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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三地农村调查
在印度，你常能看到如影随形的贫困：街头，随处可见行乞者。路旁，时常排列着贫民窟。农村，为种子化肥而借贷者甚多。自杀，成为当前印度农村的常态。据统计，近10年内印度有24万农民自杀，多数是男性，和中国农村自杀者以妇女和老人居多形成鲜明对比。文盲，仍然是印度社会发展慢速度的制约。儿童，成为失去父母和社会关照的特殊群体，很多人在街头流浪，当然也有政府和社会组织干预和收留。妇女，在男尊女卑、种姓制度面前软弱无力，只能成为边缘化的存在，虽然她们也在力图改善现状。政府和市场，两只手都很弱，政府腐败现象严重，市场制度不完善，且两只手善于剥削弱者，抽取农村资源。笔者曾经提出的行政捕获和市场抽取理论，在印度体现得比中国更为明显。本文将通过三个地区的村庄调查结果，对印度如影随形的贫困进行说明。
调查第一个村庄和第一个农户
我在印度调查的第一个村庄，位于海德拉巴东南87公里的Mahababnaga地區。第一个农户名叫Chikkonda Mahesh，25岁。调查基本信息如下：
家庭。他家共有6口人，包括父母、夫妻、23岁的弟弟和1岁的幼女。受访者生来残疾，右腿无脚。在生育方面，他认为家中一定要有1个男孩，只要有1个男孩，他就不再要了。现在印度农村普遍存在这样的意识，需要一个男孩子继承家业。多数印度教家庭只愿意要2～3个孩子，至少要有1个男孩。
种养结构。他家的主要经济作物是棉花（BT抗虫棉），在2000年以前，抗虫棉仅占当地种植面积的5%，现在已上升到三分之一以上，因为这是能挣钱的经济作物，而且在降雨量不足又缺乏水利设施灌溉的条件下仍能生长，所以是一种较为稳定的经济作物。其他作物有鹰嘴豆、玉米、稻谷（有水源的地方才能种植）。他家还养殖了100只羊（庭院饲养）、20头牛（在租种的种植地饲养，他每天晚上要照顾牛，与牛睡在一起）、2只鸡（庭院饲养）。
土地。他家有20英亩土地（约合121亩），其中10英亩为自有、10英亩为租种（2016年租金为7000卢比/英亩，约合人民币115元/亩；5年前租金仅为2000卢比/英亩，约合33元/亩。目前中国华北平原的每亩耕地的年租金，已经普遍在千元上下）。他家属于村庄里拥有土地较多的大户。本村600户中，有10户无地。
水。当地无农田水利设施，各家种地，都要靠打井，抽取地下水。当地的井，叫管井（用钢管充当井壁）。他家打井400英尺（约121米），但地下水位在打井和抽水竞赛中，不断下降，水已开始不足。水是农业的命脉，为了得到水，村民们近些年不断进行打井竞赛，谁家打得深，就能持续灌溉，中小农户没有能力持续打井，就逐渐落伍。缺乏水利设施，也在不断推动农民的社会分化。好在，村外的低洼地带正建泥土拦水坝，这是近些年印度在各村推行的水利工程。至于村民生活用水，主要依靠村内的深井自来水，通过管道通到村内主要取水点和部分家庭。
电。印度的农村几乎没有常电，这在城市也通常做不到，遑论农村。据统计，印度有40%的地区没有电。具有强烈对比意味的是，印度农业用电是免费的，这早在尼赫鲁时期就确定了。这个村庄每天供电15个小时。家庭用电24小时供应，但时常断电。家庭用电的每月费用约150～200卢比（约合人民币15～20元）。
机械与人工。他家没有农业机械，只有两个摩托车及两只公牛犁田。劳动力多数时间用在家庭经营，有时也外出务工，农忙时还需要雇工。日工资为200卢比（男）、150卢比（女），约合20元和15元人民币。相比之下，中国北京的技术工种，日工资为400～600元，一般农民工日工资也在200元左右，日工资已在印度的10倍以上。中国的土地成本和劳动力成本，已比印度高很多倍，印度农产品价格比国际价格低很多，价格上具有竞争力。但由于产出不足，出口甚少。
