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叔本华曾说，思想家的可贵在于精神力极强固，能把所有东西克服或同化，融进他们的思想体系。“……这些思想家的固有思想，就如同风琴的低音主调，任何时刻都支配一切，绝对不会被其他音调所压制。”那些未能走出书本的学问家，缺乏的正是一架自己的风琴，总是反复弹奏别人的音乐。
梁漱溟受过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曾沉溺于佛学，研究过印度哲学、西方哲学，当他一旦在儒学中发现了自己的位置，便仿佛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低音主调”，创立了新儒学思想。那些曾先后影响过他的知识、学问，就全部隶属于他的思想体系了。
我为大象出版社策划的一套“大象人物聚焦书系”，其中就有梁漱溟，因而与其子梁培宽先生有过深入接触。当时我想请梁先生提供一些图片，没想到他愿意拿出一大摞梁漱溟晚年批注的友人来信。我得知后喜出望外，当即约定，前去拜访。
2007年夏，我第一次走進梁培宽先生位于北大承泽园的家，并且见到了那些弥足珍贵的信札原件。那是31年前的1976年，83岁的梁漱溟已是历尽沧桑的暮年老人。也许是为了重温历史排遣怀旧之情，也许是为了重睹旧物归纳一生，他从箱底找出友人来信，静静细读，凝神回味，兴致所至就挥笔批注。于是，他为我们留下了这样一份特殊礼物——“梁漱溟批注友人来信”。我一边翻看这些信札，一边遥想当年老先生用心批注时的情形，心中充溢着一种怅望千秋、萧条异代的苍凉感。
经梁漱溟批注的友人来信达数十通。写信者包括欧阳竟无、胡适、黄炎培、陈铭枢、熊十力、马一浮、冯友兰、张申府、叶麟、唐君毅、黄艮庸、陈仲瑜、云颂天等政界、文化界人士，其中大多为梁氏的同辈友人或学生。来信时间，最早者在1916年前后，最近者在1976年，历史跨度长达60年。
老先生的批注或寥寥几字，或数行，或整页。一般在来信原件上以毛笔直接批注，有时也单独附加一笺，详加说明。有的署名，有的不署名而改加盖名章。名章为“梁漱溟印”，四字系隶书，阳文。批注有时注明时间，有时则无。批注内容不一，或介绍来信背景，或批改信中文字，或借题发挥，对往事、对当事人予以点评。
这批书札被命名为《梁漱溟往来书札手迹》，在2009年出版。梁培宽希望我为此书写序，我只能勉力为之。在出版过程中，梁培宽写信给我，对诸多细节颇为认真严谨。寄去的校样，他看后致信：
李辉先生：
《往来书札》校样共看了两遍，终于今日（十四）交出，由但汉琼同志取走。其中应作改动的均一一用红笔标明修改。至于是否恰当，以及有无疏漏之处，还希望先生再看看，把把关为好。另有几个问题需与你商讨：
信件标明年份是个难题。有的解决了（靠查日记、查信件内容等方法），有的只能推断为什么年代。这如何标明？似有两种办法；“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现在我采用的是后者，以为似较简明，不知是否恰当。
《相关人士简介》又有少量改动或补充，因为后来又查明了一些原来不清楚的事；但字数仍控制住，没有增加多少。
关于先生执笔的《代序》一文，末后提及“朝会”活动情景，引用了汪东林的《梁漱溟问答录》中的一段文字，而这段文字是汪东林先生据《朝话》一书中的一段文字，“加工”而成。“加工”就往往失真，如汪书中有“抑扬朝气”的话，即令人费解（“朝气”只须“扬”，何须“抑”）。因此，还是以引用《朝话》书中原来文字为好，这样才更真实，才是先父本来的话。（现将《朝话》中《〈朝会的来历〉及其意义》一文 ，复印一份，随此信寄上，供参考。）
此外或许还有些不大不小的问题，待先生最后看校样时，如果发现了，需要我处理时，即请以电话与我联系，尽快解决。
