥，相反低眉下眼地堆笑。出入这样的地方如入无人之境。
在少年的眼中，对庭院的几何建筑、房屋里的物件陈设等并没有多少兴趣，只顾玩耍。当某一天听说在某家屋子的炕道里挖出银元时，才发现这个城堡似的建筑群里，不仅仅有曲径通幽的甬道、门洞，绝处逢生的地道，更大的秘密原来都在不被注意的屋子里。在屋子的炕道里挖掘出了银元，紧接着又在屋子的地砖下面发现了暗室，里面也堆了很多的硬货。这下乐坏了工作队、大队干部，那一张张油腻的脸上闪烁着得意洋洋的光芒。孩子们没有听说过，更别说见过了，大人们说，这就是银元，统称的“袁大头”。“袁大头”是民国时通行的硬货币。
成分的划分，犹如一道天堑，贫农和地主成了两个明显不同的阶级。地主成了被贫农斗争的对象，动辄召开批判大会，每次开批判大会都把会场设在小学校。学校原是村里的一座庙，四合院形制——说是庙宇，已没有任何庙宇的标志，比如神位、香炉统统不见了，该革命的已经革过了。北为上房，很高的台阶上建了几间房子供教师办公和居住，旁边还有一间很大的房间是教室。南为舞台，唱戏时是戏台，放电影时挂银幕，开会就是主席台。东面有几间窑洞堆放煤炭等杂物。西边是教师的厨房，另外还有几间教室。批斗大会开始前，工作组先把罪证堆放在舞台上，比如“袁大头”银元，供人参观。再就是把曹姓的几个地主身份的男人五花大绑起来，先让其圪蹴在一暗处候场，等到主持人宣布批斗开始，几个基干民兵便押他们到台上，跪在舞台边上，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地主分子被戴了高高的纸帽子，像圣诞老人的样子，却没有圣诞老人的尊严。主持人在舞台上声嘶力竭地声讨其滔天罪行，跪在台边上的那几个被捆绑的人，浑身一直筛糠似的发抖，也许捆绑得过于紧了，脸部明显地在抽搐痉挛，更为残忍的一幕还在后头。主持人声讨到情绪激越时，便喊口号，每喊一句，都要把攥紧的拳头高举过头顶，全场涌动着震天的声浪。有愤怒的群众便跳上舞台，对被捆绑者实施痛打。
这样血腥的场面震撼了孩子们，不明就里地向大人们追问。一番的语重心长，谆谆教导，明白了地主阶级的命运。小学书本上讲过刘文学斗地主的故事。大人讲起了曹姓家族的历史故事。当年的曹姓家族那是何等的威武雄壮，村里有土地，村外有生意，每年到了收获季节，主人或者账房先生抱着斗（量粮食用的），骑着高头大马出门收租子。彪悍的大马在村口飞驰而过时，路面溅起的滚滚风尘会迷了你的双眼。其凛凛威风牛气冲天，声遏行云。村公所、乡公所都由曹姓家族的人把持，更大的官在外地也有好几个。整个村庄就是曹姓家族的天下。相比较，高姓人家却无闻到默默，有的甚至沦落为扛长工、打短工之窘境。曹姓家族最兴旺发达的年月，不能说富可敌国，至少也是富甲一方。
怪不得从城堡里挖出那么多的“袁大头”。那年月，有钱人基本上因袭了这样的一个思路：一则盖房，一则置地，再就是储藏硬货币。听说曹姓家族是做过生意的，至于做到什么程度，好像在乡间流传不多，估计也就小打小闹。在山西做买卖的也就是晋中的“祁太平”名满天下了。 关于“袁大头”的故事后来还听说过。在那个批斗的岁月风平浪静以后，曹姓家族不再成为另类，恢复了跟高姓家族一样的平民身份，村庄的炊烟照常升起。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偶然传出有个曹姓人家——还不是当年飞黄腾达的核心集团成员，悄悄地在山下的黑市上兑换了一批“袁大头”。当时黑市的价格很高，这个曹姓人家为此发了一笔大财。这都是坊间的议论，谁也不敢质证确有其事。有人感慨地说，当年革命的还不彻底啊，那座城堡里到底有多少宝贝啊。
高姓家族的人们活得似乎很通透，曹姓家族飞黄腾达时，没有过多地哀叹自己的命运多舛，没有表现出过多的羡慕和嫉妒；曹姓家族遭受重创后，同样没有幸灾乐祸，即使对地主老财的批斗会也没有人站出来声讨和落井下石，其行为举止大有“原住民”的风度和凤仪。
不管曹姓家族往日如何地风光和荣耀，那都是过去，并不意味着未来。自斗争后，复归了平民的日子，有些人家的光景甚至连普通人家都不如。
一位懂得风水学和命理学的高人曾经专门考察过曹家的祖坟，并预言过，这块坟茔不属于上方上水，但也有三十年的鸿运，三十年之后就会衰败。果真应了那句古话：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在人事关系诸多事务中，搞不明白的还有曹姓家族的辈分不知为何比高姓家族低，从这里是否也能印证高姓家族是山洼里的“原住民”？都是同龄人，曹姓就低一辈。爷爷跟一位曹姓老人关系很好，天天在一起唠家常。这位老者我叫伯伯，他比爷爷还大几岁呢。此人精通阴阳八卦，天文地理，中西医学。小时候经常跟着爷爷到他家玩。他住在上下村子的分界点上，孤零零的一座两孔窑院子。院墙破败不堪，上面常年放置一把歪嘴的夜壶，一根铁丝从院中穿过，很寒酸的被褥晾在上面，根本看不出当年少爷的气派。爷爷自幼家贫，没上过学，但是特别勤学善思，总是与这位老伯在一起探讨问题，不耻下问。老伯业已落魄，还有这么一位同龄乡党，主动交好，索性畅怀，不言政治。天长日久爷爷还真淘了不少知识，手抄了一本《玉匣记》，放在碗柜顶上一个盒子里，俨然经书秘笈，有事没事就拿出来翻阅。家里每每有大事小情，亲自在手指上掐算，准得很呢。无疑与老伯有直接的关系。