种姓。本村有3000多人、600个家庭，村内有15个种姓。种姓分高、中、低层次，差距大的不能通婚。若想结婚，必须私奔，离家外出打工，多數成为贫民窟的一员。印度按种姓区分工种，如有些低种姓，只能从事兽医、扫厕所、处理垃圾、剥牛皮等“最不体面”的工作。高种姓的人多数比较富足，很多高种姓的人已经移居城市或者成为“不在地主”。
村庄管理。由村民民主选举出1位村长，1位副村长，1个助理，还有12个保长（50～100家为1个保，相当于中国的村民小组），政府只给每个村2～3个人的工资。村长工资每月2000卢比（约合人民币200元），5年任期。为避免高种姓的人持续把持管理者位置，法律规定每个种姓轮流当村长。
国家—农民关系。政府规定有土地税，但农民一般不交。2015年受访农户为他家的农宅交了1500卢比（约合150元人民币）房产税。政府为他提供了15包化肥（25公斤/包），政府补贴价为200卢比/袋。绿色革命后，政府用补贴作为激励使用化肥的手段，而现在为避免化肥过量使用，则作为控制使用化肥的手段。若想使用更多化肥，需从黑市购买，约合人民币350元/袋，这也滋生了双轨运行的腐败。因为没有化肥自由市场，黑市买卖的化肥都是从政府补贴的渠道流出来的。政府对种子也有补贴，农药则需要到自由市场购买。由于受访农民有贷款未还（原因见下文），2016年未得到任何补贴化肥、种子。
民间借贷及自杀行为。每年政府贴息（年息12%～15%）让银行为农民发放贷款。该农民2015年有20万卢比（合2万元人民币）借贷，因政府承诺豁免贫困农民债务，他便不再归还，而银行并未得到政府承诺代为偿还的债务，便不再向他发放贷款，也不再向他发放通过银行渠道才能得到的化肥、种子等相关补贴。村中有私人借贷者，年利率通常超过36%。过去5年内，该村有10位男性农民因无力偿还借贷而自杀，3家举家外出躲债（卖房，甚至卖地），成为无地农民和城市贫民窟的一员。
调查第二个村庄和第二个农户 我在印度调查的第二个村庄，位于海德拉巴西北100公里外的Medak地区。第二个农户名叫Puli Raju，35岁。调查基本信息如下：
家庭。他家共有7人，包括父母、夫妻、2个孩子和1个28岁的生病弟弟。受访者兼任当地小学老师，月工资为4万卢比，家里农业年收入8万卢比，合计月收入约4800元人民币，足够养活一家7口人，属当地中上阶层。
种养结构。他家的主要经济作物是棉花（BT抗虫棉），2000年前，棉花约占25%，现在占一半以上。与第一个村一样，棉花是最挣钱的经济作物。此外，还种有稻谷、玉米等。未谈及养殖情况。
土地。他家有15英亩土地（约合91亩，均为自有），属本村中上规模的地主。本村400多户中有20%（约80多户）无地。政府正准备在此村兴办低洼地蓄水工程——拦水坝，他家的地将被淹。政府会按50万卢比/英亩的标准补偿（约合8200元人民币/亩）；若市场买卖土地，应为100万卢比/英亩（合1.6万元人民币/亩）。他家的經济收入主要依靠他做老师的工资。他愿意得到政府的一次性补偿，即750万卢比（约合75万元人民币），这在当地是一笔非常可观的收入。
水。当地无农田水利设施，各家种地，同样靠打井抽取地下水。该户打井500～1000英尺（150～300米）。当地地下水位不断下降，40年前，地下水位只有50英尺（15米）。多数农地要靠天吃饭，但今年（2016年）降雨很少，只有一场好雨，他说是气候变化导致。村外低洼地正在建泥土拦水坝，会一定程度上缓解用水紧张。村内有深井自来水，管道通到村内主要取水点和部分家庭。