国庆前去重庆开会，去之前两三天正好送来校样。而校改工作只有待重庆返回之后才着手，因此被延误了约十天，至今才得完成。这是应当说明，并表示遗憾的。
顺祝
编安！
梁培宽上
十月十四日
梁漱溟笔下描绘的与学生“朝会”的场景，令人神往不已。1924年，他到曹州中学主持高中部，将教学相长增加了新的含义，即办学一面是与青年为友，另一面也是自己求友。他把学校看作了交友的团体，仅半年，回北京时就有十几位山东的高中学生跟随。足见他所具有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梁漱溟和这些学生一起在什刹海租房同住共读，开始了一个重要的交流形式——朝会。每天早上，他与这些学生静坐共读，并即兴讲授心得。这种形式坚持了多年，《朝话》即由这些讲授记录结集而成。梁漱溟这样写道：
如在冬季，天将明未明时，大家起来后在月台上团坐，疏星残月，悠悬空寂，山河大地，皆在静默，惟间闻更鸡喔喔作啼，此情此景，最易令人兴起，特别的感觉心地清明、兴奋、静寂，觉得世人都在睡梦中，我独清醒，若益感到自身责任之重大。在我们团坐时，都静默着，一点声息皆无。静默真是如何有意思啊！这样静默有时很长，最后亦不一定要讲话，即（使）讲话也讲得很少。无论说话与否，都觉得很有意义，我们就是在这时候反省自己，只要能兴奋反省，就是我们生命中最可宝贵的一刹那。？
师生之间，竟有如此美妙、和谐的境界！
梁培宽曾感叹：先父昔日的那些青年朋友后来渐入暮年，或因政治运动的风吹雨打，或因体弱多病，竟然多先于先父离开人世。而先父暮年写成《略记当年师友会合之缘》一文，字里行间都流露出对昔日师友之情的怀念。
《梁漱溟往来书札手迹》出版后，我请梁培宽、梁培恕两位先生编选一本他们笔下的父亲，命名为《父亲梁漱溟》，于2014年出版。编选的过程中，我读到两篇从未见过的梁漱溟的大作，一是《周恩来总理——如我所知者》，一是《论毛泽东主席的晚年》。其中《论毛泽东主席的晚年》一文写于1976年5月28日，纵论梁漱溟眼中早年与晚年的毛泽东。在文章中，他写道：
毛主席不习惯于收敛克制，素有饮酒吸烟等嗜好。记得1952年8月7日午后在中南海颐年堂他的书斋见面谈话时，他自己要吸烟，先取纸烟一枚递给我。我说从不会吸烟，他点点头，说声“好习惯”！那时节他曾一度戒烟（因为医生提供意见），但不久，忍不住又抽起烟来。
《父亲梁漱溟》一书虽然只有10万字左右，却呈现了梁漱溟的可敬可亲，以及在时代漩涡中刚正不阿、坦荡执拗的人格力量。长子梁培宽还写了一段卷首语：
一切有生之物唯人有心。有心，使人对外有创造，对内有涵养。中国有句老话叫“动于衷而形于外”，意思是说凡内心有的，总会表现于外。
受命编一本小册子介绍先父，便从我们兄弟二人过往所写的长、短篇中摘取十万余字。文体不尽相同，但全属记述先父不同时期生活、活动的旧作，期于将他“形于外”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先父尝说，东方之学（儒、释、道三家）虽有不同，但同是反身向内认识自己，与西学之向外用力（认识和利用物）正相反。又说，东方之学收效在改变人的气质，窃以为这就是平常说的有涵养。
当前社会于东方之学颇疏远，倘若通过先父这个人使读者对东方之学有一种感知，坦白说，那正是我们所期待的。
梁漱溟先生于1988年去世，享年95岁。他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在1987年11月中国文化书院举办的“梁漱溟学术思想国际研讨会”上。
在这次会上，梁漱溟以坚决的口吻表示：“我不单纯是思想家，我是一个实践者。”回顾梁漱溟的一生，他做过政治记者、想过出家、当过北京大学的讲师。为了解决如何建设“新中国”与“新世界”的现实问题，他不仅写下了上千页的文章，还走出书斋，开展乡村建设“革命”、创办报刊、积极参与国事。无论人们如何看待他，梁漱溟始终走在探寻两个问题的道路上：一是人生问题，即人活着为了什么；二是社会问题，即中国向何处去。梁漱溟虽已远去，但他思想的风琴依旧弹奏着他自己的乐曲。