老伯的儿子跟父亲年龄相仿，而我却叫他哥。村里人称呼同辈时前面加名字，如××哥。这么大一个人叫哥，多少有些不好意思。我跟这个××哥的儿子同岁，经常一起厮混，同学直呼我的名字，并不叫我叔叔。如果偶尔被他父亲听见，这个××哥就会很严肃地提醒叫叔叔，他才勉强而且声音极小地叫一声叔。其实，我并没有所谓的辈分一说。母亲跟这位同学的母亲私人关系处得特别好。这位叫嫂子的女人，经常跟母亲聊天，一句一个“婶子”，叫得忒亲切。那时候曹家的光景已经一落千丈。母亲看到这家人恓惶，就可怜见地隔三岔五把不用的东西接济给对方。我亲眼见过母亲把旧衣服打包送给这位嫂子的动人情景。同学的母亲满脸的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稀里哗啦往下滚，能看出来那是发自内心的真情流露。那年月缺吃少穿是极为普遍的，似乎也是正常的。
窑 洞
这是一个黄土多于石头的山洼，天生长庄稼的地方。守着这样的一方好土，村民的居住首选便是开凿土窑洞。那土蜂窝一样的窑洞被人们誉为冬暖夏凉。夏凉倒是真的，冬暖却似乎言过其实。一盘土炕，只有做饭时炕道过火，土炕温热，整个窑洞还是冷的。晚上睡觉瑟缩成圆球状，有时连脑袋都要埋进被窝。一般的家庭，都要给土窑洞加个石头垒砌的面子，显得体面也上档次。家境富裕的人家干脆从平地起了石头窑洞，修筑一座四合院。曹姓家族那城堡一样的建筑就不用说了，高姓有几家也是这样的形制，只是规模小。我家的土窑洞嵌在半山坡上，土崖很高很陡，石头面子倒是挂了，与周围四合院相比，还是有些寒酸。
为何专门提到黄土山洼这一地理地貌，为了说明修筑石头窑洞的艰难。近处没有石材，须翻过前崖坪到岭西，或者通往马圪咀的半路上采石料。路途远不说，尤其是岭西很难行走。开采那么多石头再把它运回来，在当时来说是一项大工程。向石头讨饭吃注定是辛苦的。石匠师傅在整块石头上先用凿子和手锤开槽，再打进楔子，用大锤抡圆了去锤那楔子，等石头震开一道口子时，使用一种叫做“沉”的铁家伙，往开撬。遇到巨石时，还得钻炮眼，用雷管炸药。石匠比木匠苦得多，童谣唱的“拉大锯扯大锯，舅舅门前看大戏”，看大戏好玩儿，拉大锯是很费力气的，但仍然无法跟开山凿石的石匠相提并论。石匠刮风下雨都在露天工作，手上全是开裂的血淋淋口子，一年四季都缠着一层又一层的胶布。搬运石头同样苦不堪言，小块儿的一个人扛，大块儿的两个人抬。一个人扛还好掌握，两人抬的就存在协调配合的问题，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步子踩不对，石头打摆子没法行走。从采石，到运石，再到把石头打磨成品，垒砌到窑洞上，这个过程非常艰辛和煎熬。
村里有一位好汉，早年父母双亡，孑身一人。穿百家衣，吃百家饭，跟野生的一般。如此一位流浪者，却风吹不倒，雨打不湿，百病不侵，出奇地壮，还长了一身的蛮力。五大三粗的身材，横着走，路过时能震起一阵风。村人在碾麦场跟他打赌、开玩笑，只要能把碾麦子的碌碡抱起来，白馍馍管够吃。壮汉一声不吭，扎马步，运丹田，气定神闲，弯腰下蹲，双手抱石，宛如揽月入怀。旁观者目瞪口呆，无不叹服，赶紧诺其所言。想不到一笼热气腾腾的蒸馍，被吃得一个不剩，还略显不满足的样子，慨而叹曰：活脱脱一个薛仁贵在世。抱石之事在乡间不胫而走，好汉就不再是闲人。只要主家管得起他饭，扛石头那是一当一的好手。如此以来，只要有修窑盖厦的工程，就能看到好汉的高大身影。扛几百斤石头能一口气走下来，乡间无人出其右也。村人目标无非有二：修窑盖厦，传宗接代。只要有一份能耐，都要为此生命不息，奋斗不止。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某年某月某日，一场罕见大雨，把山洼变成了一片汪洋。祖上窑洞的靠山走了，山体连泥带浆裹挟而下，窑洞不见了，院子不见了。至于有没有死人，不太清楚。祖上创业时期的故事，在我这里相当于传说。遭受如此大的灾难，难免万念俱毁、仰天浩叹。大雪压青松，松青挺且直。祖上不是青松，却有青松的精神和品质。面对灾难，唯一的选择就是重振家业、重振门风。信心不但没毁，反而像春天的竹笋吱吱地往出长，每根弯曲的脊梁，此时都格外挺拔和坚硬。终于在废墟之上重建了一座比原来还好的庭院，也就是我出生的地方。完全能够想象得到，期间所有家族成员付出的代价有多大，一趟趟地翻山越岭，像蜗牛一样的扛石头的情景…… 对祖上重建家园的联翩浮想只是后来的事。幼年时，一度在想，既然旧居已经塌了，何不也建一处像邻家那样的四合院？设问没有错，向往美好生活是每个人的天性。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幼稚，假如祖上得知后辈黄口小儿的想法，要么会掌我嘴巴，要么自惭形秽，无地自容。