电。没有常电，农业供电免费，每天供应9个小时。家庭用电供应24小时，他家每月用电费用约250卢比（约合25元人民币）。
机械与人工。没有农业机械，收割时需要租用机械。他家3～4人经营，农忙时，每英亩需要雇10个劳动力的短工。若同时收割，他家则需要150个劳动力，劳动力日工资为男250卢比、女150卢比，约合25元和15元人民币。
种姓。该村近3000人、400多个家庭。村内有10个以上种姓。农村多为低种姓，他家是低种姓Kuruma（传统上从事农耕和放牧），目前该种姓80%以上的人还是农民和牧羊人。Puli通过受教育成为教师，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都大有改善。
村庄管理。民主选举出1位村长，1位副村长，1名助理。还有若干保长（ward）。
国家—农民关系。政府规定有土地税，但农民一般不交；该户的化肥、种子、农药在市场上购买。该村有20%的无地农民，政府正在采取措施，将荒地等重新分配给无地农民，但这对无地农民和边缘化农民并没有多大帮助，因为好地都没有起码的水利设施，更何况未经开垦的荒地。通常，得到政府帮助的农民，只是名义上有地，并没有确权，地块边界都不清楚。
民间借贷及自杀行为。该农民有固定工资收入，没有借贷。该村有4位男性农民，在过去5年内因借贷无力偿还自杀。
其他。受访者所在的村小学有6位老师，140位学生（5～10歲，6年小学）。政府5年前开始提供免费餐，让更多穷人孩子能够上学（很多贫困家庭，让孩子上学的主要动机源于吃上一顿免费午饭）。孩子们全部赤脚，有秩序地排队打饭，饭食就是米饭和一些咖喱。饭前洗手洗盘，领饭完毕，席地而食，通常由学生领袖带领统一做祈祷后就餐。
调查第三个村庄和第三至五个农户
我在印度调查的第三个村庄，位于海德拉巴西北120公里的Medak县。在村庄和附近的棉花地里，对附近三个村庄的三个农户一起访谈。其中一位男性农民约40岁，两位女性农民约30岁。调查基本信息如下：
家庭。
（1）男性农民经营4英亩土地，有5位家庭成员，包括夫妻、2个女儿、1个儿子。大女儿医药学校毕业，在医院工作。儿子在海德拉巴上大学，每月花费1万卢比（他家2015年农业收入是10万卢比）。小女儿在本地上医药职业高中，免费教育，将来保证入职。他家的化肥和农药均是赊销的。男性农民所在的村，20世纪40年代曾爆发过共产主义运动，实现了土地平均化，所以无佃农或者失地农民，也无自杀者。
（2）2位女性农民家庭，各有2英亩土地。其中1位是女农民运动家，是周围地区唯一一个名下有土地的女性农民，因她是家中的独女。她得到了国际行动援助组织的支持，并成长为一位女农民领袖，正领导着当地的女农民合作运动组织，在该组织现有10位成员。国际行动援助组织支持她们，为土地、教育、社会权利而努力，持续推动反暴力和互助合作。她所在的村有失地农民，有3位自杀者。
另外1位农民Su j a da，也是女农民运动组织的成员。2011年，她不到25岁时，丈夫自杀，留下她和1个女孩（5岁）、2个男孩。常言道，祸不单行，她面临的悲剧不仅如此，2英亩土地在丈夫名下，被丈夫的兄弟占了，2个男孩也被过继，她成为寡妇和失地农民。然而，她的命运并非总是凄惨的，一来，她的娘家提供食物，支持她们母女日常生活，二来，她参加了国际行动援助组织的女农民运动，成为其中一个地区的骨干，得到了社会归属和认可。现在，政府在当地修建一个占地2万英亩的蓄水工程，将淹没她家土地。国际行动援助组织和她们一起，为能拿回2英亩土地的补偿（100万卢比，即10万元人民币）而斗争。她期待能得到基本的土地权益和生活保障。