梁漱溟受过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曾沉溺于佛学，研究过印度哲学、西方哲学，当他一旦在儒学中发现了自己的位置，便仿佛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低音主调”，创立了新儒学思想。那些曾先后影响过他的知识、学问，就全部隶属于他的思想体系了。
我为大象出版社策划的一套“大象人物聚焦书系”，其中就有梁漱溟，因而与其子梁培宽先生有过深入接触。当时我想请梁先生提供一些图片，没想到他愿意拿出一大摞梁漱溟晚年批注的友人来信。我得知后喜出望外，当即约定，前去拜访。
2007年夏，我第一次走進梁培宽先生位于北大承泽园的家，并且见到了那些弥足珍贵的信札原件。那是31年前的1976年，83岁的梁漱溟已是历尽沧桑的暮年老人。也许是为了重温历史排遣怀旧之情，也许是为了重睹旧物归纳一生，他从箱底找出友人来信，静静细读，凝神回味，兴致所至就挥笔批注。于是，他为我们留下了这样一份特殊礼物——“梁漱溟批注友人来信”。我一边翻看这些信札，一边遥想当年老先生用心批注时的情形，心中充溢着一种怅望千秋、萧条异代的苍凉感。
经梁漱溟批注的友人来信达数十通。写信者包括欧阳竟无、胡适、黄炎培、陈铭枢、熊十力、马一浮、冯友兰、张申府、叶麟、唐君毅、黄艮庸、陈仲瑜、云颂天等政界、文化界人士，其中大多为梁氏的同辈友人或学生。来信时间，最早者在1916年前后，最近者在1976年，历史跨度长达60年。
老先生的批注或寥寥几字，或数行，或整页。一般在来信原件上以毛笔直接批注，有时也单独附加一笺，详加说明。有的署名，有的不署名而改加盖名章。名章为“梁漱溟印”，四字系隶书，阳文。批注有时注明时间，有时则无。批注内容不一，或介绍来信背景，或批改信中文字，或借题发挥，对往事、对当事人予以点评。
这批书札被命名为《梁漱溟往来书札手迹》，在2009年出版。梁培宽希望我为此书写序，我只能勉力为之。在出版过程中，梁培宽写信给我，对诸多细节颇为认真严谨。寄去的校样，他看后致信：
李辉先生：
《往来书札》校样共看了两遍，终于今日（十四）交出，由但汉琼同志取走。其中应作改动的均一一用红笔标明修改。至于是否恰当，以及有无疏漏之处，还希望先生再看看，把把关为好。另有几个问题需与你商讨：
信件标明年份是个难题。有的解决了（靠查日记、查信件内容等方法），有的只能推断为什么年代。这如何标明？似有两种办法；“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现在我采用的是后者，以为似较简明，不知是否恰当。
《相关人士简介》又有少量改动或补充，因为后来又查明了一些原来不清楚的事；但字数仍控制住，没有增加多少。
关于先生执笔的《代序》一文，末后提及“朝会”活动情景，引用了汪东林的《梁漱溟问答录》中的一段文字，而这段文字是汪东林先生据《朝话》一书中的一段文字，“加工”而成。“加工”就往往失真，如汪书中有“抑扬朝气”的话，即令人费解（“朝气”只须“扬”，何须“抑”）。因此，还是以引用《朝话》书中原来文字为好，这样才更真实，才是先父本来的话。（现将《朝话》中《〈朝会的来历〉及其意义》一文 ，复印一份，随此信寄上，供参考。）
此外或许还有些不大不小的问题，待先生最后看校样时，如果发现了，需要我处理时，即请以电话与我联系，尽快解决。
国庆前去重庆开会，去之前两三天正好送来校样。而校改工作只有待重庆返回之后才着手，因此被延误了约十天，至今才得完成。这是应当说明，并表示遗憾的。
顺祝
编安！
梁培宽上
十月十四日