重建后的庭院分为上下两院，上院住人，下院圈养牛羊驴，还有猪。父母和爷爷奶奶组成一大家子，大伯给二爷顶门儿了，也是一大家子；三爷和他的两个儿子住在一起。二爷是个哑巴，在我出生前已离世了。在这里必须插上一句，爷爷其实有四个儿子，没有女儿。大伯前面还有一个大伯，只是没见过，听说长得一表人才，早年给阎锡山的二战区当兵。解放前后那段混乱岁月，死在南县了。爷爷曾经去收尸，无果而返，哭肿了双眼。还有一个比父亲小，应该是四叔，给了邻村人家养活，也是早早死了。上院的七孔窑洞被这几十口人住得满满的。
太阳每天从东边升起时，阳光理直气壮地先照到院子的西墙上，然后慢慢地往下移动，阴凉在阳光的逼迫下像小偷似的悄悄后退、再后退。此时，门栓次第拔开，女人们先出门，第一件事就是倒尿盆，然后，男人们鱼贯如厕。厕所在院外的石坡上，一座院子的人，厕所就两个蹲坑。小孩们排不上队就对着墙角比谁尿得高，憋了一夜的尿水还真足，形成溪流顺着石坡蜿蜒而下。
家家都有鸡窝，窝门由两块砖头堵着，鸡们不耐烦地咕咕叫着要出窝。女人便顶着一头蓬乱的头发慢腾腾地走过去，弯身抽了砖头。鸡们相互挤兑着一摇一摆地出了窝，满院子觅食，讨厌的是屁股不把门随地大小便。没有啄到几口食呢，公鸡就围着母鸡讨好似的煽动着翅膀淫荡地叫，母鸡似乎还在愣神，公鸡早就飞身上去，用翅膀保持着平衡，屁股却寻觅着与身下的母鸡无缝对接。小孩们眼屎还糊着眼窝呢，看见这一幕边开心地喊道：公鸡踏母鸡，越踏越美气。刚好有男人看见了这一幕，嘴里边催着娃们赶紧洗脸去，该上学走了，边想着，鸡们跟人刚好打颠倒了，人是在晚上做那事体，而鸡们却在白天做，人们避着偷偷做，鸡们却大张旗鼓地做，也许这就是人和鸡的区别吧。男人在这样的一个清澈的早晨便如此感慨，一天的心情想必都是明朗的、愉悦的。站在院子里的男人被女人一声声如红日喷薄而出的喊叫从幻想中拽回，男人才想到自己要干活儿了。紧接着就是水桶吱吜吱吜的响声，和煤、搬炭，忙活开了。下院的牲口们也被牵出来了，驴们要先在空地上打个滚才进槽吃料。猪们早就在圈里哼哼着，看见主人端了大盆的泔水从石坡下来，更是讨好似的仰着头，露着牙齿，鼻孔冲天。
大院子里的生活，见证的无非是吃喝拉撒睡，锅碗瓢盆勺。鸡飞狗跳墙，人欢马叫嚎。日子的绵长，带出的是是非的缠绕。父亲每次从外地回家后，母亲就跟他嘀咕，父亲耳闻目睹了很多的事情，也露出了不胜其烦的情绪。不过，似乎有所犯难。看见父亲在犹豫，母亲就打开柜子，从柜底拿出一个花包袱，包袱像一头洋葱剥了一层又一层。母亲小心翼翼地把手伸了进去，那一沓硬硬的还在，并且厚度有所增加。眼前的这一幕让父亲大喜过望，情不自禁地用力揽住母亲，母亲的脸上就绽出胭脂一样的悦色。两人终于捏合出一个宏大计划：修一座新院子，从这里搬出去。这个计划的出笼，无异于一道霞光划过山洼的长空。大地的一草一木都在欢欣鼓舞着。古人云：只要有信心，黄土变成金。全家老少在如此宏大计划的感召下，亢奋不已。每个人都对新居有自己的蓝图，至少父亲会盘算，新居一定要盘一面大土炕，睡觉再也不用在炕沿外加一条特制的板凳了——父母住的窑洞很窄很浅，炕头的尺寸小。为此专门定做了一条木凳，每晚睡觉时放在炕沿下，否则半截身子就会在外面。
爷爷起早摸黑地投入了这个工程的前期准备当中。以前天麻麻亮，他便扛一把加长的扫帚到山坡的羊肠小道上扫羊粪，对面的那条坡路几乎被我家包了，不是爷爷去扫，就是爷爷督促我去扫。路边积攒的那一堆堆羊粪，咋看咋可爱，就像一枝花——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嘛。现在竟然也改变了思路，扛了锄头到路边和地垄捡料浆石，这是修窑必不可少的材料，窑腿子要用这种仅次于青石的石头来填充。料浆石的用量很大，母亲也带领我们去捡。只要是能搬动的、能捡到的，都要搬运到路边，堆积起来，然后再用平车拉到工地。刮风下雨，无所阻挡。一时之间，整个山洼地里闪现着我们繁忙的身影。那些日子，我们的心情好得不得了，只要有人从面前经过，哪怕是仇人冤家，我们都会主动给对方一个笑脸。喜鹊在枝头喳喳着，也会认为是在为我们歌唱。平日里走路碰见路上有石头，会飞起一脚把石头踢得远远地，现在看见一块哪怕小石子都是亲切的，小跑步过去弯身捡起，就像抚摸可爱的小动物。经过一个阶段的捡拾，山洼里的料浆石好像一下子没有了。平时人见人烦，如今简直称得上奇货可居了。集腋成裘，聚沙成塔，陆陆续续地坚持了一段时间，料浆石这一项工程基本告一段落。
修新窑，盖大厦，不是那么轻而易举的事。期间，所有的人都付出了难以想象的艰辛，烧砖、烧石灰、采石材……最后施工时，我曾累得从工地脚手架上掉下来。那时还十岁不到，父亲心疼地把我抱起来，一路小跑回家。我自始至终都处于睡梦当中，梦中都是新窑洞的幻境，宛若童话王国的幸福状态。