种养结构。当地以棉花作为主要经济作物。男性农民还种植了有机水稻（稻鸭共作），其他情况同前两个村庄。
土地。由于爆发过共产主义运动，当地土地比较平均化，各家多在2～4英亩之间。能就近水利设施的，极少流转。流转的，都是没有水利设施的差土地。政府正准备在此地的每一个村兴办蓄水工程，补偿标准同第二个村。
水。同样没有农田水利设施，只能靠天吃饭。当地打井多在300～400英尺（90～120米），地下水位同样不断下降。村外低洼地已在建设泥土拦水坝。 电。没有常电，农业供电免費。在村庄看到，各家用电都自己搭上正负极偷电，节省一点为数不多的电费。
机械与人工。没有农业机械，耕作靠人力畜力。化肥靠赊销，这是另一类高利贷。
种姓。各村都有10个以上种姓。农村多为低种姓。本地还有穆斯林，村内还有基督教堂（周日约50人聚会）。目前种姓情况在改善中。
村庄管理。同前两个村庄。
国家—农民关系。同前两个村庄。
民间借贷及自杀行为。男性农民借了30万卢比，约合3万元人民币的高利贷，年息36%，尚未归还。女农民运动领袖借了15万卢比高利贷。女性农民Sujada所在村有3位男性农民在过去5年因借贷无力偿还自杀，包括她丈夫。
调查过程中，笔者感受到了扑面而来的贫困。也理解到在印度次大陆，为什么会出现德蕾莎修女、尤努斯这样的世界知名人物。在汪洋大海般的穷人面前，有一种土豪感，生平第一次觉得自己如此富裕；同时又有了深深的无力感，在如此众多的贫困群体、老幼妇弱面前，个人是如此地无力，根本无法满足那一只只伸过来的手，无法面对那一双双乞求的眼神。好在当地有不少社会群体，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比如，帮助我联系农村调查的国际行动援助组织（Action Aid International，AA），是唯一一个总部设在非洲（约翰内斯堡）的国际组织，在45个国家为超过1500万人民脱离贫困和不公正待遇而努力。我访问的另外一个机构——彩虹之家（Rainbow Foundation India，RFI），在印度的8个城市，致力于为无家可归的儿童提供一个家，从居住、饮食、教育、医疗、就业等各方面进行努力。
小结：贫困，成为一個系统
贫困，已经缠绕进了印度社会，成为制度性贫困。
贫困，与城市里的诸多系统性问题同行。随处可见的贫民窟，各大小街道坑坑洼洼的道路，到处有积水、污水和垃圾，有混杂在车流中的行乞者，有抬脚即走的印度式过马路，几乎没有地下水排水设施，建了4年仍还需要2年的轻轨，有很多龙头却常常没有水，有很多电器却常常停电，有很多车辆但只能大象与老鼠同行，有很多设施却粗糙不堪不能使用。街道上充满喇叭声、叫卖声、诵经喇叭声，以及大工地的机器声，混杂出每天必奏的“交响乐”。随处可闻到咖喱味、焚香味、冒黑烟的汽车尾气味、垃圾腐臭味，糅合成每天必闻的生活气息。但是在如此环境中，人们仍然有明亮的笑脸，在一片嘈杂混乱中秩序井然，安之若素。
贫困，与农村里的诸多系统性问题同行。农村里有大量儿童做赤脚的戏耍，有各式各样的神庙，但偶像却大多粗鄙不堪。几乎没有水利设施。在打井竞赛中，中下层农民不断衰落。在高利贷者盘剥中，大量男性农民自杀或举家出走。各村各户人畜混居，污水横流，垃圾随手丢弃。举个竹竿搭上电线就偷电。10多个种姓阶层在农村等级分明。妇女占农村劳动力的74%，却几乎无一拥有土地……如此处境下，仍然有孩子们明亮的眼神，妇女们爽朗的笑声，面对外来者怯生却好奇的神态。
贫困，在印度的城市和乡村，成为制度性的存在。贫困，可能就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似乎也成为不可摆脱的一部分。不禁使笔者想起《马太福音》中耶稣所说的一句话：“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