梁漱溟笔下描绘的与学生“朝会”的场景，令人神往不已。1924年，他到曹州中学主持高中部，将教学相长增加了新的含义，即办学一面是与青年为友，另一面也是自己求友。他把学校看作了交友的团体，仅半年，回北京时就有十几位山东的高中学生跟随。足见他所具有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梁漱溟和这些学生一起在什刹海租房同住共读，开始了一个重要的交流形式——朝会。每天早上，他与这些学生静坐共读，并即兴讲授心得。这种形式坚持了多年，《朝话》即由这些讲授记录结集而成。梁漱溟这样写道：
如在冬季，天将明未明时，大家起来后在月台上团坐，疏星残月，悠悬空寂，山河大地，皆在静默，惟间闻更鸡喔喔作啼，此情此景，最易令人兴起，特别的感觉心地清明、兴奋、静寂，觉得世人都在睡梦中，我独清醒，若益感到自身责任之重大。在我们团坐时，都静默着，一点声息皆无。静默真是如何有意思啊！这样静默有时很长，最后亦不一定要讲话，即（使）讲话也讲得很少。无论说话与否，都觉得很有意义，我们就是在这时候反省自己，只要能兴奋反省，就是我们生命中最可宝贵的一刹那。？
师生之间，竟有如此美妙、和谐的境界！
梁培宽曾感叹：先父昔日的那些青年朋友后来渐入暮年，或因政治运动的风吹雨打，或因体弱多病，竟然多先于先父离开人世。而先父暮年写成《略记当年师友会合之缘》一文，字里行间都流露出对昔日师友之情的怀念。
《梁漱溟往来书札手迹》出版后，我请梁培宽、梁培恕两位先生编选一本他们笔下的父亲，命名为《父亲梁漱溟》，于2014年出版。编选的过程中，我读到两篇从未见过的梁漱溟的大作，一是《周恩来总理——如我所知者》，一是《论毛泽东主席的晚年》。其中《论毛泽东主席的晚年》一文写于1976年5月28日，纵论梁漱溟眼中早年与晚年的毛泽东。在文章中，他写道：
毛主席不习惯于收敛克制，素有饮酒吸烟等嗜好。记得1952年8月7日午后在中南海颐年堂他的书斋见面谈话时，他自己要吸烟，先取纸烟一枚递给我。我说从不会吸烟，他点点头，说声“好习惯”！那时节他曾一度戒烟（因为医生提供意见），但不久，忍不住又抽起烟来。
《父亲梁漱溟》一书虽然只有10万字左右，却呈现了梁漱溟的可敬可亲，以及在时代漩涡中刚正不阿、坦荡执拗的人格力量。长子梁培宽还写了一段卷首语：
一切有生之物唯人有心。有心，使人对外有创造，对内有涵养。中国有句老话叫“动于衷而形于外”，意思是说凡内心有的，总会表现于外。
受命编一本小册子介绍先父，便从我们兄弟二人过往所写的长、短篇中摘取十万余字。文体不尽相同，但全属记述先父不同时期生活、活动的旧作，期于将他“形于外”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先父尝说，东方之学（儒、释、道三家）虽有不同，但同是反身向内认识自己，与西学之向外用力（认识和利用物）正相反。又说，东方之学收效在改变人的气质，窃以为这就是平常说的有涵养。
当前社会于东方之学颇疏远，倘若通过先父这个人使读者对东方之学有一种感知，坦白说，那正是我们所期待的。
梁漱溟先生于1988年去世，享年95岁。他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在1987年11月中国文化书院举办的“梁漱溟学术思想国际研讨会”上。
在这次会上，梁漱溟以坚决的口吻表示：“我不单纯是思想家，我是一个实践者。”回顾梁漱溟的一生，他做过政治记者、想过出家、当过北京大学的讲师。为了解决如何建设“新中国”与“新世界”的现实问题，他不仅写下了上千页的文章，还走出书斋，开展乡村建设“革命”、创办报刊、积极参与国事。无论人们如何看待他，梁漱溟始终走在探寻两个问题的道路上：一是人生问题，即人活着为了什么；二是社会问题，即中国向何处去。梁漱溟虽已远去，但他思想的风琴依旧弹奏着他自己的乐曲。