新窑洞在一个远房舅舅的亲自操刀主持下，终于拔地而起，耸立于沟外。这是村庄第二家建成的新砖窑洞。新居建成后，天天到新房子去烧火炕，平时舍不得烧的劈柴，成捆地抱去，填鸭式地往炉膛里塞，滚滚火焰把炉子上的鏊子都烧得通红，火苗欢叫着沿炕道一路奔向烟囱，在窑顶形成袅袅云烟，让蓝天多了绚丽之色。
在喜鹊的喳喳声中，在村人的艳羡的目光中，告别了老院子的土窑洞，迁入了梦寐以求的新砖窑洞，开始了新的生活。
古 井
山洼里不仅缺修窑的青石，还缺水。每当在外地行走看到青山绿水时，总是心生艳羡；书籍中读到有关水的文字时，仿佛就有一股清泉从心间流过。对水的渴望成了我这个从山洼里走出的人的心结。人常说，上帝为你关上了一扇门，同时又替你打开了一扇窗。上帝慷慨地赐予了山洼肥沃的土壤，却吝啬了对水的施舍。在我的记忆中，水一直是村民眼中的奢侈品。 村庄处在山沟里，沟中有一眼古井，就在我家旧院子下面。说其古来，盖因不知道什么年代开凿的。如果为了增加其传奇色彩的话，应该是有位神仙曾经路过此地，天热口渴，便拿拐棍就地一戳，泉水就汩汩喷涌而出。神仙俯身痛饮，随后拂袖飘然而去。山沟里有了清泉，便桃花烂漫，彩蝶飞舞，一派祥瑞。从平原一带游弋而来的高姓族人看到如此风水，心中暗喜，这岂不是久久苦寻的安居之地吗？于是定居了下来。吃着这股泉水，过了一年又一年；用着这股泉水，过了一代又一代。花开花落，云聚云散。慢慢地人丁兴旺了，住户增多了，山沟就成了村子。于是专为泉水垒了水池，修了石窑，筑起一座水井。
古井，原先是平地清泉，如今深达十米左右，不是掘深了，而是地面抬高了。可以参照的是井口外面的一家院墙，该院背面至少有半截被埋在了地下。日月的转换，时间的剥蚀，村庄的地理多少发生了变化。比如我家旧院子曾遭泥石流袭击，古井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形成目前的结构。
古井，由半人高的石头墙围着，台阶逐级下行，梯度越来越陡。走到十几个台阶时左拐深入到石窑中，再下行十几个台阶，才是一个深达五米左右的四方竖井。竖井四壁平滑，泛着青苔的绿色。天涝时石壁上挂着水珠，天旱时却是干燥的。竖井南北两侧有若干步幅能够够得着的突出石头，供人下井劳作或者取水所用。井的西面，也就是正面墙上，有一个水神龛位，高高地镶嵌在墙壁中，保佑着水井的平安。
印象当中，这口井的水势曾经浩淼。最旺盛的时候，水位到过井口，所有的台阶全部被水淹了，这是极为罕见的。有时水位也能把竖井蓄满，下到竖井旁边的台阶，低头用手一甩水桶，便能提上水来。继而，水位还在下降，那就要借助于扁担了。用扁担钩子钩上水桶，在水面上趁势一甩，水桶应声入水。将淹未淹时，往上一拽，就是满桶的水，再蓄几把力，提上台阶，这个环节是技术活。扁担在空中划着弧，水桶在水面滑行，看准时机扁担往下一摁，水桶就能入水。把握不好节点，水桶就会脱钩，沉入井底。经常看到有人拿着长把儿钩子，在井中捞水桶的情景。
古井水多时才能出现如此状况。更多时候，水位只能在井底徘徊。为了取水，不得不调转身子下井，踩着南北两边壁上突出的石头尖，下到井底用瓢舀水。此时会看到取水者双腿横跨竖井，双脚踩着悬空的石头尖，上上下下，呈现一幅杂耍之惊险画面。特别是在井底取水后要上井，动作难度极大。把一只盛满水的水桶挂在旁边垂吊的扁担钩子上，另一只水桶用手提着上井。左脚踩一个石头尖，水桶交给左手，右脚迈上一个石头尖，再把水桶交给右手。就这样手脚并用，一左一右，脚在空中交换，水桶在手中更替。三下五除二，噌噌噌就出了竖井。水桶稳稳当当地放在台阶上，垂挂在井边的那只水桶吊上来。两只水桶在这里不能说一前一后，只能说是一上一下地放置在坡度至少六十度的两个台阶上。架起扁担挑起水桶一步一步地往上爬，受力以后的扁担明显两头弯弯，中间部位深深地嵌在肩上。用一只手紧紧地攥着扁担，一只手扶着墙壁，颤抖而又沉重的脚步就这样艰难地往上挪动。挑水的一系列动作必须做到精确，万无一失，否则不是水桶倾倒，就是人掉到井中。当然，在如此这般教科书的叙述中，呈现在读者面前的似乎是难以想象的艰难和惊悚，在村人的眼里却属于平淡无奇的日常状态。
外村有人来村庄走亲戚，刚好亲戚家没水了，就主动要求去挑水。到古井一看，差一点掉到井里，很狼狈地空着水桶回来了。古井之险传遍四邻八乡，有人还顺道来一探古井之究竟。在本村教书的外地老师，呆上几年都不敢下古井挑水。小学课本上有篇文章《吃水不忘挖井人 幸福全靠毛主席》，开篇云：“瑞金城外有个村，名叫沙洲坝……”那记述的是幸福的源泉，其艰难程度是不能跟我们的古井相提并论。