在印度，你常能看到如影随形的贫困：街头，随处可见行乞者。路旁，时常排列着贫民窟。农村，为种子化肥而借贷者甚多。自杀，成为当前印度农村的常态。据统计，近10年内印度有24万农民自杀，多数是男性，和中国农村自杀者以妇女和老人居多形成鲜明对比。文盲，仍然是印度社会发展慢速度的制约。儿童，成为失去父母和社会关照的特殊群体，很多人在街头流浪，当然也有政府和社会组织干预和收留。妇女，在男尊女卑、种姓制度面前软弱无力，只能成为边缘化的存在，虽然她们也在力图改善现状。政府和市场，两只手都很弱，政府腐败现象严重，市场制度不完善，且两只手善于剥削弱者，抽取农村资源。笔者曾经提出的行政捕获和市场抽取理论，在印度体现得比中国更为明显。本文将通过三个地区的村庄调查结果，对印度如影随形的贫困进行说明。
调查第一个村庄和第一个农户
我在印度调查的第一个村庄，位于海德拉巴东南87公里的Mahababnaga地區。第一个农户名叫Chikkonda Mahesh，25岁。调查基本信息如下：
家庭。他家共有6口人，包括父母、夫妻、23岁的弟弟和1岁的幼女。受访者生来残疾，右腿无脚。在生育方面，他认为家中一定要有1个男孩，只要有1个男孩，他就不再要了。现在印度农村普遍存在这样的意识，需要一个男孩子继承家业。多数印度教家庭只愿意要2～3个孩子，至少要有1个男孩。
种养结构。他家的主要经济作物是棉花（BT抗虫棉），在2000年以前，抗虫棉仅占当地种植面积的5%，现在已上升到三分之一以上，因为这是能挣钱的经济作物，而且在降雨量不足又缺乏水利设施灌溉的条件下仍能生长，所以是一种较为稳定的经济作物。其他作物有鹰嘴豆、玉米、稻谷（有水源的地方才能种植）。他家还养殖了100只羊（庭院饲养）、20头牛（在租种的种植地饲养，他每天晚上要照顾牛，与牛睡在一起）、2只鸡（庭院饲养）。
土地。他家有20英亩土地（约合121亩），其中10英亩为自有、10英亩为租种（2016年租金为7000卢比/英亩，约合人民币115元/亩；5年前租金仅为2000卢比/英亩，约合33元/亩。目前中国华北平原的每亩耕地的年租金，已经普遍在千元上下）。他家属于村庄里拥有土地较多的大户。本村600户中，有10户无地。
水。当地无农田水利设施，各家种地，都要靠打井，抽取地下水。当地的井，叫管井（用钢管充当井壁）。他家打井400英尺（约121米），但地下水位在打井和抽水竞赛中，不断下降，水已开始不足。水是农业的命脉，为了得到水，村民们近些年不断进行打井竞赛，谁家打得深，就能持续灌溉，中小农户没有能力持续打井，就逐渐落伍。缺乏水利设施，也在不断推动农民的社会分化。好在，村外的低洼地带正建泥土拦水坝，这是近些年印度在各村推行的水利工程。至于村民生活用水，主要依靠村内的深井自来水，通过管道通到村内主要取水点和部分家庭。
电。印度的农村几乎没有常电，这在城市也通常做不到，遑论农村。据统计，印度有40%的地区没有电。具有强烈对比意味的是，印度农业用电是免费的，这早在尼赫鲁时期就确定了。这个村庄每天供电15个小时。家庭用电24小时供应，但时常断电。家庭用电的每月费用约150～200卢比（约合人民币15～20元）。
机械与人工。他家没有农业机械，只有两个摩托车及两只公牛犁田。劳动力多数时间用在家庭经营，有时也外出务工，农忙时还需要雇工。日工资为200卢比（男）、150卢比（女），约合20元和15元人民币。相比之下，中国北京的技术工种，日工资为400～600元，一般农民工日工资也在200元左右，日工资已在印度的10倍以上。中国的土地成本和劳动力成本，已比印度高很多倍，印度农产品价格比国际价格低很多，价格上具有竞争力。但由于产出不足，出口甚少。