古井的丰水期是极其短暂的，更多的时候处于枯水状态。能够顺利地挑到一担水，那是幸福的。每次挑水，必须钻空子，打时间差。挑水往往分几个时间段，半夜时分，鬼乌虫还在老槐树上鸣叫，赶紧起床，这是最好的时间，运气好了，一口气能连续挑上好几次；还有凌晨，启明星很亮地挂在天上，有星星带路，挑两次也是可能的；再就是大中午。其他时间没水时，就把自家的水桶放在井边的石圪梁上，来人看见了会依次排着。偶尔有不自觉者偷偷下井舀水，慢慢就出现了专人等水之现象。等水者一般都属于闲人，不是老头就是老太。老太拿个草墩子坐在古井边，手里做着女红，眼窝不时地瞄着头顶的太阳，惦记着回家做饭。老头坐个马扎，手举着烟袋锅子吸着，半高的石圪梁上磕得都是烟灰。
等水是个枯燥活儿，一般只要前面有一个人在等，后面的就会交代一声，你舀了水后，我再来，然后忙其他的活儿去了。老头和老太又不敢下古井舀水，估摸水快等够一担时，巴望着能有个成年人路过，代为其劳。
村人家里的水瓮一般不会是满的。女人要做饭了，弯下腰身到水瓮里舀水。一探，是空的，再探，还是空的，往下用力舀，水瓢碰到了瓮底，火气就噌地冒上来了，大骂男人。 而恰在此时，村子传出一老太太掉水瓮里淹死了。别人家的水瓮都没水，这家男人勤快，水瓮老是满的，想不到满满的一瓮水却成了杀人的利器。村人议论，老太太前世肯定是水鬼。同时又感叹，唉，可惜了那一瓮水啊。
上下村各有一口水井。上村的古井就像年迈体弱的老妪，哺育了无数的儿女之后，乳汁已被榨干，形成眼下的惨淡景象。下村的水井水势很大，不仅供养下村的人畜用水，更多的水溢出流向了山涧，形成弯弯曲曲的小溪，滋润了周围不少的田亩。难得一见的韭菜、芫荽、黄瓜等菜蔬绿了小溪两边。上村人不管古井的水多么微弱，总是像听话的孩子守着娘一般，宁可坐在古井边排队等水，也很少到下村去挑水，除非到了农忙时节，实在抽不出时间才挑着水桶往下村去。一路上只怕碰见下村人，如果没有碰见就会很轻松；倘若遇上了，即使对方主动热情地招呼，也颇感压抑和沉重。在上村人的心里，总感觉那水是人家的，挑人家的水理亏。
除了在下村挑水外，村人还在岭西的坡池洼挑过水，就是前面提到的修窑采石的那一面山坡。到坡池洼挑水通常出现在连下村的井里都无水之时。坡池洼已经远离村子，处在野山坡上，坡上也有零星的田地，属于下村管辖。坡池洼的水特别好，称得上山泉。有了这一股不舍昼夜流淌的好水，下村人不失时机地在这里开辟了一片菜园子，常年住着一户人家经营。仅仅经营菜地似乎还不能完全发挥坡池洼的优势，也不能满足经营者的需求，所以就有了畜牧、果园等项目。到坡池洼挑水如同出工，一上午时间也就能挑两趟，碰上贪玩的也就一趟。坡池洼果园的苹果和梨又大又甜，菜园子里的黄瓜、西红柿鲜嫩无比，这些瓜果的诱惑总让人想在那里停留更多时光。每当看到有人过来挑水，经营者边停了手中活计，到井边与你攀谈，看似热情，实际上是提防你的过错行为。 歪想如果不得实现，总感觉肩头上的扁担压力很大，即使满山坡的夏蝉在鸣唱，也无法使你的郁闷有所释怀。一路的上坡，每一步都是与地球引力的较量。倘若会顺势依脚步的节奏摆动水桶，既能借力又能使水不洒，可掌握不好动作的话，到家水也就剩半桶了。当然，最简单的办法，是在路边折了树枝，圈成环状放入水桶，放开脚步走也能保证水不洒了。
后来，村北的洼地打出了另一眼水井，大大地改善了吃水的状况。新掘的井是平路，也能用平车去拉水，村人肩膀的负担似乎一下子减轻了许多。
队 长
山洼处于吕梁山脉南端的姑射山系。庄子曾在《逍遥游》中写道：“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淖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疠而年谷熟。”山洼似乎得其道哉。神仙“游乎”四海，山洼也沾染了灵秀之气；神仙不食五谷，却把五谷给了这片土地。
山洼的土好地肥，最长脸的就是长出好的庄稼。不管是小麦，还是玉米、谷物、黍子等秋作物，长在山洼这片土地上，就相当于嫁入了豪门。山洼滋润着庄稼，庄稼添彩了山洼。山洼的好名声是庄稼给的，庄稼的好名声，同样也是山洼赋予的。即使遇上灾年，除了上岭一带干燥的地块外，收获还是颇丰的。
土地有养分，气候也温润，如果少了农人的精心侍弄，同样会辜负了神仙的美意。顺口溜云：生产队有队长，就像蜂窝有蜂王。队长身份的明显标志之一是拥有一面铜锣，不管谁当了这个官儿，首先是把放在队部的铜锣拿回家。铜锣是社员出工的信号枪、是集结号，铜锣一敲，社员们就得到指定的地点，听从队长派活儿。
记忆当中，村子至少有过四任队长，其中一任队长，住在村子的最高处。站在院墙上，村里的家户全在眼皮子底下，每个行走的人看上去像木偶。队长的院子在我家院子上头，垂直距离十几米。一个在崖上，一个在崖下。上下两座院子之间长满酸枣树的土崖上，刻意踩出了一条勉强能钻进去的小路，空身一人可以爬上去。小时候经常上去摘酸枣吃，是有一种“惊回首，离天三尺三”的感觉。下面看鸟儿在头顶飞，这里看鸟儿是在山谷中间飞。
在这样的一个高度上，每天的日出似乎都比沟里要早，沟里还黑暗时，这里已经敞亮。队长敲响手中的那面铜锣，整个山洼被激越的声音瞬间刺穿了。寂静像破了羊水的胎衣，泄了一地。山洼不是睡醒的，是被锣声震醒的。雄鸡一唱天下白，锣声一响烽烟起。队长是个年轻人，嗓门高，中气足，敲完锣就站在崖畔畔上高声喊话：“社员同志们注意了……”长篇大论，社员们站在自家院子里，一律仰着脸听他的指示。而在高高的崖畔畔上的队长，就像一塑雕像。那种姿势和做派，不知有没有一种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向广场亿万群众挥手致意的感觉？如果真有此意，估计其内心会有无尽的享受。
这任队长干的时间不是很长，留下的印象仅仅是这一立体感极强的画面。有两任队长却需要好好叙述一下，一人姓曹，一人姓高。曹队长并不是前文所述的城堡里的家族成员——此曹非彼曹，风马牛不相及也。曹队长身世复杂，仿佛有一团迷雾笼罩着他。村人都知道他上世纪五十年代曾抗美援朝过，雄赳赳，气昂昂，跨过了鸭绿江。战争期间有无立功，参加没参加过上甘岭战役，不为人知。后来悄没声儿地回来了，像变了个人似的，每天戴顶像柿饼一样扁平的毡帽，见人也不多说话。慢慢传出他是以俘虏的身份被押送回国的，头上还被刺了字。这批志愿军后来听说被平反昭雪了，不过他担任队长时，身份好像并没有洗清。也许被朝鲜战场的炮火所震，也许一直纠结于头上曾被留下的侮辱性印记，他的脾气出奇地暴戾，跟他说话，只要不合心意就会火冒三丈，唾沫星子溅你一脸。
生产队的队长权力很大，生产上的事归他管，每家每户的吃喝拉撒也离不开他。那年月，什么都姓公，村民除了屋子里的锅碗瓢盆之外，几乎都是队里的。
村里没有磨面机，全凭院子外面的碨子磨面——山洼一带把石磨叫碨子，磨面叫推碨。生产队曾经有过几天吃大锅饭的经历，干活回来不进家门，直接到食堂吃饭。伙食很不错，至少勾引了小孩子的味蕾，后来不知何故取消了。村民开锅做饭，就得推碨磨面。牲口是集体的，谁家用都由队长指派。跟队长走得近的、关系好的，给你派个膘肥体壮的牲口，一晌午能推一二斗粮食。关系不好的，随便派个磨洋工的懒牛，打一鞭子走两步，不打不走，一不留意还回头在碨盘上偷吃两口。遇到这种货色，折腾一晌午连一斗粮食也磨不出来。农忙时节牛要耕地，派不出牛来，而斗罐里又没面了，只好由人来加班推碨。
繁星不知夜的孤独，任性地满天粲然而笑，忙碌一天的人们却还得在夜下加班推碨。人跟牲口的最大区别是，牲口推碨时要戴眼罩，人在夜间推碨却晕得走不成。碨子是由上下两扇石头组成，推动上扇把粮食颗粒磨碎，流到碨盘上，由一人专门把流下来的面粉用罗子罗出来。大约磨上四五遍，基本剩下麸皮，才算完成。磨一斗粮食，大约需要耗时二三个小时。一晚上的时光就在那圆圆的磨道上耗尽了，从磨道下来后，人几乎是摇晃着回家的。
曹队长到底干了几年，我也不记得了，之所以专拣推碨磨面一事论说，因为他当队长期间，推碨是实在太多了。几十年过去了，别的故事都已忘却，独独把此等小事作为大事一般记起。
高队长是本家，年龄比我父亲大几岁，但辈分高，叫爷爷。早年离家到南县创事业，后来又回到村里，并当了队长。印象中，他总是风风火火的样子，笑意盈脸，嘻嘻哈哈，一团和气，看见小孩子会伸手摸一下头，我很喜欢这个父亲年龄的爷爷。爱了那个屋，也就爱了屋上的鸦。他每天早上的敲锣声都是悦耳动听的。传说，为了能把出工的锣敲好，敲得好听，他还专门背了锣鼓歌。晚上躺在炕上嘴里还念念有词，可见其做事的认真劲儿。
印象深刻的是他率领孩子们干活，其高明之处是当孩子王，跟孩子们打成一片。讲故事，说笑话先笼络你，然后再定任务量，包工到人。比如要修路，一人几米，定下来。比如搬砖，一人多少块，定下来。领了任务的孩子们像欢快的小鸟，叽叽喳喳干得很认真。活不但没少干，有时还超过了大人。 上级要求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他就思谋着把小块地改造成大块地，把不平的地改造成拖拉机能耕作的地，地点选在了后岭。“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山河铁臂摇”。男女老少齐动员，几个月的战天斗地，呈现在眼前的是一块几十亩大的平展展耕地。
“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指示一出，高队长又想到了在雨杆沟凿一个通往前面老梅沟的山洞。个别村人提出反对意见，原因是这条山岭属于龙脉，钻山洞无异于在龙身上钻窟窿，破坏了风水，恐怕日后有灾难。高队长哪里相信这套封建主义的糟粕，振振有词道，前老梅沟在山那边，耕地收割都不方便，一旦凿出山洞，去前老梅沟及那边劳作就省事多了。队长敢想，村民们就敢干。一位高个子爷爷，被称作智多星，理所当然地担任了工程的设计师，每天拿个木棍做的标尺，爬上爬下，量来量去，俨然工地上一道风景。某年某月某日，这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山洞终于打通了，村民们排着队进洞参观。更意想不到的是凿洞时还打出了水，附近居住者经常去洞里挑水。