种姓。本村有3000多人、600个家庭，村内有15个种姓。种姓分高、中、低层次，差距大的不能通婚。若想结婚，必须私奔，离家外出打工，多數成为贫民窟的一员。印度按种姓区分工种，如有些低种姓，只能从事兽医、扫厕所、处理垃圾、剥牛皮等“最不体面”的工作。高种姓的人多数比较富足，很多高种姓的人已经移居城市或者成为“不在地主”。
村庄管理。由村民民主选举出1位村长，1位副村长，1个助理，还有12个保长（50～100家为1个保，相当于中国的村民小组），政府只给每个村2～3个人的工资。村长工资每月2000卢比（约合人民币200元），5年任期。为避免高种姓的人持续把持管理者位置，法律规定每个种姓轮流当村长。
国家—农民关系。政府规定有土地税，但农民一般不交。2015年受访农户为他家的农宅交了1500卢比（约合150元人民币）房产税。政府为他提供了15包化肥（25公斤/包），政府补贴价为200卢比/袋。绿色革命后，政府用补贴作为激励使用化肥的手段，而现在为避免化肥过量使用，则作为控制使用化肥的手段。若想使用更多化肥，需从黑市购买，约合人民币350元/袋，这也滋生了双轨运行的腐败。因为没有化肥自由市场，黑市买卖的化肥都是从政府补贴的渠道流出来的。政府对种子也有补贴，农药则需要到自由市场购买。由于受访农民有贷款未还（原因见下文），2016年未得到任何补贴化肥、种子。
民间借贷及自杀行为。每年政府贴息（年息12%～15%）让银行为农民发放贷款。该农民2015年有20万卢比（合2万元人民币）借贷，因政府承诺豁免贫困农民债务，他便不再归还，而银行并未得到政府承诺代为偿还的债务，便不再向他发放贷款，也不再向他发放通过银行渠道才能得到的化肥、种子等相关补贴。村中有私人借贷者，年利率通常超过36%。过去5年内，该村有10位男性农民因无力偿还借贷而自杀，3家举家外出躲债（卖房，甚至卖地），成为无地农民和城市贫民窟的一员。
调查第二个村庄和第二个农户 我在印度调查的第二个村庄，位于海德拉巴西北100公里外的Medak地区。第二个农户名叫Puli Raju，35岁。调查基本信息如下：
家庭。他家共有7人，包括父母、夫妻、2个孩子和1个28岁的生病弟弟。受访者兼任当地小学老师，月工资为4万卢比，家里农业年收入8万卢比，合计月收入约4800元人民币，足够养活一家7口人，属当地中上阶层。
种养结构。他家的主要经济作物是棉花（BT抗虫棉），2000年前，棉花约占25%，现在占一半以上。与第一个村一样，棉花是最挣钱的经济作物。此外，还种有稻谷、玉米等。未谈及养殖情况。
土地。他家有15英亩土地（约合91亩，均为自有），属本村中上规模的地主。本村400多户中有20%（约80多户）无地。政府正准备在此村兴办低洼地蓄水工程——拦水坝，他家的地将被淹。政府会按50万卢比/英亩的标准补偿（约合8200元人民币/亩）；若市场买卖土地，应为100万卢比/英亩（合1.6万元人民币/亩）。他家的經济收入主要依靠他做老师的工资。他愿意得到政府的一次性补偿，即750万卢比（约合75万元人民币），这在当地是一笔非常可观的收入。
水。当地无农田水利设施，各家种地，同样靠打井抽取地下水。该户打井500～1000英尺（150～300米）。当地地下水位不断下降，40年前，地下水位只有50英尺（15米）。多数农地要靠天吃饭，但今年（2016年）降雨很少，只有一场好雨，他说是气候变化导致。村外低洼地正在建泥土拦水坝，会一定程度上缓解用水紧张。村内有深井自来水，管道通到村内主要取水点和部分家庭。
电。没有常电，农业供电免费，每天供应9个小时。家庭用电供应24小时，他家每月用电费用约250卢比（约合25元人民币）。