从大寨参观回来后，高队长激动的心情难以平静，给村民滔滔不绝地宣讲大寨见闻和感受，继续憧憬村庄的美好蓝图。村庄便拉开新农村建设的宏伟计划的序幕。
大寨是小时候除了北京之外，做梦都想去的地方。课本上对大寨梯田的描绘，对新农村的描绘，深入人心。高队长的热情又一次感染了村民，村民的热情再次点燃了山洼的空气。宁静的山洼在相当一个时间段里，连飞鸟走兽都陷入了亢奋状态，告别祖祖辈辈蛰居的土窑洞似乎成了所有人的梦想。每人仿佛注入了共产主义的激素，把新农村建设当成速成食品，大有马上玉成此事的意味。
我和二弟专门给工地供水，每天拉着水车到村北的水井去拉水。两人轮着，实车时，一人在前面驾辕，一人在车后推；空车时，一人坐在车上休息，一个人推着。看着湛蓝的天空，绿色的山洼，脑海里回放着每次电影开演前，播放的《新闻简报》中大寨的劳动场面和美丽的虎头山风景，不由地哼唱其歌来。当时，电影《青松岭》的主题歌很是流行，什么“赶着那马车出了村呀么一呀嗨”，让乡间大道上洒下一路欢笑一路歌。
新农村建设只在上村轰轰烈烈地实施，下村却没有丝毫的动静。不久，第一排连体砖窑在沟外一块平展的地块上盖成了，没过几年，第二排也建成了。远远望去，恰似一座小城市，整齐、簇新、青色。方圆几十里、上百里绝无仅有，堪称农业学大寨史上的奇迹。
红旗插在了姑射山系那片不起眼的山洼里，山洼便成了地标。四面八方，天南地北的人，络绎不绝地来参观学习。西安电影制片厂也来拍电影了，村民们还过了一把群众演员的瘾。电影的名字好像是《黄河在前进》，不过从来没看过。山洼里的小村庄俨然姑射山系里的小大寨了，什么先进生产队的称号，什么先进分子的称号，什么优秀共产党员的称号，凡是能想到的好名声一股脑儿涌入这片山洼，拥抱着高队长。高姓家族在山洼里，在村子里声名日隆，早已掩盖了曹姓家族的旧有光泽。
高队长任职的时间最长，也是村庄的最后一任队长。其后，改革了，开放了，土地又被下放了，队长一词不用了。高队长在云端里一下掉到了山沟里，很长时间无法适应。
烧 火
开灶做饭，就得推碨磨面；有了米面，还得有柴禾煤炭。有钢使在刀刃上，山洼的这片沃土全都长庄稼了。灌木荆棘也识趣，纷纷退到山崖、沟畔等险峻之地。庄稼在地垄上微笑，灌木在悬崖上哭泣。到了收获季节，农人挥起锋利的镰刀，把成熟的庄稼齐刷刷地收割了，庄稼在哭泣，灌木却在微笑。
大人为生计锁着眉头，孩子们为炉膛柴禾的减少、母亲的詈骂而发愁，砍柴的压力比肩头柴捆有时候还要重。山洼旮里旮旯能长的灌木荆棘被勤快的人早就砍得光光了。每到拾柴时，伙伴们站在村口犹豫不绝，不知要往哪头去，能想到的地方都被“洗礼”了，最后只好到西岭山坡了。这是一面又陡又长的大山坡，除了若干被下村人耕种的田亩外，一色的葱茏草木，灌木荆棘。牧羊人每日赶着羊群在这里放羊。羊群只对草下口，孩子们只对灌木荆棘下手。羊群进了山，很快就与草木融为一体，斑斑白色点缀山间，给山坡添了灵动和色彩之美。羊群吃饱了要喝水，牧羊人赶到坡池洼饮水。吃饱喝足之后，公羊就在山坡上玩起了打架顶牛的游戏。看羊们打架比看人打架有意思，也好看。如果在坡上，站在上面的羊先把两只前蹄腾空，两只后腿站稳，这个“站桩”相当于高手亮相，然后奋起一跃，与下面的羊顶在一起。羊角的碰撞声，听上去是清脆的。如果是在平地打架，双方都要往后退若干步，保持相当距离，这叫拉蔓子。军事上讲究后退是为了更好地前进。人类的军事方略，羊们也懂得。后退到一定距离，然后快速向前冲去。角与角的纠缠，顶撞，厮磨，完全进入白热化，直到一方不抵，方才罢休。看到兴头上的孩子们焉能就此让其偃旗息鼓，赶忙凑上前去，抓住那退缩一方的角，往前拽，让其继续格斗厮杀。牧羊人便喊道，别闹啦，看看太阳到哪儿了？太阳在头顶上咧嘴笑着，也在看羊们打架。
山坡在风卷残云般砍斫后，只留下了青皮草色，兀自想到母亲的剃刀。小时候头发长了也发愁，害怕母亲剃头。剃刀即使磨了无数遍，游走在头皮上总感觉是木的。母亲每剃一下，都要疼得龇牙咧嘴，下意识地躲。一缩脖子，刀尖肯定要划破头皮。母亲就埋怨，然后捏一撮碎发摁在流血处。剃完的头，头顶像丛林，下面像草原，被称之为顶盖头，非常难看。山坡被钁头砍过后，恰似剃过的脑袋一般。
听爷爷讲过，早年的西岭山坡堪称森林，林木密不透风。父亲也讲过，他小时候到西岭放羊，羊群经常遭到狼的攻击，那时不叫砍柴，叫拾柴。山坡上的枯木俯拾即是，哪用得着动手去砍啊。如今到了吾辈，山坡像少女褪去了衣衫，一副害羞的样子。如是一副美人胴体，似乎还有炫耀的资本，可山坡被蹂躏得体无完肤了。
山坡可供砍斫的柴禾业已枯竭，蒿刺之流无一幸免。目光盯上了更远处的黄栌、桷木，可要获得这些好柴，必须起早摸黑，带上干粮。所以，头天晚上一定要睡好觉，葆有充足的力气。翻越西岭，下到古河道，再爬另一面坡，有个叫凉水沟的地方就是目的地。在那里才真正见识了什么叫好柴，乔木挺拔，杂树成林，藤条缠绕，人迹罕至。在这样的山林中完成任务如囊中探物，兴奋过后，收获到手。唯一发愁的是返程中的山径小路…… 村子里，每家每户院外都有一个柴禾堆，院内有一个煤炭堆。柴禾堆，垒得像工事一般。山坡上的柴禾被魔术师般挪移到了这里。牧羊人家的柴禾堆最高，歇后语云：放羊拾柴——捎带，这是真的。一般放羊人都会在归途时，扛一捆精致的柴禾。煤炭堆，是在邻村的煤窑上挑回来的，都是干煤。燃煤只有后山簸箕庄那儿有，村庄处在前山，基本烧不上那儿的煤。
邻村有座小煤窑，生产队派毛驴给每家每户驮煤，一副笼驮搭在毛驴背上，毛驴在山道上有节奏地扭着臀走，赶驴人拿根鞭子在后面跟着。仅凭毛驴驮煤是不够的，自己还得去挑。我随父亲经常去那里担煤。早上吃饱了饭就得去，一根扁担两只筐，前面的笼筐直接串在扁担上，一只胳膊揽住笼系儿，后面的笼筐在扁担钩子上挂着。有时候嫌后面那只笼筐晃得麻烦，也把它串在扁担上，两只胳膊各揽一只。这是去时路上的做派。
煤窑在一条沟里，离我村几里路程。煤窑是一口小窑，窑工不多，也就几个，都是附近村里的。在窑里挖煤的，叫窝工，往出拉煤的，叫拉工。小煤窑的坑道很窄，只能用一种叫“四平拖”的特制煤车往出拉。拉工头上戴个头箍，把一只装有干电池的灯别在头箍里，弓着腰穿行在黑暗之中。煤窑一般都是坑口高，里面低。坑道随着煤层延进，煤层一直向下，坑道只能向下。拉工进窑时一路下行，嘴里还哼唱着小调。出来时就不轻松了，一路上坡，四肢着地，像虾米一般几乎贴在地面，煤拖上的皮带深深地嵌进肩膀，与身后的煤拖形成一条线。每一步都是弓步。拉工与煤拖就这样在又黑又暗的坑道里像拔河比赛，较着劲。一些过于陡的坡道上，派专人帮着推坡。爬出坑道的拉工跟煤成了一个颜色，等把煤翻倒在煤场后，累得坐在场边再也没有了哼唱，只有大口地喘息。等候在场的担煤者，也顾不上煤场管理员的指使安排，抢着装煤。管理员只能拿着本子站在边上记账。十几二十分钟才能出一趟煤，担煤人早就急不可耐了。
去一趟煤窑挑一担煤，效率太低。再说了，一煤拖也不是刚好一担或者两担。人们一般都是采取转煤的办法，利用一晌午的时间，把煤从窑上一趟趟地转到半路上，找个地方堆起来。有的为了防止万一，干脆寄存到附近村子的熟人家，啥时方便啥时挑。我们寄存在一个多少沾点亲带点故的人家，这家的孩子跟我还是同学。
下午放学后，时间早的话，就挑上笼筐到邻村担煤。一天一趟，很快，转存的煤就挑回了家。
后来，更近的沟里也拾掇出一口老煤窑，煤质跟前面那个窑的一样，也是干煤，煤矸石比较多些。村里有个年龄大点的人，叫人家伯伯，在窑上干。窑工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工分照记，每天还能免费挑一担炭回家。黄昏时分，在那条弯弯的山路上准时会出现一副沉重的担子。窑工的笼筐奇大，筐里全是精挑出来的炭块，都垒到笼系儿上了。小煤窑采出的多是煤屑，成块儿的较少。窝工在坑里就把块煤拣出来，积攒在旁边，最后出坑道时拉出来，专供自己。
我对煤窑深处一直抱有奇思妙想，总想趁机撩开那个黑暗世界的神秘面纱。以前那个煤窑不认识人，现在好了，本村人在窑上干着呢。窑上也有规矩，陌生人是不允许下窑的。煤窑的卧铺里供着神位，估计是老君神的神龛。老君神管辖，到哪儿找他老人家呀？还得跟眼前的说，讨好似的跟人家谝闲话、拉家常。一个小孩儿能跟大人有啥说的？有一句，没一句的。窝铺里烧着一个炉子，煤烟也就是二氧化碳，特别浓，呛得嗓子眼直痒。伯伯边抽烟边翻烤炉子边的窝窝头。一会儿时间，金黄的窝窝头就散发出极富诱惑力的香味。伯伯说，你吃吧。我强咽下已到喉头的口水说，我不吃，你吃。伯伯就吃开了，我赶忙把水递给他。伯伯吃完了窝头，也就吃完了饭。这才松了口。
跟着伯伯的煤拖走，干电池灯的光极强，照得煤窑里亮亮的。坑道时而低矮，爬着进；时而开阔，直着走。时而平行，时而下行；时而直行，时而拐弯。坑道有主干道，也有副道，可怕的是那些废弃的坑道。走着走着，废弃的坑道里噌地窜出一只白老鼠，吓得我尖叫。伯伯说，这是煤窑的保护神，只要有它在，煤窑就是安全的。原来这样，还想再看一眼，白老鼠早已不见了。不知绕了多少个弯，下了几道坡，终于到了最里面，也就是窝工的工作面。挺宽敞的地方，几尺厚的煤层在干电池灯的照耀下，闪着白光，窝工的眼睛也像星星一样闪耀。这真是另外一个世界啊。不敢多呆，更不敢多想。往出走时，坑道的壁顶上几次掉渣，差点打伤了我，吓得猫着腰，拼命推着伯伯拉的煤拖，头都不敢抬，直到出了坑口。
一次地底的旅行，胜似一次时空的穿越，满足了好奇心的同时，却多了一份沉思。以前艳羡甚至嫉妒窑工回家时那副沉重的担子，从煤窑出来后改变了自己的看法。他们真的不容易啊。再一想，山洼里，谁活得容易呢？
我挑起了沉重的担子，独自上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