机械与人工。没有农业机械，收割时需要租用机械。他家3～4人经营，农忙时，每英亩需要雇10个劳动力的短工。若同时收割，他家则需要150个劳动力，劳动力日工资为男250卢比、女150卢比，约合25元和15元人民币。
种姓。该村近3000人、400多个家庭。村内有10个以上种姓。农村多为低种姓，他家是低种姓Kuruma（传统上从事农耕和放牧），目前该种姓80%以上的人还是农民和牧羊人。Puli通过受教育成为教师，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都大有改善。
村庄管理。民主选举出1位村长，1位副村长，1名助理。还有若干保长（ward）。
国家—农民关系。政府规定有土地税，但农民一般不交；该户的化肥、种子、农药在市场上购买。该村有20%的无地农民，政府正在采取措施，将荒地等重新分配给无地农民，但这对无地农民和边缘化农民并没有多大帮助，因为好地都没有起码的水利设施，更何况未经开垦的荒地。通常，得到政府帮助的农民，只是名义上有地，并没有确权，地块边界都不清楚。
民间借贷及自杀行为。该农民有固定工资收入，没有借贷。该村有4位男性农民，在过去5年内因借贷无力偿还自杀。
其他。受访者所在的村小学有6位老师，140位学生（5～10歲，6年小学）。政府5年前开始提供免费餐，让更多穷人孩子能够上学（很多贫困家庭，让孩子上学的主要动机源于吃上一顿免费午饭）。孩子们全部赤脚，有秩序地排队打饭，饭食就是米饭和一些咖喱。饭前洗手洗盘，领饭完毕，席地而食，通常由学生领袖带领统一做祈祷后就餐。
调查第三个村庄和第三至五个农户
我在印度调查的第三个村庄，位于海德拉巴西北120公里的Medak县。在村庄和附近的棉花地里，对附近三个村庄的三个农户一起访谈。其中一位男性农民约40岁，两位女性农民约30岁。调查基本信息如下：
家庭。
（1）男性农民经营4英亩土地，有5位家庭成员，包括夫妻、2个女儿、1个儿子。大女儿医药学校毕业，在医院工作。儿子在海德拉巴上大学，每月花费1万卢比（他家2015年农业收入是10万卢比）。小女儿在本地上医药职业高中，免费教育，将来保证入职。他家的化肥和农药均是赊销的。男性农民所在的村，20世纪40年代曾爆发过共产主义运动，实现了土地平均化，所以无佃农或者失地农民，也无自杀者。
（2）2位女性农民家庭，各有2英亩土地。其中1位是女农民运动家，是周围地区唯一一个名下有土地的女性农民，因她是家中的独女。她得到了国际行动援助组织的支持，并成长为一位女农民领袖，正领导着当地的女农民合作运动组织，在该组织现有10位成员。国际行动援助组织支持她们，为土地、教育、社会权利而努力，持续推动反暴力和互助合作。她所在的村有失地农民，有3位自杀者。
另外1位农民Su j a da，也是女农民运动组织的成员。2011年，她不到25岁时，丈夫自杀，留下她和1个女孩（5岁）、2个男孩。常言道，祸不单行，她面临的悲剧不仅如此，2英亩土地在丈夫名下，被丈夫的兄弟占了，2个男孩也被过继，她成为寡妇和失地农民。然而，她的命运并非总是凄惨的，一来，她的娘家提供食物，支持她们母女日常生活，二来，她参加了国际行动援助组织的女农民运动，成为其中一个地区的骨干，得到了社会归属和认可。现在，政府在当地修建一个占地2万英亩的蓄水工程，将淹没她家土地。国际行动援助组织和她们一起，为能拿回2英亩土地的补偿（100万卢比，即10万元人民币）而斗争。她期待能得到基本的土地权益和生活保障。
种养结构。当地以棉花作为主要经济作物。男性农民还种植了有机水稻（稻鸭共作），其他情况同前两个村庄。
土地。由于爆发过共产主义运动，当地土地比较平均化，各家多在2～4英亩之间。能就近水利设施的，极少流转。流转的，都是没有水利设施的差土地。政府正准备在此地的每一个村兴办蓄水工程，补偿标准同第二个村。
水。同样没有农田水利设施，只能靠天吃饭。当地打井多在300～400英尺（90～120米），地下水位同样不断下降。村外低洼地已在建设泥土拦水坝。 电。没有常电，农业供电免費。在村庄看到，各家用电都自己搭上正负极偷电，节省一点为数不多的电费。
机械与人工。没有农业机械，耕作靠人力畜力。化肥靠赊销，这是另一类高利贷。
种姓。各村都有10个以上种姓。农村多为低种姓。本地还有穆斯林，村内还有基督教堂（周日约50人聚会）。目前种姓情况在改善中。
村庄管理。同前两个村庄。
国家—农民关系。同前两个村庄。
民间借贷及自杀行为。男性农民借了30万卢比，约合3万元人民币的高利贷，年息36%，尚未归还。女农民运动领袖借了15万卢比高利贷。女性农民Sujada所在村有3位男性农民在过去5年因借贷无力偿还自杀，包括她丈夫。
调查过程中，笔者感受到了扑面而来的贫困。也理解到在印度次大陆，为什么会出现德蕾莎修女、尤努斯这样的世界知名人物。在汪洋大海般的穷人面前，有一种土豪感，生平第一次觉得自己如此富裕；同时又有了深深的无力感，在如此众多的贫困群体、老幼妇弱面前，个人是如此地无力，根本无法满足那一只只伸过来的手，无法面对那一双双乞求的眼神。好在当地有不少社会群体，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比如，帮助我联系农村调查的国际行动援助组织（Action Aid International，AA），是唯一一个总部设在非洲（约翰内斯堡）的国际组织，在45个国家为超过1500万人民脱离贫困和不公正待遇而努力。我访问的另外一个机构——彩虹之家（Rainbow Foundation India，RFI），在印度的8个城市，致力于为无家可归的儿童提供一个家，从居住、饮食、教育、医疗、就业等各方面进行努力。
小结：贫困，成为一個系统
贫困，已经缠绕进了印度社会，成为制度性贫困。
贫困，与城市里的诸多系统性问题同行。随处可见的贫民窟，各大小街道坑坑洼洼的道路，到处有积水、污水和垃圾，有混杂在车流中的行乞者，有抬脚即走的印度式过马路，几乎没有地下水排水设施，建了4年仍还需要2年的轻轨，有很多龙头却常常没有水，有很多电器却常常停电，有很多车辆但只能大象与老鼠同行，有很多设施却粗糙不堪不能使用。街道上充满喇叭声、叫卖声、诵经喇叭声，以及大工地的机器声，混杂出每天必奏的“交响乐”。随处可闻到咖喱味、焚香味、冒黑烟的汽车尾气味、垃圾腐臭味，糅合成每天必闻的生活气息。但是在如此环境中，人们仍然有明亮的笑脸，在一片嘈杂混乱中秩序井然，安之若素。
贫困，与农村里的诸多系统性问题同行。农村里有大量儿童做赤脚的戏耍，有各式各样的神庙，但偶像却大多粗鄙不堪。几乎没有水利设施。在打井竞赛中，中下层农民不断衰落。在高利贷者盘剥中，大量男性农民自杀或举家出走。各村各户人畜混居，污水横流，垃圾随手丢弃。举个竹竿搭上电线就偷电。10多个种姓阶层在农村等级分明。妇女占农村劳动力的74%，却几乎无一拥有土地……如此处境下，仍然有孩子们明亮的眼神，妇女们爽朗的笑声，面对外来者怯生却好奇的神态。
贫困，在印度的城市和乡村，成为制度性的存在。贫困，可能就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似乎也成为不可摆脱的一部分。不禁使笔者想起《马太福音》中耶稣所说的一句话：“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